姑父的故事

          文/刘林海

大年初一，公历元月二十五日，姑家的表哥照例来我家拜年。聊天中，他情绪激动地说：四十六年前的今天，是他和家人们的共同生日，因为那一年的今天，他和全中国的地富分子及其子女一道，被一纸文件宣布为人民公社的正式社员。表哥说着说着眼圈就红了。我问表哥那些年受了些啥罪。表哥叹了口气，只把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姑父讲了一遍。

据说我的姑姑年轻时聪慧漂亮，嫁给了比我家更为显赫的张家。张家是全县数一数二的豪门，大号忠恕堂，广有田产，房舍多得数不清间数。除去农桑事业，还在西安城经营着一家久负盛名的酱菜园，祥盛社的品牌驰名天下。显赫的家庭背景让我的姑父自幼就接受了良好的启蒙教育。后来姑父一路读书升学，及至在名闻三秦的学府周陵中学高中毕业。出校门不长时间，年轻的姑父就做了西安市后村小学的校长。因为年轻，脑瓜子活络，思想新潮，把学校办得风生水起。

新中国成立后，姑父追求进步，拥护新政权，把爱国教育深入贯彻到办学实践中。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姑父促成家族拿出巨额资金为陕西籍全体入朝志愿军每人捐赠珍品什锦酱菜一大罐。因为姑父政治上表现突出，办学效果上乘，深得政府赏识，不久便被提拔到西安市教育局做了校园建设办公室的主任。

随着政治风向的变化，姑父留在家乡的父辈及一门族人日子慢慢难过起来。虽然，旧时代的姑父家为富且仁、乐善好施，但曾经拥有海量财富和难以计数的雇工等因素，大地主的帽子还是稳稳妥妥地扣在姑父家头上。为了提高那些念旧情的老百姓阶级觉悟，姑父家所在的村子被上头起了一个新名字：解放村。村子易名后的显著变化，就是针对姑父家没黑没白地开起了批斗会。姑父的父亲、老地主戴了几回纸糊的高帽子，精神就有些呆滞。一个晴朗的日子，被人发现不明原因地死在深深的窨井里。担心老地主阴魂不散，姑父家的祖坟就被生产队扒了，那些不腐的棺板和拆下的墓砖自然用于壮大集体经济，几颗森森的头盖骨成了孩童们踢打的玩具。虽然姑父远在城里，但老家刮起的风暴，最终还是把姑父也卷了进去。

事业正干得风生水起之时，姑父突然间就被以下放的名义遣回了原籍。只是这下放既无薪资，亦无后续安家费用。姑父从一个人见人羡的知识分子、大校长、国家干部，一夜之间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

姑父回乡的时候已是农业社时代，故父就自然成了农业社的社员。生产队凡有劳动能力者，必须参加集体劳动，统称为劳力，且按性别分为男劳和女劳。男劳每天工酬记十分，女劳记八分。因为姑父的特殊身份，生产队把姑父定为八分劳。姑父也就在他们那个村子，以壮汉身份独一无二地享受了女人待遇。

虽说挣着女人的工分，可生产队派工时，姑父却常被安排在最苦最累的岗位，美其名曰用劳动洗刷剥削阶级染在身上的污垢。毕竟姑父年轻时把时间基本耗在读书上，干农活就有些不得要领，常在男女社员的讥笑与队长的责骂声中，红着脸唯唯诺诺。

那一年生产队办了一个菜园子，需要专人作务。菜园子活路不太重，但需要踏实勤快的人精心作务。初时，队上安排了根正苗红的老贫农看管菜园，但扛不住监守自盗。菜园丢的菜总比队上收获的还多。那些年社员们以偷为荣，“偷一斗，红旗手；偷一石，当模范；不偷不逮，饿死活该”的格言耳熟能详。管菜园的人和他们的本家占着近水楼台，焉能不户户当模范？后来队上虽一茬一茬地更换菜园管理人，却总也换汤不换药，顽疾难除。无奈之下，队上就相中了姑父，只说姑父为人老实，又是文化人知书达理，不敢也不会行龌龊之事，姑父就成了菜园看管人。果不其然，姑父以他的兢兢业业与骨子里的清廉，让菜园的效益得到了显著提高。

初夏时分，姑父作务的西红柿秧苗肥硕健壮，眼看着急需竹竿之类的东西为秧苗搭架，奈何菜园库房里空空如也。姑父找队长陈情，队长挠了挠头让姑父去灌溉渠岸上的杨树丛中挑些枯枝砍下。姑父得了令，执镰刀忙活了一整天，终于解了燃眉之急。

却说那渠岸上的杨树虽也是集体所有，但产权却归大队。姑父砍了大队的树，搭了生产小队的架子，自然就有人不忿，把姑父报告到大队。大队支部书记愤而拍案，说这还了得，分明是阶级敌人对社会主义怀恨在心，假借为小队生产之名，侵蚀大队集体经济，更丧心病狂地破坏伟大领袖毛泽东倡导的植树造林活动。一声令下后，姑父被民兵押往大队部审讯。面对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如土色的姑父战战兢兢，辩白是受队长指派，且仅是对死树枯枝作了修剪性砍割。但地主崽子的话哪里值得一驳。姑父的行为立马成了村子里阶级斗争的新动向，革命群众又多了一个接受教育的活教材。于是大大小小的批斗会把姑父折腾得死去活来。

如果说仅是肉体上的折磨，姑父仍是认为自已执行命令太过盲目，罪有应得，然而其后大队针对姑父家的经济惩罚，却彻底让姑父失去了生活的信心。大队对姑父作出处罚决定：罚款一百三十元，勒令一次性全额交付。那年月，姑父的生产队一个劳动日九分钱，这就意味着八分劳的姑父不吃不喝满五年全勤的全部收入，才能凑得齐罚款。这笔天文数字从何而来？就在大队派人牵走了圈里的猪，抬走屋子里唯一的摆设板柜后，姑父在房梁上拴了一条绳子，把自己的脖子套进绳圈中。幸得动静声响，引来了家人，姑父还是被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虽然家里值钱的东西都被强行搬走折价抵账，但距离交清罚款还差一大截。幸好队上开恩，允准姑父在日后的年份里逐年扣减工分上缴，这一扣就扣了十几年。姑父虽是没黑没白地挣工分，却一直是队上绝无仅有的欠账户。

经历了一浪又一浪的阶级斗争洗礼，姑父变得沉默寡言。通常很少说话，若有人跟他打招呼，即便是问他事情，他也只会机械地点头，以至于好多人以为他傻了。

又过了几年，村里计划生育搞得热火朝天，按上头要求，队上需要完成几个男性结扎指标，而适龄的青壮年男性没有一个人愿意做那不掏钱的手术，这福利又理所当然地恩赐给姑父，却全然不顾姑父此时已届花甲之年。姑父接受了这种特殊关怀之后，就常被社员们戏谑地称为公公。

姑父终于等到了好日子。当宣布他的身份属于正式社员后，姑父却有些习惯不了。当着别人的面，他常常念叨自己罪孽深重，说授予自己的社员身份实在愧不敢当。后来村上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把集体土地分给农民，姑父逢人便说，这怎么得了，这怎么了得？万一让贫下中农吃了二遍苦，受了二茬罪，如何是好？

姑父是在无尽的感恩中离开这个世界的。弥留之际，他仍是念念不忘地说，政府真好！让他到底直起腰杆，堂堂正正地做了一回人。

刘林海

二O二五年二月三日

刘林海

陕西省礼泉县人，先后就读于西北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西北政法大学法律专业。文学学士、法律硕士。经济师、高级律师。

一九八三年参加工作，一九九零年起从事专职律师工作。现任陕西汉廷律师事务所主任，西安仲裁委员会、渭南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曾获“全国律师电视辩论大赛”陕西赛区“最佳专业知识辩手”奖。

第一部长篇小说《汉京城》由作家出版社于2019年出版。

第二部长篇小说《落户》由作家出版社于2022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