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贺铸的生平

2，生平（续十七）

除了关心民瘼之外，贺铸在民族反侵略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也很值得称道。

北宋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孱弱的一个封建大一统政权，开国不久就面临着北方少数民族的严重的军事威胁。在贺铸生活的那个年代，边患主要来自西夏党项族封建领主制政权。它频频入侵，掳掠北宋汉民族的人口、财物，挑起民族争端，给汉族和党项族人民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宋、夏战争中，缺乏战斗力的宋军屡遭败北，朝廷只好向西夏岁纳大批银、绢，换取和平。

王安石变法时期，整军抗战，发兵收复唐以来为吐蕃所占据的河湟之地，完成了断西夏右臂的战略任务，形势一度对宋军十分有利。但王安石罢相后，由于神宗用人失察，在灵州、永乐两战役中损兵折将，又被夏人占了上风。

神宗一死，旧党上台，重新推行对西夏的妥协政策。哲宗元祐元年（1086）春，司马光上《论西夏札子》，公然提出要把米脂、浮图、葭芦、安疆等边防要塞拱手让与夏人。刘挚、苏辙、范纯仁等连声附和。文彦博更主张连同熙河路全部地区以及兰州等战略要地一齐奉送。

就在这股声浪甚嚣尘上之际，元祐三年（1088）秋，贺铸怀着满腔忠愤，在和州（今安徽和县一带）巡检任上写下了悲壮激越的《六州歌头》词，对妥协派大臣们不顾民族利益，畏敌如虎，忍辱揖让的姿态和做法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传达出人民和广大爱国将士迫切要求抗战西夏的正义呼声。

反之，对于坚决的主战派，他则热情地予以赞颂。例如，王岩叟曾力排苏辙等人欲将质孤、胜如等边境形胜膏腴之地让与西夏的谬议，并力主修筑定远城等西北要塞以抗御夏军，对国防建设甚有贡献。因此，当岩叟于元祐七年（1092）五月自签书枢密院事出知郑州时，他即赠诗祖道（《庆湖遗老诗集》卷八《送王西枢出镇郑圃》），对岩叟赞扬备至：

帷幄参神算，边尘万里清。

西藩聊偃息，犹是一长城。

前文已述，贺铸的五代祖贺怀浦、高祖贺令图都是在太宗朝宋辽战争中殉难的烈士。贺铸爱国主战，可谓不辱家风。

其四，群而不党，交游以义。

王安石变法，是北宋时期最为重大的政治事件之一。这场运动旨在富国强兵，无疑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和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总的来说，前者进步，后者保守。但具体到相关的历史人物，却不可一概而论。新党中也混进了一些投机分子，旧党中亦不乏品行端正的贤人。尤其是在神宗皇帝和王安石死后，新党已逐步蜕化变质。到了北宋末年，新旧党争完全堕落成为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政治倾轧，以新旧党划线论人就更没有意义了。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很难说贺铸属于新党还是旧党。元祐六年（1091）同时荐举他以武换文的三位学士中，既有新党的头面人物李清臣，又有旧党的中坚分子苏轼、范百禄。在新旧两党交替执政的任何时期，他都未受到重用，且都曾写有对时政不满的诗篇。看来，他并没有陷入任何一党，而主要是根据自己胸中的泾渭去待人接物，判断是非。

贺铸个人的政治品质较为光明磊落。对于其所敬重的师长，所交好的朋辈，无论他们是新党还是旧党，他的态度始终如一，既不因对方的显达而加意趋附，也不因对方的失势而存心疏远，更不因对方的获罪而与之断绝往还。

据宋·王直方《诗话》，他曾因诗见赏于王安石，“缘此知名”。新党大权在握时，许多人以师事王安石为荣，趋之若鹜；而一旦旧党复辟，却又“人人讳道是门生”（宋·张舜民《哀王荆公》诗四首其三），避之唯恐不及，甚至还有倒戈诋毁王安石者。可是就在元祐三年（1088）三月，当熙宁新法被旧党全盘否定时，贺铸却毅然作诗悼念新法的设计者，已于两年前溘然长逝的王安石，且有“可须尊酒平生约，长望西州泪满巾”这样沉痛的语句（《诗集》卷六《寓泊金陵寻王荆公陈迹》）。两相对比，愈见贺铸品格之高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