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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成长经历之七  家书之九

一毛五分钱

山东  孙喜民

我上高中时，农村还没有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家乡沙质盐碱土壤粮食产量很低，农民经济状况普遍不好。我父亲长期在外地“跑运输”，赚不了钱老是赔钱，我一个人在老家生活也艰难。当时几乎没有钱，一般时候也就不花钱。

挣钱艰难——

记得有一年，我家在村东老宅地上种了些白萝卜，长的也不好，收了后只能当菜不能当饭吃，剩下三十来斤。我要去上学离开家，就借了一辆地排车装上萝卜，拉到东面后岩村集市上去卖。我不会吆喝，坐等别人来买，来问询的人不多。

临近中午快散集了，一个中年男人过来问价，我说：一分钱一斤，差不多三十斤，你包圆的话，就给两毛五吧?他说：两毛钱行啵?我有些不舍，但是萝卜确实不好卖，就说：卖给你吧。

他从衣兜里摸着掏出一张一毛钱，又掏出几枚硬币，笑着翻开了所有衣兜，满是遗憾的说：你看，多不巧，就剩下一毛五分钱了，你看行么?看来他是真没有钱了，我不舍又无奈的说：给你吧。他带着歉意把钱递给我，把萝卜收到一个袋子里背起来走了。

    农忙时学校放假，老师、学生们回家收种庄稼。每家自留地很少，每人只有一分地左右，收种用不了多长时间，主要是给生产队里干农活。未成年人力气小，挣的工分也比成年人少，主要是割草、拾柴火、翻红薯（地瓜）、翻棒子（玉米穗儿），为家里增加点收入。

1978年我十五岁上高二，放秋假回到家里。天刚亮，我就背上箩头（箩筐），带上镰刀或小铲子，到地里割草、拾柴火，兼带翻找、捡拾一些没有收净的玉米穗等。回到家把草摊晒在院子里，把玉米粒拧下来，在席子上摊薄晒起来。

有时生产队刚收完地瓜，地里肯定还有没有刨干净的。我和小伙伴就背上箩头、三齿，到地里“翻红薯”。一般情况都会有收获，有时地块大地瓜多，一人一晌可能翻满一箩头，就像生意人发了财一样背到家里，大人们看见了还会高兴的夸奖。

家里没有面粉了，秋假四十二天我没有蒸过一次窝头。我把足够两顿吃的地瓜、较嫩的玉米穗儿洗干净，又用菜刀切了一些“红薯骨碌（地瓜切的小块儿）”，在灶台大锅里添上水，放入“红薯骨碌”，支起锅梁子箅子(bizi)，放上玉米穗儿、地瓜，盖上锅盖儿烧大火蒸馏到熟透。早饭啃熟玉米穗儿，吃熟地瓜，喝红薯骨碌汤，没有吃完的留着盖在锅里。

中午干活回来，一般不再动火，将就着还是吃玉米穗儿，吃熟地瓜，喝红薯骨碌汤。晚上再熬点米汤或面汤，吃点东西，三顿饭就这样解决了。我那时没有其他的饭，能吃饱就不错了。

这样一个秋假下来也收获不少，垒起了一个不小的草垛，还有一大堆柴火，最大的收获是十五斤玉米粒，还有几十斤的地瓜。

逃磨面钱——

开学前天下午，我翻遍了所有的衣兜，凑够了一毛五分钱，用小布袋盛上玉米粒放到箩头里，背上箩头到北边三里冠县赵屯村去磨面。

磨房在赵屯村南的地边，是一个生产队集体经营的，一个中年男人管磨面，加工费一分钱一斤，来磨面的人不少，粮食也挺多。那中年人给我磨完面，用杆秤把面粉称了称，还是十五斤。

我把袋子掂到门外放入箩头里，把手伸到衣兜里摸了摸那一毛五分钱，想着付了加工费就一分钱也没有了，真是不舍得，虽然也怕不付钱被发现了不好看，我还是心存侥幸，没有再进去付钱，背起箩头就往回返了，路上不由自主的加快了脚步。还想着真是被人家发现了，给人家赔礼道歉，再把钱付给人家，应该也没有大问题。

花钱难得——

磨面的人也没有出来追，我到家就背上面粉上路了。距离莘县王奉中学有十五、六里路程，遇到的两个同学一块走，近两个小时才到王奉集，我从街北酱菜园的门市上，用一毛五分钱买了一斤多腌渍的咸萝卜。

回到学校后我把面粉交到伙房，王志立司务长给了窝窝票，以后可以买窝头吃。我平常没有菜吃，伙房里咸萝卜一分钱一条，白菜或菠菜汤一分或二分钱一勺，我也很少买。这次的咸萝卜我省着吃，每顿饭用小刀拉下来一小条，一直吃了三个星期，是有菜吃连续时间的最长记录了。

恩重情长——

偷逃人家给磨面的加工费，是我记事以来做过的第一件不地道的事，因此我印象非常深刻。后来我反复推想，那次人家没有出来追着要钱，可能是太忙顾不得，也可能是我磨面量小他没有当回事，更大的可能损失的是生产队，不是他自己，他才没有太较真，看来我还是粘了集体所有制的光了。

其实不只这一件事，也不只这一类的事。一般庄稼即将成熟到收获之间，生产队都会派上几个人专门看护，老家管这叫“看坡”、“看青”，防止村民偷盗。大量偷盗庄稼当然犯法，发现了会受到处罚甚至批斗，但是干活、割草时掰一两穗嫩棒子，扒一两块地瓜，藏在萝头的草里即使被发现了，看坡的人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卖个人情放行了，也没有哪个干部认真追究这类的事儿。

我那时正在长身体，但常缺少营养和热量，割草拾柴火到后半晌肚子常咕咕叫，自然也偷着扒地瓜、扒花生吃，爬打瓜（西瓜的一种）、爬水果吃，偶尔还伙同发小藏到偏僻的地方，生火烤玉米棒子、焖红薯吃，做的挺隐秘，很少被看坡的人发现。即便被发现了，也是被长辈般的吵几句、骂几句了事，没有受到过象样的责难处罚。如果像后来耕地承包分家到户了，再那样的偷扒、偷爬庄稼瓜果的话，被发现受到谴责吵骂都是轻的，被追究责任也是难免的。

当时生产队收成虽然有丰有歉，但分配时每人一份口粮，再按所挣工分多少适量少分一些，因此小孩子多吃饭少的家庭口粮相对宽裕一些，成年人多的家庭口粮反而紧张，这似乎变相鼓励了生育，多数家庭好几个孩子，有的十多个。由于贫困落后，国家年年给发救济粮、统销粮；自然灾害来了，党、政府和解放军积极抚恤、救灾；家庭困难的学生，上级发放一些救济金、助学金，处处体现着社会主义公有制度的优越性。

我能够在贫困中捱过来，是粘了集体的光，托了公有制的福，上学不用交学费，考上大专后国家给生活费、助学金，毕业后国家给安排工作，后来再无大的艰难困苦，我自然真心感恩社会主义公有制。如果是私有化、教育高收费，以我当时的条件，即使饿不死能活下来，上学、升学、就业、成家立业就别想了。

作者简介：

       孙喜民，男，汉族，中共党员，数学专科、中文本科、法律本科，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聊城市作家协会会员，莘县作协会员，从事中学教育十三年，多次被评县级模范教师、教学能手，众多学生成才成事；1995年考入莘县人民检察院，任研究室主任兼公诉科副科长，一级检察官；检察日报、山东法制报、中国法学网、山东检察、聊城日报、聊城检察优秀通讯员，曾主编刊物莘县检察，2012年3月以最高分被评为全市第一届检察业务专家，获得第一届“春华秋实文学奖”全国诗词大赛一等奖，荣获市、县级优秀共产党员、十佳干警等荣誉几十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