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自于实践的理性巡游

   ——周万龙先生《中国新村行动》读后

                           张兴源

    《中国新村行动》。这是一部特别的书。

    我是说，单是她的产生就会构成一个别有意味的故事。与那些得自于研究室的著作不同，她来自于作者本人以及万千群众的生产实践；与那些就一时一地之工作经验所做的整合不同，她基于更高层面的理性思考；与那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泛泛之论不同，她所针对的是一群特定的读者；与所有的平面和案头读物不同，她是在与农民的直接交流中形成的带着浓浓泥土芳香的活的文字。

把党的政策交给农民

    几年前，笔者在为一部著作所写的书评中写道：“作为农民的儿子，×××深知政策的厉害。一种合乎实际、顺应民心的政策就会带来生产力的大解放，生活水平和生命质量的大提高；反之，一种脱离实际、违背民心的政策不仅会极大地破坏生产力，极大的伤害人民群众的感情，影响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而且说不定就会有多少无辜者因为这祸国殃民的政策而人头落地！因此，×××在任何一个时期，任何一个地域，任何一项工作中都十分注意掌握党的政策的分寸，这既是对老百姓利益的朴素认知与首肯，更是对党的形象的自觉维护和珍视……”。细读周万龙先生的《中国新村行动》我们可以感受到，把党的政策、尤其是十六届五中全会以来中央和我省有关“三农”的政策细密梳理、精确解读并真诚交给农民，这是整部书所以成立的理论基础，也是全书全部论述的发韧点。“五中全会带给农民很大实惠”、“新农村建设是全面建设小康的关键”、“产业发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物质基础”、“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命线”、“新型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这是全书的五大组成部分。“坚持科学发展观，让老百姓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坚持共同富裕，让中国每一个角落都富起来”、“千方百计增加就业，建立健全稳定的社会保障体系”、“切实解决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上学贵等群众高度关注的问题”、“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展现社会主义新农村美好前景”、“解决环境、食品、治安等问题，切实提高百姓生活的安全度”：这是全书第一部分之下的子题。

    无须笔者过多引述这部书的主要内容，我们仅从如上这些大小标题中就足以了解全书的主旨以及作者是怎样把党的惠民政策交给农民的。省委副书记杨永茂同志在为《中国新村行动》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党中央在认真总结改革开放20多年来经验的基础上，先后下发了三个一号文件，第一个集中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第二个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主题，第三个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举措。三个一号文件一脉相承又步步递进，构成了我们党新阶段破解‘三农’难题的总体部署。认真贯彻落实这些文件精神，搞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我们在新阶段的一项历史任务。”而周万龙先生的书稿其意正在于深入研究如何“认真贯彻落实这些文件精神”。

    老百姓有句俗话，说的是“上面的经是好经，让鞧嘴和尚给念歪了。”想想实际工作中，一些同志或是因为不善于钻研党的政策，或是无视老百姓的利益与疾苦，“把经念歪”的情形不正是常有的事吗？从这个意义上说，周万龙先生便可视为一位领导干部基于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而在党与群众之间架设桥梁的特殊使者，而他的这部书稿也便同时可视为是这一特殊使者的奉献于农民兄弟的一份饱含深情的特殊礼物。

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

    “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这是列宁的话，笔者知道这句话则得益于省委杨永茂副书记给周著的“序言”。

    周万龙先生的《中国新村行动》之所以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显然不仅仅因为她对党的政策的准确解读，还在于她是“行动”记录、“行动”的体悟与“行动”的结晶。这本书有一个副标题：“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践与思考”，就是关于该书质地的最直捷的注脚，不独“思考”，尤重“实践”。在该书的“后记”中，周万龙先生写道：“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局的首要问题。陕西省是农业大省，同时陕西省又是全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省份……所以，我到陕西省水保局工作后，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即如何把水保生态环境建设与解决‘三农’问题结合起来，发挥水保工作综合性、基础性、科学性的作用，在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的同时，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促进农民致富。”正是基于这样的正确认识，周万龙和他所在的省山川秀美办与省水保局才决定从2000年起，在全省五个不同类型地区进行水保生态环境建设与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试验示范，其中在榆林靖边县海则滩成立了治沙示范基地，进行防沙治沙、生物多样性、草畜优良品种等的试验示范。在基地建设取得成功经验的基础上，2003年，他们又决定将所在地的红墩界镇及尔德井村作为首批辐射带动的镇村，同步进行生态经济型村镇建设。通过一个示范基地，带动一个村，辐射一个镇，力求走出一条生态环境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良性互动、双生共赢的路子。短短几年的生产实践，这“四个一工程”就由一种设想和蓝图变成了写在大地上的壮丽诗篇，实现了生态环境逐步好转、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改善、农业生产方式从根本上得以改变、农民收入大踏步跨越、村容村貌焕然一新、社会事业同步发展的初衷。两年来，共完成水土保持综合治理面积1000多亩，营造“三北”四期防护林2800亩，并对1万多亩林地进行了全面补植和封禁治理，全村裸露的沙土面积大幅减少，林草植被迅速恢复，水土流失得到有效遏制，生态环境逐步趋于好转。全村新修硬化村级道路14公里，其中万丰泉自然村实现了“五通”，即通路、通电、通水、通无线通讯、通卫星电视，全村修建高标准基本农田210亩，改造中低产田3000亩，建成科技示范种植基地260亩，建成小型气象观测站1个。全村每户村民都建成了1个300平方米的标准养羊圈舍和1个青储窖。按照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积极探索农村生态型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为17户农民每户建成一个沼气池，为8户农民安装了太阳能、风能并联发电机。形成了以沼气为纽带的“粮（草）—畜—沼—加—商”完整的产业链。即通过发展食粮生产和草产业，为畜牧业发展创造条件；通过畜牧业发展，利用、转化优质牧草、农作物秸秆和剩余粮食而实现增值，反哺了种植业。利用牲畜粪便发展沼气，解决了农村能源问题，沼液还田又为种植业提供了有机肥料，农村生态型循环经济模式初步形成，农村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2003年，尔德井村万丰泉小组建成年产1200万机砖厂一个，当年实现纯收入20万元，2005年纯收入达40万元。2004年尔德井村农民人均收入达到2100元，其中万丰泉自然村农民人均收入达到3600元，分别比2003年的1700元和900元增长24％和300％。2005年万丰泉自然村农民人均收入达到10000元。目前万丰泉自然村17户村民每户都兴建了一栋“欧式”住宅，人均住房面积由过去的10平方米增加到近50平方米；配套实施了改灶、改水、改电、改路、改厕，以及绿化美化等工程，使万丰泉自然村彻底告别了世代居住简陋的土窑洞的历史，脏、乱、差的现象得到了有效治理，成为长城沿线风沙区的一颗亮丽明珠。村上还修建了中心小学，使98％的学龄儿童都能接受义务教育；修建了村委办公室、文化站、科技馆、卫生所、兽医站；“十星级文明户”、“五好家庭”等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全面开展了起来，农民群众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变化，讲文明、破陋习、树新风逐渐成为村民的自觉行动。

    在实践中，他们结合落实科学发展观，立足五个统筹，对原有思路做了进一步的调整和完善，提出了发展生态型循环经济和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试点建设的命题，并以省水保局技术人员为主体，聘请了有关方面的专家，编制了示范区新农村试点建设的总体方案和32个配套实施方案，取得了尔德井生态型循环经济示范区社会主义新农村试点建设的成功。不久前，我市一些县区也曾组织干部群众前往这一示范基地参观学习，其巨大的示范带动作用于此可见一斑。

农民的儿子爱乡亲

    周万龙，出生于陕西靖边县。24岁起先后担任过公社团委书记、党委书记、农场场长、市长、行署副专员等职，现任陕西省山川秀美办公室主任、省水土保持局局长。从他的这份简约履历中我们不难了解，跟我们大多数人一样，他也出身于农家，是吃农妇的奶水长大的农民的儿子。他曾长期从事过农村基层工作，重实践，善钻研，集实践经验、理论研究与行政管理于一身，工作卓有建树。在延安市（现宝塔区）工作期间，他致力于生态农业的实践与理论探索，主抓的枣花流域、芦草湾流域，被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称之为矗立在黄土高原上的“金字塔”。1997年，国务院在延安召开了全国生态农业建设现场会。周万龙在商洛行署工作期间，创造性地提出了开展以农耕思想革命、耕作制度革命、种子革命为主要内容的“农业三大革命”战略构想，掀起了农业科技革命风暴。到省山川秀美办、省水土保持局工作以后，他又提出了“北草、南林、关中林网”的生态建设空间布局构想，提出陕北地区生态建设应坚持以草起步，草灌先行，草、灌、乔结合，特别是提出“大面积封禁与小流域治理相结合”的观点，对陕西乃至全国的生态环境建设都产生了很大影响。2000年以来，陕西水保事业创造了五个全国第一的骄人成绩，受到社会各界及新闻媒体的普遍关注和赞誉。《农民日报》《陕西日报》等多家报刊曾以《大漠惊现“欧洲村”——陕西靖边县万丰泉发展循环经济见闻》等为题，对省山川秀美办和省水保局在这一示范点上的工作作了重头报道。2006年1月中旬，受榆林市委周一波书记、李涛副书记以及靖边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邀请，周万龙先生在示范区尔德井村举行了新农村试点建设农民培训会。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他在这次培训会上把自己对党的政策的理解、对产业建设和循环经济的构想、对基层干部的期望，对农民兄弟的爱与信心，推心置腹地交给农民，交给他的父老乡亲。因此，如有的报道说“在两天的会议中，没有喧哗嘈杂，没有随意走动，没有迟到早退，有的是渴望的眼神、欣喜的面孔和积极提问”，自然也就在情理之中。而这部近13万言的著作，就是这次培训会的理论结晶。

    显然，这样一部书，尽管就其产生而言，是针对着某些特殊读者的，然而一旦成书之后，她的那种“普遍”意义却也是不言而喻的。我愿十分负责地把这样一部指导“三农”工作的好书，推荐给基层广大干部和农民朋友们。

2006年6月30日《延安日报》第三版倒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