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培荣
1976年3月,我在部队服役6年后,退伍回乡。
当我把6年的青春献给了军营、献给了大别山、献给了保卫祖国和人民的国防事业,怀揣着300元退伍费(其中包含一年的津贴费)离开部队,回到家乡时,我已经从当年18岁的毛头小伙成长为24岁的青年人了。
当年当兵退伍都是“哪里来哪里去”,退伍回乡,我去当兵时是农民,退伍回来当然还是农民。所以,我放下被包,脱去军装,就参加生产队的劳动。还好我的农活功底还不错,很快就适应了。
没过几天,大队党支部书记陈贤玉找到了我,对我说:“你们街东生产队的老队长戈正玉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不能老让他这样顶着,早就准备把他换下来,但是一直没有合适的人选。你当了几年兵,又是共产党员,现在回来了,正好可以派个用场。党支部研究了一下,想请你担任生产队长,你看如何?”我说:“我刚回来,什么情况都不清楚,恐怕当不好啊!”陈书记说:“没事,情况不熟悉,过几天就熟悉了;工作没头绪,过段时间就适应了。再说,戈队长是老党员,他会支持你的工作。原来班子里的副队长黄仕林、王凤洲等,他们都是得力干将,你只要和他们紧密团结,工作一定不会受到影响的。放心干,我会大力支持你的!”在陈书记的支持下,我就这样走马上任了。
在整个组织体系中,生产队是基层的基层,而生产队长则是最基层的“官”。虽然只管辖一个小小的生产队、几十户人家、二三百口人,但你就是这几十户人家的领头人、当家人,所有的大事小事你都得要管。
穆店大队的9个生产队中有6个在街道上,各个生产队叫人下田上工几乎都在同一个时间,如早上基本都是在6点前后,6个生产队的队长喊人上工就成了“一道风景线”。有的是哨子,有的是喇叭,尤其是街东、大园、工会几个队的住户交错,都是用吹哨子叫人,如何分开就成了问题。经过协商,各个生产队都有了“暗号”。如街东队哨音是“两短一长”,大园队哨音是“两长一短”,工会队哨音是“一长一短”等,甭说,这样还真奏效。
我们街东生产队的农田都在街道的东边,最远的田块到黄练山下的南水坝,离街道足有三四里地,来回要一两个小时,每天早上挑一趟粪,回来都到了8点多。包家坝地势较高,虽说是个大水塘,但只能靠下雨屯水。而大坝则很大,我们队的水田主要在大坝下面,灌溉条件比较好。靠近街道的主要是蔬菜地。队里的公房和大场离街道一里多路,有3间仓库3间牛房,十几条耕牛都扣在公场边上,冬天耕牛进屋,就住进牛房里。
由于穆店地处高岗,深水井很深,足有两根单绳那么深,井水冬暖夏凉,夏天的水温只有20℃左右,喝起来非常清凉。有时候还用绿豆烧成绿豆汤,或是用几支竹叶烧开水,美其名曰“鲜竹沥”,这样解暑很有效果。社员们都说:“还是马队长想得周到。”
到了八九月份,早玉米成熟了,收获的季节总是大家最快乐的季节。一天,在南水坝下边的大田掰玉米,今年的玉米长势特别好,又是一个大丰收,初步估产,亩产大约400多斤,整块大田24亩,总产就有1万多斤。掰下来的玉米棒就堆放在大田中央的一个坟地边上,准备用小八匹(手扶拖拉机)转运到公场上。当时转运不过来,就得安排人晚上看护。可这里离街道很远,四面没有一户人家,处在野湖心,又有坟墓,而且这是一座新坟,安排看护时当然不能安排妇联(女劳力),只有安排农联(男劳力),可大家面面相觑,没有一个敢“自报奋勇”的。没有办法,我只好自己去看护了。
此时天气转阴,乌云密布,我赶紧穿上原来部队带回来的雨衣,拿着一把大锹往田间奔去。来到大田中心,我便斜靠在如同一座小山般的玉米堆旁,大田的玉米秸已经砍到,一堆一堆地堆放在大田里,在这里可以一览无余,可以望得很远很远。乌云笼罩,整个天穹如同黑色的锅底扣在头顶。山雨欲来,大风骤起,不时地一道道闪电劈空而下,把四周照得雪亮。随后便是一声炸雷悬在头顶炸响。接着,豆大的雨点倾盆而下,我紧裹着雨衣,蜷缩在玉米堆旁,任凭雨点打在身上噼里啪啦。一道闪电、一声炸雷、一阵狂风、一番暴雨,我就在这雷电风雨的交替中艰难地“煎熬”着。过了半个多小时候后,雨停了,风歇了,天空的云层间竟然闪动着几颗明亮的星星。
我揭开头上雨衣的帽子,悠悠地站了起来,向四周看去。一会儿,天空的乌云全部褪去,夜空如同水洗一般,而满天闪烁的星辰更是清晰明亮。我便顺口咏了几句顺口溜:
夜色沉沉四野茫,东湖孤影护公粮。
忽然云涌风骤起,霎那雷鸣雨更狂。
残席古坟毡避雨,警戈炯目察四方。
不知风雨何时歇,如洗碧空满星光。
我拖来坟墓旁残存的半张芦苇席(当地风俗:烧给死人的席子不能全部烧完,必须留下一半放在坟地前)垫在身下,居然不知不觉睡着了。
第二天,其他社员来换班时,看到情景惊呆了,连说:“这马队长的胆子也忒大了啊,居然拿烧给死人的破芦席垫着睡觉。”
条播小麦得高产
盱眙地区土壤比较粘重,多年来小麦播种都是撒播,当时的良种少,无灌溉,大多是望天收,亩产只有一百多斤,有的偏远地方的田地缺肥,疏于管理,麦穗很小,有的麦穗被称为“苍蝇脑”(一个麦穗只有三四粒)。
如何提高小麦产量,我曾在北方看到过小麦条播,收成要比我们这里高一倍多。于是我在队委会上提出了想法,得到大家的赞同。但同时也提出,条播要用“耩子”(条播机),可我们这里没有,过去也从来没有人条播过。我说:没有耩子可以用锄子拉沟,用手撒种。究竟能不能行,可以试试,如果行明年再推广,如果不行以后也就别往这方面想了。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同意试试看。
我们把条播的田块选在包家坝下面的大田,因为是玉米茬,翻耕两遍土层非常松软,拉沟条播比较适宜。为了保证长好,我们还集中了大批家杂肥,准备用于籽种覆盖。
10月初,条播开始了。因为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大家都来看热闹。当时说什么的都有,有的说:“试试好,不试怎么能知道好不好呢。”也有点说:“尽出花驴蛋,祖祖辈辈都是撒播小麦,搞什么条播?要是行,那老祖宗早就弄了,还等到你来出德新。”其实,我的心中也在打鼓,生怕搞不好引起反作用。但既然决定了,就得硬着头皮干下去。为了条播沟能拉得直,我们选了十几位种地的老把式,专门负责拉沟;后面的是撒种,要求麦种撒得均匀,密度不能过大;再后面是撒家杂肥的,用家杂肥把麦种覆盖住;最后是摊土,用锄子把拉沟时拉出来的土推到沟里,再覆盖摊平。经过四道工序,方才把小麦播种好。
十几天以后,小麦出苗了。一天早上出工时,我特意带着社员到条播大田边去看看。大家站在田头,顺着看去,一条条麦垄、一行行麦苗,笔直整齐,柔嫩的麦苗尖上缀着硕大的露珠,在朝阳下闪闪发光,甚是喜人。大家叽叽喳喳,都说这条播还真的不错呢。此后的小麦生长不负众望,越长越喜人。可能是土质好、上肥多的缘故。冬季小麦的植株性状、分蘖数都比其他田地强,我也暗暗地高兴。
返春以后,问题出来了。由于用了较多的家杂肥,在条播沟里开始长出许多杂草,而且杂草和麦苗混杂着长在一起,清除苗间杂草成了难题:用锄子没法锄,用人工手拔又太费工夫。怎么办?黄队长说:“既然条播了,小麦长得又这么好,不能功亏一篑,我负责带人拔草,再吃工也要做,不放卫星也不能成后进。”于是,队委会决定由黄队长带人除草。
那时候没有化肥、没有除草剂,如果要是放在十年以后,有了化肥和除草剂,和麦种一起下去的不用家杂肥而是用化肥,就不会长有那么多的杂草;如果用除草剂喷上一两次,再多的杂草也都会被除尽。但那个时候却没有这个可能。黄队长带着社员用手拔草,花了整整四五天时间,才把整块麦田的杂草拔尽。后来,小麦拔节、鼓苞、抽穗、灌浆,打了杏黄色。再看麦田,麦秆又粗又壮,穗头又大又长,籽粒非常饱满,真是一派丰收景象。
第二年“四夏”时节,小麦收割,麦秸粗壮,大半人高,连镰刀都捋不断。小麦登场,一测产,亩产350多斤,比当年全县平均亩产181斤高出近一倍。
后来,我离开家乡,到南京气象学院读书。临行前,生产队专门召开社员大会为我送行,队委会班子破例花了1元多钱的公款,买了4个硬面抄本子送给我。我坚持要付钱,黄队长说:“这次用公款是大家同意的。再说,每次下田喝井水,都是你自己花钱买的糖精,每次1毛,累积起来何止五块十块啊!你为队里着想,为社员着想,大家会记住你的。”
(文章配图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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