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彦 女，北京人。1987年赴加拿大留学，1997年起在滑铁卢大学瑞纳森学院任教，2007~2022年兼任孔子学院院长，现为文化及语言研究系中文教研室主任、副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加拿大华文教育学会理事。长期致力于中外文化交流。1985年起从事中英文双语创作、翻译，曾获中外多个文学奖项，主要作品包括英文长篇小说《红浮萍》《雪百合》，中文长篇小说《海底》《嫁得西风》，自译中文小说《红浮萍》，纪实文学《兰台遗卷》《不远万里》，作品集《尺素天涯》《吕梁箫声》《羊群》，译作《1937，延安对话》《白宫生活》，合著中英文双语对照《中国文学选读》、英语文集《沿着丝绸之路》《重读白求恩》等。其中译作《1937，延安对话》荣获《当代》文学拉力赛年度致敬作品。
不见了月色下河边的流萤
作者 李彦（加拿大）
1
虽然从未踏上过那片土地，但延安的山川草木，羊肠小路，还有那动人的歌声，早在我青春岁月里，就深深地印入了心怀。
步入中年后，似有神明引导，那片神秘的黄土高原，竟反复出现在我的笔下。伴随着一个个国际友人，美国学者斯诺、毕森、拉铁摩尔、贾菲，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布朗、麦克卢尔、尤恩… … 一次又一次，我飞临三十年代的陕北，流连忘返。
终于，当我步入暮年时，才亲眼看到了那徘徊于梦里的圣城。
夜幕下，离开了几年前新建的南泥湾机场，高速路旁，闪过一串串红灯笼。开车接我的干部大磊说，不是灯笼，是反光材料制成的中国结。
一路车水马龙，闪烁的霓虹灯下那些名字，与京沪的买卖一样，洋味十足。熙攘中，我睁大了眼，寻找着南城门。
翻译《1937，延安对话》时，我看到过，1937年6月，沿着涨水的洛河、踩着泥泞的道路艰难北上，赫然出现在毕森的镜头下，那风雨剥蚀的城门楼。
然而，一切旧痕，连带着传说中的雄伟庄严，均被淹没在了高歌猛进的商海大潮中。
失落与惶惑间，忽地，前方高山上现出了一个熟悉的影子。罩着红光的宝塔，背衬着暗蓝色天幕，傲然挺立在山顶。
啊，真地到了！我如释重负，情不自禁喊出了声。
晨光中，步出延安宾馆时，我已接受了周遭的变迁，不再震惊。
几步之外，便是郁郁葱葱的凤凰山。山脚下，一间间朴实无华的窑洞，依然完好。在粗糙简陋的桌椅旁，我似乎看到了初抵延安的白求恩与伟人秉烛夜谈的身影。
迈入朱德的小院，想起了毕森笔下的形容，“那天的晚饭是在朱德家里吃的，因他的住处，比毛泽东的略微宽敞，布置得也稍微像样些。”
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细节。在毛泽东的窑洞里，土炕上架起了木板床。而朱德的被褥，则直接铺在炕席上。当年的毕森，是否也注意到了这种差别呢？他曾留下过这样的描述。
“毛泽东身材瘦削，动作敏捷，浑身上下透着一股青春的活力，显示出年轻小伙子一般的气质来。不知为何，他的种种优点和魅力完美得融为一体，再加上他深邃的思想、审慎的态度，竟让人感觉到一种高深莫测。”
“朱德的面孔，是一张地地道道的农民面庞。他那种开朗、亲切的性格总是让人感到快乐。和他见过几面后，我们大家差不多都生出来一种愿望，很想以他为良师益友。”
当年的侧屋，如今辟为了展室。墙上挂着的，是那张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毛泽东与白求恩合影照片。二人的姿势，显然是坐在条凳上看文艺表演时，友人从侧面为他们拍摄的。
隔着一条街，就是抗大纪念馆旧址。与毕森当年留下的那些图片对比，这座院子从里到外，已面目皆非了。但在装修精致的现代化展厅里，我看到了一张此前从未见过的照片。穿西装、打领带的毕森，在罗瑞卿陪同下，迈入了这座院落。两旁站满了红军战士，个个头戴草帽。这张由中国人拍摄的照片，毕森至死也没见过。
1937年访问延安后，毕森回到美国，在外交部任职。五十年代初，受冷战政策迫害，他被迫移居到加拿大滑铁卢，从此再也没能返回过他心心念念的华夏大地。
走出抗大纪念馆时，对面的山峦上，远远传来了清凉寺的钟声，伴随着那恍如隔世的预言。
“我曾见识过各种各样的人。富商、军阀、知识分子、国民党高官。但毛泽东却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能够统一全中国的人。” 1937年6月24日，驱车带领毕森一行秘密到访延安的司机艾飞•希尔，在告别延安时，曾这样说。
并不奇怪。毕森写道，“延安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胸中充满了高尚的道德情操。在那个环境里，个人私欲必须向崇高的理念折腰。”
我试图寻找到毕森一行当年观看文艺演出的地方。他在书中形容，那个礼堂就像一座大谷仓，领袖与其他人一样，皆为普通观众，大家在条凳上随意就座，没有特殊席位。
我估计，1938年5月1日的晚上，白求恩与毛泽东那张合影照片拍摄的地方，应当也在那个谷仓样的礼堂。可惜，大磊这个土生土长的延安人，也搞不清楚那是什么地方。
“你想保留老城的原样，但城里这么多盖起来的高楼大厦，好好的，总不能都拆掉吧？”面对我的遗憾，大磊啃着焦黄的烧饼，笑着说。“让人民过上吃穿不愁的日子，难道不是当年的奋斗初心？”
他把我带到了街心这家老字号小饭馆，请我品尝当地名吃。在萧军的《延安日记》里，我曾读到，当年鲁艺的文人，得了稿费后，会邀请三两好友，趟水过河，到城里的小馆子打牙祭，喝一碗美味的羊杂汤。
我细细品着羊杂汤，心想大磊太年轻，缺乏我们那一代人的感情。他却说，“战争年代，陕北人哪家没有当兵打仗的？我祖父那辈里，不是烈士，就是军属！”
大磊关心的，似与我不同。“延安没有工业，如今主要靠旅游业维持着。来这里寻旧的，很多都是当年的北京知青。”
环顾街头游人，看到从大巴上下来的白发老者，我会特意留心他们的口音。他们之中，可有与史铁生一起吆牛扶犁的伙伴？可有与孙立哲一起在窑洞里抢救濒危产妇的赤脚医生？
走进延安大学附属医院的礼堂，看到迎面走来的厚夫，不禁一怔。这位学者型作家，曾任延安大学文学院院长。他让我想起了高加林。高大魁梧的身材，英气逼人的五官，沉稳睿智的谈吐，活脱脱就是那个家喻户晓的明星。
1985年某个夜晚，在人民日报社的大院里看完影片《人生》后，与我同室的四个女研究生躺在床上，在黑暗里长吁短叹，久久未能入眠。
陕北高原上，盛产李自成、刘志丹、高岗这种铁骨铮铮的好汉，也许得益于这片土地自古以来就是北方不同民族交汇融合的疆场。
在延川长大的厚夫，堪称是陕北高原的活字典。我向他打探，那座谷仓一样的礼堂，究竟在什么地方？难道会是桥儿沟的鲁迅艺术学院？但大磊带我到那里时，看到的，是一座十分漂亮的哥特式天主教堂，与“谷仓”相去甚远。
厚夫给出了答案。“桥儿沟距延安城十几里，不可能是在那。当初在城里的二道街，有个天主教堂。毛主席陪同那些外国客人看演出时，应当是在二道街。但是，1938年11月20日以后，日本人的飞机开始轰炸延安城，炸毁了很多地方，所以今天已经找不到那座教堂了。”
谈话间，几百名医学院的师生赶来，挤满了礼堂。望着台下那一张张年轻的面庞，我临时改变了主意。刚才在大门口，看到了从延安出发、奔赴前线的白求恩雕像。于是，我为大家讲述了围绕着白求恩珍贵遗物回归中国前后发生的故事。
毛泽东与白求恩那张唯一合影照片，就藏在距离我不远的加拿大小城中。我花费了两年时间，克服了来自中外的重重阻碍，终于在2015年9月，从遥远的加拿大，护送那张二寸见方的黑白照片，回归到中国的土地上。
交流结束后，大磊不顾一天来东奔西跑的劳累，继续开车，带我登上了夜幕中的杨家岭。
曲曲弯弯的山道，当年是坑洼不平的黄土路，如今用整齐的碎石块铺成。山腰间，一排十几孔窑洞，是当年抗大女子学院旧址。借着微明的路灯，我看到木格子门窗的上方，镶着一颗颗红星。
当年投奔延安的女学生，皆为大家闺秀，从全国各地跋山涉水，来到这苦寒地方受穷。
夕阳照耀着山头的塔影，
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
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
到处传遍了抗战的歌声。
转过身来，望着脚下静静流淌的延河，两岸灯火通明，早已不见了月色下的流萤。
想起了白天看到的情景。城北几公里外，是几年前建起的“新城”。成片楼群高耸入云，玻璃墙在蓝天下反射出耀眼的光芒。
大磊说，延安人在千禧年时动工，削平了十余个山头，硬生生填造出一块方圆六十里大小的平原来。他家三口的小窝，就在楼群之中。
当年毕森们沿途所见的荒山秃岭，如今皆已满目葱茏。大磊说，幼年时最快乐的日子，就是一年一度的植树节，漫山遍野地撒欢，不用坐在教室里听那些死板的公式，别提多开心了！
返回加拿大的航程，长达十五个小时。飞机上没合眼，一口气读完了厚夫赠我的畅销书《路遥传》。
因了延安之行，我才真正读懂了路遥的心声。
缠绕着高加林们的痛苦，远非我们曾在暗夜里为之叹息的爱情，而是人类亘古的追求：社会的平等公正。
（2024年9月，草于加拿大滑铁卢）
（转载于《文艺报1949》2024.09.25有改动）
换一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