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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元洛
小 引
宇宙无穷，人生短促。人的一生能有多少个四十年呢？李后主的《破阵子》词开篇就是：“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他抒写的是亡国之君国破家亡的苦痛，我所缅怀的，却是与《名作欣赏》长达四十年的山高水长之好缘。
《名作欣赏》创刊于1980 年。1982 年，我即在该刊第6 期发表《海外游子的恋歌——读台湾诗人余光中〈乡愁〉与〈乡愁四韵〉》，此文旋即为香港《当代文艺》所转载，编者按语说这是大陆首次刊发评介余光中这两首诗作的文章。其实，它也是我多年来在《名作欣赏》发表之诸多文章的第一篇，弥足自珍。余光中在次年三月四日给我的信中写道：“大函及《名作欣赏》第六期先后收到，很是高兴。我的两首小品，承蒙大文评析，且得公于内地广大的读者，也令我非常感慰。”十年后的1993 年夏日，我应时任主编的解正德兄之邀，飞越长沙至太原的三千里地山河，拜望了虽非家国却有如故人的《名作欣赏》，游览了晋祠、悬空寺和五台山等处名胜，并作诗文化散文《客舍并州》以记。二十五年后，2018年初，承中国社科院文研所文学评论家陈骏涛兄介绍，时任《名作欣赏》主编的张勇耀女史虽至今缘悭一面却蒙青顾，主动选发在北京召开的拙著《诗美学》（修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年版）研讨会之论文。此后几年至今，先后由张主编和杜碧媛副主编经手，刊发拙文多篇，有的长文甚至破例分两期或三期刊出。《名作欣赏》早已享盛誉美名于学府与文林，执事者待我也厚，我屡上名刊，不免有“老树着花无丑枝”（梅尧臣《东溪》）的喜悦，甚至有“老去又逢新岁月，春来更有好花枝”（陈献章《元旦试笔》）的错觉。2020 年8 月，该刊创刊四十周年大庆，秀才人情纸半张，我曾撰书《贺〈名作欣赏〉创刊四十周年》以贺：“星光灿烂锦云篇，纵贯横通四十年。入海黄河歌浩荡，高旌高舞晋高原！”
《名作欣赏》数年前有一刊中之刊，号为“别册”，有数十页之多，每期推介一位年届六十以上的于文学术业有专攻的学人。约在六年前的2018 年，张勇耀主编邀我入列，我得此意外之讯，一则以喜，也一则以忧。喜的是，此刊中之刊虽名为“别册”，却有如“龙门”，许多学人均冀一登而可自高身价，至少是与有荣焉，区区如我何尝不是如此？忧的是我已年届八十，却未能与时俱进，不会现代科技的电脑，写作与翻查资讯均付诸原始状态的手工。同时，我虽然十分勤奋，但也生性疏懒，对于各种有关资料均任其星散而未做系统保存，加之从小学五年级至高中毕业数学从未及格，对于和数字密切相关的学术年表更是闻风丧胆，只能长叹“年表之难，难于上青天”。思之再三，非不为也，实不能也。我只得向张主编和具体联络办理此事的杜碧媛女史婉辞。张主编答以“理解”和“遗憾”，但留下一句我不能不为之感动的时下流行语谓之“有温度”的话，就是“你以后想做，可以随时向刊物提出”。
勇耀女史出版著作多部，事业有成，在年过不惑之后，竟考入安徽师范大学攻读古典文学博士，冀综百代之典，成一家之言。三年后学位在握，复挥别山西而定居江南，留校任教。我投桃报李，曾作《贺张勇耀君赴皖读博》联语以赠：“勇冠三军，铁马金戈，健笔一支歌北狩；耀辉四域，蟾宫秋桂，好风万里赋南征。”自此之后，我为将要面世的《中国古典诗词课》一书所补写的关于《诗经》、曹操诗、陶渊明诗、明代诗歌等文，均由负方面之责的碧媛女史编发送审，《名作欣赏》如同黄土高原上长流不息的汾河之水，仍然润泽江南一隅的那老树新花。不过，出乎意料之外的是，近三个月前，碧媛女史忽发微信重提旧议，其中有云：“之前张勇耀老师约过您的主笔头条，您考虑之后，拒绝了。今日，我还是希望您再考虑下，您在诗歌评论方面的成就那么高，为诗歌批评做了很多工作，做一次梳理也是非常有价值的。您再考虑一下。”她的信，真是令我感愧莫名。编辑的工作有道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也有人以“照亮别人，燃烧自己”之蜡烛为喻，我何德何能，更非什么缺之不可的人选，竟能得到勇耀和碧媛两位负责人接力式之垂青？斯则人生之大幸也，何况“别册”已改为“主笔头条”，工作量已大为缩小，更何况宽大为怀，网开一面，“学术年谱”可破格用“著作目录”来替代，我这个被作嫁衣者唯有心存感激，夫复何言？于是，我表示不仅心领而且实领名刊的美意，并说明数年前我并非不识好歹地“拒绝”，而是情非得已之“婉辞”。然而，又一次让我出乎意料的是，碧媛女史见我应承，竟回信说“简直喜出望外”。回首平生，徒增愧怍，我也曾做过几年的省级文学刊物编辑，但何曾有过这样的敬业精神？对作者何曾有过这样谦和友好的言辞呢？
本文的题目为《第一功名只赏诗》，此语出自晚唐诗人、诗论家司空图的《力疾山下吴村看杏花十九首》其六，作于他辞官归隐于山西中条山王官谷的晚年：“浮世荣枯总不知，且忧花阵被风欺。侬家自有麒麟阁，第一功名只赏诗。”司空图一生痴情于诗，在他生活的晚唐，唐诗的旭日初升及其后的鲜花着锦之盛，早已成为只堪追怀的历史与临风凭吊的回忆。但司空图仍然写出了一些好诗传之后世，今日的各种唐诗选本与鉴赏辞典，都有他的一席之地，即如拙著《唐诗分类品赏》，也选赏了他的《杂言》与《华下》，前者为抒写时间与生命的“鸟飞飞，兔蹶蹶，朝来暮去驱时节。女娲只解补青天，不解煎胶黏日月”，后者为兼写自然与世相的“日炙旱云裂，迸为千道血。天地沸一镬，竟自烹妖孽。尧汤遇灾数，灾数还中辍。何事奸与邪，古来难扑灭”！其实，他的《独望》中之“绿树连村暗，黄花入麦稀”就曾为苏轼所激赏，他的《退栖》《华清宫》《河湟有感》等篇，也均是可圈可点之作。他之“赏诗”，除诗歌创作之外，还见之于诗歌理论。其《二十四诗品》影响深远，在中国传统诗学中堪称经典。近年虽有学者论说此非司空图所著，但还不足以动摇原来的定论。后世以“二十四诗品”为名而冠以“新”“后”“补”“终”“赘”者之著作甚多，最有名的为清代诗人袁枚的《续诗品》，流风余泽所及，清代尚有黄钺《二十四画品》、魏谦升《二十四赋品》以及杨景曾的《二十四书品》。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第七子王献之官拜中书令，人称“大令”，他抒写的《洛神赋》被刻于石，至南宋仅残存中间的“十三行”，弥足珍贵，人称“玉版十三行”，清代文学家、画家王文治就曾将司空图与王献之相提并论，作有赠人之名联：“诗如司空廿四品，帖临大令十三行。”此外，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书》中提出的“韵外之致，味外之旨”，《与极浦书》中主张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与王驾评诗书》中张扬的“长于思与境谐，乃诗家之所尚者”，均为中国传统诗歌美学中的精金美玉。创作与理论双管齐下，已可见司空图对诗之情有独钟了。他于唐懿宗咸通十年（869）中进士，入宣歙观察使王凝幕府，七年后之乾符五年（876），僖宗召其为殿中侍御史，他竟因奉诏稽迟时日而被降职，后来虽任知制诰、中书舍人等要职高位，但不久即辞官退隐，屡诏不赴。天佑四年（907），朱温篡唐建国后梁，诏其为礼部尚书，他更是坚拒不受而于次年绝食而死。他在诗作中多次表示了诗是他的最爱，如“英名岂在更搜奇，不朽才消一句诗”（《争名》），如“此生只是偿诗债，白菊开时最不眠”（《白菊杂书四首》之二），如“世间万事非吾事，只愧秋来未有诗”（《山中》），如“此身闲得易为家，业是吟诗与看花”（《闲夜二首》之二）。如此反之复之之后，他才于有关组诗中写出“侬家自有麒麟阁，第一功名只赏诗”之辞，这是诗之黄金时代的唐朝才可能出现的壮语豪言，这是诗人的审美追求和诗学自信，更是他对自己生命价值的最高期许与诗美肯定。有如一记清钟，它在时近一千二百年之后，敲响了我的心的弦索，激起的是久久不绝的共鸣。
我庆幸自己从孩童时代起，虽然幼不更事，但却有缘和古典诗歌相近相亲，及至年岁渐长，新诗也和古典诗歌一起成了我暗恋的对象，未及弱冠之年进入大学后，更与诗订立了白头偕老的盟约。仕途我无意，商途我不能，只有新诗与古典诗歌以及诗歌理论与批评和鉴赏才是我的最爱，因此，当我后来有缘读到司空图的“第一功名只赏诗”这一金句时，便如获珍宝，感到司空图不仅是自己赋诗明志，也似乎是为千年后的我做代言之人。我曾请友人以此金句刻就一枚闲章，今日以之作为本文的题目，对自己是便于自白，对读者是有如自供，对于诗国先贤司空图老先生呢，则是晚晚生后后辈的我向他致以千年后出于自愿的由衷敬意。
萌芽与源头
一株绿树，有它最早的萌芽；一条河流，有它最早的源头。我的生命的绿树已经旋转了八十多圈年轮，我的生命的河流也已经奔过了八十多个津渡。蓦然回首，在短促而漫长的岁月里，第一功名只赏诗，它的萌芽和源头在哪里呢？
在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中，最早而且最重要的影响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家庭，家庭中的父母；一是学校，学校中的老师。树木育人，父母与老师决定了树木如何抽枝发叶，决定了河流怎样定向奔流。在苍茫的暮色中回眸少年的晨光，我对父母和老师永远心存感念。
青灯有味忆儿时。家严李伏波先生天分颇高，他既娴熟于诗词，香港回归之前，《光明日报》与香港《文汇报》面向全球华人联合举办有关的诗歌大奖赛，他径自投稿一试，竟然一举夺冠。他也精于书法，多次收于有关的馆藏。也曾获得过长沙市象棋冠军、全国老年人象棋团体赛冠军，荣任全国象棋裁判。1976 年之后，也曾参与《辞源》的修订，撰写约三万言。但他淡泊于世俗的功名。他的案头与抽屉都置有许多唐诗宋词的专集，至今每当我悠然回想，心中洋溢的，仍是古典的馨香。我当时虽是小小少年，尚在小学的初小与高小之交，但不知缘何对那些唐诗宋词已情窦初开，总是径行取来囫囵吞枣，或是效法父亲吟诵古人或自己的诗作之神情腔调，也自行摇头摆脑地吟哦。大半个世纪过去了，许多旧梦已经依稀，许多往事已经沉入永远也无法打捞的忘川，但记忆犹新如同昨日的，是李白的昂首天外、杜甫的情系苍生、陆游和辛弃疾的英雄气盛、李煜与李清照的儿女情长，还有父亲的若干作品，如历经岁月风雨而不熄的一支支红烛，照亮了我懵懵懂懂的儿时和小小少年，又如一颗颗文学的种子，落在我尚待开垦的稚嫩心田。
犹记抗日战争胜利的那年秋日，我们从流亡中回到故乡长沙之后，有一天父母携我渡湘江而西，往游他们久违的岳麓山。扁舟一叶，船到中流，我的诗兴竟然生平第一次来潮，随口吐出“湘江滚滚复滔滔”之句，还自以为颇有气势，谁知父亲当即指正说，既然“滚滚”而又“滔滔”，太过重复，于是我的处女作就顿时断流而没有了下文。在山上看到一座冷落荒凉的破庙，我心有不甘，抓耳挠腮，终于凑成四句：“碧苔围宝座，佛面绕蛛丝。鼠咬禅房角，蝉鸣高树枝。”这回父亲面有喜色，他说，比“滚滚复滔滔”好多了。但“围”可以改为“侵”，“绕”可改为“挂”，而“咬”可改为“啮”，原来的字有些呆板而不够自然。我不知“啮”的写法读音和意义，他当时还对我比画讲解了半天。乃至年岁已长我才明白，这就是古代诗文创作中所艳称的“一字师”了。
其实，除了唐诗宋词，对我儿时乃至少时影响最深的，还有父亲自己的最早诗作。“苔生石上泉声细，风度林间鸟语柔”，这是我记忆中最初的留存，长大后曾问父亲，他也记不起全诗了，大约写于20 世纪40 年代之初的宁乡县火龙洲乡间，因为之后他写过一首《怀旧》：“浪迹天涯忆旧游，难忘最是火龙洲。墙内芭蕉墙外柳，青青还似昔时否？”1994 年，他的诗联集付梓，题名《雪鸿吟草》，开卷的两首，一是1944 年写于湖南泸溪的《闻柝》：“倭寇侵凌走不毛，月明乡思最难抛。无情最是山城柝，偏向离人梦里敲。”一是次年8 月作于汉寿的《喜闻日寇投降》：“声声爆竹沸湖城，闻缚苍龙喜不胜。扶醉还来窗际立，错将星斗当花灯！”前一首所写的情景是我儿时的亲历亲闻，后一首所绘的情状也是我亲闻亲历。1944 年岁末，我们辗转到达洞庭湖南畔之汉寿，即元末明初诗人唐温如《题龙阳县青草湖》之龙阳，我其时读小学二年级。翌年8 月15 日，日寇投降的消息传来，全城百姓和中小学生提灯绕城游行三夜，鞭炮声日夜不绝。我当然雀跃在提灯游行的行列，而父亲即兴赋诗并展纸挥毫的情景，当时亲眼所见，至今仍恍然如同昨日。2015 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 周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由莫真宝所编之《抗日胜利这一天》，收辑各方人士当天所写有关诗作，家父此作不知编者从何处搜得，竟然也收录其中。父亲生前曾有诗赠我，那是2000 年8 月，其时他侨居于大洋彼岸之旧金山，我远渡重洋前去拜望，他所作而题为《赠元洛》之诗云：“我儿年八八，万里拜高堂。书卷盈行匣，棋秤作战场。论诗推李杜，涉世话沧桑。喜有生花笔，何当花更香！”我于旧诗开笔虽早，习作却很迟很迟，在2012 年所作的《幕阜山八咏》中，有《佳句》一首：“千古清泉石上流，儿时佳句入囊收：‘苔生石上泉声细，风度林间鸟语柔。’”我所加注释是：“儿时所诵家父之作，全诗已不复记忆，仅此两句以存雪泥鸿爪也。”2016 年，我复作组诗《汉寿记忆》，第二首是：“苍生欢庆日重明，万盏灯笼绕郭行。犹记家严诗妙语：错将星斗当花灯！”以上所记诗事，是说明我“第一功名只赏诗”的萌芽与源头，也是再次对润物细无声的父亲表示永远的追怀和感激。
春风风人，春雨雨人。除了家庭的熏陶，还有学校的栽培。
1948 年至1949 年之交，我读初一于长沙县东乡私立达德中学。今日之语文课当时称为国文课，授业者为燕京大学国文系毕业的郑业皇老师，他其时大约五十开外。因时逢鼎革前夕，学校又系私立，故没有什么统一的课本与教材，郑老师虽是新式名牌大学毕业，平日却一袭青衫，慈眉善目，兴来时则吟诗作赋，一副乡间秀才派头、名士风采。他自选自定的教材主要是古文与古典诗词，而且讲解简略，学生了解大意即可，强调的却是传统方式的吟诵与背诵，即所谓读书百遍，其义自见。上课时他偶尔还携来一袋花生，随机对点名背诵成功的学生奖励一撮，如此精神食粮与物质食粮双管齐下，莘莘年少学子更是兴高采烈，课堂上下争相摇头晃脑比拼，以乡音吟咏不绝。当时我能背诵之诗如《长恨歌》与《琵琶行》，古文如王勃的《滕王阁序》、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和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数十年后仍记诵如流。不唯如此，我对诗歌的爱好也与日俱深，并养成了对优秀的古典诗歌甚至新诗背诵的习惯，这都应该感念郑老师教诲之赐。
犹记1987 年5 月，中国台湾湘籍名诗人洛夫隔海赠我以《湖南大雪——赠长沙李元洛》一诗，此诗长达一百二十余行，长短参差，且不押韵。当年7 月我赴新加坡忝列“第二届大同世界国际华人文学研讨会”，于会议举办的该国电视直播的诗歌朗诵晚会上，我手无片纸而当场背诵全诗。在场的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终身教授周策纵先生，他是华人，也是湘人，在我背诵甫毕即起立发言：“湘人李元洛今晚不是朗诵而是背诵湘人洛夫赠他的长诗，情采飞扬，一气呵成。我建议：把他们两人的名字连在一起，叫作‘李元洛夫’！”次日，该国的《联合早报》即刊出名诗人蔡欣之诗，题目为《致李元洛夫》，开篇即是：“台上澎澎湃湃/是一腔楚音/台下激荡着/没有国界的诗情/突然，周公幽默一句/把两个人的名字/焊接在一起！”二十年之后的2006年10 月，上海市作家协会与上海市图书馆联合举办洛夫诗歌朗诵会，我应邀忝列，诵者均为上海电视台和朗诵界演艺界的大腕大咖，但也均是朗诵而非背诵。此时我已届杜甫所云“人生七十古来稀”之年，隔洛夫赠诗也已去二十载，但我仍是两手空空地上台背诵，仍是一气呵成，现场听众反响之热烈，较之在新加坡之时可说有过之而无不及。散场时洛夫对我举起三个指头说：“还有三个小错！”我笑而作答：“你写给夫人的旧作《因为风的缘故》，只有短短十几行，你都是手持诗稿照念，应该背诵才对得起台下的夫人啊！”长篇不押韵的现代新诗尚且如此，何况篇幅短小、音韵铿锵的古典诗歌？有人常夸赞我记忆力特好，殊不知饮水思源，我应感激郑业皇老师当年所培养的“童子功”。
我在几篇文章中都写到过郑业皇老师，但别后至2015 年，却已六十六载不复相见。他的大公子郑家华读到拙文而相寻，我始知其墓庐在长沙东乡石园故里。次年清明节他陪我雨中登山，我诵焚在《长沙晚报》发表的文章《石园花好永芬芳》以祭，并赋《祭郑业皇师》诗三首：“桃花竞放李花开，长忆春风拂讲台。六八年光如电闪，青衫一袭眼前来。”“风逐浮萍浪逐沙，学堂门外各天涯。青山远路来寻拜，少小门生鬓已华。”“石园花好永芬芳，诵得先生姓字香。欲寄焚邮泉路杳，墓碑无语立苍茫！”
在不少善待我的老师中，真正于我有大恩大德而可称恩同再造者，是我在湖南省第一师范就读时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赵家寰先生。
新中国成立前的小学规定国文与算术为主课，其中一科不及格即行留级。我喜欢国文而算术一塌糊涂，五年一期即不及格，势将留级。我急中生智，心怀忐忑地给教算术的刘国权老师写了一信，恳求他给我六十分，下个学期一定好好努力。谁知刘老师竟慈悲为怀，让我如愿以偿。我尝到了甜头，算术却无寸进，于是每逢期末便照例炮制一信，刘老师也照例给我六十分，终于有幸小学毕业。如此根基，初中的数学成绩可想而知，蒙混到初中毕业，我无知到以为师范不会有数理化课程，故而报考湖南省第一师范，幸蒙取录。谁知师范课程数理化皇然在列，数学成绩如斯，理化可想而知，如是三科有如难兄难弟，均沉沦在及格线以下，结果我被留级一年。
留级后苍天保佑，遇到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就是赵家寰先生。赵老师为清末进士、翰林院编修、后有“铁面御史”之美誉的赵启霖之子，1940 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受业于誉满杏坛与文林的朱光潜教授，书法与诗词俱胜，有《承德堂存草》与赵体书法传世。他对我这个留级生不仅不投以白眼，而相反是青睐有加，作文后“有感情，有想象，有文采”以及“希望你将来有大成而不是小成”的朱笔批语，令当时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我血脉偾张，令今日已是老髦学生的我没齿不忘。然而，留级一年后我的数理化三科依然故我地在及格线以下，时任校长的周世钊先生在全校师生大会做报告时，宣布给我以“开除警告”处分。我如同一名溺水者行将灭顶，却没有可以攀援的救生圈，可一而不可再，再次留级即验明正身开除学籍。
其时还有一次补考续命的机会，条件其实还蛮宽大：如果有一门及格就可以升级而不被逐出门墙。但以我对数理化的不恭，想其中任何一科及格，都无异于李白当年所浩叹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我只有如囚徒般坐以待决——等待那无情的开除判决了。谁知如俗语所云“天无绝人之路”，赵老师当时没有告诉我，事后多年他也从来没有告诉过其他同事，他去找教代数的刘国龙先生：“李元洛在文学方面是可造之才，你给他打个三分吧，否则就不堪设想了！”（其时学习苏联之“五分制”，三分即六十分）。”国龙先生慈悲如佛，我这一条原来惶惶不可终日之鱼，才得以漏网而逃出生天。高二时心知不可能再拖累赵老师重施故技了，在学习委员杨克中同窗极为耐心的辅导下，我对“立体几何”痛下功夫，不可教也的孺子期末考试居然得了四分，使得教此课的李天雄老师都有些惊诧。虽然理化仍不及格，但因此得以随班而上至三年级。及至1956 年毕业时，由于扩大招生，中师毕业无须工作三年即可直接报考高等师范院校，虽不能报考综合性大学，但文科类竟然可以免试数学，只考政治、语文、历史和地理四科。千载难逢，天助我也，四科我均对答如流，我在高考作文题目“生活在幸福的时代里”之下，还擅自加了一个副标题——祝宝成铁路通车，幸蒙不识之阅卷老师不以为忤，反而赐以高分，三个志愿我都绝无他顾地填报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终于龙门一跃，将自己青涩的名字写进了北师大中文系的新生花名册。第一师范也法外施恩，给我颁发了一张“该生各科成绩合格，准予毕业”的毕业证书，让我持此证书和录取通知书结伴而行，虽然春风得意却无马蹄之疾，而是坐上现代的火车千轮飞转地去北京报到。
我的恩师20 世纪30 年代在武汉大学读中文系时，同是湘人的李锐先生亦负笈于该校，但读的是电机系，因是同乡，复均喜诗词，故情同莫逆，数十年后，他们仍有往来唱和。21 世纪之初，他来长沙时，我也曾去住地拜望，谈及他的同学我的恩师，李锐老爽然大笑说：“难怪赵家寰对你这么好，他自己的数学原来也不及格哦！”听此轶事奇闻，我不禁也哑然失笑。赵老师之于我，相当于“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使数十年后的中国文坛，多了一个诗论家和诗文化散文作家，也彻底改变了我一生本来应是不堪回首的命运。恩师生前，我曾作《师恩难忘》一文，刊于《湖南教育》与香港《文汇报》以献；恩师在时，数十年中我均不断趋庭问候起居，也曾陪同父母前去拜望；恩师身后，我追忆往事，于2020 年作《怀赵家寰师》组诗以表永志不忘，其一和其四分别是：“当年几已逐门墙，没顶泅徒四顾茫。幸得家寰师拯救，递来稻草出汪洋。”“深知身在情长在，敬祭千言已不闻。秋夜春朝余一息，月辉花影吊师魂！”
流程与果实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当年鸿儒云集，名师荟萃。系主任是文艺理论家、诗人黄药眠先生，我在中学时即读过他发表在《人民文学》的诗作，至今仍记得其中“让昆仑山作大鼓，让黄河扬子江作琴弦”的豪句。教我们《诗经》与《楚辞》的，是文学评论、古典文学和文学史专家李长之先生，他在20 世纪20 年代末30 年代初考入清华大学后，和同为少年俊彦的季羡林、吴组缃、林庚结为好友，后来被称为“清华四剑客”，我在中学时即捧读过他的《中国文学史略稿》，心向往之。古典文学专家刘盼遂先生，乃王国维的关门弟子；外国文学教授穆木天，系“创造社”成员；钟敬文先生，为顶级民间文学专家；闻其名而未见其人者，则是镇系之宝、中国语言学泰斗、毛泽东的国文兼历史老师黎锦熙先生。至于日后名满国中的启功先生，当时还只是副教授而已，教我们《红楼梦》。在强烈的学术气场与文化氛围中，我立志继承古代文论家和诗论家的馨香，成为当代有所建树的诗论家，而且啼声初试，就读期间即在当时极具声望的《诗刊》与《文艺月报》（今日《上海文学》之前身）发表诗学论文。
1960 年大学毕业后，我去了青海西宁一中。在每一天都被饥饿填饱的艰难岁月中，在天寒地冻、滴水成冰、无处可以取暖的日子里，在繁重的中学语文教学之余，我仍然坚持将理想与文学抱在怀中作为取暖的薪火，先后在《长江文艺》《四川文学》《湖南文学》《文汇报》等报刊发表诗论文章，并有幸得到时任校长的任蘭女士在教师会上的表扬，令我至今仍心存感念。两年后我调回原籍湖南，在内子段缇萦大学数学系毕业后所分配的湘阴县一中任教，业余时间我仍然笔耕不辍，仍然不断在报刊发表诗评与诗论文字。我将于青海草成的长文《谈〈将军三部曲〉的人物形象和艺术特色》抄写投寄，承《解放军文艺》一字未改刊于1962 年第11 期。《将军三部曲》的作者郭小川是出身延安的资深革命前辈，曾任359 旅王震将军的机要秘书，是名噪国中的真正的著名诗人，时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拙文发表后，他寄赠此诗集和其他诗集如《甘蔗林——青纱帐》给我，并多次来信，并说南去广州时希望中途有缘见面。有一封信的结尾他写的竟然是：“有志者事竟成，望你努力！”我当然倍感兴奋和鼓舞，将其作为我的座右之铭。
1966—1976 年文革期间我曾被下放劳动，后到洞庭湖畔的一所农村中学。1972 年，时任岳阳地区教育局长的熊楚剑先生深入基层检查工作，偶然听了我的一堂课后竟大加表扬，他排除重重阻力，连下两次表示“绝不收回”的调令，终于在1974 年将我调至岳阳师专（即今日之湖南理工学院）。多年后我曾作《赠熊楚剑先生》组诗，他2021 年仙逝后，我曾作《挽熊楚剑兄联》以悼：“秋桂若清名，冬松如健笔，政声诗誉，人歌楚剑；湖波滋涸辙，恩泽润家门，厚地高天，我哭仁兄！”星移斗转，大地重光。历史新时期伊始，我虽已届不惑之年，但却蒙湖南省文联商调，承多所泽惠于我的岳阳市委宣传部部长刘金声先生慨予放行，我终于有幸在自己喜欢的岗位，做自己认为有意义的工作。当时的社会，真有百废俱兴之势。特别幸运的是，老诗人艾青、臧克家对我奖誉有加，《诗刊》社主持编务的作家柯岩女史和负方面之责的诗评家丁国成兄对我多所提携。白日放歌，青春作伴，我轻裘快马，日夜兼程，奋力读书和写作，去追捕那虚掷已久的十多年的黄金岁月。正如我在一本早期著作的“后记”中所说：“朝阳唤我，夕照留我，深宵不寐的灯光伴我，让展卷的书页计算白昼有多长，让不倦的健笔测量夜晚有多深，让不断问世的著作证明我是如何挽回空耗的年华和追赶匆忙的岁月。”日月不居，生命如果是一条河流，除了本职工作之外，后四十年它就是在以读书与写作为标志的航道中不舍昼夜，如果它是一株绿树，后四十年的年轮旋转，枝条上也结出了若干品名“学术”或“创作”的果实，让我今天得以摘取清点。
从20 世纪70 年代末至90 年代前期，我在稿纸上（我未能与时俱进，至今仍与电脑无缘，所有著作均系原始手工作坊出品）四管齐挥：一是当代新诗的评论与研究，二是古典诗歌的研读与赏析，三是中国台港与海外华文新诗的评论与推介，四是诗歌美学理论的探求与建构。现在试逐一撮要说明。
在先后出版的十余本有关诗论诗评与诗词欣赏的著作中，有代表性的是1982 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诗卷长留天地间——论郭小川的诗》、1984 年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印行的《李元洛文学评论选》（冯牧、阎纲、刘锡诚主编之“当代文学评论丛书”之一）、1984 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楚诗词艺术欣赏》（承诗坛前辈臧克家先生以“诗词赏析情趣多”为题赐序）、1992 年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印行的《写给缪斯的情书——台港与海外新诗欣赏》、1987 年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印行的《诗美学》（此书由现近百岁的老诗人丁芒约稿，作为该社的“东方文艺美学丛书”之一）。三十多年后，《楚诗词艺术欣赏》经过大规模的扩充与整容，易名《诗国神游——古典诗词现代读本》，2017 年由中华书局发行新版，这算是此书的前世与今生。《诗美学》这一原本五十余万字的著作，略加修订后蒙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前后印行两版，时在1990 年和2007 年。后经过较大的修订，并补写“严整整饬变化多姿——论诗的形式美”一章，并承原香港中文大学黄维樑教授以“古今遐迩贯珍书”为题作万言长序，2016 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版印行。八年后的2023 年，经再次修订增删，复由上海东方出版中心于2024 年10月印行“第四版”之新版，由引荐人李梦溪女史责编，这，就算是此书的今生与前世吧。以上著作，曾获得过不少专家学者与诗人的论评，谨举两例。《台港文学研究35 年（1979—2013）》（江苏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是“十二五国家重点规划项目”的专题著作，著者为苏州大学博士生导师曹惠民教授与司方维博士，该书在“专题篇”一章中辟有“李元洛”之专节，文中说我“是祖国大陆最早发表研究余光中、洛夫等台湾诗人的文章广有影响的诗评家，与流沙河一起带动了祖国大陆台湾新诗的第一波浪潮”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协同合作的《中华文学通史》，为“九五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1997 年由华艺出版社出版（其修订新版2011 年复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印行），其中第十卷的当代文学篇之第八章第一节，即以“诗歌研究与谢冕、李元洛”为标题，对我的诗歌批评与研究尤其是《诗美学》一书，做出较高评价，指出它“既是李元洛本人研究诗学的集大成的成果，也是当代诗学的成体系的代表性著作。他从诗美学的高度解释诗歌创作现象……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诗美心灵流程，也造就了这部著作的独特的体系”。上述引文，可视为对我有关著作的特点与价值的具有权威性之鉴定书。我想附带一提的是，作为中国传统诗歌美学的守护者与发扬者，同时也作为开放精神与国际视野的认同者与践行者，面对80 年代诗坛劲吹的反传统的西化之风，我在1990 年作有“中国诗歌传统纵横论”之三万字系列长文（之一、之二、之三），分别以《反思与重认》《僵化与西化》《革新与创造》为题，发表于当年的《诗刊》，收录于《当代湖南文艺评论家选集·李元洛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虽然有先锋新潮之论者与附和者认为陈旧与过时，我却认为它们绝非明日黄花而至今不悔。
我在青年时代伊始，便和诗论诗评订下了白头偕老的盟约，自以为会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了，不意数十年后，在头尚未白但已知天命之年，由于种种原因，竟然不仅逾矩而且出轨。20 世纪90 年代初期，在与散文几次暗通款曲之后，便移情别恋散文创作，同时推出两本散文集，一是1994 年由台湾三民书局出版的《凤凰游》，一是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印行的《吹箫说剑》，其内容略有出入而大体相同。台湾名诗人兼名散文家余光中与我亦师亦友，他一序而两书，两书共用一序。除了说我“原先是著名的评论家，手上的那支笔已经生产了十本诗评、诗论，洋洋且三百万字”之外，他在序中还说我“年过五十才认真写起散文来”，故特别警告，“评论家改行从事创作，心路历程是由分析转向综合，由客观转向介入，由估价转向赚钱，方向完全相反。李元洛半途出家，却已经超过五十了，出家而要成家，评论出家而要散文成家，真是谈何容易！”这番话令我很受启发，或者说，对我颇有刺激，我虽不能以岳麓书院的著名门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自诩，却可以自勉自励，偏偏决心年过半百也要散文成家，以证实虽然谈何容易，但精诚所至也可以金石为开。尤其是在发轫之初，我竟收到《散文》月刊一面不识的主编、散文家贾宝泉先生的亲笔约稿信函，之后他陆续刊出我不少习作，有如不期而至的好风，鼓舞了我已年过五十的风帆。
我在出版数本试笔也是试水的散文著作之后，深感不能散兵游勇式地有感而发，或蜻蜓点水式地应景成文，而要自立门户，独树一帜，开创不与他人雷同的散文创作的新天地。我认为自己在某种意义上是“两栖人”，既是寄身于文坛的作家，也是术业有专攻的曾讲学于高校的学者，既具有作家的形象思维与创作潜能，也有学者的文化素养特别是古典诗词的素养，应该不局限不满足于即兴式的没有聚焦点与方向性的客串挥毫，应该而且可以融合并发挥作家与学者的二者之长，写出具有独立性与开创性的诗学与美学兼备的散文著作。于是，我决心以唐诗、宋词、元曲、清诗为题材，将文学传记、地理游记、文学评论、诗词赏读、文化随笔，以及一般意义的散文等诸多文体基因熔于一炉，抒写我对古典诗人与诗词的生命体验和人生感悟，而非大同小异的课堂讲义与赏析文章；回眸古典而心系当代，力图开掘阐释说不尽的古典的当下意义与现代价值；着力于融汇学术与文学，让学术文学化大众化，而不面容严肃、城府森严，令人望而生畏，让文学富于学术底蕴、文化含量而提高自己的质地品格；梦想文体的创新，为所谓“文化散文”或“学者散文”提供具有新意创见的文体样品。
十年磨一剑也许太耗时费日了，在20 世纪90年代至21 世纪之初的近30年里，其中大部分是我退休后仍然老骥伏枥的岁月，一共磨出六剑，依次为《唐诗之旅》《宋词之旅》《元曲之旅》《绝句之旅》《清诗之旅》以及《中国古典诗词课》，共计约二百万言。稍作说明的是，前四种曾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原副总编辑黄义和先生最早一并推出，而畅销有年，他退休后，合同到期，原中国青年出版社室主任彭明榜先生垂青此三书及《清诗之旅》，故后续于该社新版印行。数年后明榜先生主动辞职而兴办自营书店，故唐宋元“三旅”复蒙中国工人出版社接受而稍作修订印行新版，书题却尊重出版社主理此书的宋杨女史的意见，除总题名为“诗文化散文三部曲”之外，分别易名为《唐诗天地》《宋词世界》《元曲山河》，虽然这三个书题颇具气象，较“之旅”为胜，但可惜的是当初未能虑及如斯美名。
我的上述散文著作，虽是散文，但与诗尤其是古典诗歌有着血浓于水的血缘关系，出版后得到各方好评。如原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古典文学专家管士光先生，他再版印行拙著《诗美学》与《绝句之旅》，并曾说“再版《诗美学》，是想保存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重要的诗论著作”，“想不到唐诗宋词还可以这样写”；学者兼作家的原香港中文大学黄维樑教授，称之为“诗论与散文的结合”；学者兼诗人的同济大学喻大翔教授，定性名之曰“诗文化散文”；文化学者、散文评论家古耜先生为拙著“诗文化散文三部曲”新版作序，他指出它们“是诗与散文的交融，是文学与学术的联姻”，而“在唐诗宋词元曲的接受史上，尚未见有以散文的方式来阐释和表达者，在现当代散文史上，以唐诗宋词元曲作为审美与创作对象而自成系列者，似乎也未曾有”。如前所述，我的诗论评有幸进入了当代权威的文学史，我的诗文化散文创作，也得到了有关文学史的认可，这就是2013 年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散文通史》。它是“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由古典文学专家郭预衡教授与郭英德教授任总主编，其中的《当代卷》主编为刘锡庆教授、张明教授和张国龙教授，《当代卷下》第26 节的标题是：“季羡林、李元洛、梁衡、谢冕、孙荪、曹旭”，这一节中对我的散文做了两千字的评价，称我“致力于散文文体创新，即诗论与散文的结合”，“既是反传统写法的‘诗论’，又是别具一格的‘散文’，是真正的学者散文”，“其文本对当代散文的文体建设提供了一种新思维、新品类，对中国诗词歌赋的传承与张扬，穷尽了一介书生的人文良知”。
二十多年前出版《唐诗之旅》后，待我甚厚、赐信约百封之多的前辈诗人臧克家先生，来信嘱我按照中国诗歌史的顺序从《诗经》写起，一个朝代或一个时代写一本，构成一个完整的中国诗史的文化散文系列，但我其时已年近花甲，心有余而力已不足，而且时间亦不允许，故只得向臧老婉转陈词告白。乃至《清诗之旅》在六年前出版后，我心仍有戚戚焉，无以告慰臧老在天之灵，故贾己之余勇，补写了《诗经》《楚辞》、曹操诗、陶渊明诗、南北朝乐府民歌、明代诗歌等六篇长文，从其他已成之诗文化散文著作中选择若干篇什，足成一本而题为《中国古典诗词课》，由助我良多出版拙著《一日一诗》《人间情诗》的李斌先生精心责编，不久即将出版发行。顺便一提的是，在专注于诗文化散文创作的同时，我于旧爱仍念念不能忘情，除了整理出版有《古典情诗揽胜》之外，《诗国神游》及其姊妹篇《唐诗分类品赏》一书，也先后由中华书局当时的有关负责人余佐赞先生接纳、吴艳红女史责编而印行问世。此外，九洲出版社李黎明主任，曾印行拙著《红紫芳菲——诗词经典导读》《壮丽余光中》（与黄维樑合著）二书；岳麓书社杨云辉编审曾约撰《新编今读唐诗三百首》等书；复旦大学李又顺编审曾将《唐诗之旅》《宋词之旅》压缩，请中学名师评点，列入上海著名中学师生推荐书系，已分别印行28次与18次；北京时代华语国际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刘平副总编辑与北京时代墨客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娄珮蕾总编辑，也曾主动约稿，印行我赏读中小学语文课本中古典诗词的《千年至美莫如诗》，以及我的诗文化散文选本《写着写着几千年》。至于2022 年印出的七绝与联语之合编《夕彩早霞集》（花山文艺出版社），那就只能说是晚近偶尔分神在河道中沙滩上采集的彩色碎石，如果说，人生的晚年进行结算盘点诗论著与诗散文这些算是正果，那么，这部诗联小集则是缪斯赏赐给我的额外的花红了。
航标与铭箴
将短促而宝贵的一生托付给读书和写作并希望有所收获，人生除了客观环境的宽松包容和主观的勤奋坚韧，以及师友的提携相助之外，还不能不有自警自励的座右铭箴，如同一条河流的航标。
我的航标与铭箴大约有二：
宁从一而专攻，勿旁涉而两失；专一以立基，博览以兼善。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说：“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犹记七十年前我初入北京师大中文系，举目四顾，学海茫茫，心境正如王国维所引晏殊《蝶恋花》之句。掘多井而均及于泉的“通才”固然可贵，但非天资与精力过人者莫办，人生苦短，学海无涯，学科分类日益细化，学术研究也日益专业化与专门化，能深掘一井做某一方面的“专才”也颇为不易，于是我决定将诗歌理论研究与诗歌鉴赏批评作为我治学的道路与鹄的。后来不知从何处看到上引的“博”与“专”两句话，更觉醍醐灌顶、眼亮心明，于是更加专心致志而心不旁骛。数十年来，除了客观原因所致的被迫中断，我集中“悦读”中国的古典诗歌、百年中国新诗和外国诗歌，努力博览中国古今的诗歌理论和西方的诗歌理论，以之为治学之本，同时也旁涉小说、戏剧、绘画、音乐等门庭的有关书籍，以及哲学、美学、语言学、修辞学、思维科学、文艺心理学和西方新兴的文艺理论等方面的著作，以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和开拓自己的文化视野，以博览而济专攻。多年之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廉萍博士、编审的帮助之下，我终于找到我的座右之铭的原始出处，特援引于下与读者共享。清乾隆时布衣诗人黄子云著有《野鸿诗的》，共111 则，其43 则云：“专一可以立基，泛览可以兼善。”（《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版）同时代的名诗人袁枚，在《答友人某论文书》中也曾说：“要知为诗人，为文人，谈何容易。入文苑，入儒林，足下亦宜早自择。宁从一而深造，毋泛滥而两失也。”（《袁枚全集新编》第6 册，王英志编纂校点，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 年版）其实，《孟子·离娄下》早就记录过孟夫子的有关教言：“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为人如是，读书写作何莫不然？中唐诗人韩愈《学诸进士作衔石填海》诗有云：“人皆讥造次，我独赏专精。岂计休无日？惟因尽此生。”他欣赏的是精卫衔西山木石以填东海之“专精”，但诗常常有多义或云多解，广而言之，做学问何尝不是如此？
力避老八股与洋八股，追求语言文采与学术个性。
文论与文评，虽然以理性的思辨见长，以逻辑思维取胜，但它们毕竟属于文学的家族，姓“文”而非其他，当然也应该讲求必具的适度的个性与文采，以取悦读者而广为流布，而不应程式化地千喙一声、千人一面。刘勰的《文心雕龙》既体大思精、胜义纷呈，同时又文采斐然、铿锵可诵，其中还特别辟有《情采》一章，唐代史学家刘知远《史通·言语》说“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而刘勰早就在《情采》篇中说过“言以文远，诚哉斯验”了，并且此篇还曾开门见山地指出：“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中国文学的民族传统美学特征之一，就是富于情采，从《诗经》《楚辞》开始，中国文学不论是诗词歌赋还是散文、小说乃至戏剧，美文传统一脉相承，流长源远。
中国文学不仅有美文传统，而且纵观中国文学批评史，它还有美评与美论的传统，即感性丰盈而语言多彩。从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之后，唐代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宋代欧阳修的《六一诗话》、明代胡应麟的《诗薮》、清代叶燮的《原诗》与刘熙载的《艺概》，宋元明清历朝的诗话词话曲话文话，以及明清两代对诗歌、散文、戏剧、小说的评点文学，都莫不感性饱满而文采灿然，如繁花照眼，如嘉树迎风。
时至现代，闻一多、朱光潜、李长之、林庚等人的文学研究论著，以及李健吾（刘西渭）的文学批评，仍承续了古典文学批评的美文一脉，而时至当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美评与美论的美学传统则似乎难以为继。但也不尽如此，1956 年我甫入大学，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读到李长之师应编者之约所写的谈李煜词的文章，仍然文采风流，而结尾竟然是“书被催成墨未浓，见笑了”，文章竟然可以这样结尾？我当时颇有耳目一新之喜，数十年后记忆新鲜依旧如同昨日。不久之后《人民文学》连续刊出青年学者蒋和森论《红楼梦》人物的系列长文，在大体相同的时代文风里，真有如沙漠上的旅人忽然邂逅绿洲与清泉之感，而同时读到钱锺书最早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的《宋诗选注》，他的序言和八十余篇作家小传，其语言之清新隽永、妙趣横生，如同空谷足音，令人欣然色喜，于今日都不可多得。后来声名鹊起的美学家李泽厚，大学时代我曾亲炙他为我们开设“美学讲座”时的少壮风采，而他最早的著作为《初学集》，我从新街口新华书店购得而耽读，对其个性与文华均颇为欣赏。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枯燥乏味、陈旧老套的文风有所退潮，情采兼备的文学论文与论著不时可睹，如老一辈学者《红楼梦》专家兼诗词鉴赏家周汝昌，其有关论著即个性鲜明，情致独具。如陶文鹏、韦凤娟主编的皇皇巨著《中国古代山水诗史》虽长达百万余言，却有益而有趣好读，一版再版，因为主编陶文鹏新旧体诗均佳，他在“导言”中就强调“既有学术性又有可读性的散文格调和文采”。如杨景龙的代表作《古典诗词曲与现当代新诗》（增订本）及《花间集校注》《蒋捷词校注》，就堪称学殖深厚而文采斐然，因为作者既是学者，同时也是新旧体兼擅的诗人。门户开放、文化交流必要而且必须，闭关锁国、故步自封绝不可取，但西风劲吹之下，毋庸讳言，洋八股翻译体近年也随之勃兴，尤其是某些自诩先锋新潮之士，其文评与文论大多晦涩艰奥，热衷搬弄名词术语，语言生硬夹缠，恶性西化，远无母语之美，作者沾沾自喜，而读者则不忍卒读，昏昏欲睡矣！
我生平作文，因为面对的是文学，而且是文学中的新诗尤其是古典诗歌，而且是新诗佳篇和古诗妙品，故总是要求自己的文字不要太愧对那些纷呈的珠玉，而要努力传扬中华文论的美学精神，在现代的思想与艺术的光照之下，重温和发扬文论之古典美，笔端有审美之感情感悟，笔下有母语之血脉文采，而羞为老八股与洋八股。《中国散文通史》说“以文为论”是我的著述的最大特色，如此切中肯綮的论评，我当然应表示欣然接受而道一声谢谢。
诗文背诵与创作
我从年轻时起到老之已至的今日，都喜欢背诵古今中外之诗歌名篇，包括明清小品在内的古典散文中的片段，这不仅是培养自己的记忆力，是对诗美的感悟、发现和享受，而且是一种特殊的文字审美记忆。多所记忆，可以帮助自己赏析作品时能做连类而及的多方向深层次的理解，也有助于舌耕与笔耕时随手拈来，随心挥洒，而白居易《寄韬光禅师》诗之“遥想吾师行道处，满天花雨落纷纷”，正是我心向往之的境界。关于背诵，前文已引述过背诵洛夫长诗之例，犹记1992 年秋香港中文大学的“抒情诗之夜”，由黄维樑主持，余光中、台湾另一位名诗人痖弦和我三人联袂诵诗，但我不是诵而是背他们两位的作品，包括余光中四十五行的名篇《寻李白》、二十一行的佳构《珍珠项链》和痖弦的散文诗名篇《盐》。余光中当场投李报桃说：“李元洛先生不仅能背诵很多古诗，也能背诵不少新诗。他的大脑就像是电脑，但电脑没有他那样生动的表情和丰富的感情。”言之不足，故重言之。余光中在他2005 年所作的《楚人赠砚记——寄长沙李元洛》一诗中，又再次致意：“我有诗千千首，大都不能背/他随口记诵，吐金石之宏音。”我想因为我和他同时参加过一些会议，尤其是以他为主角的会议，我少不了背诵他的诗甚至散文的片段以助文兴，所以他也“来而不往非礼也”地赠我以诗吧！
如前所述，我也断续写过一点我情之所钟的七绝与楹联，前者是所谓旧体诗或传统诗词，后者也是古典诗的旁系与支流，至于新诗，我在青春时代也曾热恋一时，后来却因激情消退、才力不逮而未能继续。于七绝和楹联偶尔为之，一方面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它们可以记录自己的心海波澜，挽留自己的喜怒哀乐，另一方面呢，我如有实际的创作体验，也可以有助于理解与阐释古人与今人的诗作。前辈学人包括理工科学者赋得五言八韵并且可观可赏，多为小菜一碟，不像今日某些研究新诗甚至古典诗词的学者名师，于传统诗词的写作或从未问津，纯属外行，或敝帚不忍自珍夸示于公共场合而徒贻笑柄。我偶尔为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有人嘲讽评论家、学问家、理论家只会纸上谈兵而不谙创作，如同棉花匠只会弹（谈）而不会唱（写），我虽做不到高谈与美唱，但既会谈也会唱应是可以期待的目标，于是我写了几本专题的“诗文化散文”集，也尝试写作了一些联语和绝句。
自古及今，歌咏屈原与端午节的联语不胜枚举，我也兴之所至写了一组四副之《端午新联》。第一副是：“中国诗坛第一人，但推屈子；两间遗泽无双地，唯有汨罗。”现在经人书刻，成为汨罗市屈子文化园的门联。屈原的《九歌·湘夫人》有名句云“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当代名诗人余光中多次撰文说，我们的诗人要做屈原、李白的嫡系传人，他在1976 年所作《诗魂在南方》一文的结尾有言：“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此语现已成为风传域中的嘉言金句。1999 年他首度访湘，曾去汨罗江畔拜谒屈子祠，2005 年端午节，他又应邀作为主祭来汨罗祭屈，先后作有《汨罗江神》一诗与《水乡招魂》一文。这两次活动我都参与并陪同，感触良多，于是搜索枯肠，几经推敲，在终于心血来潮找到与“兮”对应的“欤”字之后，写出《端午新联》中的第二联：“万古不磨，洞庭波兮木叶纷飞云梦泽；千秋传诵，蓝墨水欤上游只属汨罗江。”至于七言绝句，这里再举与本文题目有关的两例。1980 年春我初游张家界，作《登张家界》一诗：“浪涌连山到碧空，拍天声急我从容。飞身直上三千丈，心在狂涛第一峰！”这时正是新时期伊始，万象更新，我虽年过不惑但也仍壮心不已，此中借景抒情的寄寓读者当可想见。岳阳楼之下洞庭湖边，新建有刻录于石的自屈原以来的古今诗作的诗碑长廊，主事人名剧作家吴傲君邀我赋诗，我久无以对，多次辞谢，直到想出后两句自觉尚差强人意，才交卷刻石而附骥尾。诗为《咏洞庭》：“范相文章北斗高，杜公诗得凤凰毛。洞庭借我新台砚，好写胸中万古潮！”
李白当年的《春夜宴诸从弟桃李园序》开篇就说：“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他其时当然还不及了解现代的天文学，他如果知道距离地球最近的宜居行星为22 光年，以人类当前最快的飞行器（每秒100 公里）飞过去也要6 万年，他如果知道地球所在的银河系在宇宙无穷的星系中乃普通的小星系，地球在宇宙中渺小如同尘埃，才华盖世、目空一切的他不知会发出什么感慨，何况我等凡夫俗子？十年前我始用手机，匡助我大半生的内子缇萦代取微信之名，即为“如粟”。由茫茫广宇而小小寰球，诗海无涯，人生短促，我终究只能浅饮一瓢而已。眇乎小哉，所以属于人也！走笔至此，用今日流行的时髦语言，这篇“烧脑”的长文早就应该打住了，“第一功名只赏诗”，就让我再次引用司空图的金句警言聊以自慰并作为收束吧！
本文原载《名作欣赏》2024年5月号
重刊《湖南文学》2024年l2月号
责任编辑：易清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