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现在进行时”
——读若望新闻作品选评《青山晚照》所想到的
张兴源
老作家苏若望的新闻作品选《青山晚照》不久前正式出版了。作为一个有着近40年新闻工作历史的老报人，作为一部时间跨度长达45年的作品选粹，老作家这部著作的出版，显然不只是他个人，也应当是我们延安新闻界和文学界的一件盛事。读着这些题材各异、体裁有别、感情真挚、文字朴素优美的作品，已经有两年多不曾写过文学作品和文学评论的我，不禁技痒难熬，又随手记下了一些片断心得。春节长假过后把这些文字片断稍作整理，不揣冒昧，拿出来与前辈作家苏若望和读者朋友们一起切磋与交流。
我与若望师相识相交虽是晚至2003年初夏以后的事情，但知道苏若望这个名字却已经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了。其时笔者正在西安一所大学中文系读书，与我同班的商洛柞水籍吴履忠学长，学业之余颇好书艺，而他用以练笔的材料就是一些旧书刊。当我发现六十年代中期的《人民文学》和七十年代初的《解放军文艺》竟然也要被我这位忠厚而踏实的学长给“涂炭”时，便用一些俗称“麻纸”的东西，从学长的大笔之下赎出了这批无言的“生灵”。将这些十分珍罕的文学期刊翻读一过，发现在《人民文学》一九六四年七月号“井岗山高延河水长”的专栏中，刊出了如今已是散文大家的李天芳（那时署名“李子”）的《枣》，诗人晓蕾（当时署名“小蕾”）的《“丰足”牌火柴》，散文家师银笙（当时署名“师银生”）的《南泥湾来客》，李彬的《泥土与火种》，还有就是苏若望的一篇《延安街头》。尽管这些作品都被编者冠之以“速写”的名目，但若望师的文章却是地道的散文：夏日傍晚的延安街头，一辆银灰色的小轿车上走下来两位越南朋友，朝着街头摆摊卖水果的延安老乡走去。老乡们热情地让他们吃自己产的水果，他们却从老乡的果篮中“捡了一些果核走了”，“他们要把延安的树种带回去，播种在河内的街头，播种在还剑湖畔，播种在蓝江、红山……”。多少年过去了，发生在延安街头这历史性的一幕，仍然浮雕般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苏若望这个名字也就如同一本刚刚打开却未及细读的好书，对我始终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笔者后来在北京师范大学和鲁迅文学院上了几年作家研究生班，相识相交的知名作家可谓多矣，而“苏若望”这三个字却从来都不曾从我的记忆中淡出。如今当我把若望师送我的这部《青山晚照》从开篇直读到“代后记”，我突然觉着当年翻读《人民文学》时那个虚拟的苏若望留给我的那份“神秘感”正在消失，而真实的苏若望所特有的那张总是高擎着的笑脸给人的“亲近感”，正在渐渐清晰起来……
从责任到使命，从新闻到历史。当初刚刚出炉的“社会形
态”被瞬时永久定格，如今重新抚摸，仍然有一种烫手的灼热
感。
都说“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但那些真正能够成为未来信史的新闻，却仍然不是太多。收录在《青山晚照》中的作品，从最早发表于1957年7月20日《延安报》的《这些地方为什么不能搞副业？》，到最晚发表于2002年10月18日《延安老年生活》的《青岛是个好地方》，作为新闻作品或新闻性散文，其最为可贵的品质恰恰就是它们的无可置疑的真实性。惟其真实，才可能成为“历史”或历史的一个吉光片羽式的片断，这些片断被稍作组合，就是彼一时地一页完整的历史。从五十年代中期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体制之下能否搞副业或搞什么样的副业，到七十年代末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农村中社会风尚与致富渠道的探索；从八十年代后期农村科技人才的培养和科技兴农的实践，到上世纪末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社区”的思考；从“天安门事件”在延河畔上激起的火花，到改革开放伊始延安人民企盼祖国统一的呼唤；从偏远乡村小百姓的疾苦，到繁华都市大老板的忧思；从工农商学兵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苏若望都以一种瞬时凝结的“现在进行时态”，给他曾与之一同走过的社会生活竖起了一座座叩之有声、抚之有脉的雕塑。
不用说，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也必然具有“史”的性质，但文学抒写的是其“本质”与“宏观”的东西（尽管这“本质”与“宏观”是要用“细节”来展示的），彼一时地所特有的具体事件与细节，往往会被文学视为“技术性”的末事而予以“省略”，我想这也正是文学艺术逐渐走向边缘化以后，人们更愿意多读点新闻——纪实性作品的原因所在。苏若望的发表于1965年5月22日《延安报》上的《夫妻队长》一文中有这样一个细节：
“有一次千成去县城开贫代会，看了电影《李双双》，很受
感动。他一回到家，先把这电影故事给夏阁讲了一遍。去冬，她
到县上开贫代会，特意买了本《李双双》连环画，看了一遍又一
遍……”
这样一个细节，在文章发表之初，其“信息量”不会是太大的，但当我们今天的读者重新翻读，“开贫代会”、“看《李双双》”、“讲电影故事”、“买连环画册”……这些以“现在进行时”的方式呈现的历史画面所折射出的时代侧影，就不能不引起我们更多的联想与回味。已故著名作家路遥在创作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之前，曾用了大半年时间，在一间斗室之中，逐期翻阅《人民日报》《陕西日报》和《延安报》，从中重温孙少平、孙少安、田润叶、田晓霞他们生活的特定的时代氛围，并进而探寻人物存在的“社会根据”与“合理逻辑”。显然，苏若望和他的同事们如果不是把新闻当作一项“事业”，当作历史赋予的“使命”，而只是当作一般的“职责”与“任务”，那么，他们的作品是很难担当起如此“重任”的。
一个大写的“人”始终被推到历史前台，关注人物命运，摹
写人的精神风貌，老报人为不同时代的“人”留下了情态各异的
“历史小照”。
时代发展了，信息密集了，记者们都会有多种考虑或顾虑，于是，“建设经济强市强县强乡强村……”、“打造全市全省全国全球名牌……”等等的没有“新闻”的新闻便“应运”（？）而生。老报人、老作家苏若望没有走这条路。细读《青山晚照》我们会发现，收在这部集子中的全部作品都与“假大空”无缘，每篇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亮点，那就是“人”。关注人物命运，摹写人的精神风貌，为不同时代的人群留下了情态各异的“历史小照”：
不辞辛苦，“不远万里”，为翻译我国现代著名作家欧阳山的长篇小说《高干大》而呕心沥血，“拖儿带女”数度来到中国，来到延安的，可曾是日本国的多田正子女士？“延安大桥的风”（这是我的恩师马泽先生一首长诗的名字）好硬哟，快给孩子们竖起大衣领子，别扫了她们细嫩的岛国皮肤（《魂系延安——多田正子与＜高干大＞》）。年近“古稀”早该坐享天伦之乐却仍然奔走于北京—延安以及全国各地，为中国兔业发展日夜忧思的，可曾是响应党的号召，觉着“走出机关天地宽”，后来却“风云突变”、“路漫漫”的王永祥？“老哥哥”（这是诗人臧克家一首诗作的名字）你大胆地往前走吧，干事业没有个一帆风顺的道理，在哪儿都一样呢（《兔业王传奇》）！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掌声似麦浪／金黄地刮过后，艺术家／就很自由地把名字栽种到延河畔／于是那里一夜间长出了／颗粒饱满的老李／老柳老孙／和老赵……”（引自笔者旧作《镰刀——纪念〈讲话〉五十周年》）噢！粗心的诗人呢，可别忘了我们的民间艺人韩起祥，他可是给毛主席说过书的“说唱大师”呢。如今故人虽然已经“西辞”，但他的《刘巧团圆》《张玉兰参加选举会》《翻身记》等作品，仍然在群众中、并通过老作家苏若望的笔而“广为流传”（《陕北高原上的说唱大师——记韩起祥同志从艺六十年》）。在素称西方艺术中心的法国，在法国的图卢兹，在图卢兹的世界艺术博览大厅，又是谁的巧手剪出了“猫头鹰”，剪出了“抓髻娃娃”，剪出了栩栩如生、情态各异的十二生肖图？噢，亲爱的读者您可记住了，她就是来自延安沿河湾贾家洼的农民艺术家李秀芳，而农民艺术家李秀芳走上法国国际艺术博览会之前台的故事，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距今已有20多年的历史了（《透过窗花看世界——剪纸能手李秀芳访法纪事》）……
不！苏若望的笔显然不只对准的是那些“名人”。哪怕您不过是个油漆工，一个养路工，您是个下乡干部，您是个种田能手，您是个不为人知的民间诗人，您是个没有地位的个体商贩……一句话，只要您曾用您诚实的劳动养活了自己，奉献了社会，从而赢得了人民的尊敬，就都有可能被老作家苏若望的妙笔给勾勒下来，而您在苏若望笔底的这“回眸一笑”，就将成为当代中国、当代延安的一幅“有意味”的写真。
塑造人物形象，历来都仿佛是文学艺术、特别是例如小说和电影等的“专利”，而老作家苏若望却以他的新闻作品，为我们塑造出了一个个让人读过之后就很难忘怀的形象，并使这些人物形象具有很大程度的“共名”性。仅此而言，老作家于我们的新闻事业，便可谓功莫大焉！
转益多师是吾师，不为“三半”成“三兼”，多种才情，多
副笔墨，多样学养，完成了一个多面立体的苏若望，老报人庶几
无憾矣！
人们似乎习惯于把记者分为作家型记者、学者型记者和社会型记者，而我的一位多年从事新闻工作的师长曾戏称长期做新闻的人为“三半人”，即半个文人、半个政客、半个社会活动家。苏若望几乎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的新闻事业，但凭着他为人的踏实和在事业上的勤勉（有知名散文家杨葆铭之点评和杨捷、刘春玉等优秀记者的文章为证），他硬是走出了一般新闻记者所可能“进入”的“三半”角色，而成为“作家”、“学者”、“社会”三者兼得的优秀记者，在如今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浮躁年代，这是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的。单说新闻体裁吧，收在《青山晚照》中的作品，可说是集新闻文体之“大成”了，举凡通讯、特写、消息、报告文学、调查报告、广播稿、游记……应有尽有。而新闻体裁之全，样式之多，还只是这部作品选集外在的表现形式，其在艺术上的内在品质，则更值得一般年轻新闻工作者细细咀嚼。
苏若望的新闻作品都可以当作散文来读，我想这是永远谦和的老作家把他的这些本来是“易碎”的新闻作品结集出版的重要原因之一。集中标明为“游记”的几篇作品，如《北行三记》《延河新曲》等自不必说，就是那些被标为“特写”的作品，如《他……》《除夕之夜》《灯节的夜晚》等，其实不光文章中散发着浓浓的诗意，单是看一眼那题目，就已经是诗意盎然了。想想本文开头所举的1964年7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已有了苏若望散文作品的事实，散文家苏若望的新闻作品可以当作散文来读，倒也正在情理之中呢。
然而不只是诗意，更重要的恐怕还是文章中处处澎湃、时时闪烁着的那种投入生活的激情和静观人生的睿智。我们读《兔业王传奇》时，其实无异于与作家一起，与作品的主人公一起，也与那些常常难为我们的主人公且处处给他设制路障的人们一起，经历了一场人生的大起大落，品尝了一回生活的酸甜苦辣。在这里，老作家不是浮光掠影地写一个“传奇故事”了事，而是充满激情地带领我们，与主人公同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轮回”。当我们走进老作家为我们营造的南街村“共产主义小社区”，想想充斥于我们视听的种种浮躁的喧嚣，我们能不与老作家一起思考，一起回味，并产生与老作家一起在这“绿洲·乐园·净土”中栖息一刻的奢望吗？
苏若望这部作品选集对于尚在从业的新闻记者来说，还会有许多“技术”层面上可资学习借鉴的东西，例如他的新闻作品各文体间的相互渗透与融合，新闻语言的个性化、生活化和口语化，小标题所保持的内在张力及其对于全文的逻辑驱动作用，运用数字而不枯燥、即时抒情而不空泛的艺术功力等等。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多说了。我最后要说的是，作为一生都在从事新闻工作的老作家、老报人，苏若望作品选集中竟然没有一篇发挥党报记者舆论监督功能的报道，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遗憾。这些年来，尽管各级党和政府反腐倡廉的声音越来越响了，但一些地方、一些部门仍然有一些腐败分子十分猖獗，有些人侵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不说，竟然还在稠人广众之下，扬言他就这样弄（胡作非为）了，看那些“穷鬼”（系指无权无势的老百姓）能把他怎么样？！
倘若我们的老报人在他的作品选集中，也能为我们留下一两篇类似于建国之初我党惩办刘青山、张子善那样一些人民之罪人的报道，并由后来年轻的记者们站在今天的时空，对这些个可能仍然活着的小小刘青山们做出新的“回访”，于我们的“三个文明”建设和新闻事业发展，岂不是又多了一份“别有意味”的精神财富吗？
——后生之狂言，幸前辈勿深责也！
2004年2月2日写于延安市市场沟之打工斋
换一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