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人首领:最后的土司岭光电

中国工业合作组织

1939年，上海发生淞沪会战，这场持续三个月的大型战役，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是整个中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一场战斗。由是，又掀开了民国重庆政府和南京汪伪政府特工在上海滩那场血雨腥风的相互仇杀的帷幕。躲避在上海市中心公寓中的白俄流亡者顾彼得感到了迫在眉睫的生存危机。通过青帮大佬杜月笙，他搭上了孔氏家族这条线，等同于抱上委员长外戚宋霭龄夫妇的粗腿，顺利成为由宋庆龄领衔，实际由民国政府财长孔祥熙操控的国际工业合作组织中国委员会的僱员。他从上海绕道香港、海防、昆明到达重庆。在民国政府的临时首都他得到了一张西康省省会康定航空站站长的任命书。凭着这张空头任命书他在新成立的西康省康定、富林、西昌的大凉山地区艰难但却富有情趣地生活了两年。

这是他曾经神往的中国西部，他的事业之路在这里起步，开局走得很艰难，可谓筚路蓝缕备尝艰辛，差点被困死在这个地方军阀掌控的省份，还莫名其妙地被指控为“日本特务”“斯大林间谍”“希特勒间谍”和“政府密探”等等。通过他的不懈努力加上孔祥熙的出手相救，他终于突出重围，又在丽江普济寺活佛纳西高僧圣露·呼图克图的推荐下被委派去了丽江，同样的航空站长一纸空文，他白手起家，凭借着热情和智慧，工作逐步打开局面，赢得孔祥熙的青睐，成为中国工合组织创业的典范，以后事业节节攀升达到高峰。然而，改朝换代的沧桑巨变，他的人生从高峰跌入低谷。1949年7月，他和洛克被当成帝国主义分子一起被驱逐出了中国，永远没有再回到这片他们所梦萦魂牵的中国西南大地，那座美丽宁静民风淳朴山水风光秀丽古城丽江——他们心目中上帝应许之地香格里拉。

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是1939年1月，由宋庆龄和路易.艾黎等国际友人发起，在香港成立。这是个国际性民间组织，对于促进中国工业民间合作，整合遍及城乡的传统手工业，进行股份制升级改造的转型尝试。试图将传统的中国农耕社会小手工作坊注入现代工业企业管理元素，提升地区生产力做出一番艰辛的探索。同时为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争取海外援助在资金上给予支持，并因此培养了西北地区早期的一批技术和管理人才。

顾彼得在中国抗战烽火正殷之际投身到中国工合运动中，对他坎坷多难的人生而言，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人生转折。同时也为他后来在西康省被怀疑为间谍或者重庆政府的渗透者埋下了伏笔。

西康为原四川军阀刘文辉、邓锡侯所掌控，刘文辉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人物，在四川和他的大侄子刘湘闹得水火不相容，无奈中被调到新组建的西康省担任省主席，但同时他又不甘心受蒋介石中央政府的节制，和中国共产党暗通款曲，红军长征时他的24军网开一面，使得红军脱险躲过中央军的围追堵截。但是，他在抗战中派出军队和刘湘的川军在台儿庄打得十分英勇顽强，内战中他借口防止西藏政府和英俄间谍分裂祖国的阴谋，拒绝派军队去和共产党军队作战，在解放战争中他和邓锡侯一起通电起义，解放后出任林业部长。这也是导致本文主人公彝族将军岭光电率领国军27军警卫营和大凉山地区土司和大大小小四十多名头人在西昌投诚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个大凉山的黑彝家庭

委员长学生兼彝族土司

顾彼得和彝族土司岭光电的交集，是在抗日战争后期的1940年，岭光电担任刘文辉的西康省政府中校彝语翻译，同时兼任大凉山田坝土司期间。

岭光电祖先系云南昭通乌蒙土司，属乌蒙“古侯”部落。康熙四十四年清军进入凉山，岭家交印投降，乾隆初年颁发印信，嘉庆十九年（1814年）改颁满汉对照的“煖带田坝土千户印”。祖父彝名比比，汉名岭廷福，年轻时正逢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太平军过大凉山，他率彝兵在大渡河大树堡一带阻击，配合清军致使太平军全军覆灭。清王朝因此军功授以副将衔、煖带田坝土千户所总理。

他的父亲岭维城，由于染上鸦片烟36岁那年就去世，他六岁时登上土司大位，实际由其母亲主事。1926年川边地区汉军刘济南团开进田坝，实施所谓“改土归流”没收了他家的田产，把彝民编入汉团，拆毁房舍修建田坝小学，并暗中指使人杀害，他的母亲，岭光电当时13岁，于1927年夏离开田坝去汉源县投靠父亲的朋友川边军总司令羊仁安。他拜羊仁安为义父，羊家送他到西昌、成都等地，从完小读到高中，1932年他以优异成绩考上南京陆军学校（黄埔十期）。

1936年夏天，岭光电从中央陆军学校（黄埔十期）毕业后，即加入军统组织，成为蒋介石的嫡系军官，分配至委员长重庆行营办公厅工作，行营组建“边民调查团”前往凉山州各县调查，他被委任为少尉翻译。1937年初岭到达汉源，归属汉彝民团指挥羊仁安，他被委任为彝务大队长，以国军中校身份衣锦还乡，回到他曾经六岁继任土司的田坝村。见到饱经“改土归流”之苦的乡亲们，彝民如获救星一致要求他再回来当土司，解除他们的倒悬之苦；官府也因为无法收拢彝民人心，汉彝对抗日益激烈，想要借用这位彝族土司出身的军官来统治彝人，于是越西县长唐秋三便给出了一纸“委任状”恢复了他的的土司职务。

这是他从政的开始，也是在他那“一亩三分地”也就大约六十平方公里的统治区域开始改革。由于他的军统背景、他的彝人首领身份使他在西北边区赢来巨大的名声。连蒋委员长都对这位英俊潇洒满腹诗书和耿怀雄心壮志的黄埔学生高看一眼。委员长曾经三次召见他，听取他对于彝族事务改革的建议，他十分乖巧投其所好称呼蒋为“校长”，蒋对他这位学生提出的建议总是以“嗯嗯”之声回应，没有明确回应，但是他在1946年在大凉山彝区顺利当选为国大代表，在蒋家王朝行将覆灭前授以少将军衔委以国军27军副军长重任，并命其组建彝族新四军来抵抗解放军的凌厉攻势。

后来岭光电在他的自传作品《忆往昔——一个彝族土司的自述》中写道：

我作为一个土司后裔，自幼经历末代土司日暮途穷、家破人亡之苦难，目睹彝人贫穷困苦、愚昧落后、受尽欺压。在外求学期间，亦因彝族地位低下而受尽歧视，处处显得低人一等。我时常被一种屈辱感折磨着，一种渴望自己民族站立起来的强烈感情时时冲撞着我的心灵。我朦胧地认识到，彝族落后的主要原因在于彝族内部经济文化的落后和社会制度的腐朽，于是在凉山彝族内部进行一番社会改革的的念头便在心底萌发了。

他似乎成为了他所在的这个民族首先具有现代意识的先知先觉者。而在一个举世混浊我独醒的环境，他的改革必然是不能成功的，他必然成为大凉山的普罗米修斯或者推着巨石上山周而复始地劳作的西西弗斯，如同和风车挑战的堂·吉珂德。他在书中写道：

然而，回到凉山后，现实使我很快明白过来，在彝族内部思想及其落后、氏族部落壁垒森严，外部受汉族统治者横加压迫和干涉的凉山地区，要想进一步统一改革，不是我个人的力量能够办到的。就以田坝而言，我虽得到百姓的拥戴恢复土司职位，有了一个“独立王国”然而这“王国”的本身力量也实在太小，又处在彝汉杂居地区，国民党政府的力量可以涉及，官僚士绅的威胁也不小，临近地区的黑彝及土司的认识也不尽相同。因而时常发生矛盾，互相拆台，我要坐稳这“王位”，也迥非易事。于是我利用国民党政府给我的各种官衔，在我所能够活动的范围内奔走呼号，尽量为彝族人办点好事，又利用这个不伦不类的“土司”头衔，在我能直接管辖的田坝彝区为彝人开办学校，购置医疗器械，进行力所能及的社会改革，为其他彝区做出榜样，启发和影响整个彝族，使之进步。（参见岭光电著《忆往昔——一个彝族土司的自述》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79/80页）

这位有着强大军统背景、蒋校长学生和土司王爷身份加持的国军中校开始在大凉山这片贫瘠的土地左支右绌开始了他雄心勃勃的改革，首先从教育入手引进汉族教育资源开发彝族智力，引进先进医疗设备，为他的子民疗治疾病，改变落后的风俗习惯。同时不失时机奔走呼号为本民族争取权益，包括保护在所谓的“改土归流”受到汉族军阀残酷迫害的彝族土司的生命安全。虽然收效甚微，然而为他在大凉山彝族地区引得了巨大的声誉。

土司制度是中国古代的边疆治理手段之一，脱胎于隋唐时代的羁縻政策，在宋元时期逐步成型，明清时期发展完善，土司制度在古代，对于偏远边疆的管理意义重大。特别是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山高路远，民族杂居，中央政府对于土司和土司辖地非常重视。

所谓土司，也即统治中原的朝廷，自元明清以来，利用土著少数民族上层人物担任地方政权机构中的官员，因其土官辖区之名号有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诏讨司、长官司等中央政府对应于土知府、土千总等朝廷敕封的官职品轶，故统称土司。朝廷既有对土司制度的利用，如授予印信、加封官职，默许组建军队，收受所辖地区税赋，进行笼络。又有对土司制度的控制和打击，如利用时机对不服从中央政府管理的土司实施“改土归流”清除异己。所谓改土归流，也即改变土司世袭管理体制，改由流动性的朝廷命官对于边疆地区进行治理。而协助朝廷靖边安民的少数民族领袖依然授予土知府、土千户等等土司名衔对于本民族进行自治管理，如纳西土司木氏家族和田坝土司岭王家族和雷波土司阿卓家族。

大凉山地区最后的两位土司一位就是具有军统背景的出身于四大土司之一的斯补土司岭光电，还有一位就是显赫的阿卓家族女土司杨代蒂（阿卓史作），她的父亲杨石精是清代皇室册封的雷波千万贯土司，因为征战有功被清廷授予五品土知府官员。不过杨石精在杨代蒂两岁时就去世了，杨代蒂五岁接任阿卓土司，但是代为理政苦苦支撑家庭的一直是杨代蒂的寡母和姨妈。

丧父让杨代蒂从小就是一个果敢独立有胆识的女孩子。她自小就骑着烈马到处跑，杨代蒂一生大多数时侯都是枪不离身，她是一个身材修长，长相端庄秀丽的女土司，见到她的人都会十分敬佩地下跪行礼。由两位长辈代理土司府事务的状况，一直持续到杨代蒂十几岁上初中的时候，她的姨母去世，杨代蒂毅然决定，放弃学业回凉山真正接替土司的职务。虽然杨代蒂的母亲和姨母都是来自显赫的四大土司家族之一的沙马土司家族，但是孤儿寡母总是受到雷波当地乡绅的欺侮，时常发生些摩擦，日子过的很艰难。岭光电和杨代蒂的姻缘就在于一场杨母和雷波士绅的官司：

1939年，杨代蒂的母亲在成都与雷波的士绅打官司，我代她写状子，托友人相助把官司打赢，她对我有了好印象。以后听说我前妻死去，以为尚未另娶，便于1944年秋来信表示，愿意将女儿代蒂许配给我。我们于1947年结婚，因她没有兄弟，我们的婚姻呈双挑形式，婚后她在雷波继承杨家土司职务。

所谓双挑，也即是这对土司鸳鸯一家双挑起斯补和雷波土司的担子。那时33岁的黄埔十期高材生岭光电英俊帅气已经是西康省政府中校参议，在斯补地区搞的教育改革风生水起，轰轰烈烈影响很大，加上军统背景，一般当地豪强也不敢惹他，他显然是彝人中文武全才的佼佼者。和23岁的女土司杨代蒂也算是郎才女貌，门当户对。他们同样有着在成都游学的履历，同样具备开明的思想和情怀，虽然这对土司在性格上差异很大，一个虽然是军人，却显得儒雅而文质彬彬；一个虽然是貌美如花年轻女子却是性格刚烈，办事果断，接掌土司职务不久即果断处理了和乡绅矛盾纠纷，重振雷波土司的家业，彻底扭转了阿卓土司家族的颓败局面。

1949年国军27军副军长岭光电的投诚和杨代蒂的鼓动有很大关系。直到民国时期，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广西、湖南等地还有大大小小的很多土司。民国政府沿袭清朝的制度，对其中的一些重要土司颁授印信加以确认，对一些势力较小和明显不服从的土司进行裁撤，改用流官加以取代，其中明显夹杂着地方军阀挟嫌掠夺土司资产的目的。直到解放以后，杨代蒂热衷从政先后担任雷波副县长、凉山州副州长，她对领导人明确表示“这些政策既照顾到少数民族上层的利益，也解放了广大劳动人民。”她表示坚决拥护。这对凉山彝区著名的土司夫妇最终因为性格的差异在1966年离婚。

岭光电解放后一直从事教育和民族史的研究和写作工作，成为一个著名的少数民族学者。杨代蒂却一直从政，这对彝族高层人士在非常时期都受到冲击，后平反，岭光电担任四川省政协委员和凉山州政协常委1989年去世；杨代蒂担任全国民委委员，四川省政协副主席2013年去世。

这两位土司早年在成都求学时，均受到左翼文化人的影响，岭光电在《忆往昔》中曾经深情地谈到对他们夫妇影响很大的是四川省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学大师、后来出任成都市副市长、四川省文联主席的李劼人。尤其是李劼人在成都联合中学曾经担任过岭光电的国文老师：

国文老师是李劼人，是法国留学生，小说家，爱滑稽，选讲《韩非子》、《论衡》上的文章，每节课都引起哈哈大笑，每要人放开思路写你印象最深刻的事，促使人写出好文章。有一次对我的作文评语是：“剥丝抽茧，层出不穷”。发给后说：“你这样打开思路来写是对的，文辞方面要反复看、反复改。”给我较深的印象。1957年反右时，他先在四川文联开会时侃侃而谈，毫无拘束，曾说……先后发现的问题，不应单怪红娘莺莺，还该怪老夫人……被说成是反对中央，划作右派。于是在街道上走时也不敢和人打招呼。有次和我在街上相遇，说：“不要同我打招呼，经医生诊断，我的病已入膏肓，不可救药，打招呼怕传染人！”在那样的处境下，仍然滑稽自若，对无端冤枉毫不在乎。杨代蒂听到他被划成右派，颇为惊奇。解放后他们都是全国人大代表，一同在北京开会，他向人介绍代蒂时，说：“这是我学生的媳妇。”弄得有些人一下弄不明白，引起哄笑。有次他声音沙哑，别人问他怎么了，他说我的喉头生锈了。也引得许多人捧腹大笑。有事时一问他就耐心细致地解释。曾说：“在共产党领导下，你们少数民族才有出路，望你们多宣传政策，多努力工作。”給代蒂印象深刻，认为他是最拥护共产党的人。（参见岭光电著《忆往昔》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3/54页）

岭光电在他的《忆往昔》一书中还记载了不少四川彝藏土司遭到汉族军阀欺凌的例子。其中就透露了我们所耳熟能详的洛克博士的朋友木里土司父子在1934年被驻西昌的24军司令刘元璋所绑架勒索的故事。刘元璋派部下李章甫诡称“送中央宣慰使金印”，诱骗老少土司到十里以外的康乌寺迎接。突发的绑架事件，使老土司（喇嘛）当场吓呆，因身体肥胖无力上马，被乱枪打死。小土司项宗典被掳到西昌。木里喇嘛的头人外出控告，得到云南王龙云的帮助，中央下令释放。但是人却被邓秀廷接去，从中勒索了六百两黄金，人被放归。自此木里土司威信丧尽，财产大损，幸亏龙云以二路军总司令的名义，委以江防军司令，卖给500支汉式步枪，才把声势恢复过来。

岭光电的中学老师文学大师李劼人

慕理土司岭光电和雷波土司杨代蒂1947年结为夫妻

地方军阀和彝人部落的摩擦

彝族作家、原《凉山日报》记者何万敏先生曾经踏遍大小凉山的山山水水写下了著名的《凉山纪》人文旅游纪实性散文集，对于凉山彝族流传两千多年的历史以及彝人的起源和分支以及相互间的矛盾仇杀和军阀部队对于彝人的迫害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

彝族从滇东北迁徙进入凉山，族群的两大支系很快在牛牛坝分手，古侯向东，曲涅向西，发散开在大、小凉山定居下来。云南大学文史系教授方国瑜先生在《彝族史稿》中这样描述：

凉山黑彝家支，追溯古侯、曲涅自主主普迁至甘洛后，因家财内讧，发生战斗，曲涅渡美姑河定居，后双方讲和，互通婚姻，二人各生九子，曲涅之六子向远方而去，搭一座天桥互相往来，后因桥断，不通音讯了。黑彝家支自古侯、曲涅以下，父子连名的谱系（差次），口说流传，唯年代既久，不免此增彼缺，各家所说不尽相同，由古侯和曲涅至今的代数亦颇不一致……

在此当提出，古侯、曲涅为黑彝的祖先，其后裔的人口只占凉山人口的百分之五，不能以统治家族的事迹，当作彝族的全部历史，亦不能以古侯、曲涅时代认为凉山有彝族居民之开始。

他考证，虽然如今在凉山已打破东、西分住的界限，但就彝族家支的情况看，古侯在东，曲涅在西的分布还是依稀可辨。古侯的阿侯、苏呷、马、恩扎等家支，大多数分布于东部的美姑、雷波、金阳、及北部的甘洛等县，曲涅系的巴且、瓦扎、罗洪、倮米、果基、倮伍等主要家支，则大部分分布在西部的昭觉、越西、喜得、冕宁、盐源、西昌等地。（参见何万敏著《凉山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9月版第064/065页）

比如岭光电家就属于云南昭通乌蒙古侯部落的土司，后来流落到甘洛田坝区斯补村，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配合清军剿灭翼王石达开部，立有军功，其祖父而被清政府再次册封为世袭土千户职位,授予二品顶戴，建威将军、土游击等世袭官职，并给与紫光阁绘像，和恒勇巴图鲁的荣誉，同治时期又继承了“河东长官司”和“河西抚彝司之职”其辖地东起昭觉，西至冕宁，南达金沙江，北至峨边、大渡河，成为清朝时期凉山最大的土司，直到清末民初才因为家族人员变迁，势力逐渐衰落。

号称“抚彝将军”的川康边防军20旅旅长邓秀廷就是川军刘文辉24军部一位以敲诈勒索迫害曲涅支系彝人果基、沙特人而出名的凉山军阀。岭光电在他的《忆往昔》一书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这则故事在中国革命史上描写中国工农红军先遣军司令刘伯承和彝族果基家族头人小叶丹的友谊几乎近于传奇。而我觉得岭光电以他亲身经历的这一事件更加接近真实（参见岭光电著《忆往昔》第86页）。

1935年红军长征路过凉山，邓秀廷被调到西昌以南，见红军势大，不敢阻击，从麻柳场撤回，同红军各行其道，由南向北撤退。邓从北山红玛退回喜德（甘相营）。这实际是与刘文辉为保存实力有意避让的策略相吻合，红军不打他们，他们也不惹红军，使红军在蒋介石的中央军围追堵截下利用矛盾顺利从四川脱险而去。这时长期受到邓秀廷部迫害欺压的果基彝人头人小叶丹（岭光电书中称为小约丹）同红军将领刘伯承吃了鸡血酒结为同盟，红军发给约丹部一二十枝步枪，并授予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大旗，委任小约丹为支队长。红军许诺凡是整过彝人的国民政府党政军官员均可杀死，冕宁县县长钟次培被杀，败退冕宁的邓秀廷部团长李德吾被果基阿月人截获砍杀，抛尸河中。小约丹所在的果基阿月人一路护送红军过境彝区顺利到达安顺场。

根据彝民史干月哈说，他分得了一支枪，要他护送红军到安顺场。但一路上红军动员他走，使他害怕起来了，怕到安顺场被强迫走。于是沿途装肚子痛。红军很关心，拿药给他吃。他说彝人的病痛是鬼在作怪的关系，吃药不能好。红军一再解释药的作用，他还是不肯吃。他原看到有人偷抢走时，也想抢支好枪走，但看到人家对他这样好，又想到吃鸡血酒的事情，就不好下手了。送到杨河坝下面，说肚子疼得厉害，停下来就从一边跑回家了。

看到自己的部下被彝人杀害，邓廷秀不整彝人是不会甘心的。他早已想把托乌通道上果基阿月、果基沙特人驱逐走，把军队驻扎地区抢到手的险恶企图。等待红军走后，他开始实施这一阴谋，正好借口这两家人：“勾结红军、接受红军枪械，擅杀李德吾、抢掠李团枪械，图谋反叛”以及“种植鸦片”等为口实，大张挞伐。

果基人和羊仁安关系比较好。羊仁安在川边军任营、团长时，从云南、西昌贩运大烟往汉源（富林），都经过托乌、石棉，找阿月、沙特人护送；以后办杉板（沉香木）时，阿月、沙特人住区出现的杉板都买给他。其中隐藏了一个他赚大钱的秘密，也即垄断了整个川、滇、甘、青边区上等棺木的加工、运输和销售，做死人寿材的生意发了大财，也给彝人带来不少好处。这次果基人遇到困难就去找他，认为原来他是邓的上司，邓会听他的话，哪知邓秀廷并不买他的帐。羊只好前来恳求他的干儿子、新晋军统要员、刘文辉的中校彝族土司岭光电帮忙说项。小岭出于民族和睦初衷答应老羊做好其中的协调工作。

1938年秋，即将出任西康省省政府主席的24军军长刘文辉在富林召开军政会议。岭光电在到达冕宁的第二天，就派人去托乌通知果基家，叫他们找头人随他去见刘军长。

经过托乌时，我被留下接受招待。我说：“刘军长已来富林开会，你们应该及时赶去控诉。” 他们说，已经准备好，并希望我继续帮助他们。阿月和沙特愿各出1000两白银送我，被我婉言谢绝。又说各送我一匹白马，已备好牵来就是，亦被我拒绝。如此反复多次，我才说：“刘军长即将出任西康省主席，若是好马就应该去送他。”在场的人一致赞成，约定我先走，他们随后跟上。

这时约达（小叶丹）和另一个人约我到房侧，，朝四面望了望，便敞开查瓦尔，从里面拿出一面旗，说：“这奖旗是红军给的，你看拿去是不是有用处？”我一看旗上清楚地写着“中国工农红军……”等字，不由使我一愣，随嘱咐他们秘密保存，千万不要让人看见。事后我也没向任何机关上报。这主要因为我们都是彝族的原因。

这其实就是那面由小叶丹的妻子秘密缝制在百褶裙中一直保存到解放以后，才捐赠给西康省人民政府，现存于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那面红军旗。现在西昌泸山凉山奴隶制博物馆展出的是复制品。 9月末，岭光电和小叶丹等人先后到达汉源（富林），会议已经结束，刘文辉、邓秀廷尚未离开。因为事先安排岭所创办的彝区斯补小学60名学生欢迎刘文辉的到来，刘显得十分高兴当即委任他为24军少校参谋。羊仁安见他带来了两位果基人，也很高兴。当晚他和羊仁安一起说明邓秀廷要挞伐果基人是没有道理的事情，刘答应和邓去打招呼，进行劝阻。

下午，果基人拜见刘。他们不会讲汉语，本来已经叫他们不必多说，但是他们还是跪在刘文辉面前说了半天。刘听得一头雾水，回头问岭光电：“他们说的是什么？”岭答：“他们说今天总算见到天日了，已遇到了生路，他们不知道那次过路的军队是哪个管的，是你的、是中央的、还是红军的，他们完全不知道。喊他们去投诚，打鸡吃血酒，他们就不敢不去、不敢不吃，有些不懂事的青年，扯了些枪，经羊仁安指示，愿意交出来。可邓司令怪他们扯红军的枪，要打要杀，实在冤枉，望军长做主。”刘说：“我一定处理这件事，也给邓司令说清楚，你们放心只要守理依法的，一定得到保护。”就这样一件所谓的彝人果基家人“通匪”事件，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邛海结盟”佳话的后续故事。

那场顽固派屠杀果基人的阴谋经过岭光电巧妙周旋轻松得以化解。1942年6月18日，彝区罗红部族武装受到邓秀廷挑唆，袭击果基人，小约丹遭到暗杀。后来这批参与结盟彝族老红军在1949年全国解放后，组成南下工作队，积极投入到彝区的民主改革中。小约丹的后人果基木果曾担任西康省副省长、凉山彝族自治州副州长，1954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这一年受到毛主席接见的还有雷波土司、同样担任自治州副州长的雷波土司杨代蒂。

小叶丹(约丹)妻子保存的红军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