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父亲

龙莆尧

                 1945年抗战胜利后的父母亲

          我的父母，是一对抗战老兵。

        1937年芦沟桥事变，抗战军兴，无数热血青年都投身到抗日救亡的阵营里。当时我母亲徐佩珩刚在广州市第二中学（现广州市第一中学）高中毕业，为挽救民族危亡，她与广大爱国学生一道，投入了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1938年暑假，她瞒着父母，加入了广州市社会军训在营模范团妇女连接受军事训练，成为一名女兵。军训期间，女兵们接受过一位美国女记者的采访，还在中山纪念堂广场上受到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的检阅，聆听过她亲切的勉励和教诲。

        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模范团退驻广宁县古水乡继续训练，半年后，改为西江行署教育团工作大队，从事民运工作。不久，我母亲考入广东省地方行政干训所通讯系，学习无线电收发技术。1940年暑假毕业后进入广东省政府无线电台工作，1941年末转到军事委员会司令部(即军令部)无线电台桂林支台。

        一天，总台派人找她谈话，说总台急于派人到敌占区广州建立秘密电台，并希望她能承担这个责任。我母亲为救国责任驱使，二话没说，毅然应允。不久，总台派了一位名叫龙学湖的男同事来当她的助手，另派一位姓陈的组长领导他们向敌后挺进。

        龙学湖1939年从新加坡回国参加抗战，那时，他还未满20岁。回国后，他先是读了一段时间高中，不久便考取了中央军校(即黄埔军校)第十七期。1942年，他从军校毕业，旋即进入军令部无线电训练班，并留在总台工作。

       1942年10月，潜伏小组离开桂林，从水路抵广东肇庆伺机前进。在这期间，日机常来轰炸，一次，他们的驻地中了三个燃烧弹，小组成员冒死冲进熊熊火海，把收发报机和电码本等物抢救出来，而他们个人的行李物品都在大火中化为灰烬。

       1943年春节，小组进抵鹤山沙坪，与沦陷区南海九江隔江相望。这里龙蛇混杂，稍不注意便会暴露身份，我母亲与助手龙学湖以假夫妻名义住玉桥乡，公开身份是生意人。刚一住下，邻里的什么太太就来邀他们去打麻雀牌，龙学湖一不会抽烟，二不会玩麻雀牌，这于当时的生意人来说是行不通的，为了不露破绽，他开始学抽烟，晚间就关起门来学玩牌。

        进抵沙坪之后，姓陈的组长整天同一名来历不明的女子厮混，再也不提前进的事，一拖几个月便过去了。我母亲向上级报告了当时的情况，并提出了单独前进的请求。在这半年多的朝夕相处中，她加深了对龙学湖的了解，敬佩他毅然从海外回国、赴汤蹈火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龙学湖对我母亲以弱女之躯投身抗日战场也很赞赏，他们从相知到相爱，再加上平日以假夫妻掩护工作，常出漏洞，为了日后工作的方便，在等候总台答复的空隙中，他们正式结了婚。

       不久，上级派人抓走了组长，总台电令他们两人继续前进。为了确定潜伏点，我母亲先后两次只身偷渡日军的封锁线，潜回已沦陷了的家乡——番禺县夏园乡（现广州市黄埔区夏园村），并预先在紧邻夏园村的东湾村租下一间房子。随后，在珠江三角洲抗日武装的护送下，历尽艰辛和惊险，终于冲破日伪的重重封锁线，将收发报机安全运抵潜伏点。这时，两人还都不满24岁。

       稍作安顿，他们便立即开始工作。他们在大厅的墙壁(泥墙)上挖了一个洞，把收发报机藏在里面，然后盖上一块活动的泥板，外边再挂上一幅关羽肖像，肖像的左右有对联：精忠昭日月；义勇贯乾坤。肖像的下边再放置一张笨重的大长台，台面上放着香炉等物。天线起初安在室内，但效果不好，后来他们想出一个办法，把一支晾衣物的竹竿破开，把天线放在里边再重新扎合起来，然后把竹子伸出天井，再在上面铺上些毛巾、衣服之类作伪装。他们还把一个衣柜的中间隔木挖空，把电码本藏进去。

        岂料工作时才发现，经历千难万险带来的密码本，由于途中遭遇水湿火烧变得模糊不清 ，不能再用。于是，他们马上启动了预案，用明码本与通俗小说《二度梅》配合使用，方法是：将要拍发的电文译成明码，再从小说中选取一段文字也译成明码，然后把两组电码混合拍发，拍发时在报首暗示电文中所采用小说文字的页数、行数和字数，总台收报后，按报首的提示剔除小说的文字，便是要收的电文了。

        为什么要选择《二度梅》这部小说呢？原来，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便是喜爱梅花，喜爱梅花不畏严寒、风骨磊落的烈土精神。他们觉得，梅花是中国的国花，它代表着中国，它那凌霜傲雪的品格正是中华儿女正气凛然、坚毅不屈的心魂象征。现在，中国正遭受日寇的蹂躏，梅花凋零了，但是，中国人民并没有屈服，正在奋力抗战，终有一日，一定会赶走日本侵略者，到那时，苦尽甘来，犹如梅开二度，当梅花再度盛开时，一定会更加灿烂。他们又想到，深入敌后，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战斗，犹如梅花处于凛冽的寒风和冰雪之中一样，每天都要面对危险，说不定那一天自己牺牲了，也要做一朵“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的梅花！另外，每天和敌人战斗时，面对着这部《二度梅》，一可时刻提醒自己不忘肩上责任，二可保持自己对胜利的渴望，激励自己对争取胜利的信心。

        他们把自己的电台命名为“赤坚”，表明了他们冒死战斗在敌人心脏的赤诚和坚心。为了不辱使命，两人作了分工我母亲负责收发报，而我父亲则负责外出收集情报，我母亲工作时，我父亲则在屋外放哨。除了自己收集情报外，他们还利用当地一位每天都到广九铁路附近山头砍柴的青年，叫他观察火车运输的情况，比如是载客还是载军队，今天有多少卡，是轻装还是重载，有无用帆布重重遮盖等等。他们把收集得来的消息进行整理和分析，将其中有价值的报告总台。此外，还一天三次向总台报告当地及广州市的天气情况，为我方的空袭提供气象资料。

       一天中午，他们刚工作完毕把机子安放好，猛听见大街上有纷沓的皮靴声，他们意识到，是日本鬼子进村了，这时要走避已来不及，只有重门紧闭，静观其变。当时，我父亲对我母亲说：“如果这次我不幸被捕了，你可把责任完全推到我身上，我去你留，继续做好善后工作。”说话未完，一阵更急更响的皮靴声从巷尾传来，七八个日本兵从巷尾冲下来，他们以为真的被包围了，并作好了被捕的准备。可幸的是，日兵在他们家门口跑过，并没有破门进来。事后知道，日本鬼子这次进村，杀人放火、强奸妇女，犯下了滔天的罪行，日兵的兽行并没有吓倒他们，相反，使他们坚持下去的决心更加坚定。

       1944年初，我的大姐姐出世了。她的到来，既为他们的生活增添了情趣，但又为工作带来了不少麻烦。有时，正当我母亲聚精会神工作的时候，她却在床上大哭大叫，撒屎撒尿，收发报工作是不能中断的，我母亲只好把她背在背上，左手轻拍着她，腾出右手收发电报，有时干脆不管她饿不饿，一只手抱着她，让她吮着乳，而用另一只手工作。

       1944年末，日寇突然下令黄埔港附近珠江村一带的农民砍伐所有的果树草木，并在附近征调大量的民夫铲草平地，这一异常情况引起他们的关注，他们对收集来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认定敌人是想在那里兴建军用机场。他们立即把这一重要情报连同那里的方位，周围地理环境等报告总台。不久，我方飞机对那个地方进行了两次空袭，日寇在那里兴建机场的计划成了泡影。

        1945年8月14日，传来了日寇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我母亲用双手把一岁多的女儿高高举过头顶，大声呼喊：“我们胜利了！我们自由了！”由于他们工作成果显著，胜利后双双获得国家颁发的“光华”奖章。

        由于时局变化，我的父母于1950年作别，40年后才得以重逢。我父亲离开中国大陆后辗转于香港、台湾两地，1956年重返南洋，1999年80岁时在马来西亚山打根逝世。虽然身在异国他乡，但每天早上起来，他都要黙唱一次黄埔军校校歌：“怒潮澎湃……”他喜欢写作，在南洋40多年来，他在当地华文报纸上发表了几百篇宣扬中华传统文化和针砭时弊的杂文，还写下一部3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稿。2019年，我将他的长篇小说稿及杂文整理后，分别以《碧海青天夜夜心》和《山芭夜话》为书名在吉隆坡出版，并在山打根举行首发式，两部新书全数赠送吉隆坡和山打根两地的华文学校。

       我母亲带着4个孩子留在曾经战斗过的夏园村，历尽艰辛和苦痛，一直活到2017年才以98岁高龄谢世。2015年，她获得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她也喜爱写作，她在世时，出版了50万字的长篇回忆录《逝水留痕》，以及16万字的散文集《雨后斜阳》。《逝水留痕》的手稿已被广东省档案馆收藏。

1990年离别40年后父母在广州市黄埔区夏园村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