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7月,广州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多个单位在市政建设类提案中提请市政府尽快建新房、修危房、制标准,以解决市民的住房问题。广州市归国华侨联合会也向大会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议在广州筹建华侨新村,协助归国华侨解决住房问题。

1955年5月16日,往日渺无人烟的玉子岗、蚬壳岗、蟠龙岗,此时红旗猎猎,人声沸腾,时任广州市市长朱光在3000多名中外来宾的见证下,为广州华侨新村奠基培土仪式铲起了第一锨土。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华侨新村奠基,同时开启了这个被何香凝誉为“归侨侨眷的幸福乐园”的现代住宅小区的历史。将近70年的时间,如今这里绿树婆娑,鸟语花香,一栋栋典雅别致的别墅错落有序,整个小区宛如一块翡翠嵌在灯红酒绿的环市东闹市,在都市的繁嚣中保持着恬静。回顾广州华侨新村的前世今生,寻觅华侨新村许多名人的踪迹,解读广州发展中的许多华侨文化密码,我们会发现这个侨乡大都市的魅力。
在华侨新村的住户中,有两位曾任广东省副省长,他们是印尼归侨黄洁和香港实业家邓文钊。1911年,黄洁出生于台山市白沙镇茶园一个华侨家庭。1920年,其父亲自新加坡回乡省亲,将他带往新加坡,进入养正学校读书,后来在父亲开设的金铺当学徒,白天学手艺,晚上习抄账目,开始接触经商之道。1934年,他离开新加坡,来到印尼苏门答腊巨港投靠叔父,在其所开的金铺学艺。一年后,在叔父的资助下,他和堂兄黄锡龄合股开设信昌金铺。经过几年的努力,业务大有发展,金铺遍布苏门答腊南部各地。他还与银行界建立信用关系,成为巨港华侨金铺业大户。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黄洁在金业互助社内发动抗日募捐,同业热烈响应,各家华侨金铺都将每年盈利的四分之一捐出援助祖国抗战。巨港华侨成立了抗敌后援会,黄洁是该组织的领导成员之一,掌管财务。1942年2月,日军南侵,巨港形势危急,黄洁带领一众巨港侨领劝告侨胞尽速撤离,他自己则留下来处理抗日社团的善后工作,至巨港沦陷前夕才匆匆告别家人,转移至朱鹿镇避难。1945年8月,日本战败,黄洁回到巨港。一回到巨港,他就与友人许崇德等合资开办公司,与爱国侨领王源兴、黄一飞、白辰恭等重建华侨总会,协助华侨恢复生产、开办实业。1946年初,黄洁成立信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记”)。信记成立后,生意日益兴隆,成为战后巨港华侨四大胶片公司之一。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消息传到巨港,侨胞欢欣鼓舞。新中国成立之初,百业待兴。心系祖国的黄洁尽自己的能力和财力支援祖国建设。1951年,他组织印尼华侨工商业回国考察团回中国访问。考察团先后前往广州、武汉、北京、天津、青岛、上海等地参观考察,历时3个多月。目睹新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考察团成员深受鼓舞。时值中国人民正在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黄洁代表信记捐献人民币4亿元(旧币,下同),支援抗美援朝。考察后,黄洁选定在广州建立侨资企业,因为广州在当时是华侨出入的主要门户。他希望在这里投资创业,做出一个榜样,鼓舞更多华侨回来投资。经过认真研究,黄洁决定创建一间以侨资为主的公私合营工厂——华建麻袋厂,于1952年9月始建。1954年春,华建麻袋厂正式投产。1955年起,麻袋厂的生产欣欣向荣,每年缴税后纯利润保持在100万至200万元,至1956年底收回了本金。华建麻袋厂成为广州新建工业的一面旗帜和海外侨胞回国投资工商业建设的榜样。1955年3月,经有关部门批准,公私合营华侨投资股份有限公司(1956年改为广东省国营华侨投资公司)正式成立,黄洁被任命为广东省华侨投资公司第一副董事长,负责向海外华侨募股融资。黄洁积极投身祖国经济建设事业,受到党和政府的肯定和重用,1961年被补选为广东省副省长。邓文钊也是一个传奇。邓文钊于1908年出生自香港的名门望族,19岁时,其母安排他与何香凝的侄女何捷书成亲。这桩婚事,改变了他一生的轨迹。1928年,邓文钊婚后第二年,何香凝因奔母丧,带同子女廖梦醒、廖承志返港。从这时起,邓文钊与廖氏姐弟接触比较多,成为莫逆之交。

邓文钊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经济系,回到香港后曾任香港大英银行、华比银行华人经理,在香港企业界享有盛誉。1938年6月,宋庆龄等在香港发起成立保卫中国同盟(以下简称“保盟”),呼吁世界人民支援中国抗战。廖承志邀请邓文钊参加筹备工作,任中央委员会委员兼司库,负责保盟的财务工作。邓文钊和兄长邓文田运用香港华比银行的有利条件为海外华侨捐款作财务上的安排。他提供了两个大仓库,给保盟存放过境物资。抗战时期,邓文钊在经济上支援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后中共中央决定在港创办《华商报》,以唤醒、激励民众投入爱国行动,邓文钊即协助廖承志创办《华商报》。邓氏兄弟和陈嘉庚先后出资15万元自办印刷厂,还出钱租房作社址并提供部分办报经费,邓文钊出任董事长兼督印人,邓文田出任督印人兼总经理,使《华商报》顺利出版发行,立足香港,将中共和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声音向海外侨胞传播,争取侨胞对抗战的支持。《华商报》至香港沦陷才停刊。解放战争时期,邓文钊、邓文田兄弟曾为解放军进军大西南提供大量汽油;为解放海南岛,协助解放军进口大米7万吨,同时,积极配合中共在香港的工作。1948年底邓文钊协助中共香港分局的方方、潘汉年组织一大批民主人士北上。

新中国成立后,邓文钊组织港澳工商界回内地观光,并带头与港澳侨领发起集资,于1951年春在广州创办广东第一家公私合营企业华南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这是首创引进外资的企业。他还参与了华侨新村的建设,且带头在华侨新村买房定居。
翻开1959年出版的一本有关华侨新村的画册,可见一幅幅如诗的图画:三五知己漫步在绿树成荫、花草悦目的街道上;在宽敞的客厅里专注的弹钢琴;主妇在厨房欣赏着自己烹制的南洋菜;一家老小在餐厅品尝着不同风味的西餐;老人或看儿孙养鱼,或与儿孙嬉闹,或栽花种木,尽享天伦之乐;侨生骑着自行车沐浴着和暖的朝阳,在回环的山道上驰骋……其中有一幅是著名粤剧演员马师曾正在对着一盆凌波仙子,跟老母亲和儿女们大谈水仙经,画面中一家子灿烂的笑容满是亲情的温馨。还有一幅是马师曾在书房构思屈原剧本,那凝神思考的双眸蕴藏着的是他对粤剧艺术的热情。再一幅则是玉子岗旁一座米黄色的楼房里,粤剧著名演员红线女在练功小内厅,对镜排练身段,体现了她永攀艺术高峰的执着。1949年10月广州解放,1950年5月海南岛解放,各大戏院演出恢复正常。是年下半年,马师曾和红线女带领“红星剧团”回广州演出,除演“马派”剧目外,还在华南文联的帮助下编演了反映抗日战争胜利后,珠江三角洲农民反抗官僚、恶霸压迫剥削,反对国民党抓壮丁打内战的现代剧《珠江泪》。1951年初,他们还参加了“抗美援朝粤剧大集会义演”,演出批判崇美思想的短剧《牛仔裤》。却不曾想,演出后回到香港,马师曾、红线女遭受同业组织“八和会馆”的恶意批评,并受到港英当局的传讯、警告和刁难,红星剧团被迫解散。就在这个时候,祖国向他们伸出热情的手。1955年,马师曾和红线女受邀赴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周年国庆观礼活动。他们在观礼台上看到了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看到了长安街游行队伍的雄伟场面。在欢迎宴会上,周恩来总理还邀请他们到全国各地看看。他们还见到了茅盾、夏衍、梅兰芳等文艺界著名人士。目睹了新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后,他们坚定了回国的决心。并在受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陶铸接见时,向书记表达了回来工作的决定。
经过1个多月的时间,他们料理妥当在香港的一切事宜,回到广州定居。1955年12月19日,广东省、广州市文化艺术界150多人集会,欢迎马师曾和红线女从香港回到广州参加广东粤剧团。1956年春,马师曾与红线女在文化公园中心台与阔别了5年的观众见面,3万多人挤得文化公园水泄不通。

华侨新村友爱路20号现为红线女故居,红线女自1957年至离世,都居住于此。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和邓颖超曾经亲自到华侨新村探望红线女,在她家品尝红线女的妈妈谭银亲手做的广东菜、糕点。周恩来探访红线女,表达了他对粤剧艺术的关心。1956年5月,广东粤剧团(广东粤剧院前身)赴京演出,马师曾、红线女主演了《搜书院》,周恩来总理观看演出后,美誉粤剧为“南国红豆”,并书赠“批判性地接受民族文化遗产,创造性地发展地方戏曲音乐,使祖国的文化艺术发出新的光彩”的重要题词。
华侨新村华侨建华侨住。在华侨新村里有两位秘鲁华侨同宗兄弟毗邻而居,他们还把儿孙都安排回国读书,希望后代不要忘记中华传统文化。他们就是秘鲁著名侨领戴宗汉、戴贺廷。戴宗汉出生于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一个贫苦家庭,父亲靠打鱼为生。1918年,16岁的戴宗汉带上一张旧毛毯,几件旧衣服,搭上日本货船,到太平洋彼岸的秘鲁艰苦创业。他当过杂货店伙计、菜园帮工,后来看到秘鲁许多地方没人开垦,便萌生了开荒种地的念头。他先后在秘鲁的百加米纹、古担郎、南巴益忌等地以及森林区垦荒,改瘦地为良田,变荒漠为粮区。他针对秘鲁的天气和地理条件,研究改革耕作技术,还手把手把中国的耕作技术传授给当地农民,使秘鲁沿海北部地区终成秘鲁的产米区。他还办起现代磨房、养猪中心场等,推动了秘鲁农业发展,使秘鲁的粮食、肉类产量成倍地增长,让当地人民都能吃上便宜的大米肉食,还能出口为国家赚来外汇收入。1968年,秘鲁政府授予他一枚“农业功勋章”,赞誉他为“秘鲁农业功臣”,当地报界称之为“中秘人民友好的使者”。戴贺廷则是13岁到秘鲁谋生,长期从事农业生产,在水稻种植和畜牧饲养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为秘鲁农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侨居海外数十载,戴宗汉和戴贺廷始终心系乡梓。早在1964年,他们便为兴办家乡教育事业,捐资20万元给家乡高增村兴建同文中学(即现为广州市第七十三中学)。之后,他们持续将爱心汇回家乡,支持家乡的教育、医疗等事业,为暨南大学添置教学设备,为家乡修桥铺路,兴建学校,捐建医院等。

戴宗汉和戴贺廷对华侨新村更是情有独钟。戴宗汉每隔一年都从秘鲁回来住半年。他有两个小外孙,为了教育他们爱国爱乡,分别起名为周祖华、周粤华。戴贺廷也将儿子送回祖国读书,使后代不忘祖国、不忘家乡。1988年,他们被授予“广州市荣誉市民”称号。居住在华侨新村的还有不少著名的侨领、华侨实业家、文化人士,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时光流逝,广州华侨新村这颗当年熠熠生辉的羊城明珠,依然那样璀璨,依然那样充满勃勃生机,依然在都市发展的进程中以自己丰富的人文历史底蕴保持自己独特的地位。穿梭在绿树成荫、鸟语花香的华侨新村,欣赏着形态各异的别墅建筑,我的思绪飘回了那个火红的年代,感受当年爱国华侨的澎湃激情,体会当年党和政府对侨胞的关怀。穿行在脚步匆匆的人流,置身车水马龙的都市繁华,看着这座城市日新月异地发展,走向美好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