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莆尧
198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建校6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三楼礼堂隆重举行,会上,宣读了建校初期的教授部副主任叶剑英元帅为大会的题词:“发扬黄埔精神,致力振兴中华”,这里面,提到了“黄埔精神”。怀着浓厚的兴趣,我又翻阅了张宗逊、郑洞国、李黙庵、郑庭笈、宋瑞珂等黄埔军校出身的国共两党将领不同时间的题词,其中都有“黄埔精神”一句,可见“黄埔精神”在黄埔军校师生心目中的地位。
但是,何谓“黄埔精神”?也许很多人都不甚了了。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曾翻阅过海峡两岸的有关著述,大陆方面较权威的说法是:“英勇顽强,不怕牺牲,一往无前,官兵团结,遵守纪律,热爱民众。”1988年6月在台湾成立的“军事院校校友会筹委会”对“黄埔精神”则概括得更加精炼:“虽然我们出身不同的军事学府,但每位校友都源自一脉,永怀亲爱精诚的共同校训,承传了团结、负责、牺牲的黄埔精神。”海峡两岸对“黄埔精神”的理解可谓相当一致。
其实,这铭刻在黄埔师生心头的“黄埔精神”,在国共两党分裂前、黄埔军校学生军在东征北伐中便已形成,并得以发扬光大。我们不妨翻开那些用黄埔军校师生鲜血写就的、已经发黄的历史篇章,去探寻“黄埔精神”的实质所在。
1925年初,广州革命政府为了消除心腹之患,进行了以盘踞在东江流域的陈炯明部队为攻击目标的第一次东征,黄埔军校师生编成两个教导团,冲在头里。是年2日15日,教导第一团打响了惠阳淡水城攻坚战。此役战况惨烈,敌人凭着坚固的城墙顽抗,革命军屡攻不下。当夜,团部决定组织敢死队与敌人决一死战,95名士兵和10名军官报了名,这里面,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队长是国民党员、营党代表蔡光举。凌晨6点钟,天还未大亮,冲锋号骤然吹响,敢死队员从掩体中一跃而起,迎着刺骨的寒风和呼啸的弹雨,扛着云梯扑向淡水城的城垣。酣战中,一颗子弹击中了蔡光举的腹部,他从云梯上摔了下来。共产党员蒋先云冲上去扶起他,蔡光举大声对蒋先云说:“先云,赶快为我医治,逆贼正等着我们痛杀!”霎时间,蒋先云的热泪洒在蔡光举的血泊里。昨夜,报名参加敢死队后,蔡光举当即给远在贵州家中的哥哥写了一封遗书,遗书中,他嘱咐哥哥,若自己不幸牺牲,请代他好好照顾家中的老人,并安慰自己的妻子。许多看过这封遗书的战友都为之动容。如今,蔡光举出师未捷便已倒下,难怪与他一起冲锋的蒋先云热泪满襟了。在蔡队长英勇行动的感召下,敢死队员更加忘我,仅用了半个小时,便把军旗插上了淡水城头。
军校一期生、后来成为解放军大将的陈赓,在第二次东征中有过一段奇遇。那天,东征军第三师被敌军主力包围,东征军总司令蒋介召闻讯赶去督战,也陷在敌人的包围之中。在敌人重兵的冲击下,东征军第三师全线崩溃,仓皇之下,蒋总司令拔出手枪,要杀身成仁。当时担任护卫连连长的陈赓立即背起双腿发软的蒋总司令边打边突围,一直背了好几里地才摆脱了危险。后来,陈赓又不顾安危,化装突破敌人重围,到160里外的东征军第一师送信,历尽艰辛找到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把蒋介石救了回去。这一段救命恩情,令蒋介石感激了许久。1933年,陈赓在上海被国民党抓捕,蒋介石多次劝降未果,在宋庆龄的过问下,他竟有意无意地放了陈赓一马。
东征英雄蔡光举的遗体后来被运回黄埔岛平岗万松岭特别安葬,70多年来,他一直安卧在一片绿树丛中。在他的坟茔旁边,是庄严肃穆的东征阵亡烈士墓,这里长眠着237位在两次东征中献身的国共两党的英魂。据查,两次东征中,黄埔军校师生共有586人战死,未被马革裹尸的其它349位烈士,想必是埋在粤东的巍巍青山里了。70多年后的今天,每年都有不少垂暮老人及天真烂漫的青少年到这个被称作“小黄花岗”的烈士墓园凭吊,白酒黄花,表达了人们对昔日国共两党为国民大革命鲜血交流、生死与共的那段历史的怀念。国共两党先烈同埋一穴,共享后人祭奠景仰,在中国恐怕是仅此一处了。
也许,这就是国共两党都要发扬的“黄埔精神”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