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退役伤残荣誉军人揭秘
邹东升(大连)
1986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一家单位机关工作,逐渐地与单位的抗美援朝退役伤残荣誉军人有了工作上的接触。其中:徐铎师傅是机关党支部生活委员,徐师傅在逢年过节机关发放鸡、鱼、豆油、苹果等“福利”时,总是第一个爬上铁路专用线的货车,往车下搬运“福利”。每逢周三下午政治学习,领导让徐师傅读报纸时,徐师傅总是说:“在念报时,如果有读错的字,请大家原谅”;每逢周五下午大搞室内卫生、大家都登上窗台擦玻璃时,徐师傅总是默默地、用力擦拭地板;每天早上8点上班,徐师傅家远,骑自行车上下班,他总是第一个进办公室,主动承担打扫办公室卫生的任务。他认真的拖地板、倒塑料纸篓和带盖的塑料痰盂,在擦拭地板的同时,还擦拭同志们的办公桌。徐师傅对我入职机关非常高兴,他一遇到生僻的汉字,经常问我,并常常羡慕地对我说:“有文化真好”。
徐师傅主要负责单位100多名荣军的管理工作,有一次,一名乘坐轮椅,由妻子推车送到单位来的“荣军”姜师傅,一进办公室就冲徐师傅吼,“每月发放给我的护理费,你计算的不对”!徐师傅耐心地给他解释政策,姜师傅听后不满,并大喊:“我是二等乙”!徐师傅望着姜师傅说,“老姜,咱们都是一车儿去朝鲜、一车儿回来的,有那么多的年轻战友都死在了朝鲜,你我还活着,你摆什么老资格啊?再说,你有我的份残等级高吗”?姜师傅听后,立即示意妻子将自己推走。姜师傅走后,我问徐师傅的伤在哪里?徐师傅没有回答我,而是将他右腿裤子挽上去,脱下鞋,拆卸掉他右腿上的假肢,原来他的右腿是一条假腿。徐师傅说,“我的伤不只在右腿,我的睾丸被美军炮弹炸坏了,当年上甘岭战役中我负伤,是从鬼门关逃出来的,我伤势重,被评定为二等甲,一想到那么多年轻战友长眠在朝鲜,我还活着,我什么荣誉都不要,什么待遇都不争”我问他:“当年,您不怕死吗”?他说:“我参军时16岁,父母有其他哥兄弟抚养,我没有媳妇和孩子,最不怕死!我帽子里、胸章背面、皮带上,这三个地方有我的姓名、家庭地址、血型,如果我牺牲了,只要这三个东西有一个在,我就是有名英雄。当年那么多烈士墓里百分之九十都是无名英雄,因为牺牲的战士大部分被美军飞机炸的粉身碎骨,那三个东西都没了,所以,成了无名英雄。因为我曾死里逃生,我要替长眠在异国他乡的战友们,多做一些革命工作”!我听后鼻子一酸,眼泪刷刷的流了下来……。
1988年,我结婚,实木组合柜家具是浙江三名年轻木匠打的,木匠不负责刷油漆,雇油工工钱很贵,徐师傅给我介绍了单位高级刷木器油漆技师杨绍荣师傅,杨师傅手艺精湛,名声在外,业余时间上门免费给家具刷漆,在单位还是破天荒、头一回,只有徐师傅能请得动他。杨师傅利用周六、周日休息时间,冒着刺鼻孔、辣眼睛的油漆味道,花费了28个小时为我的家具刷油漆,他戴上茶色眼镜和口罩及套袖,用砂纸打磨实木家具、上腻子、勾兑辛纳水和金黄色的亮油漆,横竖刷了三遍,工作结束后,在阳光映照下,所有漆面没有一点儿淌油的痕迹,邻居们见了都夸奖杨师傅的手艺。杨师傅刷油工作之余,在我家吃了两顿简便午餐。饭桌上,我疑惑不解的问杨师傅:“戴茶色眼镜不妨碍视线吗”?杨师傅摘下眼镜,我吓了一跳,原来杨师傅的左眼球是一只假眼珠,他告诉我“我和老徐是战友,我是三等甲。当年,我在朝鲜北部汉江战役中担任机枪手,战斗还没打响,敌军的冷枪将子弹射进我的左眼,当时我军战地临时医院医疗条件有限,直接把我的左眼球摘除、消毒,回国后安装了“义眼”。我现在左眼经常发炎,需要天天上药,并定期去医院复查”。杨师傅说:“只有老徐能请得动我给你刷油漆”。之后,为表示答谢,我给杨师傅买了一条黄红梅牌香烟,杨师傅坚决拒收,并对我说,“我和老徐当年16岁,从农村入伍参加志愿军,进入朝鲜参战,没念过多少书,我们就羡慕你这样的大学生”。我听后。给杨师傅深深的鞠了一躬。
记得2003年,我所在的省、市分别成立了“老红军、老战士和老兵”三方面人员工作领导小组,三方面人员分别指“红军长征老干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老战士、抗美援朝战争抗兵”。徐师傅和杨师傅同我们单位的100多位“荣军”一道,先后、多次到单位、市、省有关部门“上访”,强烈要求取消“老兵——国民党兵”的称呼,为其正名,将“抗美援朝战争”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一视同仁,一并称为“老战士”。他们“上访”时说:“活着的人叫啥无所谓,必须为牺牲的战友正名”!在他们的奔波和努力下,政府终于将他们称为“老战士”。当年,一群年逾七旬的老人奔走相告,雀跃欢呼,并自发的举行了酒会,许多“荣军”都高兴的喝醉了。
徐铎师傅和杨绍荣师傅早已作古,但他们那种珍惜已经牺牲战友的情义,不躺在功劳簿上享受待遇,身残志坚,勇于进取,乐于奉献,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革命精神和一身浩然正气,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
邹东升,笔名:旭日,吉林大学本科毕业,沈阳人,久居大连,高级经济师,酷爱文学写作,公开发表过多篇诗歌和散文,并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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