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蒙精神永放光彩

——听母亲讲她革命的故事  

 李伟强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不知不觉，我上山下乡、参军当兵、在银行工作都40多年了；不知不觉，我退休赋闲在家都6年多了；不知不觉，我听母亲经常絮叨地讲姥姥和她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故事都60多年了，至今还是百听不厌，常听常新，受益良多。

在我这个年纪，还有一位老母亲亲切的关怀和陪伴，还能聆听她那谆谆教诲，获得心灵上的慰藉和精神上的寄托，那是多么美好和幸福的事，也是让很多朋友感到眼馋和羡慕的。

我母亲周庆兰，1937年冬生于山东省苍山县（今兰陵县）。她出生的那个年代，是我们国家内忧外患，山河破碎，抗日烽火正在风起云涌之时。广大的劳苦民众穷困潦倒，颠沛流离，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的爱国同胞和有志之士发出了最后的吼声：我们要万众一心，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来拯救于危难之中的中华民族。

我母亲常说：

从记事起就知道俺爹周振苍、俺娘方兰亭，都是1933年7月为反对国民党横征暴敛而举行的‘苍山暴动’的参与者，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敌后抗日地下工作。俺爹为革命英勇的牺牲后，俺娘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只有坚毅的目光，刚强的意志和复仇的火焰，只有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后来，俺娘担任了临郯费峄四县边联妇救会长，领着我和二姐周庆芝，挺起她那压不弯的脊梁，迈着她那一双小脚，走出的坚定步伐，穿梭奔波在沂蒙山的革命根据地，足迹踏遍了这里的山涧乡村，带领群众为咱们的队伍筹集粮草，动员青年参军，传送情报，组织妇女做军鞋做军衣，摊煎饼煮地瓜支援前线。她还到各村宣传党的抗日政策，与敌人斗智斗勇，表现出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被沂蒙山军民亲切的称为“周大娘”，我和二姐也在严峻的现实斗争中得到了锻炼和成长。

1943年初，日寇对沂蒙山根据地实行了残酷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企图饿死困死坚守敌后抗战的我军民。为粉碎敌人的阴谋，动员广大群众，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继续坚持斗争，俺娘根据上级的要求，去各村传达党的指示。

这天，她把情报放在一个小布袋里，用小绳绑在我胳膊上，小布袋子夹在我的腋下。俺娘提着用柳条编的篮子，里面放着陶瓷碗和高粱杆的筷子，拄着一个树枝当拐棍，领着我从苍山县甘霖村到关村去送情报。

当走到村口时，我远远看到一个日寇带领着五六个伪军在此设立岗哨，搜身翻物，盘查每一个过往的行人，我赶忙告诉俺娘。她凭着多年对敌斗争练就的沉着干练、随机应变的能力，迅速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黄草纸包，将事先准备好的锅底灰，抹在她和我的脸上。俺娘还将盘着的头发和我的一起弄乱，并反复告诫我说：“不要害怕，不要说话，更不要低着头，跟着我走就行。”我们不慌不忙地走到敌人面前时，日寇和伪军看到这一老一小披头散发，脸上身上脏兮兮的提着个空空的篮子，穿着也单薄破旧，没有什么好翻查的，一看就是个要饭的，问都没有问就毫不在意地放过了。

我们进村后，还没有及时联系接头人，而是躲在一个小树林里休息，等天黑敌人走后，我们才进村。交接完任务后，在自己人家中简单吃点煎饼，喝了口水，在锅房里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又赶往下一个联络点。

那个时期，送情报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任务。日寇为加强对占领区的控制实行了“保甲制”，限制人员流动，要求相互监督，实行联保连坐。因此途中既要防地主分子的窥探，还要防汉奸的跟踪，更要防日寇的追查，必须处处小心。如有一点闪失，不仅难以完成任务，还会付出生命的代价，所以既要有不怕牺牲的精神，还要有对敌斗争的丰富经验。

可不像现在有的电视剧里面演的那样，为了画面的好看，歪曲历史事实。演绎我根据地的交通员，不论男女，在执行任务时穿着的周武郑王，花枝招展的，打扮的油头粉面，描眉画眼的，严重违背了当时的历史条件，也和当地百姓的生活环境格格不入，一看就很扎眼，别说送情报了，一出村口就可能被敌人抓起来。

1944年底，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上级党组织要求各根据地立即部署动员一切力量，向日寇伪军进行广泛进攻，迅速扩大解放区的力量。俺娘任务艰巨，工作繁忙，无暇照顾我们，就把我二姐送到经组织事先考察，家庭出身穷苦人，思想比较进步，同情革命的人家中寄养。

我便来到苍山县林西村表姨家生活。一天早晨起床后，我听到院里草屋里有人不停呻吟。我赶忙问我表姨，那是谁呀？她悄悄对我说，是昨晚从别的村转来的八路军伤病员，大腿负伤了，没有及时的处理好化脓了，他疼痛难忍，这才叫出声来的。并嘱咐我千万不要对外说，因为村里有地主汉奸的亲属，也有日寇伪军的密探，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背后却暗流涌动。那时候对敌斗争的形势非常艰巨和复杂。

过会儿俺表姨夫去村里教书了，俺表姨也下地忙活去了，我就好奇的来到草屋探个明白。这一看才认出是过去经常给俺娘送情报的王哥，他见我后也很惊奇。他就叫着我的小名：“小兰，你家有盐吗？找个盆放点盐，弄些水，我洗洗伤口。”我急忙跑到锅屋，找了一个大铜盆，放了一把大盐粒，还到缸里舀了一大盆水，踉踉跄跄的端到王哥面前。他从裤腿上撕下一块布，我就一起帮助他洗伤口，不一会儿，这盆水都染红了。

第二天，我又帮王哥洗完伤口后，俺表姨就问我，盐怎么少了，这东西很金贵，很难买到，你不能糟蹋了。我如实说出了实情，俺表姨不但没有责怪我，还说：“你这个傻孩子，不能这样做，我教你，先把大盐粒放在蒜臼子里捣碎，然后放在锅里用水烧开，凉了以后再给你王哥洗伤口，这样效果会更好。”后来，我就按照这个法子试了几次，王哥的腿果然不再化脓开始愈合了。在一天晚上，王哥突然不见了，听俺表姨说，在这里时间长了，怕引起村里的坏人怀疑，所以转移了。直到革命胜利后，我再也没有见到王哥。

俺娘给前线送粮食，正巧路过俺表姨家来看我。她把我帮助王哥洗伤口的事告诉了俺娘，她老人家听后非常高兴，摸着我的头亲切地说：“孩子，你长大了，这事你做得对。”

还有一年，俺娘带着我和二姐，暂住在甘霖村，在那里坚持抗日斗争。她一边组织人力支援前线，一边还要将一部分伤员藏在甘霖村山上一个洞里养伤，并组织村里的积极分子轮流负责给他们清理伤口，送衣送饭。这批伤员有六个人，都是十六七岁的孩子，有的伤势还很重。俺娘很心疼这些孩子，为帮助他们尽快恢复身体，她跑遍了村里，只借了三个鸡蛋。那时乡亲们都没有吃的，谁还有余粮养鸡呀？只有到大户人家才有可能借到。

俺娘回到家里煮好鸡蛋，并将煎饼用布包好，绑在我和二姐的身上，并拿着棍子和绳子，提着陶瓷壶，装着出去拾柴禾的样子，上山去给伤员送饭。到了山下，俺娘让我和二姐上去，她在下面望风警戒，并嘱咐我们鸡蛋你们不能吃，给重伤员吃。煎饼先让轻伤员吃了后，再喂重伤员。还嘱咐我们，要速去速回，不要耽误时间。

我俩上来一看，这里说是山洞，其实就是一座顶部突出可以遮雨的一个山崖凹陷处，底下有些空间，地上铺着麦秆上面躺着和坐着几个伤员，有的因疼痛呻吟，有的饿的体力不支在休息，还有的只想喝水。我按照俺娘的嘱咐，把鸡蛋剥好后，掰成两半，每人给他们半个，我二姐就给他们倒上水，并将煎饼放下后，吩咐了几句，我俩就急忙下山了。回去时，俺娘还要带着我们假装捡柴禾，以遮人耳目，不能让村里的人怀疑。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照料，轻伤员又重返战场了，重伤员也转移了。

那时候的伤员，当时没有医院可住，都是被当地群众因地制宜，有的是躲在山洞里，有的是藏在青纱帐里，还有的是住在老乡的草棚里，遇到情况后随时都要转移，不然就有生命危险。不像现在有的电视剧演的那样，我们有些指战员吃的是白面馒头，嚼的是大米饭，睡在床上，打情骂俏，谈着恋爱，这与当时历史严重不符。俺哥叶春荣是南方人，1945年随新四军挺进山东，在革命中跟俺娘结下了深厚情谊，他拜俺娘为干娘。有一次他发高烧，几天不退，吃不下东西，俺娘着急的到地主家借了一小碗谷子，在碾上压了压，用簸箕筛了筛，回家煮了一碗稀饭给他喝，剩下的米汤我喝了，那时我才知道什么叫大米，也不是白米。解放后多年了，我们还吃的是黑面馒头，在那个艰苦的战争年代，哪有白面馒头、大米饭吃呢？电视剧中这样的宣传不但起不到好的效果，反而还是对革命烈士的一种亵渎。

在那个战争年代，我母亲和二姨没有像革命战士那样背着手榴弹，挎着长枪，在战场上，冲锋陷阵，英勇杀敌。只是在家庭的教育和影响下，用实际行动帮助俺娘为革命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尽到了我们一份保家卫国的责任。

我母亲她们的所作所为，正是沂蒙精神“最后一口粮当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衣，最后一个孩子送战场”的真实体现。

我姥爷姥姥的革命事迹，也正是150多万沂蒙山儿女，在那场波澜壮阔的斗争中，义无反顾，身体立行，不怕牺牲，浴血奋战，充满对中国革命必胜信念的真实写照。

我母亲从济南市槐荫区房管局退休后，我们经常跟她开玩笑说：“姥姥开展革命工作时，你和二姨也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也算是参加了革命。虽然姥姥去世多年，她的战友有的当了省长，有的当了省行行长，还有的当了将军，如果当时你们找姥姥的这些战友说说，让他们写个证明材料，你们很有可能享受离休待遇的。”

我母亲触景生情的说道：“从那个战争年代过来的人，思想单纯质朴，心灵美好善良，他们想的都是党和人民的利益，很少考虑个人的事情。你姥姥常说，很多战友早晨还在一起说话，下午就牺牲了；晚上还在一起吃饭，第二天就没了。他们不求功劳，不求官位，只求能看到革命胜利的这一天。”

解放后，国家要给俺爹评烈士，给子女发放抚恤金，俺娘坚决不同意，并说：“大女儿已成家立业，能独立生活了。二女儿和小女儿，我有工资，能把她俩培养成人，不需要国家照顾，先给更多有困难的烈士家属评吧。”

我母亲说，俺娘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为党的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被评为“支前模范”，荣立一等功，受到罗荣桓的称赞和接见。新中国成立后，她从不摆老资格，居功自傲，而是谦虚谨慎、兢兢业业工作，从不宣传自己，讲得最多的就是为革命牺牲的战友的事迹。她工资较高，我和二姐都有工作，从不花她的钱。但她都援助了那些困难的战友和同事了，去世时存折上只有两元四角钱。

俺大姐周庆秀比我长19岁，1942年入的党，从此她家就成了俺娘的一个联络点和落脚处，她也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解放后俺娘帮助很多烈士后代和困难的群众安排了工作，却没有给俺大姐安排，她一辈子都在农村劳动，毫无怨言。

还有俺三叔周振邦，1940年俺娘就动员他参加了担架队，火线立功，火线入党。与几十万从沂蒙山走出去的支前队伍一道，从孟良崮出发，一日抬到了上海，迎接了新中国的成立。上级组织考虑到他的资历和贡献，准备在当地给他安排一个力所能及的工作，他捎信回来问问俺娘怎么办，俺娘托人给他回信，国家刚解放，一穷二白，百废待兴，需要有知识的人留在城市里搞建设，你年纪大了，又没有文化，啥也不会，别给国家添麻烦了，还是回家种地吧，照样能够支援国家建设。他二话没说就回来了。晚年他每个月能领到300元的救济金，他就心满意足了。

这就是我们周家的荣耀，也是周家的家风，更是沂蒙儿女的情怀，她们只讲奉献，不图索取，国家和民族利益永远是第一位的。我二姐年龄比我大六岁，那时她做的工作比我多，在离休这件事上，我俩很默契，从来也没想过，也没有说过，更没有向组织提过，只是认真地做好本职工作，积极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

我母亲每当在报纸、电视上看到党的一些领导干部，抛弃了信仰，忘记了宗旨，违背了誓言，利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结党营私，贪污腐败，为自己谋取私利，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的危害时。她就会义愤填膺，怒气冲天地说道，今天的生活多么美好幸福，吃不愁，穿不愁，用不愁，还不满足，你们贪污这么多钱干什么用？你们这样做，拍拍胸脯，扪心自问，你们对得起党的培养和教育吗？对得起人民对你们的信任吗？对得起为革命牺牲的无数先烈吗？这些人要是在战争年代，要不就是投机分子，要不就是革命的叛徒，甚至还是民族的败类。

我母亲还经常告诫我们说，一定要好好听党的话，跟着共产党走。教育好你们的孩子，一定不要忘本，要刻苦学习，努力工作，要对得起家族的荣誉，要传承好沂蒙精神。在过去、在今天和在将来，这种精神永远不会过时，要让沂蒙精神在你们的孩子这一代永放光彩。

2024年11月28日于泉城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