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名文艺批评家黄树森
编者按:
十八年前,1997年的7月1日,鲜艳的五星红旗与紫荆花绽放的香港区旗相伴,冉冉升起……
历史翻转,百年圆梦。那一刻,与香港一衣带水、情深意长的深圳,奉上了一部长达近9000多行的政治抒情长诗——《百年期待》,迎接这位游子的归来。
我们站在/新旧世纪时光之门/敞开胸襟/仰望苍天/面对大地/回望历史/回望历史隧道/发出真诚的呼唤……
如今,香港游子已经回归十八年了。在欢庆香港回归十八周年的喜悦中,《百年期待》的其中一位作者程学源回想起了这首浓郁的粤港情味的长诗诞生背后的故事,以及那位年逾八十的策划人黄树森。
| 文/程学源
黄树森老师八十华诞,《黄说》与《说黄》同时出版。
我与黄树森老师相识交往二十余年,受邀出席了他的生日晚宴,并与数十位文化界知名人士见证了这两部围绕黄树森老师文海宦浮六十年的鸿篇巨著的首发。
黄树森老师是著名的文艺批评家、岭南文化学者,长期关注广东文化、涉足岭南文坛。《黄说》一书,以六十年为经,以文化、社会、经济为纬,辑录了黄树森六十载批评文字的精华,回顾了他与文坛风风雨雨的一甲子,彰显了他笔下的家国情怀。而《说黄》,则是从他者的角度尝试“丰满”黄树森的形象。正如著名文艺批评家、南方日报出版社副社长谭庭浩在为《说黄》所作的序中说:“经由朋友们一面面镜子的映照,通过更多细节、段子和故事,黄树森的形象更为鲜活、生猛和好玩了;朋友们对黄树森的‘阅读与理解’,也有了更加立体、厚实和深入的呈现。”
黄树森老师六十载的文坛细节与故事,宛如银河中璀璨的繁星点点,数不胜数,“一面面镜子”的映照难免会遗漏一二。其中,关于那段被遗漏的黄树森参与策划的《百年期待》长篇史诗的艰辛和辉煌岁月,同时作为此事件亲历者之一的我觉得有责任说说。
缘结深圳,为改革开放鼓与呼
故事得要从深圳改革开放说起。
1980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正式宣布成立,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颗种子在这片试验田里开始萌芽。新生事物的成长总是伴随着争议与阵痛。1982年,深圳以刚厉的经济强势出现,争议变得愈发激烈,同时对深圳文化的误解也悄悄萌生。此刻的深圳,改革探索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舆论围剿,举步维艰。而文人黄树森却主动跳出“解围”,为深圳《特区文学》创刊创作文章,发表于1982年7月7日《南方日报》上,为深圳的改革者呐喊助威,声援深圳文学。后来,这篇文章还在深圳市委常委会上被公开诵读。深圳当时历经超极限的心理弹压,急需哪怕片言只语的精神支持和客观评判,于此可见一斑。
而这一充满“政治色彩”的事件,就是黄树森与深圳文学结缘的开始。
后来,他渐渐地深入这座城市,结交深圳文坛本土“三星”林雨纯、刘学强、廖虹雷和深圳诗坛“四小名旦”关飞、林晓东、程学源、赖伟宣等朋友,并密切关注深圳文坛动向。他曾坦言:“我的灵动而具体的开放意识,正是从林雨纯深圳中学旁旧居的‘电视机+生力包夹花生酱’而萌生、而蓬发,并开始长途跋涉的。”(程学源诗集《心灵风景线》序)
深圳的“启智、开愚、补偏、救弊”唤醒了黄树森内心家国情怀的天性和文艺批评家的锐气,为香港电视辩护、为恭喜发财正名、引进台湾武侠小说等等,开创了广东文艺批评的新锐风气,并收获了文艺界给予他的“咬破小孔”文化奇人的雅称。
黄树森与深圳的缘分继续发酵,因为他喜欢这座城市。
2008年10月,黄树森主编的《深圳九章》,继《广东九章》和《东莞九章》之后隆重出版,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通过“风气之先、风浪之巅、观念之变、岁月之痕、文化之脉、时代之子、移民之城、深港之间、未来之路”9章对深圳这座年轻移民城市进行全新解读,堪称关于深圳历史文化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历史最权威的读本之一。至此,黄树森希图在学术与大众勾连,历史与新闻贯通,编辑与时尚联动,在学术独立性与人文情怀、世俗关怀的《九章》系列,又多了一个厚重的篇章。
2010年,他再次为深圳文学“鼓与呼”,认为“深圳有潜力成为像英国爱丁堡那样的文学城市”。(《羊城晚报》2010年7月9日)时任广东省政府参事的他还曾用近一年的调查研究论证,写就《关于深圳申请“文学之城”的建议》。他在建议中写道,“深圳是中国基层民众释放出最具创造力、想象力的文学之地,是广东改革开放文化和中国梦的集中体现之地”。建议于2012年获得广东省政府批示。当然,深圳要实现“文学之城”的梦想,未来的路还很长,很长。
策划长诗,《百年期待》颂回归
而我与黄树森老师的交集,正是因为深圳。
1995年的春天,深圳福田区,我与黄树森老师第一次相见。
其实,我在广州中山大学读书时就耳闻黄树森老师的大名,神交已久。当时黄树森老师因创办并主编《当代文坛报》而名声大振于中国文坛。尽管十分仰慕他的才华,但因我对文学评论天生迟钝,没有机会能与他真正接触。直至毕业,我来到深圳工作,才有缘与这位“师叔”成为莫逆之交。
本文作者程学源(右)与黄树森(左)
在深圳工作期间,业余时间写写诗是我的爱好。九十年代中,承蒙黄树森老师和诗坛同行错爱,我与关飞、林晓东、赖伟宣被戏称为深圳诗坛的“四小名旦”。其时,国内各界人士都在为即将迎来的香港“九·七”回归而欢欣鼓舞。与香港一衣带水,情深意长的深圳,该如何才能向香港回归表达出独特的喜悦与欢迎。这个论题一直萦绕在黄树森老师的心头,他反复念叨,深圳在这个伟大时刻,该有怎么样的一种表达呢?
出生于1935年的黄树森老师,百年中国的耻辱与荣光、动荡与安稳、沉沦与复兴,与他休戚与共,在他的人生轨迹里深刻地烙印下每一段历史巨变的痕迹。香港“九·七”回归,这段中华民族百年史上的重大事件,黄树森老师也赶上了。
深圳福田区一餐馆,黄树森老师约上了时任深圳市作协主席林雨纯,林雨纯约上了我和深圳特区报文艺版主任关飞、深圳市作协秘书长林晓东和深圳天虹商场副总经理赖伟宣相聚一堂,为深圳迎接香港“九·七”回归“开题”。
文人相聚,煮酒谈风雨论家国。香港“九·七”回归,一个沉淀了百年的期待,毗邻香港的深圳该如何迎接这位游子的归来。点燃烟斗,渊博而敏锐的黄树森老师提出从深圳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出发,创作一首迎接香港回归的政治抒情万行长诗——《百年期待》的策划方向。
就这样,《百年期待》在黄树森和刘斯奋、林雨纯的策划下,选择了我和关飞、林晓东、赖伟宣(晓籁)等四名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见证者合作创作,并在广东省委宣传部领导的肯定和支持下,开始了谋篇布局。
自此,黄树森老师坐着“灰狗”(长途客车)频繁地奔忙于广州和深圳两地,指导我们查阅香港百年历史资料,引导我们结合历史的沧桑和即将回归的喜悦拿捏好诗文中的艺术品质和民族情绪。
一次次的碰头会,两鬓染霜的黄树森老师从不缺席,一件格子夹克,一杆烟斗,搭上大巴士“灰狗”,总是如约出现在碰面的餐厅。对于餐厅的档次,宴席的菜式,他从不挑剔,满脑子里只有《百年期待》的诗歌创作。一杯可乐,或者一杯啤酒,大家就开始畅谈起来,文字推敲,谋篇布局,篇幅分工,各部串联,在黄树森老师的吞云吐雾间运筹帷幄。有时候,大家还会为诗里行间的一个词,甚至是一个标点,琢磨上一两个小时。探讨酣畅时,黄树森老师指间的香烟一根接一根,左手习惯性地摸摸有点儿秃顶的光脑袋,似乎让稀疏的几根霜白银丝在吞云吐雾间激发灵光,反复地细细推敲和斟酌着诗文情意。
有一次,大家舍弃假期,集体相约深圳深南路的酒楼包房,再次推敲斟酌每一部分的行文内容和谋篇布局。从白昼到星辰密布,万籁俱寂的凌晨两三点,大家的斟酌和雕磨没有停歇。憔悴了容颜,熬红了双眼,我们劝花甲之年的黄树森老师先歇息片刻再继续奋战。然而黄树森老师反过来鼓励我们一鼓作气,势如破竹。最后探讨达到预期进展,但大家走出酒店的时候,第二天的旭日已经东升,挥洒着万丈光芒。大家就地散去,黄树森老师悠然地点燃了烟斗,洒脱地挥手打车,追赶回广州的大巴士“灰狗”去了。
如斯“头脑风暴”诗文引饮,有时每周两三次,直至《百年期待》付印,持续了八九个月。
我现在回忆起来,才发觉,每一次的聚散,黄树森老师总是和我们打成一片,混在一起,从没摆架子,没要求过接送,总是孑然一身,潇洒地搭乘大巴士“灰狗”来往广深两地。而我们这些粗心的后进文学青年,与和蔼的鹤发童颜的黄树森老师完全沉浸在激荡的《百年期待》的创作之中,忘却了身份,忘却了年岁,忘却了时间,忘却了黄树森老师家在广州,甚至忘了应当关切他在深夜或凌晨如何来往广、深两地。这确实是我们的疏忽与愧疚。
终于,这部长达近9000多行的政治抒情长诗《百年期待》在黄树森、林雨纯等卓有成效的策划下,横空出世,叙事、议论、抒情浑然一体,记述了民族沧桑的历史长卷,礼赞了挣脱了恶梦的东方雄狮,敲响了庆祝香港回归的锣鼓:
我们欢呼
百年的耻辱
将一一雪洗
我们欢笑
百年的等待
已经来到
……
让1997成为一段历史的终结
让1997成为新世纪的开篇
《百年期待》是迄今为止中国最长的政治抒情诗,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广东、深圳文坛,为迎接香港回归献出了一份颇有分量的贺礼,也填补了万行长诗的空白,并且获得广东省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和广东省青年文学奖,成为广东、深圳文学史中一座耀眼的里程碑。
如此荣耀加身的岭南文学大家黄树森老师,依旧和蔼可亲,鼓励和提携后辈。1997年2月,我的第二本个人诗集《心灵风景线》出版,黄树森老师为诗集作序,“和学源相识,是近两三年的事;时间不长,却也相见如故。……我至今也弄不明白,他公务那么忙,一切操作都是严谨、有序,深圳又是各种流行潮的集散地,那么多的挑战和诱惑,他怎么耐得住寂寞,优哉游哉地徜徉在他的诗国里?”黄树森老师还为诗集的出版和发行做了大量工作,鼓舞了我笔耕诗国的信心和决心。或许,这就是黄树森为他喜爱的深圳这座年轻城市走向“文学城市”的其中一种助力方式。
时光荏苒如白驹过隙,当年意气风发的黄树森老师已步入耄耋之年。然而,纵使两鬓斑白,老师不老,他依旧深耕文坛,著巨作《黄说》追忆他的“千磨万击还坚劲”的人生体验和诉说他的“苟利国家生死以”的家国情怀,激荡起我胸臆之中的干云豪气。
为此,我以此文为《说黄》之外的“说黄”,致敬黄树森老师,为他对深圳文学的贡献,更为他的时代担当和家国情怀。(作者系广东省政协常委,广东省侨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本刊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