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上一位好老师
——我的创作经历与金重先生
作者 甘昭沛
主播 邓耀泽
上个世纪中旬（1959年4月），我被招进云南省花灯剧团演员队学员班，当时刚满十岁，学历是景星小学三年级。这样的学历居然还参加了工作（进入省级国家院团即是正式编制的职工了），其文化水准简直是底得不能再低，也就勉强能认几个字（还经常读错）而已。当然，我也有强项，那就是自幼即生长在艺术院团的环境中。我的父亲甘永安原在昆明市委文工团（省话剧团前身）工作，团长是王旦东先生。后来王旦东受命筹建省花灯剧团，就把我父亲带去做助手，因此我从懂事起就经常观看省花灯团的排练及演出。不知不觉中，一些剧目曲折动人的故事、鲜活的人物及优美动听的音乐都深深地烙在了我童年时代的记忆中，现在还能记得起来的就有大型花灯剧《红霞》、《七妹与蛇郎》、《小姐与长工》、《拉郎配》……等等。
尽管我在青少年时期缺失了正规的学校教育，可是我的父母并没有放弃对我文化素养的提升，大概因为他们都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少有的大学生吧（云大），难免对自家的独子寄予较高的期望。我童年时（六岁）即聘请钢琴教师借用教堂里的钢琴为我授课；后来我虽然进了剧团（继而转入省戏校），父母亦常年督促我学习背诵古文、诗词，而且在每个周末我回家时都要认真检查（让我当面背诵）。这些举措确实为我日后对文学创作的爱好与音乐素养的提升扎下良好的基础。
在戏校时，我因为性格内向又不善交际，业余时间更喜欢以书为友，边看故事边学认字，继而读书上瘾。学校有个图书室，规模不大，却是古今中外、天文地理、艺术文学、历史科幻……什么样的杂书都有，近六年的学生岁月，我几乎把校图书室的书全都看遍了。图书室规定每个人的借书卡片填满一张（大约二十本）就要更换，许多同学的借书卡一个学期顶多填两三本书或是空白，我的借书卡却换得最勤，刚换了一张不久又填满了，这可让图书室的管理员赵老师颇为诧异，继而竟对我给予特殊关照，大凡购入新书，都会优先推荐让我借阅。我的艺术创作活动是从省戏曲学校（中专）毕业再分派又回到省花后陆续开始的。当时剧团经常到部队、工厂、农村演出，因临时需要即根据演出对象写几句报幕词、快板书或对口词，不知不觉中这种额外需要创作的差事就落在了我的头上。“文革”结束时，我这个常常被批斗的对象竟然鼓起勇气写了个反映红军长征过云南的电影剧本《乌蒙磅礴》，又将初稿送给省文化局分管创作的副局长杨明听取意见，没想到他竟然把剧本转交给峨嵋电影制片厂来昆拍片的一个摄制组。数日后，峨影厂即邀我赴厂修改剧本。我在峨影厂前后待了近一年的时间，我的剧本虽因种种原因最后没有投拍，可是远赴峨影厂修改剧本对我来说却是终身难忘的一段经历，也使自己有了自信，原来我还是可以写点东西的。
在峨影厂我结识了一批艺术造诣十分深厚的电影界大师，如：导演郭巍（导演过《智取华山》、《董存瑞》……等许多优秀作品）；演员李亚林《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铁道卫士》等多部影片的男主角；更让人意外的是，厂方派给我的责任编辑竟然是《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的女主角金迪（当时国内各大影院都挂着她们这些明星的照片）。在此期间，我还有机会看了许多从未公映的中外名片，这段经历像是免费上了次电影学院，为我今后的影视与戏剧创作都扎下了很好的根基。自成都返回昆明后，我边参加本团的演出活动边进行创作实践。此时，给我最的多的支持、指导和帮助的就是金重老师。当时金老师既是团长又是团内主要的编剧、导演，他曾有极为丰富的人生与革命经历，亦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末辍学（武汉大学）投奔延安的革命青年。他不仅亲自参与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更有十分丰富的艺术创作经历。我在省花创作排演的剧目，大多都是在金老的关心扶持下得以推出（很多时候还直接动笔帮助我修改）。
有件“小事”让我久久难忘。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写了了个花灯小戏《密林传奇》，内容是建国初期解放军在边疆剿匪(蒋军残部)，一个排长在热带雨林中迷路，偶遇一带着婴儿的妇女，讯问后得知她是蒋军残部家眷，战乱中迷失在热带野林里，经排长启迪教育后该女子答应跟随排长投奔光明，恰在此时却遇见了一景颇汉子，排长认出他就是为解放军带路剿匪的人。景颇汉子说自己领着大军出发后，寨子里又窜来一群蒋残匪，得知他家有人为解放军带路，即把留在家里的老弱妇幼全部杀光还烧了他家的木楼。此时见到残匪的家眷在此，誓要让这对母子长刀见血、以命抵命。解放军排长当然不能让景颇汉子为所欲为……这个小戏经金老师精心打磨加工后，演出时反响很好，亦入选参加全省展演。可是一些专家型的领导权威却说该剧是小资情调，不仅不能参加省展演，还应该进行批判。听到这个消息我确实有点紧张，因为文革结束后有些人思想并没有转过弯来，动不动就要批判整人。当此关键时刻，金重老师挺身而出，首先是为我承担一切责任，并且据理力争，驳斥了种种无稽之谈。这件事让我切实地感悟到为人师表应该有怎样担当与作为。
在金重老师的指导下，我与省花的老编剧张沧老师合作创作了大型花灯剧《边疆女教师》（未投排）和《嘎洛江诗魂》（与金重老师合作，已投排上演）。剧团里的老同志常给我开玩笑说：小甘，你在省花就是个头上还顶着蛋壳的编剧。我知道这是调侃，更是鼓励。
为了能真正创作出好作品，我主动申请参加了省委组织的边疆民族工作队到德宏州陇川县邦瓦公社（景颇族地区）做民族工作（历时近一年），以后又到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创作进修班学习一年，学习期间创作了大型花灯剧《最后一个山官》（后更名为《斑色花》）投排上演。同时，我创作的电影剧本《相约在凤尾竹下》也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投拍，导演恰是国内最具盛名的少数民族影片导演王家乙（《五朵金花》、《景颇姑娘》、《达吉和她的父亲》等影片的导演）。我从上戏回昆后即创作了电视剧《五朵金花的儿女》，该剧在全国播出引起较大的反响，获奖颇丰。同时还为巧家滇剧团创作了反映云南地下党建党早期的夫妻烈士李国柱、吴澄事迹的《碧血儿女》，让这个边远的小滇剧团也获了省级大奖。
1990年我从剧团调到了省文化厅剧目工作室（省艺术研究所），协助省厅领导对全省各家院团的艺术创作进行策划及扶持，还参与了玉溪花灯团《情与爱》的创作。金重老师曾将我的电影剧作《金沙水拍》)（已拍摄）改编为花灯剧《风雪马缨花》由曲靖花灯团投排，反响很好。省花灯剧院亦排演了我与良华合作的《石月亮》,该剧获全国少数民族戏剧剧本创作“金孔雀”奖，同名电影获“夏衍电影文学奖”，就在这个时候，我被选为代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代表大会,不久后又被任命为云南省民族艺术研究所 (后改院) 所长。
我的创作道路曲折起伏，既有戏曲、戏剧（二十余台）、也有电影（《金沙水拍》、《彝海结盟》等九部）、电视剧（《杨善洲》、《我的青春在延安》等二百多部、集），获奖不少。再回首，一切都已是往事了。
人近暮年，不存奢望，只希望能留下一二部能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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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甘昭沛
主播 邓耀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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