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洪兰

山东肥城市近年来悄然掀起的一页页陶南文化，至今方兴未艾，坐落在肥城王庄镇花园村的陶南山馆，已经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这个百年书香的山馆，在杨家四代人的接力传承中，经受了多少沧桑风雨，对清末南北文化的交流以及运河文化的兴旺产生了多大影响，藏书量有多大以及遗留的书卷归根何处，还需要纵向挖掘，横向梳理，深入研讨。

清道光二年进士杨以增，出身藏书世家，他的父亲杨兆煜是闻名的书画家。1840年在聊城初建藏书楼《海源阁》时，他任江南河道总督，结交大量湖广名士，购置珍本名画典籍沿运河千帆北上，隐秘收藏。杨以增去世后，继承人按其遗训，将所有藏书四六分开，四成留海源阁，六成存入肥城陶南山馆。

以搜尽天下书为雄心壮志的杨以增家族，到底有多少藏书，说法不一，一说十万卷，一说二十万卷；其实，海源阁内部统计的数字是208300卷（其中有469卷宋元善本是旷世国宝）。聊城海源阁是清代著名的四大藏书楼之一，但六成书卷放在名不见经传的陶南山馆，显然是为了躲避战乱。

杨以增的儿子杨绍和、孙子杨保彝，承接前人业绩，继续搜集购置各类书画。杨保彝，举人出身，曾任内阁中书、户部员外郎等。官场失意后退隐陶南山馆。他归隐后，重修破旧的院落、房屋，使之更加幽深高雅，宏大气派。对馆内残存藏书分门别类、登记造册。山馆进入了短暂的修养生息的温馨岁月。

海源阁在左右逢源中落成不久，遭受了军阀、土匪的屡次劫掠。1916年，杨家人拒绝袁世凯次子袁克文的威逼利诱，使其巧取豪夺未成。后又被西北军马鸿逵、土匪王金发破坏，致使大部分藏书被毁掉、抢夺。伴随着大量图书的聚散离合，书香名门的海源阁和陶南山馆的一代代杨氏传人，以及赤胆忠心的仆役们，在刀光剑影中不畏生死，身许国宝，以命护书，使最贵重的珍藏秘本保存下来。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中，杨家人在爱国的有识之士帮助下，千方百计摆脱了日伪汉奸。

海源阁第四代主人杨敬夫，1927年至1930年，带50箱（其中是否也有陶南山馆的书卷仍是谜）被劫后剩余书卷，辗转流离跨越千里，北上济南、天津、北平，经友人相助，这些书有的存入山东省图书馆或北京图书馆，有的流入民间。杨敬夫的胸怀爱国气节，历尽千辛万苦，把压箱底的图书奉献给国家，没让日寇插手。海源阁藏书虽少，但名气大，受军阀、土匪抢劫次数多，据说最后藏书所剩无几。1861年，陶南山馆遭捻军毁坏，藏书损失近一半，但剩下的藏书仍比海源阁多，至今下落不明，有待追踪探讨。

陶南山馆是海源阁的大后方，是时局动乱中防备袭扰的书库，他的存在方式以秘密为宗旨。所以，尽管二者并肩兴旺生存了近二百余年，海源阁早已名扬海内外，陶南山馆的神秘面纱迟迟未被揭开。我家离山馆的所在地花园村仅仅一里之遥，我在这个村读过书，也教过书，山馆进去过无数次。只觉得里面建筑伟岸，古朴庄重，画像沧桑，联语精深，但无藏书迹象。村里关于山馆的美丽传说不计其数，都与藏书关系不大，或离奇无据。多次跃跃欲试写一篇关于陶南山馆的文章，一直无从下笔。

探讨陶南山馆的梦想退休以后才渐渐实现。我在旧书报里找到了《聊城海源阁溯源》、《海源阁藏书与运河文化的聚合离散》等学术文献，这些宝贵的资料揭示出山馆与海源阁的骨肉联系，从中爬梳剔抉出藏书圣地陶南山馆完整而又真实的轮廓。她同海源阁一样，在我国清末民初的文化收藏史上有难以估量的价值，对我国南北文化的融合以及运河文化的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现在遗址内虽无图书，但它的精神内涵依然博大精深。老一辈文化人自强不息酷爱祖国文明的情怀，激励我们薪火相传、前赴后继，在以史为鉴、推陈出新中发扬光大优秀的传统文化。

这个隐秘了多年的文化宫殿逐步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引起上级史志部门以及其他政府机关领导重视，对山馆内已破旧、坍塌的亭台楼阁以及其他设施，进行了还原重修，焕然一新。不断来这里考察、观光旅游的人们越来越多。使这个超然脱俗的文化景点，焕发出新时代的夺目光彩！

作者简介：田洪兰，男，生于1948.3.5，退休教师，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会员，中国通俗文艺家协会会员，已发表诗文以及与人合作的歌曲五百余篇（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