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维开

1950～1980，林头方村那卅年

《林头方村往事》序言

窃以为，宁波北仑区林头方村是中国南方农村的缩影，了解其变化轨迹犹如管窥中国农村发展历史。本人自撰的电子文集《林头方村往事》集糙文60余篇，计约近30万字，内容都是作者的所见所闻所经历，广涉当年农村的政治、经济、人文、风俗，原汁原味地记录农村之穷、农民之苦，以及农业在建国初三十年对国家之贡献。文集意在聊补中国乡村那卅年（1950～1980）村史缺失之遗憾，为后人了解或研究农村历史留住最具原色的一斑，本文谨作全集序言。（文集附于文末可点击浏览）

卅年间村名更迭和生产队分合

1950-1980年间，林头方村名变更共6次、生产队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共3次，历史节点村内大事，始终与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政治、经济变化规律和弦共振。

1949年镇海解放，本地建立的第一个地方新政权叫金泉乡，因此林头方就叫“金泉乡林头二村”（“二”为序数，即第二村）。1950年金泉乡改名璎珞乡，因此村名又冠称“璎珞乡林头二村”。1953年完成土改，组建过互助组，1954年成立初级社，1956年成立高级社，适逢璎珞乡改成丰产乡，遂社名改为“丰产乡五星高级社”。1958年五星高级社并入大碶人民公社，全国农村改称生产大队，于是改名为“大碶公社战斗大队”。1961年大碶公社一分为五，邬隘公社是其中之一，于是“战斗大队”改名为“邬隘公社五星大队”，后据说一个重要文件把“五”误写成为“互”，刚好当时隔壁高塘公社也有五星大队，为便于区别，有人建议干脆将错就错，于是定名为“互星大队”。此称谓使用了近二十年，至1980年才停止，启用新村名为林头方村。

1954至1960年都以社或生产大队为经济核算单位，吃大锅饭。1961年底起改吃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中锅饭”，全村分为12个生产小队（俞家1-4队，村中部5-8队，方家9-12队），1966年又合并成三个生产队（俞家为1队，村中部为2队，方家为3队），1974年每个生产队又一分为二（俞家1-2队，村中部3-4队，方家5-6队）。1980年后农村改革，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分山，生产队解体，这一在中国农村存续二十多年的集体所有制，伴着共和国走过最艰难的岁月，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高级社时期的二三事

林头方村，一边靠山（屋后山和灵峰山）一边靠田，人们沿山而居，最西南头的方家与最东北头的俞家相距约一公里，形成一个狭长形的自然聚居带。村人方姓王姓俞姓居多。

1955年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宣传画

1956年成立高级社时，村民的土地、耕牛、农具一概折股归社，还发过“股权证”（我幼时看到过的），但这些“股权”后来是否兑现过，我却不知情了。

当时我已六岁，只模模糊糊记得低级社合并成高级社后，大人们很兴奋，在灵峰山下办集体农庄果艺场，每年盛产水蜜桃和西瓜。还有另一部分大人早出晚归，努力在田间平整田地，建造抽水机沟渠等，积极性高涨……

村里第一台抽水机，就是那个时候购置的，这是集体道路优越性，如果没有组织起来平整好土地建好水渠，集中资金，抽水机是没有条件进农村的。当时机器和水泵装在船上，由机手摇来摇去到各渠口抽水灌田，抽水机手从优秀青年农民中选拔，俞家有王元康，方家有方安良和方兴高。他们倍感自豪，日日夜夜忙于抽水。

当时方锡卿、方轩民、王德兴，三十岁左右，都是村里土改出身的年轻干部，意气风发。他们在我们小屁孩眼里，都是了不起的威风凛凛大人物，哪个小孩哭闹，只要有人吓唬这三人中任何一人来了，小孩即刻噤声……

水沧漕河埠头船上安装抽水机那天，村里像过节一样，很多人都去围观——宁波动力机厂的师傅安装完，机器一发动，''突突''声响起，河水哗哗地被抽到沟渠里，水量大过人工汲（车）水数十上百倍，沿着沟渠快速流向远处。人们笑了，中国农民第一次为机器的神奇力量而笑，笑得多么灿烂……

既然回忆村史，有一件当年地震似的公众事件不得不提：1957年，林头二村进入高级社，社里两个工作能力极强的主要领导人被国家司法机关逮捕，原因与经济有关，因为我当时尚小，只从大人们惶惶的议论中模模糊糊地听出些端倪。他们服刑8年后，60年代中期才刑满释放，回村时笔者已是生产队社员，所以记忆较清晰——这件事情说明，中国共产党反腐一直在路上，林头方村干部应记住教训，一定要清醒！

激进年代的刻骨疼痛

“丰产乡五星高级社”只存续两年，1958年起并入了大碶人民公社。大碶人民公社范围太大，就按区域管理，我们这里叫湖塘管理区（或称沿山管理区），王德兴曾是管理区领导人之一。在“左倾冒进”中，林头方村改名为''战斗大队''（隔壁田洋王村改名为''先锋大队''）。这一年，大碶公社和全国一样，开启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模式，开始犯“左倾”错误，从村名的改法就能感受到人们的狂热。

当时的乡村，墙上到处有醒目的白底红字标语：三面红旗万岁！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老师告诉我们：三面红旗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那什么叫大跃进呢？一天等于二十年，十五年赶超英国美国……我们虽似懂非懂，但人人热血沸腾。

那时''一大二公”，经济核算以大公社为单位，公社内所有高级社改称生产大队，生活资料互相无偿调拨，也就是说吃共产主义大锅饭，你仓库里的粮食，等于是我的，我土地上劳动成果，也有你的份。上级规定农村兴办公共食堂，大家“放开肚皮吃饱饭，鼓足干劲搞生产”……

当时唱得最响的歌是《社会主义好》，最激励人心的一句是：''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大家都无忧无虑地吃食堂饭，妇女们尤其开心，高高烟囱上竖写着“战斗大队公共食堂”……

某日，饭厅门口竖着一块圆桌板，淡黄色桌面上，大队葛会计奉命用粉笔抄写一份《反右简报》：半年前大碶的右派分子贺某继续猖狂攻击大跃进，妄言水稻亩产万斤要是连稻草稻根称在一起，也是不可能的，已被押往某地劳改农场，云云……人们一边围着看，一边议论纷纷。

因为当年我父亲也是右派分子，这个姓贺的，是父亲的好朋友，所以印象特别深。

果然，半年后袭来的是饥饿，这是“左倾”狂热+命令风+浮夸风折腾后粮食歉收的结果。我人虽小，才8岁，但亲眼见过村里有很多因饥饿引起的浮肿病人，也听到过食堂为浮肿病人熬松毛汤（松毛即松叶，针状，当时说煎汤能治浮肿）。人们吃芘花、吃各种野草，吃田柳树皮（疑是榆树）、吃糠、吃薯藤、吃蕨根……我们小孩常逃课上山吃野果——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三年。据说我们南方多属鱼米之乡，饥饿程度远比北方轻，充其量仅半饥饿而已……（详见文集《1959年～1961年吃饭杂忆》）

当年的食堂在上面照片中老屋的后面——这幢老屋原名方阿福大屋，我们习惯称“大屋里”。林头方是个穷地方，这是全村最大最好的房子。屋主大约是出门在上海的财主，当年的房子由村里占着无偿使用，是不是没收来的，笔者不知情。1967年以前这里是村行政中心，干部在这里办公，青年在这里活动，村民大会在这里召开，做戏放电影，也大多在这里，所以这幢屋在老一代村民心中无疑是自己村的“天安门”或“中南海”。

1965年笔者15岁，上级提倡学习“毛选”（《毛泽东选集》），某一个晚上，应大队干部预约，我准备了一天之后，在“吱吱”响着的汽油灯下（当时没有电灯），当着天井里数百名社员背过“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那时记性真好，对着黑压压的人头和无数盯着看稀奇或惊愕或迷茫的黝黝目光，紧张得两腿发颤，但4700多字的三篇毛主席文章，居然能侃侃背出，引得村民佩服和夸赞——那一晚是我的高光时刻，只差没有飘起来，从此我对这幢老屋感情尤深。

此大屋原来有很考究的青砖围墙，里边有个大大的天井院子，石板地面，大门两旁有石凳，格局很气派，现围墙被拆，屋子裸露，整体观感已被破坏，再无历史厚重感，惜哉！在此强烈呼吁林头方村保护好此幢老屋，为林头方村留点历史文化！

灵峰水库

那一年，人人头脑发昏，老师兴高采烈地拿着《人民日报》向学生宣读中国亩产已超十万斤。为赶超美英，农民叔叔伯伯们不惜荒废农事被抽去“大炼钢铁”。老师动员我们捡旧铜烂铁，说为国家钢铁产量突破某某某某万吨助力。公社发动全民献旧铜烂铁，于是，各家各户的铁镬、汤锅、火熜什么的，都无偿献了出来，有些人连家里的铁窗栅也撬下来献给社里，还乐呵呵的……

国家大幅度纠“左”

三年的饥饿使人们刻骨铭心，笔者虽然没有看见村里有直接饿死的人，但因饥饿折磨缩短寿命早逝肯定是有的。我的印象中，当时的人们都瘦骨嶙峋，没有胖子，更没有啤酒肚。

1961年，为了战胜极度困难，国家颁发了《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对农村工作作了大幅度调整：一是解散大食堂；二是分自留地助农民度过饥荒；三是把经济核算体制改成''队为基础，三级所有''。为了避免吃大锅饭，国家规定各生产大队拆分成若干小生产队，土地到队，经济核算以队为单位，缴足国家的，剩余都归生产小队——归生产小队，也就是归队内社员所有，这样，农民生产积极性被调动了。

按这要求，这一年，战斗大队正式改名为互星大队，公共食堂解散，村里家家户户的屋脊又升起袅袅炊烟……

也在这一年，互星大队按国家规定把7%的集体土地，分给农民作自留地，以度饥荒。从这一年起，自留地种出来的蔬菜番薯等，拯救了无数农民的命，全国都一样。

农民在自留地劳动

这一年，互星大队分成12个生产小队，土地、农具、仓库、耕牛等，也分成十二份，每队十几户。这其实是以小集体承包制，离家庭承包只差一步了，这样做，调动了农民积极性，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从1963年起，粮食产量逐步提高，农民吃饭困难开始缓解。那时涌现了不少优秀的生产队长，也常见生产队评大寨分时群众争斗和聚餐时重归和好……（详见文集《正夫公公》《历史的昙花——生产队长》《评大寨分和聚餐》）

生产队双抢

以上三箭齐发，是农村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试想，当时走集体化道路是国之大政，把原己成形的大集体，拆分成小集体，土地使用权归小集体，劳动成果归小集体，这表面上看是''倒退''，但实际是进步，纠正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左倾”，体现了按劳分配。这条政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有限度的敢于纠错和执政为民的初心。

从此，农村粮食形势逐年好转。1962-1965年，虽然村民都面有菜色薯色，一年中番薯等杂粮仍是主食，每户人家往往把马苓薯番薯和米煮在一起，煮熟后用锅铲捣碎混在一起吃，名曰洋番薯饭或番薯饭，只要能吃饱就知足了。那个时候，薯干粥和烤薯是主食之一，很难得吃到纯米饭（详见文集《忘本了的番薯》）。

但每年农闲村里总会有人兴头邀戏班子演几天几夜戏，方家祠堂尤多。1964年前以演古装戏为主，什么《狸猫换太子》《铡美案》等等，后两年开始强调阶级斗争，演的都是现代剧。

1963年起，墙上最多的标语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当时最流行的电影是《千万不要忘记！》《夺印》《李双双》等，情节都是农村阶级斗争和社员一心为公。

“李双双，李双双，你是咱妇女的好榜样……”电影放映后，村里的姑娘都自豪地唱着——村前村后漾溢着榜样的力量。

后来发展到各村业余剧团只准演现代革命剧，例如《江姐》《红灯记》《芦荡火种》等。

农闲演戏侧面印证了农村形势好转，淳朴的村民只要日子能过去，就不忘追求精神生活。但农民生活逐年好转，靠他们土里刨食的苦与勤，笔者经过那几年历练，常感慨：吃过农民之苦，还有什么苦吃不了……（详见文集《农民是怎样“炼”出来的》《“双抢”》《夜缴公粮》《耘田》等）

1970年以后，农村吃纯米饭的人家才慢慢多了起来，但很多人家粮食仍很困难，马苓薯和番薯仍占三分之一主粮。

那年月，物资高度匮乏，人人凭票证定量有限供应，钞票+专用票才能买到需要的物资。各类票证繁多，现在能回忆起来的有：粮票、布票、烟票、菜油票、肥皂票、煤油票、肉票、鱼票、豆制品票……（详见文集《票证岁月》1-3）

灵峰水库溃坝、城市人口下乡

“水库倒了！水库倒了！”我清晰记得，俞家王永安第一时间惊慌失措地沿途大叫着向村民报信……

1962年9月发了特大台风，由大跃进时期“农民工程师”谢开洪（嘉溪人）设计的灵峰水库溃坝，大水裹夹着黄泥和砂卵石，冲决很多溪堤，其中一处是现在由小学校改建的外来工宿舍区，当初建造小学时，这里是当年水库溃坝后冲积成的砂卵石区，这个区域内农民自留地（包括笔者家的），被大量砂卵石掩盖，将收获的番薯被压在砂卵石滩下面，损失严重——后来（1971年）村里造小学，在砂卵石滩上很难打墙脚地基，这个难题是当时下放在村里的方信才解决的，因为他是土木工程师，有如何在砂卵石地基上造屋的科学办法。

中国的农村，是块很会吸水（吸纳城市人口）的大海绵，国家在困难时期，把大量人口往农村挪。而农村和农民，慷慨大度地予以接纳，从来不因为锅里食被严重稀释而不满。城里来的人们，也没有委屈的抱怨——那时候人们的觉悟真高！这样的城市人，先后来过三批。

第一批：1962年，国家为了解决城市发展中遇上的困难，精减城市人口，互星大队来了若干户城市人家，其中有陆文标和张明达。1963年，国家规定农村封山育林保护环境。互星先锋两大队合作，统一划分区域。当时沿之字形道路上灵峰寺，道路右侧为开放区，村民可继续上山砍柴，道路左侧为封山育林区。互星大队委派上海来的陆文标、张明达为山林管理员，每天巡山不止……（详见文集《上海来的“红脚梗”》）

第二批：1964年底，互星大队迎来了十几位宁波知识青年，这是中国最早成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是中国插队龄最长的知青，他们给林头方村带来了城市文明，与林头方村结下不解之缘……（详见文集《我们村里的知识青年》）

第三批：1965年，互星大队又陆陆续续来了些城市下放户，方家四前池方信才就是其中一家（就是上文提到的那个土木工程师）。随他来的有三个儿子，其中最小儿子方铁亭与笔者是好朋友，朝夕相处，也曾是村剧团的台柱，有演京剧天赋，后被县京剧团看中抽走……（详见文集《“下放”人家》）

后左起：方铁亭  方彝立  前左起：笔者  方彝吉

农民的土地本来是有限的，锅边增加了这么多的分食者，毫无怨言，说农村是块大海绵，很形象，农民很大度。

拥军爱民和群众演艺

196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东海舰队某部进驻互星和莘岙两村，从此开启了地方军民鱼水情的新篇章。解放军首批进驻的是工兵，基地两年之后建成，工兵撤出后正式进驻的是通讯部队。无论哪个兵种，都继承了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军爱民，民拥军，在地方留下了军民融合的佳话……（详见文集《四十年前军民鱼水情》）

互星大队有一个明显的强项，就是群众演艺，十里八乡很有名气，为村里带来过荣誉。1955年，村里就建立业余剧团，演出过越剧《半把剪刀》。业余演出最红火的，当数1963年至1972年，演过的现代剧有甬剧《亮眼哥》《红灯记》，沪剧《芦荡火种》，京剧《智取威虎山》等。

1966年为排演京剧，专门邀请66届柴桥高中毕业生，擅长京胡的张佐治来村插队。1970年前，互星大队两度排演过京剧《智取威虎山》，其中有一次是在灵峰寺内闭门学戏，吃住都在寺内……

当年的演出都是尽义务的，没有报酬，其中林头方人不应忘怀的三个演艺骨干人物是：俞岳定（导演）、俞道斌（前台）、郑庆华（后场），俞道斌还登上过宁波最高戏坛——天然舞台，代表农民剧团向全市汇报汇出……（详见文集《我们村里有剧团》《乡村剧团·宣传队》《缅怀村里两戏星》）

“四清”和“文革”

1964年，农村分为生产小队后瞒产私分和贪污成风，全国开始“四清”（清仓库清账目清财务清工分）。互星大队也进驻了“四清”工作组，折腾了一年多，因为当时国家最高领导人意见分歧，说“四清”是错误路线，工作队又撤回去了，有的还受到批斗，说是刘shao奇路线——当年的“四清”，实际上成了半拉子工程（详见文集《清塘》）

1966年7月，互星大队村中心“大屋里”围墙上，林头小学孙良材老师花了几天时间，写上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巨幅标语——这是当年《人民日报》6月1日社论题目，上级规定写成大标语，实际上是“文革”信号。

随即，村中心的墙上，“破四旧，立四新”的标语随处可见，村民一头雾水：什么叫四旧？怎样破？

1966年10月，村里一部分青年“灵魂深处爆发了革命”，敲锣打鼓去灵峰寺查抄经书，认为这是四旧，应该被“破”，结果，灵峰寺的宝禅和尚被押着戴高帽游街了。

重建的灵峰寺

押着宝禅和尚游街的青年，成了村里的造反派。再后来，整个公社以破四旧为名，毁了寺内菩萨，和尚们自食其力，在山坡上种菜，利用佛殿养牛，再后来，和尚被驱散，灵峰寺成了空寺，1970年，公社下令拆寺，砖瓦被运到邬隘建造农机厂……（详见文集《匪夷所思的“扫四旧”》）

灵峰寺僧人被游街后，1966年10月起，村内造反派还对村内正常的借贷和说媒等民间琐事，也当成四旧，当事人有的被游街，有的被批斗……（详见文集《五十年前的乡间“琐事”》）

紧接着，风声鹤唳，村民祖堂上的神位牌和族谱都被认为是四旧，都付诸一炬，过年祭祖谢年等民间习俗也被禁，香烛祭品一概被横扫，连放爆竹也归入迷信四旧，从此乡村好几年听不到爆仗声……

1966年底，“大屋里”大字报满天飞，我印象最深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方和夫专栏”，名字上还被打着骇人的红叉（专栏设计者从城里学来的）。方和夫时任村贫下中农协会主席（村第三把手），是位温厚的农民知识分子，曾任过公社农业中学校长，平时待人很和善，谨小慎微，办事很民主，有人善意地取其绰号为“研究研究”（方和夫的口头禅）。但这样稳重厚道的干部，也成了“文革”冲击的人物，更何况村里的一二把手了。一时间，大放大鸣大字报，搞得村里人心惶惶……

贴大字报

1967年，互星大队造反派成立了“风雷激战斗队”，名称取自于毛主席“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振荡风雷激”诗句，且是从毛体草书中抠出来的，龙飞凤舞，印在红袖章上很有气势，别着这个红袖章，在村里呼风唤雨，权力无限……大队干部被批斗，甚至出现干部子女上台揭发自己父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奇葩事。

有几个方家人，学着城里的造反派，去林头庙小学绑来孙良材老师，骂他传达“文革”信息有误（北京的王、关、戚事件），打他。孙老师被打时，高呼“毛主席万岁”，打一记喊一声，打了一会儿，打人者心虚了，不敢狠打，后来放了——那个时期真的很乱，“造反有理”大行天下，孙老师没有地方申诉，后来打人事件不了了之。

那时最流行的是语录歌，其中有一首的大意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条，最重要的一条是造反有理，造反有理，造反有理……

但互星大队的造反派（风雷激战斗队），相较于城市或其他农村，还是比较温和的，没有出现骇人听闻的打砸抢。

1968年，村里成立了“革委会”（全称互星大队革命委员会），“风雷激战斗队”解散，第二年按上级要求整党建党，恢复了党支部领导下“革委会”负责制。那个时候村革委会相当于现在的村民委员会，是基层行政组织。当时，村支部书记是方轩民，大队长是王德兴，“革委会”负责人方龙富兼支部副书记。

并队·阶级斗争为纲·“三忠于”

1966年，生产队刮起小队并大队之风。这一年，大概受“文革”影响，认为联合起来力量大，互星大队12个生产队又合并为3个，东部（俞家）的1-4队并为第一生产队，队长李忠祥，中部5-8队并为第二生产队，队长不详，方家9-12队并为第三生产队，队长方轩忠。

1966年底，宁波城里红卫兵夺了市委、市政府的权，组织郊区农民去市内参观“文革”展览会。展览一位名叫朱赞卿的“梦想变天的阶级敌人”的“罪行”。全村人半夜动身，翻过育王岭，在宝幢坐船到宁波，好在夜里行船没有出事，现在想想真后怕……（详见文集《1966年，我“见”过朱赞卿先生》）

当时强调阶级斗争，全国农村成立了“新贫协”（贫下中农协会）和“群专”（群众专政自治组织），互星大队也一样，搞什么“清理阶级队伍”，连中农也被排斥，不准参加贫下中农会议，权力一度超过党支部和“革委会”，动不动对家庭稍有“不清白”的人家张白榜上墙，一时间人人自危。

笔者记忆犹新的是，村里有位中农叫方信甫，住在水沧漕，是位厚道的老农，那时中农也分出上“中农”和“下中农”，信甫伯伯只因多了个“上”字，于是有人硬把他往富农靠，也成了批斗的对象，斗争会上老人被吓得欶欶发抖……

“群专”更离谱，除了随便抓人关人，还拥有“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权力，还对富一点的社员抄家和扣押财物……（详见文集《乡村悲歌——只许共同贫穷》）

墙上用白榜公布着“四类分子黑名单”，全村的地、富、反、坏分子被勒令每天晚饭后到村中心某一个地方挂黑牌示众，烈士父亲也不能幸免。

这个烈士叫方智，1947年解放战争中牺牲于东北战场（孟良崮战役或临朐战役），其父亲叫方孝宝，因解放前在上海任过工头，因此烈士也被村里排斥，他的事迹长期得不到宣传，以至到目前为止，村里人对烈士事迹知之甚少。笔者为此现象曾数度唏嘘不已……（详见文集《乡村悲歌——致敬，寂寞的开国英雄！》）

那几年忆苦思甜和“三忠于”活动成了村里的主旋律，大队贫协三天两头召开忆苦会，吃忆苦饭。上台忆苦的不是解放前被抓壮丁的遗属，就是世代雇农的长工，他（她）们忆苦时虽语不连贯，但声泪俱下，往往诉得现场群情激愤。

有一次一个叫友夫的贫雇农在诉苦时，由于过度紧张，说着说着，倒诉起新社会的苦来，说，1960年，我饿得眼也花了，想起过去做长工时，农忙季节，东家的松花糯米金团让我吃了一个又一个，真客气……主持人尴尬了，马上叫他打住。

接下去吃“忆苦饭”，生产队派人事先煮好，清水煮剁碎的大头菜，再倒入些糠，粗涩难咽。与会的男女老少自带餐具，围着大木桶，象征性地盛来半碗，蹲在地上吃，体验旧社会的苦日子，其实都是装装样子，有的人偷偷倒掉……

那几年最匪夷所思的就是“三忠于”活动（即无限忠于毛，无限忠于毛的思想，无限忠于毛的革命路线），会议前，饭前，人人都要举着毛主席语录本读语录，唱颂歌，三遍敬祝，甚至有人竟然载歌载舞，以比表忠心。虽然每个人别扭得竖起汗毛，但过程中必须神情肃穆，否则是政治态度，吃不了兜着走（详见《愿此种狂热永远不再》）

那时候，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毛主席像章，是任何人的标配（除了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四类阶级敌人）

——那个年代（1966～1971），形式主义搞过了头，个人崇拜，过于做作，效果适得其反，但人人噤若寒蝉。这段时间是村里的红色恐怖左倾意识形态最严重最猖獗的时期。

1966～1971，几件村事

1966-1967年，互星大队群众以“造反”名义，派代表集体上访镇海县委，要求赔偿1958年造灵峰水库的损失。县委当时正受到“文革”冲击，但县领导（县委书记孙厚生）同情互星大队，亲自来村召开社员大会作检讨安抚情绪，并调拨了一台16匹旧柴油机并配套轧米设备给大队，聊充造水库损失，尽管这谈不上“赔偿”，仅杯水车薪，但毕竟从此结束了村民只能到湖塘轧米的历史。

1966年，“农业学大寨”的号召进村。公社蹲点干部言必称大寨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评工分向大寨学习，自报公议。村里毁林开荒磊梯田，用具体形式向大寨看齐。

1968年，中苏关系紧张，为防苏联核打击，人心惶惶，各家各户挖过防空洞，有的在竹林里，有的在山脚下，但一下雨，洞就渗水被淹，南方地区根本没有挖防空洞的地理条件。

第二年互星大队民兵连成立，方轩忠任连长，村里设立民兵室并由民兵巡夜，日夜提防“苏修特务”。1970年，武装民兵排建立，武装部配发三八步枪十支和捷克机枪一挺。1972年起，笔者任大队民兵连副连长兼武装排副排长。全公社武装民兵集训每年冬天在溪东进行，为期一周，都有实弹打靶考核。互星大队武装排年年优秀。（详见文集《我想当兵…》）

1969年，农村各级干部僵化地理解和执行国家的以粮为纲国策，一度时间禁止生产队超种经济作物，发生过人为地耕毁西瓜的奇葩事，要求补种水稻……（详见文集《乡村悲歌——西瓜的伤心往事》）

1970年，在方龙富牵头下，村里发生了两件有利民生的大事，一是全村亮起了电灯，二是筹办小工厂。但第二件事因各种原因没有成功，方龙富受到冲击……（详见文集《乡村悲歌——方龙富办厂记》）

1971年前，村里的孩子在林头庙读书（详见文集《我们的小学是座庙》），1971年后，先锋互星两个大队拆林头庙后，各独立建校，从此小学生上学不出村，1972年村小学还办过戴帽初中班，教师由邬隘中学下派。

在折腾中前进

林彪垮台后，“四人帮”开始折腾国家了，上级布置下来的运动多如牛毛，什么批林批孔批水浒传里的宋江，什么万人大会，什么学习班等等。

当时白天开会都记工分，且办起学习班就三天五天，没完没了读文件，人人发言谈体会。公社常组织生产队大大小小多如牛毛的“干部”到某地方封闭自己学习，民兵排长，妇女队长，生产队队委，一住几天几夜，最常去的地方是嘉溪（当时称为溪东），吃饭由大队办临时食堂解决，参会者工分照记，留在生产队的社员心里不平衡，劳动没有积极性。文集中所回忆的《一个“草莽英雄”的人生轨迹》就是其中的一个插曲。

这样折腾的结果，严重冲击了生产，生产队经济受损，那几年的工分值，始终只有几毛钱一天，最低的时候，每工（一天劳动的报酬）只有0.37元，日子越过越穷……

但，农忙一过，生产队留三分之一劳力打理田间农活，其余的，不是去掏河，就是去筑水库。互星大队农民常去修建的，除了灵峰水库，还有新路岙水库和城湾水库，至于掏河，主要是新碶挖泥涂。那时，凡轮到做水库或掏浦，一去就是半月一月，有的甚至数月不回家……（详见文集《给廿一世纪年轻人的一封信》）

水库工地

尽管年年折腾，但中国的农村经济仍在缓慢地发展着，1970年，新安江水电线路到农田，农村普遍开始用上电耕犁电耙犁，牛逐渐被淘汰。第二年，互星大队社员家家户户的照明用上了电，农村的夜，亮堂堂了。

1972年初，大队购置了手扶拖拉机，驾驶员有王瑞兴、方海明等。手扶拖拉机农忙时耕田耙田，农闲时跑运输，三天两头上宁波，去时一车人，来时一车货。那个时候交通管制没有现在严，农村机耕路四通八达，接到公路，手扶拖拉机也能开进宁波城（详见文集《良心为尺，我来量一量》）

电和拖拉机在农村的应用，是两件划时代的大事。中国如果自1957年起没有折腾，肯定会发展得更好更快——笔者的感慨。

1972年，在民兵连长方轩忠支持下，由罗维开组织，互星大队农民篮球队成立，主要成员有张孝渔（知青）、王华义、罗维开、俞国辉、王国义、王善德、俞惠定、俞金康……宁波日报曾予以采访报道。从此以后，互星大队村中心的篮球场上建起简易灯光球场，夜夜人声热闹非凡（详见文集《难忘农民篮球队》）

1973年，互星大队产生推荐上杭州大学的第一名工农兵大学生——方彝喆。1974年，知识青年张孝渔被推荐上了宁波师范。1975年，笔者也曾得到村里推荐，但因父亲是摘帽右派而被县里刷掉。1976年，葛培明被推荐上了农校，但属于社来社去，不迁户口，毕业仍回村做了农民。

1974年，互星大队各生产队又分了一次队，原因是农村人口增加很快，生产队内很多家庭树大分枝，户数增多，队大了，队长很难管理，于是，原有的三个队又分为六个，俞家为1-2队，村中部为3-4队，方家为5-6队。规模小些了，生产队长管理的压力也减轻了。

…………

那个难忘的年代，笔者印象最深刻的村干部有方轩忠、方龙富等。尤其是方轩忠，他是位优秀的农村共产党人。

笔者最佩服他三件事，一是在阶级斗争为纲的特殊年代，敢于抵制某公社干部在村里树无辜者为斗争对象，从而保护了该保护的人，二是在“左倾”盛行时期抵制过“割资本主义尾巴”，保护农民利益，三是在集体中处处带头，热心公众事业。他是一个具有共产党人初心的农村干部，四是任人唯贤，笔者在他手下干过民兵连副连长……（详见文集《四十年前乡村一座碑》）

1977～1980，拨乱反正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十月，传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十一月，互星大队“大屋里”的围墙上，写着“紧跟华主席进行新的长征”大标语。标语是时任的党支部书记从公社会议上带来的……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互星大队在外代课的方彝立和罗维开，成为首批天之骄子。当年邬隘全公社16个村上榜约6人，互星独占两人，其中方彝立成绩优异，被复旦大学物理系录取（能被复旦大学录取，估计成绩在全省前30名以内）。1978年，张佐治、张仿治高考上榜，成了村里上大学第二梯队。那两年高考录取率特低，77级为4.8%，78级为6.0%，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我们村可以说独占鳌头……

1979年，国家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开始，对全国右派分子恢复名誉恢复公职。下放村里的摘帽右派罗修心首先得到平反改正，离开农村赴邬隘中学任教……

同年，知青开始按政策返城。1964年来互星大队的所有宁波知青，在村里留下十五载青春芳华，陆续返城（只剩下王均衡一人，仍留在村里……详见文集《村里仍有知青屋》）

该年开始，村里的部分城市下放户也开始落实政策，方信才等下放人家举家返城，有的虽没返城，但子女得到政策性安置，例如陆文标张明达等。

1979-1980年，全村四类分子全部摘帽，享受公民的全部政治权利——这类家庭的子女从此抬起了头……

1980年起，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启幕，互星大队与全国农村一样，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分山，存在了二十多年的生产队正式结束了历史使命。

同年，互星大队正式改称林头方村，进入了改革开放日新月异的新时代……

（文中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提示：下面的文集点开后，只要点屏幕最右上角小三点，既能整体转发，也能单篇转发，谢谢各位在阅读转发的同时收藏和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