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饥饿的记忆

              作者:董惠安

     上世纪70年代以后出生的一代国人，对于饥饿的概念大约是肠胃剧烈蠕动提示的单纯需要进食的信号，远远没有那种已经长时期处于空腹状态，急切需要饱餐一顿而眼前又无食物果腹的、那种饥肠被生生掏空的痛苦，以及外加凄风冷雨中黑暗包围的绝望感。这种感觉，虽在上世纪60年代有千千万万的国人经历过，但只有路遥的《在困难的日子里》和张贤亮的《绿化树》里，有过真实而淋漓尽致的描述。

     中国人在改革开放后吃了几十年饱饭，渐渐忘却了那撕心断肠的饥饿，似乎营养过剩、减肥瘦身成了主色调。我本人却固执地认为这种恐怖的饥饿感远未真正离去，甚至就在前途的不远处诡笑着等候我们呢。我几年前退休后到一家民办院校任教，看到学生食堂的餐桌上常常狼藉着整碗满盘的剩饭剩菜，有的饭菜仅仅尝了几口，有的甚至连筷子都没动，就嫌不对胃口便弃之不食了。且不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了，一旦遭遇大灾之年，那可是要真饿肚子的呀！此外，上世纪90年代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莱斯特·布朗就提出“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预测中国将发生粮食危机，绝非空穴来风。虽然这“预言”暂时没有成真，但不能不视之为悬在中国人头上的一把“达摩之剑”。假如有一天遭遇“粮食禁运”，就像遇到断供芯片一样卡死中国的脖子，那么“过紧日子”就不是一句简单的警示口号了。有鉴于此，我把多年来压在心底的“饥饿记忆”翻腾出来，敲敲警钟，让“不知有灾，无论饥饿”的后生们增加一些居安思危的清醒意识。

     一、童年，城市中的饥饿记忆

    我于1955年春节降生在宝鸡市渭滨区中五街的一间茅舍，当时还是花好月圆的岁月，街道上天天飞扬着“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的歌声。可是从4岁开始，不幸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历史如是记载：在这三年中，由于“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严重“左”倾错误，加上农田连续几年遭受大面积自然灾害，导致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危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和群众生活最困难的时期。

     这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得宝鸡城市居民的生活比关中农村的生活境况更为困难，最主要是口粮供应的不断缩减，城市居民的月口粮供应为“27斤半”，每天平均不到一斤，“粮不足、瓜菜代”成为当时一个操作性很强的口号。大批在1958年从农村进城进工厂“大办工业”的农村劳动力，由于吃不饱肚子（工人每月口粮的定量为30斤）而纷纷脱下工装逃回农村。这种全民陷入食品“低标准”的冷酷事实，给我当时尚在童年的肉体和心理留下了什么样的痕迹呢？压在脑海深处的饥饿碎片，我就在此做以下拼接吧——

     曾经有过短暂的吃街道公共食堂的经历。和农村食堂的状态差不多，城市公共食堂刚开始还红火了几天，后来每顿饭都成了稀汤照影加馒头、窝头。依稀记得街坊邻居后来个个面有菜色，且有浮肿，唯独一个姓焦的食堂主任吃的满面红光，食堂的优越性在他的脸上独放异彩。

     说不清是什么时候又开始自家开伙做饭了。可每天三餐变成了两顿。从上午9点早饭后到下午4点吃第二顿饭，中间的时段往往是从饥肠辘辘到饥不择食的煎熬过程。4点从学校回家吃饭的哥哥们，简直就是饥狼饿虎。记得当时15岁正在读中学的二哥经常是看着钟表吃饭。整整一大锅稀汤饭，原本是一家人一顿饭，有一次他竟然一个人狼吞虎咽地灌进了自己的肚子。尽管肚子撑得溜圆，但他已经没有饥饱感，返回校上课的时间，就是他放下碗筷的时限。还有一次，他回家吃饭时见母亲做熟的还是映照人影的稀汤，顿时情绪崩溃，从空荡的面柜里翻出一个干面团，愤然冲出家门，面向邻居大喊：“看看呀！明明有面，我妈就是不给我擀面条，偏要给我喝稀汤，你们评评理吧……”母亲赶快给他解释说：“孩子呀，这是一块面酵子，蒸馍发面用的面酵子…….”

     过来人都知道，当时由于没有禽蛋肉类的副食品，干吃那一点主食，每个人的食量都增大了。一个月的口粮，连20天都吃不到。我家经常是眼看到了做饭的时间，粮缸告罄，无米下锅。母亲心里该是什么滋味？还有一件说来既荒唐又心酸的事，有好几次，母亲在晚上发面准备蒸馒头，可是发现发酵的面团不翼而飞了，怀疑是被老鼠偷吃了，可原来是让几个哥哥一人揪一疙瘩放到炉子上烤，半生不熟地吞下肚子充饥了。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三哥放学回家吃饭，难为无米之炊的母亲苦笑着递给他一根胡萝卜，说让他先垫吧一下肚子，然后想办法到街坊邻家借面给他做饭。三哥眼睛瞪得滴流圆，把胡萝卜一摔，愤然离去。后来三哥逃学、“吊猴儿（出走离家）”，最终放弃了学业。这和当时的饥饿有着直接的关系。而就在最艰难的时候，在西安邮电学院读书的大哥被学校告知暂时休学，回家度荒。也就是说“学校没饭了，回家找饭吃”。如今想来这是一种甚为荒唐的决定，学校没有粮食给学生开饭，那学生家里是“世外桃源”，就能天上掉馅饼吗？

     有一次，我半下午饿得直发慌，心里只想着美美地吃一顿饱饭，就忍不住对母亲说：“妈，我想吃捞面条！”这捞面条就是关中人俗称的“干面”，与天天顿顿的稀汤面片相比就是一种奢侈品。不巧我的话被下班回家的大姐听到了。大姐整天为全家人吃不饱肚子而发愁，却无能为力，心里别提有多烦，偏偏听到我的“无理要求”，于是狠狠地给了我一个大嘴巴子，还骂道：“全家人连稀饭都喝不上了，你还想吃捞面条？！”我吓得呜呜直哭，母亲一下子急了，怒冲冲地对大姐发了脾气。事情最终的解决好像是大姐夫领着我出门给我买了几颗水果糖。

     如今的年轻人可能对此很不以为然，没粮食吃？到超市买几袋米面不就行了嘛！可他们有所不知，当时的一大国策是粮食棉花“统购统销”，换句话说，这两样农产品被看做是战略物资，由国家垄断收购和销售，相当于现今的石油、黄金矿产。除了国家开设的粮店，别无分店，每个月居民必须手持政府颁发的粮本到指点的粮店，按定量购买一定比例的细粮（大米和小麦面粉）和粗粮（玉米面、高粱面、红薯等）。副食商店里倒是摆放着饼干面包等，但需要有粮票（粮票可以拿粮本到粮店支取，支取多少粮票就要减少同比例的口粮供应）才能购买，就好比当今办出国手续，必须有护照、签证才能购买出国航班机票一样。而当时的粮本、粮票，就相当于如今的护照和签证。所以说，即使当时你有钱，却没有粮票，那么你面对着副食品商店里香甜的饼干面包也只有空流涎水的份儿。粮本在当时俨然是每个家庭的“命根子”。街坊中有一家人不知犯了什么事，派出所警察上门后，双方沟通不畅，警察就强行拿走了这家的粮本，这家的女人如同祥林嫂丢了唯一的儿子阿毛一般，整天神经兮兮地诉说自己家没有粮本了，后来这女人疯了.......还有一家的女孩去粮店买粮，不慎丢失了粮本，感觉就像塌了天，吓得不敢回家，后来饥饿难耐，被渭河滩上一个孤独老头用一个馒头吸引，随即无奈暂时寄身在老头窝棚，几个月后女孩被老头送回家，但已经怀了身孕.....

     在“粮不足、瓜菜代”的艰辛岁月，有哪些食物的“替代品”穿过了我们虚弱的肠胃呢？

    有老而发黄的白菜帮子。这是父亲从他上班的工厂附近的陈仓公社农田中捡拾来的。他用一把独轮车推行10多里地送回家，母亲拌和少量的面粉熬煮，可是老而柔韧的白菜帮实在难以下咽。唉，饿到极致，再难下咽也得咽下去呀！

     吃过酒精厂酿酒过后的酒糟。和少量面粉拌和一起烙饼，食用后全身莫名其妙地出红疹子钻心地刺痒。还吃过棉花籽、油菜籽榨油后的油渣。还有玉米杆上生出的黑色菌包，也称“乌米”。吃到嘴里感觉甜兮兮的，尽管黑粉像锅底的烟灰一样把嘴唇染得黑黑的，但这种美味却并不多见。

     春暖花开时节的槐花、榆树上的榆钱都是“瓜菜代”中的上品。市区北山半坡上农田中的蔓菁和油菜吸引了大量的饥民。挖掘蔓菁根和油菜苗的饥民常常和北坡上红光公社的村民发生冲突。我的几个哥哥冒着极大的风险抢挖回来几篮子的战利品，母亲拌面煮熟后一时填饱了全家人的饥肠。

      饥饿让很多人失去了尊严。俗话说“饥饿生盗贼”，街头抢夺食品的事情时有发生。我当年曾在宝鸡街市上目睹过不少与饥饿有关的不堪现象。我在宝鸡火车站附近曾经看到悲惨的一幕：雨后的泥泞积水中，躺着一个穿着很体面的年轻人，他一边在泥水中打滚，一边啃食手中一块红皮黄心的熟红薯。围观的人议论道：“这是抢了人家的红薯，被打成这样子了！”我还看见一个小伙子从一个中年人手中抢过一个馒头，遭到追打时，小伙子迅速将馒头塞到一滩烂泥中。被抢者眼看夺回无望，踹了小伙子两脚，骂骂咧咧走远了，小伙子就从烂泥中掏出那已经弄脏了的馒头，剥去泥巴开始狼吞虎咽。

     我也有过一次遭抢的可怕经历。大约是6岁时，那是深秋的傍晚，我手里拿着一个冷冷的玉米面窝头，可嘴里吃出的是好比如今甜糯玉米+冰激凌+烤串的味道，那叫一个香！岂不料，就在一处灯光昏暗的街口，迎面撞过来一个陕北汉子，围在头顶脏兮兮的“羊裹肚”手巾是明显的标识。他那有力的大手直奔我手中的窝头，两个指头硬生生地从我的小手中扣走了属于我的晚餐美食！我吓坏了，连哭都哭不出声了。后来几个路人赶跑了那个陕北饿汉，可我回到家后就像大病一、。父亲星期天赶回家慰问我，给我带回的最好礼物，就是一个已经干裂的白面馒头。如今咋看咋觉得不起眼的馒头，让我当时惊喜得无以言表，如今用什么词汇也难以表达我当时的“久旱逢甘霖，饥饿逢美味”的心境，也找不到当今品鉴哪一种美味的感觉来媲美当时的从舌尖到心底的愉悦和激动。那个馒头无疑是父亲从牙缝中省出来的。很多年以后我听他说，当时饿急了的时候，就偷偷地在附近农田中拔一个萝卜，用铁饭盒煮一煮，充充饥......

      还有一个“饥饿生盗贼”的另类故事。“盗贼”竟然是宝鸡中学的一位青年教师。他由于学习成绩优异而毕业留校任教，教学水平深受好评。婚后有一可爱的女儿，可是3岁的女儿经常饿得哇哇直哭。当然他也是饥饿难耐。终于有一天他冒险偷盗了食堂的饭票，想给女儿买几个馒头，不料被人发现，很快就被曝光开除。其结果是妻子带着女儿和他离婚并断绝一切往来。他被发配回农村老家后，直到80年代才重新回到教师队伍。

      饥饿的年月，越是饥饿难耐，越是能激发对于美食的向往。我从街坊邻居的孩子那里学会了一首类似“食谱”的歌谣，至今还记忆犹新——

豆包，发面的油条、糖糕、大米饭，

汤面条，羊肉包子加水饺，

摊煎饼，炒鸡蛋，

稀里哗啦一大片.......

母亲有时候也会对我和哥哥们讲起在她和父亲在北京生活的往事记忆。她讲起早年在北京吃火锅、涮羊肉的经历。还说过坐席吃饭的一些规矩。这在当时听起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现在再回想起来，母亲一定是对于孩子们的未来是抱有希望的。她一定认为这种日子不会长此以往，将来一定会好起来的。不错，后来我真的有机会坐席吃饭了，回想起她讲过的行为规范，深感意味深长。

   二、少年，在农村的饥饿记忆

    在我7岁的那一年（1962年），我和三哥四哥（父亲还在工厂上班，大哥被学校召回，二哥已经工作）跟随母亲离开宝鸡市区，到市区东南大约30公里处临近秦岭的峪口村安家落户，身份由城市居民变成了农民。于是，我的童年转为少年的10多年间，生命中增添了农村的饥饿记忆。

      到农村安家落户，很大程度是由于城市的吃粮困难。后来得知当时是大背景是国家针对“大跃进”的“冒进”出台了“城市企业的关停并转，以及城市人口压缩”的政策。“大办工业”的口号也随之变成了“大办农业”。而作为普通市民听到的动员口号则极具诱惑力——“到农村去吃饱饭”。

      这个“吃饱饭”的口号，将全国大量的城市人口吸引到了农村。据统计，从1962到1965年，全国共精简城市职工约1887万人，压缩城镇人口2600万人。这相当于一个中小国家的人口。在城市饿得头晕眼花、浑身浮肿的居民们，在一度开放的“自由市场（类似于当今的农贸市场）”上看到高价售卖馒头、锅盔、熟鸡蛋、桃杏枣梨的农民们趾高气扬的神态，本能地相信农村确实能吃饱饭。就这样，我们家成为了从城市迁徙到农村的大潮流中的一朵水花，住所也从城市的茅草房变成了乡间窑洞。

     到峪口村的第一个夜晚是在无米面做饭的囧境中度过的。按城里粮本上定量供应的口粮一周前已经吃光。

    今晚的晚餐在哪里？

    拉车搬家走了一天路程的三哥又累又饿，直报怨母亲不做饭，请假回家参与搬家的二哥此时劝阻三哥：“不是咱妈不做饭，是实在没有米面了！要体谅咱妈呀......”幸好四哥在村边的河里发现了鱼和螃蟹（当地人不吃鱼），于是我们弟兄几个摸黑下河捕鱼抓蟹，母亲赶紧煮鱼烧蟹，全家人分享了一顿别有风味的晚餐。

     翌日凌晨天蒙蒙亮，窑洞外响起低沉刺耳吹哨声，有人在窗外低语“摘豌豆了！”母亲和哥哥们急忙出门，跟着纷乱的村民脚步，摸着黑到豌豆地里摘处于半成熟状态的豌豆角，回家煮食充饥。成熟后的豌豆是做牲口饲料的，但半成熟的豌豆煮熟后堪称舌尖上的美味！多少年之后我才明白，这是一次村民集体违抗上级禁令，为填充村民饥肠而采取的集体冒险行动。冒风险最大的当然是通知村民行动的村干部，弄不好是要受到严厉处罚的。可是，后来的政治运动频仍，村民间也少不了互害互斗，但从未有人对这种暗中分食集体未成熟农作物的行为做过检举。

     1962年算得上是一个丰收年。麦子还未上场，我和母亲悄悄地捡拾了麦田收割后的遗穗，用棒槌敲击、用簸箕簸去麦衣，筛出金黄色的麦粒，到村里的一处人推驴拉的小磨坊里，磨出了雪白的面粉。很快地，一锅香喷喷的面条，捞进了大碗，再浇上煮开的醋拌着新蒜汁儿，那舌尖上的美妙感觉，久违了！直到今天，那滋味我还记忆犹新。

      凭良心讲，我家到峪口村，的确有过相当一段的吃饱饭的时光。这得益于当年的夏粮丰收，得益于村里乡亲们的接纳——虽然他们对于我们这样的外来觅食者起初很排斥，尽管我们顶着国家“号召下乡落户”的光环。在一般人的眼中，我们和逃荒寻活路的“河南担”“甘肃炒面客”没什么区别。但有的乡亲的目光深远一些，母亲养育了5个儿子的“壮举”让他们有一种莫名的敬畏，而母亲的善良厚道很快就与村中的女性有了相通相融，虽然彼此间一时语言沟通有些障碍。村里人怀着好奇心到我家“串门”，“借”一盒火柴、要几颗钉子几根铁丝，“顺”走一两个瓶子，品尝一口母亲烧出的河鱼的味道，也渐渐消除了彼此间的陌生感。

      暂时能吃上饱饭，还得益于胡耀邦主政陕西一百天的功绩。他呕心沥血地排除一切干扰，大力发展农业，并请求中央免除了几亿斤公粮的任务，让三秦大地得以休养生息。这是一段有据可查的历史。

     二哥虽然已经在外县一家金融机构工作，但饥饿的阴影并未摆脱。每隔两个星期回家一次，总是带回一副半饥饿的肠胃。我清楚地记得他钻进我们家旁边一口挂满柿子（这是生产队分给每户人家的）的空闲窑洞里，饥不可耐地剥吃那些因成熟过度而干瘪的柿子。这些柿子甜得发腻，即使再饿，我应吃的太多而不再想吃，可是他吃得津津有味。午饭时，母亲尽可能地给他做好吃的饭菜，他吃得更是开心开胃。

     峪口村有几个甘肃逃荒来的女人，她们与甘肃老家的丈夫并未离婚，却在关中农村这边与村中光棍组成了新家，这应当是事实上的“重婚”。不过村干部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于是这些甘肃女人时而在关中家中生个孩子，过几年又回甘肃生个孩子（当然有时候是被陕西这边“遣送”回去的）。而有时甘肃丈夫找到峪口村来，两个男人之间倒是很能友好协商的，甘肃丈夫更像是祈求者、乞讨者，最终讨些粮食就背着扛着回甘肃去了。这“一妻两夫”的婚姻像古老的歌谣一样呜咽咽地低吟浅唱着，更似忽明忽暗的磷火跳荡着。

     村里每逢夏收时节，总要出现一群满面风霜、衣衫褴褛的麦客，操着甘肃口音，像是下苦力的，更像流浪汉。已是酷暑烈日当头，他们穿着厚厚的脏兮兮的棉衣，挂在肩头的“武器”就是割麦的“镰牙子”，关中人称这种镰刀为“肘肘子”——其形状像阿拉伯数字“7”的形状，木质手把，“7”字的顶端安装着一个钢质的刀片，俗称“刃片”，割起麦子来轻快自如。据说麦客的收割技术都是在关中八百里秦川的麦田里练就的。他们抗饥饿、抗酷暑的能力极强，在烈日下穿着烂棉衣割麦子自嘲“日头爷”晒不透，阳光下晒焦干的麦秆割起来利落，手下能出活儿，一天最快能割二亩地。他们的食量称得上大如牛，说他们“吃头老母猪，不抬头”一点也不夸张。峪口村人深知麦客的辛苦，以及“龙口夺食”抢收麦子的重要性，所以尽可能地做出扯面、锅盔这样的顶饱的饭，以填饱他们硕大的胃囊。按当时的价格，他们每割一亩麦子，可得1元钱，每天能挣1元5角左右。尽管辛苦万分，他们很开心地称这种卖苦力的生活是“天天过年，夜夜算钱”！比他们在甘肃老家的生活强百倍。

     不的不说的是，我读小学到中学的相当长的年月里，一直处于“半饥饿”状态，这严重影响了我的身体发育，说来令人唏嘘。

     当时的农村教育非常落后。我家离最近的小学有3公里，要过两条河，翻一座土山岗，早上7点来不及吃早饭，带着干粮匆匆和同村的伙伴出发。由于路途远中午不能回家吃饭，就在学校啃干粮，口渴了就到教师灶的大水缸里讨口凉水喝。当然过这样的读书生活的不止我一个，同村的小伙伴都一样。记得上一二年级时还有上五六年级的四哥同行，后来我就显得孤单了。

     别的同学带的锅盔、白面馍让我很眼馋，我经常带的是玉米面锅贴和窝窝头。但这比起当年在宝鸡市区饿肚子的生活还是强多了。

     一次在教师灶讨水喝，我无意中看到灶房门框上贴着“政治到食堂、干部下伙房”的对联，对联纸已经泛白，字迹有些模糊，弄不清是哪个时期喊出的口号。如今回忆起来，则能从这口号中得出的认知就是当时“食堂”“伙房”的地位之重要。要拿如今的什么机要重地能和当年的“食堂”“伙房”相比呢？我实在想不出，要么就是银行的金库可以与之比肩？或者是军事作战机要室？

     从1968年到1976年这段时期内，不断增加的“公购粮”“战备粮”“爱国粮”的交售任务，让村民的腰带被迫再次勒紧。当时生产队的农作物长势都很不错，打下的粮食也是堆满场装满仓，但很快就一车一车地拉走到了粮站。等村民分粮时仓库所剩不多。记得有一年上级定下的口粮标准是每口人每年粮食分配300斤。一个精壮劳力，一天的口粮竟然到不了一斤！这比三年困难时期城市工厂的职工口粮标准还要低，能吃得饱吗？

     我读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正值十三四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可是每天带的干粮质和量都在缩减，而且红薯逐渐取代了主食，吃下肚后嗓子里不住地反酸。在学校的活动量不断增加，下午放学后我有好几次都饿得走不回家了。距家不远的农田路边长有几株柿子树，中秋时节，红色的小柿子像繁星一样挂满枝头，我就像猴子一样爬上树，捡软一些的柿子摘下来，用手挤捏的更软一些，然后当美味一样吃下去，虽然有些涩，但很甜。后来我得知，空腹不能吃柿子，有人空腹吃柿子得了“肠粘连”，有人得了“柿结石”，都是要命的病！可是我当时就那样饥不择食地吃下去了。但后来我感觉吃柿子“吃伤”了，肠胃实在不愿再接受这种味道了。被我“吃伤”的东西还有红薯、北瓜、笋瓜、萝卜等，还有关中面食中的“搅团”。不过，对于嫩玉米总还是怀有甜蜜的记忆。记得当年回家路上饥肠辘辘时，只见路边的早玉米刚刚吐缨不久，青嫩的玉米颗粒一掐还是白汁，我顾不上许多，见四下无人，就掰个嫩玉米就啃将起来，虽然味道远不及今天的街头热卖的水果玉米和甜糯玉米，但当时的感觉真叫一个“大快朵颐”！

     1971年，16岁的我进入高中（学制2年）。在这里我留下了一生中最难忘的饥饿记忆。这所名叫马营的高中离家有15公里，学生全部住校。入校第一年，学校居然能把学生的户口转到学校，享受商品粮供应，这让我眼前一亮，这不是和回到城市一样了吗？这一年的学生灶伙食虽然很不堪，但毕竟还能饱腹。第二年情况突变，全体学生的户口又必须迁回农村，吃粮由生产队解决。我顿时犯了难。后来得知当时的大环境依旧是城市的粮食供应紧张，尽管“农业学大寨”喊得震天响，粮食问题仍未得到突破。城市诱惑居民到农村去实现“粮食自足”的口号由当年的“到农村去吃饱饭”，换成了“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这口号竟是刊登在1969年12月22日的《人民日报》上，挺励志的啊！不久便开始了居民和知识青年大规模上山下乡的高潮。我读了10年的书，也就是吃了10年的闲饭，在村里耕作了10年的两个哥哥对我的“吃闲饭”已经很不耐烦，加上生产队口粮分配的缩减，我每个月要从家里背粮交到学校灶上换饭票， 明显能看出哥哥们的一脸不悦，母亲也很无奈。有一两个月我咬牙不回家，没粮食换饭票，我起初蹭同学的饭票，后来就忍饥挨饿。当时已到冬天，除了挨饿，我的棉衣也穿不上。饥寒交迫啊！我就用父亲给的极少的零花钱，到附近镇子上的小饭馆里一天喝一顿鸡蛋汤，花费1角钱。这样的日子坚持了半个月。一场寒流袭来，我得了重感冒。感冒还未痊愈，又接连两场感冒叠加。我的身体一下子垮了。整天低烧不停，当时连打青霉素、链霉素不起什么作用，医生也查不出病因。不久毕业回家，我到曾经的小学初中母校担任教师，但低烧时断时续，而且食欲很差、失眠多梦。即使到了夏天，一阵凉风吹来，我都感觉寒意。一次在野外方便，我竟然发现自己排泄物竟然是白色的！中药汤喝了不少，但作用不明显。再后来我干脆不吃药了，大约几年后渐渐好转。多年以后，一位咸阳中医学院的教授为我诊脉，说我的胆囊受到过损伤。我蓦然想起了那次排出的白色粪便，明白那是因为由于一度不食早餐，胆汁未能排出，导致了胆囊发炎。这都是当年高中生涯中的饥饿惹的祸啊！

     真正体会到吃饱饭的滋味，是在高中毕业之后。我从1973年开始在学校担任民办教师，后来在公社机关干广播宣传“临时工”，无论是在学校、公社机关食堂，还是在下队调研时吃农家“派饭”，都能吃饱肚子。尽管农民日子很紧巴，但对派饭到家的干部还是掏出压面柜底的白面尽心款待的。这和路遥所说的“当了副主任之后才吃上饱饭”的感觉是相通的。

     三、大学时代的饥饿记忆

    1979年，24岁的我走进了西北大学。饥饿似乎早已远去了，但仅仅是远去，但并未消失。清清楚楚记得，进校不久，是个半上午时分，远远看见几位老师打趣玩笑，一位中年男老师手里拿着一个洋瓷碗，一位女老师就说话了：“你怎么像‘低标准’时期的人一样，走到哪儿都抱个饭碗？”众人皆笑。那位男老师怎么回答的我记不清了，但此事足见饥饿的记忆并未远去。

     同班同学中，最大的是1951年生人，最小的生于1963年。基本上都是从饥饿年代走过来的。同学中中等偏低身材的同学为数不少，年龄已进入青年，身体还是少年模样。毕业四十年的西大一次返校大聚会的口号是“归来仍少年”，这口号很诗意，大家的精神可以永远年轻，但身高海拔“下行”，这无疑是在身体“拔节”的时期营养严重缺乏导致的遗憾，算是那个饥饿时代留给我们的烙印吧。所幸大家的“接班人”的身高都超过了父母辈，这给大家了无限的欣慰。

     大学四年中的饭票分粗粮、细粮，陕北同学中有人用细粮饭票换粗粮票，当然是以少换多。据一位陕北同学讲，上大学期间，他们老家还要在一年之中吃一两个月的谷糠。1980年新华社曾发过一份内参说到：“从1980年开始，延安要饭的大大减少了。我们从太原西行到吕梁山区，再西渡黄河到陕北的府谷、神木、榆林，又沿咸榆公路南下延安，一路上逛街头、串饭店，讨饭的人比前几年少多了！......”虽说是少多了，但还是有。记得1989年我第一次到延安，在街头还是看到了讨饭者。

      陕南一位同学说起过家乡关于与“口中食”有关的不堪之事。他提到在封闭而偏僻的山区里，外乡人的半包饼干，就能换取一个女孩的贞操。而另一位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陕南同学，冬天很冷，竟然把一根草绳系在腰间，再把的确良布料的中山装罩在外面，以此保暖。睡觉前他饥肠辘辘，便以无糖无味的自制的藕粉冲拌后充饥。我品尝之，感觉如同浆糊一般，但他喝得津津有味。入校不久，经常看到一些城市学生把菜中的肥肉块捡出来，丢弃在餐桌上，我很是惊讶。因为在那些年，肉毕竟是稀罕物，尤其从农村来的同学，虽然经常见猪哼哼，但吃猪肉并不经常。

      同学郗林考学前是国棉一厂的工人，属于带薪上学一族。加上父母都是西工大教授，他慷慨大方，经常带我逛回民街，我也乐于当“沾光”一族，“沾光”过程熟识了不少西安的名小吃。他多次讲述过他从16岁开始到陕北彬县插队的经历，其中少不了饥饿的故事。不过，立志成为作家的他也关注到了上大学后在西安街头见识的饥饿众生相。他说，有一次在一家饭馆看见年轻夫妇带着一个小女孩就餐，男人买了三碗米饭，一盘炒豆腐。母女二人吃米饭就着豆腐菜，男人舍不得吃菜，就将餐桌上摆着的酱油倒进自己的白米饭中，狠狠用筷子搅动，然后狼吞虎咽下肚。还有一次，我俩在一家饺子馆吃饺子，但饺子馅中萝卜太多肉太少，我们觉得上了当，就不想吃了，郗林打算把没吃完的饺子送给守在旁边的讨饭者。旁边不远处就有一个傻乎乎的男子，一看就是个“老油条”，他察觉到我们要起身，就直奔过来要端走剩饺子，郗林制止了他，而向门口一位五十多岁的农村妇女招手示意，那位妇女很感激地过来端走了盘子。郗林告诉我，这些农村妇女进城办事，没钱下馆子吃饭，也不好意思讨饭，就忍着饥饿想到饭馆碰碰运气。这些人很值得同情。这种同情心，无疑是他插队岁月养成的。

      我们上大学时期，还属于计划经济时代，同学每个人多少都有些助学金，毕业后又能分配给一个“铁饭碗”，被称为“天之骄子”“时代宠儿”，饥饿敲门的几率很小很小了。然而，我出于一个传媒人的习惯，还是很关注当代大学生身边可能徘徊的饥饿阴影。

      如今的一代大学生，论年龄已是我们的孙子辈了。他们起点比我们当年高，吃得苦比我们少，但生存的挑战更严峻。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我们，已经帮不上他们什么忙，只能把过去的体验呈现于此，希望能为他们提供一种借鉴吧。

                   董惠安2024.10.13

董惠安，男，汉族，祖籍辽宁海城，1955年1月出生于陕西宝鸡。1983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1997年加入陕西省作家协会。2000年以来在报刊发表大量针砭时弊之杂文，并公开发表历史政论专题片脚本《追寻盛唐雄风》、社会调查纪实《大创启示录——陕西大学生创业与就业的现实与思考》、长篇小说《神泉》《斜谷》、以陈忠实生平为题材的20集广播剧《呦呦鹿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