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退役伤残荣誉军人揭秘

          邹东升（大连）

         1986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一家单位机关工作，逐渐地与单位的抗美援朝退役伤残荣誉军人有了工作上的接触。其中：徐铎师傅是机关党支部生活委员，徐师傅在逢年过节机关发放鸡、鱼、豆油、苹果等“福利”时，总是第一个爬上铁路专用线的货车，往车下搬运“福利”。每逢周三下午政治学习，领导让徐师傅读报纸时，徐师傅总是说：“在念报时，如果有读错的字，请大家原谅”；每逢周五下午大搞室内卫生、大家都登上窗台擦玻璃时，徐师傅总是默默地、用力擦拭地板；每天早上8点上班，徐师傅家远，骑自行车上下班，他总是第一个进办公室，主动承担打扫办公室卫生的任务。他认真的拖地板、倒塑料纸篓和带盖的塑料痰盂，在擦拭地板的同时，还擦拭同志们的办公桌。徐师傅对我入职机关非常高兴，他一遇到生僻的汉字，经常问我，并常常羡慕地对我说：“有文化真好”。

         徐师傅主要负责单位100多名荣军的管理工作，有一次，一名乘坐轮椅，由妻子推车送到单位来的“荣军”姜师傅，一进办公室就冲徐师傅吼，“每月发放给我的护理费，你计算的不对”！徐师傅耐心地给他解释政策，姜师傅听后不满，并大喊：“我是二等乙”！徐师傅望着姜师傅说，“老姜，咱们都是一车儿去朝鲜、一车儿回来的，有那么多的年轻战友都死在了朝鲜，你我还活着，你摆什么老资格啊？再说，你有我的份残等级高吗”？姜师傅听后，立即示意妻子将自己推走。姜师傅走后，我问徐师傅的伤在哪里？徐师傅没有回答我，而是将他右腿裤子挽上去，脱下鞋，拆卸掉他右腿上的假肢，原来他的右腿是一条假腿。徐师傅说，“我的伤不只在右腿，我的睾丸被美军炮弹炸坏了，当年上甘岭战役中我负伤，是从鬼门关逃出来的，我伤势重，被评定为二等甲，一想到那么多年轻战友长眠在朝鲜，我还活着，我什么荣誉都不要，什么待遇都不争”我问他：“当年，您不怕死吗”？他说：“我参军时16岁，父母有其他哥兄弟抚养，我没有媳妇和孩子，最不怕死！我帽子里、胸章背面、皮带上，这三个地方有我的姓名、家庭地址、血型，如果我牺牲了，只要这三个东西有一个在，我就是有名英雄。当年那么多烈士墓里百分之九十都是无名英雄，因为牺牲的战士大部分被美军飞机炸的粉身碎骨，那三个东西都没了，所以，成了无名英雄。因为我曾死里逃生，我要替长眠在异国他乡的战友们，多做一些革命工作”！我听后鼻子一酸，眼泪刷刷的流了下来……。

         1988年，我结婚，实木组合柜家具是浙江三名年轻木匠打的，木匠不负责刷油漆，雇油工工钱很贵，徐师傅给我介绍了单位高级刷木器油漆技师杨绍荣师傅，杨师傅手艺精湛，名声在外，业余时间上门免费给家具刷漆，在单位还是破天荒、头一回，只有徐师傅能请得动他。杨师傅利用周六、周日休息时间，冒着刺鼻孔、辣眼睛的油漆味道，花费了28个小时为我的家具刷油漆，他戴上茶色眼镜和口罩及套袖，用砂纸打磨实木家具、上腻子、勾兑辛纳水和金黄色的亮油漆，横竖刷了三遍，工作结束后，在阳光映照下，所有漆面没有一点儿淌油的痕迹，邻居们见了都夸奖杨师傅的手艺。杨师傅刷油工作之余，在我家吃了两顿简便午餐。饭桌上，我疑惑不解的问杨师傅：“戴茶色眼镜不妨碍视线吗”？杨师傅摘下眼镜，我吓了一跳，原来杨师傅的左眼球是一只假眼珠，他告诉我“我和老徐是战友，我是三等甲。当年，我在朝鲜北部汉江战役中担任机枪手，战斗还没打响，敌军的冷枪将子弹射进我的左眼，当时我军战地临时医院医疗条件有限，直接把我的左眼球摘除、消毒，回国后安装了“义眼”。我现在左眼经常发炎，需要天天上药，并定期去医院复查”。杨师傅说：“只有老徐能请得动我给你刷油漆”。之后，为表示答谢，我给杨师傅买了一条黄红梅牌香烟，杨师傅坚决拒收，并对我说，“我和老徐当年16岁，从农村入伍参加志愿军，进入朝鲜参战，没念过多少书，我们就羡慕你这样的大学生”。我听后。给杨师傅深深的鞠了一躬。

         记得2003年，我所在的省、市分别成立了“老红军、老战士和老兵”三方面人员工作领导小组，三方面人员分别指“红军长征老干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老战士、抗美援朝战争抗兵”。徐师傅和杨师傅同我们单位的100多位“荣军”一道，先后、多次到单位、市、省有关部门“上访”，强烈要求取消“老兵——国民党兵”的称呼，为其正名，将“抗美援朝战争”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一视同仁，一并称为“老战士”。他们“上访”时说：“活着的人叫啥无所谓，必须为牺牲的战友正名”！在他们的奔波和努力下，政府终于将他们称为“老战士”。当年，一群年逾七旬的老人奔走相告，雀跃欢呼，并自发的举行了酒会，许多“荣军”都高兴的喝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