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丹是1904年10月4日出生，按农历算，即1903年八月十四，癸卯年，属兔。因为是八月生的，“桂子月中落”，所以爷爷刘士杰给起名叫“景桂”。“景桂”是名，“子丹”是字，因为是正直八月桂花开，字更是深意浓浓，“骥子龙文丹凤朝阳”千里马之子，龙之文的才华，也有“将门虎子丹楹刻桷”。这是中国传统起名的叫法，即名“景桂”，字“子丹”，后来因为国难四起民族危亡，壮志实名报效乡情国恩，励志救国改为“志丹”。

      刘志丹小时候跟着爷爷读四书五经，后来在永宁山高等小学上学。1921年，志丹与同桂荣结婚。同家也是九咀坡庄上的大户人家。同桂荣1934年参加革命队伍。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2年，刘志丹考入榆林中学。这是当时陕北23县唯一的一所中学。校长杜斌丞，米脂县人，是一位积极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爱国人士。他聘请了魏野畴、李子洲、呼延震东等一批共产党员教师来校任教。刘志丹在榆中上学期间，时值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新思想在陕北广泛传播。在这时代激流中，刘志丹在魏野畴、李子洲等人的教育和熏陶下，阅读进步书刊，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社会实践，开展学生运动，成长为坚强的马克思主义者。

    1923年，榆中成立了学生会，刘志丹担任学生会主席，组织时事研究会，举办“平民学校/”，开展文体活动。一次，志丹组织领导了榆中学生反对军阀井岳秀的罢课风潮并取得胜利。

     1924年，榆中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刘志丹是榆中第一批团员。1925年，转为中共党员。1925年7月，志丹被选为陕北学生联合会代表，到三原参加陕西省学生联合会第一届代表大会和共进社第二届代表大会。省学代会是7月7日至7月15日召开；志丹到三原时学代已经开过，只赶上参加共进社的会议。共进社是五四运动后在北京的陕西籍青年学生组织成立的政治性社团，创办有《共进》杂志，全社共有600多名成员。社员分布除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外，大多在陕西各地的中学中。榆中有刘志丹、王子宜、曹力如等九名共进社社员，绥德有十九名社员。共进社第二届代表大会是7月19日至25日在三原渭北中学召开，志丹在会上作了榆林地区共进社活动情况的发言，并为大会题词：“共进！共进！同志引着被压迫民族向帝国主义者进攻！不惜牺牲，杀开血路！前途自有光明与幸福！”

      从榆林到三原，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刘志丹从榆林买了一头毛驴骑着，到三原后把毛驴卖掉，所得银元便是返回榆林的差费。这是1925年《共进》杂志第八十八期关于共进社第二届代表大会的报道。

      1925年秋，党组织选派刘志丹到广州黄埔军官学校学习。这时，他中学尚未毕业，但志丹认为，“虽有文事，必有武备”，他决心要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去学习。黄埔军校是1924年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创办的新型军事政治学校。校长蒋介石，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1926年初，刘志丹入黄埔第四期步兵科第一团第二连学习，后转入炮兵科。在黄埔，刘志丹刻苦学习，严格训练，结识了恽代英、肖楚女、陈赓、唐澍等共产党员。由于不服南方水土，志丹曾得了一场重病，医生劝他休学，但他坚持学习到毕业。

    1926年秋，刘志丹从黄埔军校毕业。这时，冯玉祥从苏联回国，成立国民军联军在五原誓师，参加国民革命，要求我党派干部到其部队工作。刘伯坚、唐澍、刘志丹等被派到与冯玉祥部工作。志丹先在总政治部任组织科长，后被派到第四路军马鸿逵部任政治处长。在此期间，刘志丹团结和培养了一批军官和革命骨干，如刘宝堂、韩练成、牛化东、曹又参等。

      1926年11月，冯玉祥赶走围困西安八个月的河南军阀刘镇华。西安解围后，中国共产党帮助冯玉祥创办了西安中山军事政治学校，人称“第二黄埔”，校长史可轩，邓小平任政治处长，刘志丹被聘为军事教官。不久，冯玉祥派刘志丹到河南去收编刘镇华部。老奸巨滑的刘镇华，企图重金收买刘志丹。刘志丹严词怒斥，揭穿阴谋，使其狼狈不堪，不得不答应改编。

      1927年7月，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反共，实行“清党”，刘志丹立即离开河南，为了寻找党组织，经武汉、上海辗转回到陕西，担任省委交通。他化装成商人，往返于上海、西安之间，进行联络工作。

      时势造英雄。24岁的刘志丹，在大革命的时代激流中，迅速成长起来了。

  1927年春，刘志丹以冯玉祥代表的身份，赴豫西刘镇华部，迫使其接受整编。夏，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实行“清党”反共，将刘伯坚、邓小平、刘志丹等共产党员从豫陕两省“礼送出境”。刘志丹经武胜关到武汉，被组织安排到中共湖北省委工作。期间，刘志丹结识了中共武汉市委书记罗章龙，不久，刘志丹到上海，中共组织派其回陕西工作。回陕前，罗章龙赠诗一首《送子丹回陕》。

 1927年7月初，中共陕西省委成立。中共延安地委改建为中共肤施县委，田伯荫任书记，有党员120余名。同时领导着原延安地委下辖各地党组织。为了使党组织免遭破坏，省委决定设立特派员，魏野畴任陕北党组织特派员，直接领导陕北各地党的工作。8月中旬，陕北地方军阀井岳秀发出密电，通知绥德和延安驻军查封陕北中共党组织主要活动基地绥德师范和延安四中，并决定派兵到两校逮捕共产党人。延安四中校长陈瑜廷闻讯后即与田伯荫和驻军（国民党86师）参谋长张彩勤（我地下党员）商量，果断决定学校放假，通知师生尽快全部离校，以防不测。陈瑜廷还连夜清理了肤施县委有关涉密文件、信函、档案，并托可靠人转移后第2天离延安回汉中老家。此时，延安党组织被迫停止活动。9月初，延安四中恢复上课。11月，我地下党员积极与进步师生串联罢教罢课，开展了一场反对和驱逐反动校长冯梦锡的活动，迫使冯辞职离校。

   1928年4月，中共陕北特委在绥德成立。同年8月，延安党组织派罗伯福参加陕北特委召开的中共陕北第2次代表大会，因走露风声，会未开成。9月底，陕北特委派李馥华来到延安，负责恢复延安党团组织工作。12月，延安党团区委秘密成立，书记由李馥华担任，隶属陕北特委领导。

 1929年（民国十八年）春，陕北遭受有史以来少有大旱灾，饥民大量南移，卖儿卖女现象随处可见。根据现情，延安党团组织把求助难民作为中心任务。组织百姓出面向国民党政府提出5抗3要：抗粮、抗役、抗税、抗捐、抗债；要吃饭、要土地、要自由。派共产党员韩俊杰、孙俊邑、王世泰、杨醉乡、马定邦等到灾民中组织自救，成立自救小组，带领穷人向富户讨饭借粮，开展“吃大户”运动。

 1929年夏，刘志丹来到延安城，在我党地下交通站刘西向家（今北关十字东侧处）召开秘密会议。高崇德（后改名高岗）、李馥华、冯世光、高鹏飞、刘西向、吴鸿宾、张庚飏等参加了会议。刘志丹讲了开创陕北革命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筹款买枪弹问题，并通报了部分县、区党组织负责人姓名。8月，延安四中党支部书记杜守智叛变革命，延安党团组织遭到破坏。11月，负责延安兵运工作的李含芳叛变告密，使打入国民党军队中的我地下党员王之环夫妇惨遭敌人杀害。12月，延安党团区委改为延安党团县委，仍属陕北特委领导。

 1930年夏，上级党组织派李馥华、王世泰、王化成等到外县开展工作，不久，又派武善养接任延安党的领导工作。之后，根据上级关于开展“争取全省暴动胜利”的指示，武善养和延安四中党团员离校赴各地开展革命活动。同年秋，陕西省教育厅决定撤销延安四中，延安党团组织解体，我党地下交通站（刘西向家）停止活动。革命处于低潮。

 1932年4月，延安地下党交通站在城内肤施高级小学训育处秘密建立，负责人张庚飏、吴鸿藻。姚安吉、宋光祖分管对外联络工作，不久，成立了党支部，书记由张庚飏担任。同年7月，党组织委派罗成德、杨凤梁、刘明景、贺新春、白玉德、姬延昌、路俊、宋光祖、张步云、白瑄、牛金钰等分别在甘谷驿、元龙寺、姚店子、蟠龙、青化砭、川口、冯庄、李家渠、万花、柳林、临真镇等地宣传革命道理，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10月，张庚飏、吴鸿藻赴志丹一带开展革命活动，党的交通站秘密转移到延安钟楼东侧老字号“天德元”杂货店（老板薛光星，宜川县云岩月泥村人），由姚安吉负责联络工作。12月，国民党当局出动警察、民团镇压革命势力，加强对出入城者盘查，揖拿“共匪”。面对不利形势，“天德元”交通站暂停活动。后来在延安太和山道观和城内“万胜”骡马店秘密设联络点，分别由段道士（又名三娃）和高崇义负责对外联络工作，革命再度处于低潮。

 1933年4月，临真镇（当时属甘泉县所辖，设分县政府）中共党组织利用镇上逢集人多之机，组织饥民开展了一场影响很大的抗粮抗款斗争。青年农民党白玉、孙喜堂、吕兆龄、雷玉堂等手持杀猪刀、土枪、木棍、扁担等械具，带领1000余名跟集者高呼口号，蜂拥到分县政府大院示威，使专程前来催粮要款的甘泉县县长刘学海闻风丧胆，翻墙逃跑。维持秩序的黄巡官和警察赵马驹钻进洋芋窖不敢出来。此后，甘泉县不得不在临真镇一带减免粮税。同年6月，延安“天德元”店我党地下交通站恢复工作，负责人姚安吉。

 1934年6月，上级党组织派杜云山（代号两颗脑）、李向海（代号海壳老李）来到延安牡丹川（今梁村一带），与当地地下党员温秀均接上了头，酝酿成立中共延安县委，因条件不成熟，未能成立。这年8月，在陕甘第8支队负责人冯长斗、杨庚武的帮助下，肤施（延安）游击队在延安汾川松树岭（今松树林）老虎沟候振国宅院酒坊窑成立。游击队队长邵风麟，下设两个游击组，由杨凤梁、钟义军担任组长。队员有徐炳林、孟清成、刘世秀、梁聚贤、梁聚财、刘清元、候振国、程老四、牛金钟、梁玉彪等19人。延安有了第一支革命武装。

 1935年2月，中共延安县特别支部在梁村刘孝沟（今刘小沟）成立，李向海担任负责人。3月，李向海派史海升、杨凤梁在元龙寺陈屯村举办农民训练学习班，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力量。4月30日，刘志丹派杨森率陕甘红26军42师骑兵团和肤施游击队消灭了延安南三十里铺、孙家砭、金盆湾、临真镇、云岩等地国民党民团，为随后在这一带党闹红，创建红色革命政权奠定了基础。5月初，刘志丹委派刘志清、薛玉宝等10余人携枪械赴梁村协助李向海筹建延安县党政机构。5月8日，中共延安县委在梁村刘孝沟温秀均宅窑成立，书记由李向海担任。同时延安县革命委员会在刘孝沟靳尚兴宅窑成立，县主席阎登高。（6月2日，延安县苏维埃政府代表大会在青化砭石锦羊沟召开。7月18日，在青化砭青化寺宣布成立延安县苏维埃政府）1935年5月12日，陕甘边特委派马文瑞、胡志录、许克昌、贺宝英（女）等来到延安南川临真镇一带闹红，筹建革命武装组织，创立红色政权——陕甘边东区革命委员会，（后改为苏维埃政府）主席由马文瑞担任。6月初，刘志丹、高岗带红军解放延长县县城后来到临真镇石村。召开群众大会，动员穷人起来闹革命，青壮年报名参加红军。6月，中共肤甘县委在延安南郊柳林龙耳寺成立，县委书记由任文明担任。同年6月，肤甘县革命委员会（后改为苏维埃政府，辖今宝塔区柳林镇、万花乡和甘泉县劳山等乡）在柳林龙耳寺村成立，主席刘秉温。6月，中共红泉县委、县革命委员会在延安南川麻洞川炭窑沟成立（后改为苏维埃政府，辖今宝塔区临镇镇、官庄乡、麻洞川乡、南泥湾镇、松树林山等乡）县委书记苏保全、县革命委员会主席刘大财。同年9月初，上级决定撤销肤甘县，成立肤施县。县委书记马承德、县政府主席刘秉温。办公地址仍在柳林龙耳寺村。

   1928年1月，中共陕西省委派刘志丹、唐澍、谢子长、王泰吉等前往洛南，到我党控制的国民革命军第八方面军新编第三旅(许权中旅)开展工作，准备武装起义。5月10日，刘志丹、唐澍等率领许权中旅离开李虎臣与冯玉祥混战的前线，赴渭华地区参加农民起义。部队抵达华县瓜坡镇宣布起义。到达高塘镇，宣布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唐澍任总司令。5月—6月，工农革命军与渭华地区起义农民相结合，形成200多平方公里的红色割据区域。冯玉祥部宋哲元调集一个师的兵力向起义中心高塘发动进攻。6月25日，唐澍、刘志丹率工农革命军由高塘退至洛南两岔河与保安镇。后遭强敌“围剿”，起义失败。7月，鉴于渭华起义失败，刘继曾、刘志丹、许权中等在蓝田张家坪召开活动分子会议。刘志丹等总结了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决定取消工农革命军番号，保存实力，由许权中率部暂归刘文伯师。会后，刘志丹等回省委汇报工作。秋，中共陕西省委派刘志丹回陕北工作。不久，刘志丹回到保安，与王子宜筹建了保安县第一个中共支部——中共永宁山支部，书记刘志丹，组织委员曹力如，宣传委员王子宜。冬，刘志丹北上榆林，参加中共陕北特委工作。

    在1929年4月，中共陕北特委在榆林红石峡召开扩大会议中，决定刘志丹任特委军委书记，主持特委工作。会议提出了通过“白色”、“灰色”、“红色”三种形式开展武装斗争。不久，刘志丹去保安县从事兵运工作。同年春，刘志丹、曹力如、王子宜组织保安民众，斗倒民团团总路仰之，迫使县政府改选了民团，刘志丹、曹力如分别担任正副团总，并对民团进行了改造。7月中旬，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召开第三次会议，刘志丹任省委候补常委。8月中旬，在绥德召开的中共陕北特委第五次扩大会议上，刘志丹辞去军委书记职务，前往陕甘边界一带开展兵运工作。8月下旬，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刘志丹到陕北开展兵运工作，不再担任省委候补常委。这一年11月17日，女儿刘力贞出生。

   1930年1月，刘志丹到陕甘边界华池县南梁一带活动，启发、教育哥老会成员郑德明、朱志清等克服封建思想，维护穷苦百姓利益。夏，乘陇东民团军总司令谭世麟扩充势力之机，刘志丹、谢子长在谭部挂名建军。刘志丹出任骑兵第六营营长。不久，遭投靠谭世麟部张廷芝的袭击，第六营受到严重损失。10月1日，在保安县中共永宁山支部的配合下，刘志丹打着骑兵第六营的旗号，进驻甘肃省合水县太白镇，击

1931年1月，刘志丹率部进驻瓦子川。2月，进驻合水固城川，与赵连璧、同守孝、贾生财等民间武装会合，部队扩大到300余人，并在固城麻峪村进行整编，刘志丹任总指挥，下设四个连。2月24日 刘志丹率领部队在甘肃宁县盘克原遭陇东军阀陈珪璋部谢绍安旅骑兵的袭击，损失惨重。刘志丹率部分党员和骨干突围到子午岭山区，后转战到中部县(今黄陵县)小石崖休整。3月，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刘志丹到杨虎城部骑兵旅开展兵运工作，苏雨生委任刘志丹为补充团团长，驻旬邑县职田镇。4月，中共补充团支部成立，书记杨树荣，组织委员王世泰，宣传委员刘志丹。夏，苏雨生获悉补充团有共产党活动，遂借职田镇土豪刘日新拒绝向补充团交粮自杀为由，以商议军机为名，将刘志丹召至彬县关押，并将补充团缴械。6月，在进步人士、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高级参议杜斌丞与中共党员、西安绥靖公署秘书长南汉宸等的营救下出狱。之后，刘志丹前往甘肃省平凉陈珪璋部从事兵运工作，被陈委任为暂编十三师直辖十一旅旅长，驻防宁县。在此，刘志丹与阎红彦、刘保堂、牛化东、曹又参等为创建革命武装积极培植力量。8月，陈珪璋部第十三旅旅长高广仁哗变，在宁县早胜扣押了刘志丹，并将十一旅缴械。接着，高广仁在合水附近被陈部蒋云台旅击溃。蒋又企图以防务不力丢失早胜为由扣押刘志丹。得信后，刘志丹连夜进入子午岭山区，派马锡五帮助赵连璧整顿部队，自己到保安、南梁一带活动。9月，刘志丹将分散活动于合水、庆阻山区的赵连璧、杨丕盛、贾生财三支民间武装集合于合水县太白镇倒水湾进行整编，建立起陕甘边地区中共组织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刘志丹任总指挥，马锡五任军需。10月，阎红彦等率红军陕北游击支队(前身为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到达合水县林锦庙一带，与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会师。为解决两支部队的军需给养，假受十一旅番号，搞到一批物资。11月，陕北游击支队与南梁游击队建立了中共队委会，谢子长任书记，刘志丹等为委员。

   1934年1月初，经红四十二师党委同意，王泰吉前往豫陕边开展兵运工作，刘志丹继任师长。1月下旬，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合水县连家砭召开会议，批评高岗违反军纪，撤销其师政委职务，由杨森继任。2月25日，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重新建立，主席习仲勋。2月，国民党陕甘当局调集八个团的兵力“围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3月初，刘志丹率部转入外线作战，相继取得姚曲、石板、五里镇、店头等战斗的胜利。接着，刘志丹挥师北上，在今吴旗县蔺家砭、崖窑，庆阳元城、赵梁子消灭国民党军两个连。4月2日，红四十二师在合水西华池消灭王子义团两个营及一个机炮连。下旬，刘志丹率部攻打同官梁家原、黄堡镇，击毙守军营长范子畴，生擒区长梁子锋。接着，在陕甘边区三路游击总指挥部的配合下，红三团在淳化五里原甘嘴子全歼国民党何高侯部两个连，缴枪百余枝。5月初，乘红军主力外线作战之机，谭世麟部占领了南梁地区。国民党陕甘当局纠集数团兵力，对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围剿”。刘志丹挥师北上南梁，寻机破敌，先后取得和尚原、瓦子川等战斗的胜利，收复了一度失陷的革命委员会所在地南梁荔园堡。在刘志丹的指挥下，陕甘边军民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5月28日，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寨子湾召开会议，恢复健全中共陕甘边特委，张秀山任书记，刘志丹等为委员。同时成立了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并决定杨森任师长，高岗任政委。7月2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红四十二师和中共陕北特委、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在南梁阎家洼子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决定红四十二师三团北上陕北，配合陕北游击队粉碎国民党陕北当局对陕北根据地的“围剿”，由谢子长兼任红四十二师政委。会后，刘志丹调拨步枪100枝、银元数百枚给陕北游击队。秋，陕甘边区军政干部学校在南梁荔园堡建立，刘志丹兼任校长，习仲勋兼任政委。11月7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主席习仲勋。并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11月，国民党陕甘当局调集三个团及地方民团多部，分兵六路“围剿”陕甘边根据地。刘志丹指挥红四十二师主动出击，先后取得了保安吴堡川伏击战及楼坊坪袭击战的胜利。

1935年1月，经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驻西北巡视员黄翰建议，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惠子俊、军委主席刘志丹等率红四十二师二团北上，到达陕北根据地赤源县水晶沟。20日，刘志丹前往灯盏湾看望了正在养伤的谢子长，就建立陕甘、陕北党和红军的统一领导机构，以及组织第二次反“围剿”作战计划问题进行研究，取得了一致意见。2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中共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原安定县，今子长县)周家崄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统一领导陕甘、陕北两块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工委书记惠子俊(由崔田夫代理)、军委书记刘志丹(一说谢子长)。2月初，国民党陕甘宁晋四省当局调集四万兵力对西北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中共西北工委决定成立前敌总指挥部，统一指挥西北红军，开展反“围剿”斗争。2月18日，刘志丹发布反“围剿”动员令。2月21日，西北根据地创始人之一谢子长因伤势恶化，在安定灯盏湾逝世。3月初，红八十四师遵照刘志丹命令，在清涧歼灭国民党军一个连，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及银元。4月初，西北工委发出紧急通知，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和人民动员起来，彻底粉碎国民党当局的第二次“围剿”。4月下旬，红四十二师于横山寺儿沟歼国民党军井岳秀部一个连。5月1日，红二十六军与红二十七军会师于赤源县白庙岔村。为统一两军作战，西北军委前敌总指挥部正式成立，刘志丹任总指挥。5月7日，西北红军主力首战安定县吴家寨获胜，歼敌一个营，击毙营长郭子丰。5月9日，西北红军主力在安定县马家坪歼敌一个营，击毙营长左象亨。5月10日，刘志丹指挥西北红军主力包围安定县城，迫使守敌撤至瓦窑堡，安定城遂告解放。5月中旬，刘志丹指挥红四十二师在宜川屯石崾岘全歼宜川民团。5月25日，西北红军主力在绥德、清涧两县交界处张家圪台村歼敌一个连。接着又在子洲县三皇峁歼敌一个连。5月30日， 刘志丹指挥西北红军攻克延长县城。6月1日，国民党延川守军惧怕红军攻城，星夜逃往清涧，延川县城获得解放。6月15日，刘志丹指挥西北红军在延安高桥击溃国民党军一个连，击毙延安县民团团总李汉华。6月20日，西北红军主力解放安塞县城兴隆寨。6月22日，西北红军主力攻克安塞李家塌，使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6月28日，西北红军主力攻克靖边县城，击毙营长屈志鹏。6月30日，西北红军主力解放保安县城。7月初，国民党当局对西北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总兵力达15万人，蒋介石亲任总司令。21日，西北工委要求各级党组织紧急动员起来，在西北军委的统一指挥下进行反“围剿”斗争。7月17日，西北红军主力在子洲县老君殿击溃国民党军一个团，击毙团长艾捷三。8月11日，西北红军主力攻克吴堡县慕家原寨子，歼灭晋军一个连。次日击溃援军四个连。8月21日，西北红军主力在吴堡县定仙墕(今属绥德)歼灭晋军一个团，俘敌1800余名。之前在此击落国民党军轰炸机一架，俘飞行员2名。9月中旬，刘志丹起草了《为欢迎红二十五军北上给各级党部的紧急通知》，并派干部前去接应。9月15日，中共鄂豫陕省委率红二十五军抵达西北苏区延川县永坪镇。根据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的指示，先期到达的朱理治、聂洪钧与程子华组成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朱理治任书记。9月17日，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在永坪召开中共西北工委、鄂豫陕省委和军队主要领导干部会议。会议决定撤销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书记朱理治；改组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组建红十五军团。9月18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在永坪成立，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政委程子华。下辖第七十五师(红二十五军改编)、第七十八师(红二十六军改编)、第八十一师(红二十七军改编)。10月1日，徐海东、刘志丹率红十五军团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术，在延安、甘泉之间的劳山设伏，歼灭国民党东北军一一○师大部，俘敌2000多名。10月初，西北根据地内发生了严重的错误肃反，刘志丹、习仲勋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被诬陷为“右倾”、“反革命”，遭到逮捕关押，许多人被错杀。10月19日，中共中央、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长征到达西北苏区吴起镇(今吴旗县城)。10月20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吴起镇听取了当地游击队负责人张明科和七十八师骑兵团政委龚逢春的汇报后，召开政治局会议，命令停止错误肃反，“刀下留人，停止错误捕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11月3日，中共中央成立以董必武为主任的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负责审查西北苏区的“肃反”工作。11月5日 ，首道等到达瓦窑堡，代表中央接管了西北保卫局。11月7日，中共中央机关到达瓦窑堡。刘志丹等一大批干部无罪获释出狱。中央对具体主持“肃反”工作的聂洪钧、戴季英等给以党内处分。毛泽东、周恩来等党政军领导接见了刘志丹，对其进行安慰和鼓励。刘志丹表示“中央来了，今后事情都好办了”。11月8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签发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设立后方办事处的命令，周恩来兼主任，刘志丹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副主任兼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市警备司令(1936年4月，任西北军委委员)。11月21日，在中央组织的直罗镇战役中，刘志丹指挥地方武装围攻延安等地，牵制和打击东北军一二九师，有力地配合了直罗镇战役。12月8日，毛泽东、彭德怀、刘志丹联名发布《告陕甘苏区劳苦群众书》，号召苏区工农劳苦群众踊跃参军参战，用一切力量保卫苏维埃人民的土地和自由，保卫苏维埃政权。12月10日，刘志丹受毛泽东、彭德怀派遣，考察黄河沿岸地形，并绘地图。12日，刘志丹致电毛泽东、彭德怀，报告考察情况。12月18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以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和骑兵团组成北路军，任命刘志丹为总指挥，打击横山地区进犯之敌。12月3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成立，军长刘志丹，政委宋任穷，下辖三个团，1200余人。

  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刘志丹等20位红军将领联名发布《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2月17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东征宣言》，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决定渡河东征。任命刘志丹为红军北路总指挥，率红二十八军担任侧翼。2月20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从延水关至河口一线东渡黄河。2月24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要求刘志丹率二十八军进占吴堡、佳县地区，配合主力红军行动。3月17日，红二十八军在米脂县城东击溃国民党五个连。3月20日，红二十八军在佳县以北杨家堰歼灭国民党军八十六师杨向之营两个连，俘敌90余名。3月下旬，刘志丹率红二十八军攻下神木县沙峁镇后，在贺家川一带进行渡河准备。3月31日，根据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30日令，刘志丹率部在贺家川山坡渡口湾冒着晋军的炮火占领了李家梁。拂晓，红二十八军胜利渡过黄河，占领了罗峪口。4月2日，刘志丹指挥红二十八军向北攻下黑峪口，于3日进至山西兴县白文镇。4日，在方山以南圪坨镇歼灭晋军一个连。4月11日，刘志丹率红二十八军在金罗镇歼敌约一个营。4月13日，根据毛泽东、彭德怀的指示，刘志丹率红二十八军向西南进军，寻机歼三交、转角、辛关之敌，以恢复黄河交通。4月14日，刘志丹在指挥攻占山西中阳县三交镇(今属柳林县)战斗中，不幸左胸中弹牺牲，时年33岁。4月24日，中共中央及瓦窑堡市各机关、团体、红军部队二三千人在城内举行隆重追悼刘志丹将军大会。后方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主持公祭，郭洪涛报告刘志丹事略，周恩来、博古致辞。会后，周恩来等亲扶灵柩，将刘志丹安葬于瓦窑堡南门外山坡上。6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

1940年，中共中央指示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志丹县修建志丹陵。    

1941年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志丹县动工兴建陵园。

1942年4月，在纪念刘志丹牺牲六周年之际，毛泽东为刘志丹将军题词：“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并赞誉他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这块碑永远几经转折终于成功坐落于志丹陵内。

  1943年4月19日，中共西北中央局、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子长县中山大操场举行刘志丹移灵、公祭仪式。沿途群众自发组织乐队护灵，并进行路祭。4月23日，中共中央、中共西北中央局、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举行近万人参加的刘志丹将军移灵、公祭大会，高岗主祭并介绍了刘志丹生平。朱德代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致辞，号召全体党员、八路军将士向刘志丹学习。5月2日，中共中央、中共西北中央局、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志丹县为刘志丹举行公葬典礼。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陈云、林伯渠、彭德怀、贺龙、徐向前等党政军领导为刘志丹题词。

1947年3月，胡宗南进犯延安，志丹陵遭到破坏。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指示西北军政委员会、陕西省人民政府对志丹陵进行整修保护，1953年竣工。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志丹陵遭到严重破坏，周恩来得知后十分气愤，先后两次指出：“刘志丹同志是值得学习的”，“刘志丹对党和国家忠贞不贰”。

    1975年在周恩来关怀下，志丹陵再次得以修复。

    1993年2月20日 在刘志丹诞辰9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题词：“学习刘志丹的革命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96年刘志丹被中共中央军委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36位军事家之—。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习仲勋与刘志丹等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区革 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作出巨大的贡献。为我国后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奠定了借鉴的实践基础。

   在创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艰难岁月中，习仲勋对刘志丹的领导艺术、人格魅力感受颇深。回首往事，特别是回忆刘志丹对自己的关心和爱护，他的笔下增添了浓重的感情色彩。在1998年，刘志丹诞辰95周年，习仲勋与马文瑞撰文纪念，文中写道：

“志丹同志虽然比我们长十岁，但我们和他在一起工作时，却感到他是一位很好相处的同志，随和的好导师、好领导，也是好朋友、好兄长。他的确是一位光辉四射的革命家。”“刘志丹的谈话，给我们指明了今后革命的道路”我13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5岁转为共产党党员。1932年，在甘肃两当组织兵变失败后到耀县杨柳坪找陕甘游击队，在那里，我才有幸见到了心仪已久的刘志丹。

   对于第一次见面，习仲勋始终记忆犹新，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很早就听说 过刘志丹的名字，也听到过他进行革命活动的许多传说。在传说中，常把刘志 丹描绘成一个神奇的人物，但是初次见面，我得到的印象，他却完全像一个普 通战士。他质朴无华，平易近人，常同战士们坐在一起，吸着旱烟袋，谈笑风 生。同志们都亲切地叫他“老刘”。初次见面刘志丹紧紧握着习仲勋的手。其时习仲勋当年只有19岁，没有斗争经验，并因为甘肃两当兵变失败，心情很沉重。刘志丹鼓励说：“干革命还能怕失败？失败了再干嘛。失败是成功之母。我失败的次数要比你多得多。”

   也正是这次见面给习仲勋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刘志丹的音容笑貌深深铭刻在他的脑 海中。习仲勋回忆道：“他（刘志丹）的态度真诚坦率，好像有一种吸引力， 立刻使人对他产生亲切的信任感。我们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那样，相视很久。 他脸庞清瘦，鼻梁很高，目光深邃而温和，总带着笑意。”

    刘志丹知道习仲勋搞兵变前担任过营委书记，搞过群众运动，还坐过牢，于是 感情更加接近。刘志丹说：“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70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 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 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

  虽然是初次见面，但刘志丹那种坚韧不拔的信念、为真理献身的精神，给习仲 勋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刘志丹提出“走井冈山道路”的见解，更令习 仲勋钦佩不已。后来，习仲勋在回忆录中写道：“刘志丹的谈话，给了我们很 大的启发，也给我们指明了今后革命的道路。”“志丹同志和我在一起相处时，的确是我的老大哥”在这段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刘志丹与习仲勋彼此知心，有说不完的话。关于如 何建立根据地，刘志丹说出他的主张：“我们应该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三 不管的地方，各种地方势力有矛盾的地方，去建立几个游击区，逐步发展成根 据地。在敌人进攻面前，互相配合，牵制敌人，你在这儿打我，我在那儿打你 ；你去打他，我拖你的腿，分散敌人的兵力，瞅准弱点，伺机消灭敌人。这就 是古人说的‘狡兔三窟’。这两年我们先后在甘肃的华池地区、三原武字区、 旬邑和照金地区建立了游击区和小块根据地，我们的回旋余地就很大。特别是 武字区和照金这两块根据地，像两把短剑，刺向西安，牵扯了敌人的兵力，对 我军在陕北广大地区纵深活动很有利，因而这两年我们不断壮大了起来。”习仲勋一面听一面点头。刘志丹了解习仲勋，知道他的长处与短处，语重心长地说：“现在我们党的领 导干部，大部分是中学生或大学生，不了解实际。基层干部又大都不识字。你 是中学生，又会种庄稼，了解农民，这是你的长处。”刘志丹鼓励习仲勋多做社会调查，学会团结各阶层的人士，听取不同意见，并 带着他一起深入农村，了解民情。他们每到一村，见了老人就问候，坐到一堆 ，从种地说到生活，无话不说，无话不谈，就像一家人。这样的社会调查，习 仲勋很有收获，感到每天都能学到很多实际的有用知识。与知己在一起，只恨光阴流逝太快。刘志丹要离开照金根据地了，两人依依不 舍。刘志丹把他的特务队(警卫队)留给习仲勋，并叮嘱：“打仗一定要灵活， 不要硬打。能消灭敌人就打，打不过就不打。游击队要善于隐蔽，平常是农民 ，一集合就是游击队；打仗是兵，不打仗是农民，让敌人吃不透。”

   这段时间虽然短暂，但对习仲勋的一生影响极大。回顾这段难忘的时光，习仲 勋说：志丹同志和我在一起相处时，的确是我的老大哥，从工作上到生活上都 十分关心我。他还深有体会地说：“我一生注意听不同意见，听民主人士的意 见，注意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就是遵从志丹同志的教导和从那时的实际经验得来的。”  刘志丹喊了一声“立正”，并向习仲勋敬了一个军礼，力挺支持习仲勋大胆组织民主参选制度。

  1932年12月24日，中央决定把陕甘工农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 军”。这时搞“左”倾的省委领导同志杜衡来到红军，指责刘志丹在工作中搞 的是“逃跑主义”、“上山路线”、“右倾机会主义”、“不懂马列”，撤了 他的职，强令红军北上，打通去苏联的“国际路线”，结果碰了钉子。1933年6 月，他又强令南下，说关中地区人口稠密，物产丰富，秦岭地势险要，搞根据 地能攻能守。刘志丹劝他不要感情用事，他反骂刘志丹是“老右倾机会主义， 没有资格讲话”。习仲勋也劝杜衡说：“有志丹同志，才有今天的局面，他稳 扎稳打，有一整套办法，他又懂军事，你应该听他的意见。”杜衡骂他：“你 黄毛小子懂得什么！山沟能有马列主义，全是鼠目寸光！”结果部队南下到蓝田，被国民党重兵包围，全军覆没。

  刘志丹等化装回到照金，正在养伤的习仲勋知道了，马上去见他。大难之后又 重逢，心情无比激动，彼此紧紧拉着手，再也不愿松开。看着刘志丹更加消瘦 的身体、深陷的眼窝，习仲勋眼里含着泪花说：“你的处境真难啊！回来了就好，先把身子养好再说。”“我们又上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大当，又吃了一次大亏，真叫人痛心。”刘志丹说。不久，杜衡离开部队跑到西安叛变了。刘志丹说：“搞极端的人，会从一个极 端跑到另一个极端，因为他一切以自己的权力为中心，怎样对他有利他就怎么 来。我们队伍中马列主义水平还低，识破不了这种人，使他还能猖狂于一时。 ”

  1934年，共产党拟在南梁(今甘肃华池县内)建立了革命政权，刘志丹主张投票 选举。那时，根据地文化很落后，交通不便，有些同志说：“这种情况，要啥 民主呢!”刘志丹说：“原始社会尚知道选有能力有本领的人作首领，何况现在 的人？”老百姓拥护刘志丹的主张，说：“共产党就是和国民党不一样。”他们积极参 加选举，庄严地投出自己神圣的一票。因为习仲勋在照金做过政府副主席，在 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被选为南梁革命政府(后改为苏维埃政府)主席。那一年 ，他才21岁。

   为适应革命需要，陕甘边特委和革命委员会于1934年10月在南梁创办了红军干 部学校。校址设在荔园堡，后迁驻豹子川的张岔。刘志丹兼任校长，习仲勋兼 任政委。一次，刘志丹正给学校学员讲话，看见习仲勋来了，马上喊了一声“ 立正”，向习仲勋敬了一个军礼，并欢迎习主席给大家讲话，弄得习不知所措 。事后刘志丹对习仲勋说：“我们共产党员要拥护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政权， 如果我们不敬重，老百姓也就不在乎了。”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刘志丹带头维护习仲勋的威信，是对政府工作最大的支 持。习仲勋深有体会地说：“刘志丹的行动真是有感召力，我一个20岁的青年 ，从此更受到了大家的拥护，特别是比我年长的同志，也都很尊敬我。我想， 大家尊敬我，我越要虚心，我见了他们更要尊敬，对年长的同志请他们多指教 ，对我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多批评，军政军民关系更融洽了。”见到这种情况，刘志丹特别高兴，鼓励说：“你做得好，有你这样的作风，咱 们就会立于不败之地。”

  革命政府成立不久，迎来了十月革命节。边区政府决定要举行庆祝活动，并举 行阅兵式。有人提议，双喜临门，庆祝活动要搞得排场一些，修个阅兵台，再 搭个彩门。刘志丹则说：“能少花一点钱就少花些，阅兵台就不要修了，就用 原来的戏楼，把地平一下，四周贴上标语就行了。”

    1934年11月7日，在荔园堡戏台前，举行了庆祝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周围数十里的群众 和红军、游击队、赤卫军大队共3000多人。在热烈的掌声中，刘志丹、习仲勋 分别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之后，刘志丹向习仲勋颁发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 大印。在阅兵典礼上，习仲勋检阅了部队，受到红军、游击队及数千名群众的 热烈拥戴。

    凡是到刘志丹曾经战斗或生活的地方，习仲勋都要讲述刘志丹的事迹　刘志丹的谆谆教诲，使习仲勋受益匪浅；而刘志丹密切联系群众的一言一行， 更对习仲勋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新的苏维埃政权把廉洁建设当作头等大事。刘志丹说：“群众最痛恨反动政权 的不廉洁，无官不贪。我们一开始就要注意这个问题。穷要有骨气，受冻受饿 也不能取不义之财。”苏维埃政权制定了惩处条例，贪污10块大洋就要枪毙。

习仲勋回忆道：“现在看起来这处分未免太重，但那时老百姓最恨贪官污吏， 盼望有为民理政的‘清官’。刘志丹了解群众的心情，才制定严格的法规，以 警戒自己的同志。而且，那时的10元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有了这条法令，在 干部中确实没有发生过贪污事件。对干部，特别是负责干部，要求更严格，犯 了纪律，犯了严重的错误，都要受处分。高岗犯过纪律，也受过撤职的处分。 ”

    刘志丹爱护战士干部是有名的，他平等待人，大家很少称他“总指挥”、“军 长”，而是称他为“老刘”。有一次，一个小战士也叫他“老刘”。习仲勋马 上说到：“这娃一点礼貌也没有。”刘志丹笑着说：“那就得叫我伯伯了。这 不成了家长？”习仲勋说：“不是，不是，应该叫刘总指挥。”刘志丹说：“ 这不是太啰嗦了吗!”所以，“老刘”就成了大家对他的称呼。后来刘志丹有一个家门比他长一辈的青年来参加红军，他比刘志丹还小几岁，刘志 丹一见就说：“三叔，你来参加红军，也给咱刘家增光了。”习仲勋说：“你是这样叫他，叫我们咋办？”刘志丹说：“他一参军，就按战 士对待。”

从这些小事中，习仲勋看出刘志丹办事很讲人情，所以习仲勋以后见了群众中 长辈就称呼“干大”、“干妈”，年龄大些的就称“老哥”、“大姐”，小点 的就称“老弟”、“大妹子”等。大家都说：“主席一叫人，让人心里热乎乎 的。”

一年冬天，习仲勋衣服破了，补丁落补丁。刘志丹的妻子同桂荣见了，就买布 给他做了一件棉衣，缝好后用板压着，自己坐在上面往下压。习仲勋见了说： “嫂子，能穿就行了，不要费心。”同桂荣笑着说：“你是个漂亮小伙子，衣 服也要穿得漂亮些。”

刘志丹的父亲刘培基老先生，是前清的秀才，开始不怎么赞成儿子搞革命。1934年 春，国民党抄了他的家，烧了石窑，刨了祖坟，还杀了他好几个亲属。逼得刘 老先生和一家老小走投无路，躲进深山老窑洞里。后来经习仲勋派人找寻才接回队伍所在地。

    刘志丹从前线回来，看到自己的家属接来了，就说：“咱们红军现在不准带家 属，我怎么能带这个头？”习仲勋说：“他们不是一般同志的家属，在敌占区很难生存，不能一概而论。 ”刘志丹忙于工作，顾不上回去看望。习仲勋还以为他和父亲赌气，开玩笑说： “刘老先生现在变成赤贫了。再说，还有刘嫂子和孩子，你快去看看他们吧!”刘志丹说：“工作太忙，有空一定去。”不久，刘志丹叫妻子同桂荣到被服厂当工人，把父亲送到了亲戚家，不给公家增加负 担。同桂荣要上班，不能带孩子，只好让4岁的女儿独自在荒山坡上玩耍。刘志 丹见了很担心，一再提醒妻子要看好孩子，不要让狼叼走了。这些小事，一件件一桩桩，习仲勋看在眼里，记在心中。不仅如此，习仲勋在 担任中共关中特委书记、绥德地委书记、西北局书记期间，每到一地，如果是 刘志丹曾战斗或生活的地方，他都要向干部群众讲述刘志丹的事迹，教育干部 群众，使刘志丹的革命精神发扬光大。“一个人能这样一贯以大局为重，委曲求全，真是少见”

两位老人的离世，才让我清晰的知道了，刘力贞妈妈一生热爱与陕北根植于医疗的那份坚持！这是她的经历，她的噩梦还有她所接收到的爱，决定了她的坚持……

     一是要加强理论武装，坚定理想信念。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二是要勇于担当作为，积极投身实践。我们要像刘志丹那样，勇于担当起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积极投身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三是要密切联系群众，为民解忧解难。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所盼所急，切实解决他们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四是要注重创新发展，推动时代进步。我们要像刘志丹那样勇于创新、敢于突破常规思维束缚和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新进展。同时我们还要积极培育创新文化和创新精神鼓励全社会形成崇尚创新、支持创新、参与创新的良好氛围.。

   总之刘志丹及其领导下的革命斗争所孕育出的照金精神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和重要的历史遗产。作为一名新时期的共产党员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我们要继续传承和弘扬这种精神，牢记习主席叮嘱不断激励自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