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元：拜见傅作义部长纪实 甲辰年中秋前夕，傅作义将军故里一一安昌村天高云淡丶景色宜人。这天中午，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毕业于孙吉中学和荣河中学的八位学友光临寒舍，谈笑风生。这时由临猗县孙吉镇铁北村来的郭力行拿出一篇名为《一次难忘而温馨的谈话》一一拜见傅作义部长的文章，对我说：这是95岁高龄的父亲（郭建元）85岁时写的，请你过目。
由于当时来客众多，我来不及细读这篇文章。待大家共进午歺，参观完古朴典雅的安昌舞台丶巍然屹立的傅作义骑马雕像和傅作义纪念舘一一奋斗厅，并送走客人后，我仔细阅读了郭建元先生这篇文章，读后如获至宝。这篇文章记述詳实丶生动活泼，管中窥豹，从中可以了解傅作义先生许多高贵品质丶鲜为人知的故事和往事。鄙人不敢掠美，便原原本本把它展现出来丶呈献给读者朋友;同时作为珍贵的历史资料，供热爱傅作义先生的朋友们收藏。以下是郭建元先生的原文
郭建元：拜见傅作义部长纪实
1971年秋的一天，我去北京出差。出发前一天在万荣县荣河镇碰见原县委组织部长柴相臣。他让我给他在北京工作的妹妹柴黎仙捎去一封家信。他妹妹是中国海军副司令周希汉的爱人，改名周璇，住北京中国海军大院。
事有凑巧，到京登记住宿时，又遇见了老乡王显庄支部书记赵正红偕同郝向荣二人，当时与我同行的还有张家村的周会娃。我们四人便登记在一个旅社，然后找到海军司令部给周璇送家信。周璇同志是抗战时期在荣河搞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一听说家乡来人就十分热情，先招待我们吃午饭，饭后便让我们住到海军招待所。我向她打听傅作义将军的住处，她反问我“想看看老乡吗？”我说：“是呀，很想看望他老人家。”她说：“好，一会我派车把你们送过去。”我说：“你先把我们送到招待所，明天再去看望傅部长吧！”于是我们四人便以周副司令亲属的身份住进招待所，车接车送。一生第一次享受这种高级待遇，我们四位真是高兴极了。
傅作义将军的家住在北京西单小酱坊胡洞。第二天，我和赵正红两人去的。敲门时很有戏剧性：敲了好一会里边无人应声。正当我们要离开时，从门里走出两位解放军战士，问找谁？我们说：“找傅部长。”再问有什么事？我们说是荣河县的，来看望他。这样，他俩就把我们从另一个小门带进了院子。
院子很宽大，把我们领到一个小房间登记。登记内容除姓名籍贯外，还有一栏填与傅部长的关系。我不知道该签什么？犹豫间，翻前一页看别人怎么写？正好这天王克俊拜访过，写的是“乡親”。王克俊我认识，王显庄人，给傅将军当过秘书长，我在老家见过。我也顺便填上“乡親”。登记完后，便把我俩领到另一个屋子里等候。一会儿进来一个老头很客气地问从哪来？有什么事？问完又走了。不一会，老头又来，说傅部长请二位过去。我俩隨他又进了一个院子。房子很高大，正面三间红漆大门，门外两名解放军战土分站两边。见我们来了，便把门往两边拉开，房子宽敝整洁，摆放着两套长沙发。傅部長就坐在第一套沙发挡头的单人沙发上。手里拿着一把大蒲扇。见我们进来，立即站起来一边和我们握手，一边说“欢迎！欢迎！”落坐时，还闹了个笑话。傅部长用手指着长沙发说“请坐，请坐！”我坐到长沙发上，赵正红顺便坐到傅部长右手边的一个绣着花的墎子上。傅部长说“这边坐！”还用手指着长沙发。可他硬是客气的说：“我坐到这里就行啦！”逼得傅部长说：“还是坐在这边吧！”他坐过来后，傅部长才落坐。
坐定后，部长第一句就问：“你俩是哪里人？”我说“铁北村。”他问：“铁北是不是铁布头？”我说“是呀！”他说：“这才是真老乡！我小时候常去百页沟割草。听人说：沟上就是铁布头。那就是你们村，离我们安昌村很近呀！”他又问：“你们来京有什么事吗？”我说：“他是王显庄支部书记。我原是铁北村支部书记。最近公社调我出来当公社农机站站长。”听到这，部长笑了笑说：“干得好，升官了呀！”他对人特别亲切，总是面带笑容，十分健谈。还没等我继续说，他又急着问我到北京来有什么事？我说：“我是去东北办事路过。”赵正红说：“我是给村里找关系买一台拖拉机，不知道傅部长能否帮这个忙？”傅部长听后十分认真地说：“这个忙我帮不了，因为北京不生产拖拉机。听说天津生产一种叫'铁牛一一55'的！拖拉机很好。你去找解学恭。他是市委书记，也是咱山西老乡。这件事他是'办不办'的问题”，我是'能不能'的问题。顿了顿，他接着说：“这里有个故事：几年前，万荣县县长派人来找我，想买一辆吉普车。我想：父母官开口不好回绝。就让秘书去厂里要了一辆车的指标。不几天就把车开回去了。过了几天，周总理召开各部长会议，大发雷霆。原来总理老家派人来京找他买柴油机丶拖拉机等许多紧缺物资。总理不解地问县里不是有农机公司吗？为什么还要来北京？”他们说物资太缺丶不夠分配，没后门根本买不出来。并说邻村的谁只是个副省长，就给他们村办了好多事。你的官比他大多啦，难道这点事都办不了吗？说的总理啼笑皆非。总理为人工作认真丶态度和蔼，唯有这一次拍了桌子，说：“这还了得，后门都走到国务院啦！凡参会人员谁走后门都要交代清楚。回去就写，下不为例！”会上把许多人都吓坏了。我老实交代了给万荣县走后门买了一辆吉普车的事。好在只此一宗，也没挨批评。不过，听说有的人为此事还受了处分。”
说到这，傅部长严肃地对我们说：“你们都是党员干部。要端端正正执行党的政策。”说着，他用手搭架子作比方，说党的政策是这样（把左手立起来），执行时必须这样（把右手加在左手上），不能偏左，也不能偏右，必须端端正正，不然是要犯错误的。不管你是多大的官！
傅部长十分关心家乡的变化，他问了许多关于农业合作社的事：怎么管理？如何发展？以及群众对合作社的认识和态度。说着说着忽然问：“听说从西里沟要把黄河水引上来，怎么样了？”我说：“现在在尊村建了一个很大的扬水站，传说是你报告毛主席批准的。你还坐飞机在上空视察了一圈。是你给老家办的好事。你怎么还不知道呢？”他听后哈哈大笑，说：“西里上水的事我还是听来北京的老乡说的。老乡们把我想得太好了，其实根本不管我的事。不过，咱家乡缺水，自古如此。古时候有人过路讨水喝，家乡人宁给一个馍馍，也舍不得给一碗水。因为水井太深，取水困难，因而流传着'丁樊丶冯村出了名，杜村千尺还有零'的说法。这么粗的井把（他用双手比划了碗口粗），都磨成这么细了（又用双手比划了很细的样子），水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说到这里，我看他如此平易近人，便大胆向他提出三个问题：
你和我们谈话，完全是家乡土话，和别人是说普通话吗？
第二，我没见你抽烟，官场应付能不抽烟吗？是何时戒的。
第三，你说水利方面具体的事你不管。那你目前具体工作是什么？
老人回答说：“我在外几十年，乡音从未妀变。蒋介石说一口浙江话。毛主席说的是浓重的湖南话。我一直说的就是荣河话。”我问：“能听懂吗？”他说：“双方都注意着点，还是可以听懂的。”接着他又回答第二个问题：“我现在没有具体工作，水利部的具体事都由副部长他们干了。他们是专家，我是个门外汉。因此，我几次给主席打报告，请求回老家务农或者还可以发挥余热。”我说：“傅部长，你这想法不对：现在农村干活有的是青年劳力。你一个七十多岁的老汉能干什么？”他似乎生气地说：“你这娃，我还不能给生产队拾个粪吗？”我心想：“将军拾粪岂非天下奇闻？”但我不敢反驳。
在我们谈兴正浓时，突然闯进来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指手画脚地乱喊乱叫。说这边是花园，那边是车库。你们去花园逛逛。傅部长呵斥道：“出去！你进来干什么？”小孩非但不听，而且上前抢去芭蕉扇，在客厅跳起舞来。面对此情，部长急忙按了一下茶几上的电铃，立即进来两个警卫人员。部长吩咐把小孩拉出去。不拉則已，一拉更坏事，小孩躺在地上，四脚朝天，又哭又喊。部长吩咐警卫员叫他妈去！不一会院子里传来一个女人叫孩子的声音。孩子一听，立即站了起来。部长说：“快把身上的土拍拍，我看你快要挨打了！”
孩子出去了，客厅里安定下来。我顺便问了句：“是孙子？”他说：“外孙子！解叫得太，解叫得太！（调皮捣蛋）真没办法！”
到这时，我一看表，已经谈了40分钟了。我怕他老人家累，便提出告辞。傅部长问：“你们有事吗？”我说：“没事，是怕你累，应该休息一下。”他说：“那就不要走，这是真乡党，见面不容易，再坐一会吧！”
二次入坐后，傅部长说：“我参加国民党几十年，其实没有入过党;是在一次军事会议上，主持人宣布：凡参加会议者均为国民党员，也未办理任何手续。我和蒋介石一辈子都是貌合神离。他从来没有相信过我，我也不相信他。五原失守后，跟我跑出来的大都是乡党。所以我相信乡党。我问王克俊：咱们老家的孩子，出来工作都在什么地方？”他告诉我：“西安最多！”所以我几次去西安招收学员，大都安置在要害部门。因此那时的报上讽刺我：会讲山西话，就把洋刀挎！”其实讲的并不准确。挎洋刀抗日的何止山西人呢？山西人难道不应该挎洋刀吗？”
说到这，他又提起小时候的事，说：“那时家里很穷。以后父亲贩煤挣了点钱，但管的非常严。从来不准家里人乱花钱，所以我从小就养成了勤俭的好习惯。一辈子没学会抽烟。”他问我：“你会抽烟吗？”我说有时多少抽一点。他说：“到我这里可以过你的烟瘾了！”我听后感到部长真的把我们当亲人看待，相见恨晚，于是无拘无束，谈了下面一些往事：
我有个表兄王喜庆，字燕生，跟随傅将军几十年，任傅部35军军需处长。他性格内向，办事谨慎，深得将军赏识。在起义后培训时，和解放军干部一起开会。有人自恃功高，对地说了一些风凉话。他认为有失尊严，接受不了，当场投井自尽。表兄去世后，王克俊亲自回家安葬。他与王克俊都是王显庄人，关系很好。傅部长听后非常惋惜地说：“革命是要经受大风大浪的。他身上濺了点水花就受不了啦！燕生是个好人，干事很认真，但心眼太小，想不开，太可惜了！”
我还认识一个人，是傅部财务主任，能力很强，为人傲慢，因贪污公款，在北平买了一座王府，亭台楼阁豪华无比。将军发现后立即逮捕，要执行枪决。经老乡再三讲情从轻处理，立即开除丶永不录用。解放后因不是起义人员，被发配到北大荒劳动改造丶死于北大荒。提起此人，将军十分生气地说：“败类！败类！”
我的族兄郭殿圻任傅部绥远省钱粮管理处处长，表姐夫范杰三是临猗县丁庄人，还先后任傅部被服厂厂长丶电台台长。在谈话时，对这几个人将军都一一问到，询问他们的家庭和子女。我一一告知，说他们的孩子不但有工作，一切都好。傅部长听后，连连说：“好！好！”
说到为人处世，将军说：“我一生不说硬话，但也不做软事。比如，蒋介石让我当华北总司令，临危受命。我是一百个不愿意。但是不接受任命，部队便要调往别处。万不得已，只好上任。可军统特务一捣乱，我生气了，就向蒋介石坚决要求辞职，力荐特务头子当剿总司令。为此事拖了一个多月，逼得蒋没法，才把特务头子调走。我这才免强上任。”
提到锦州战事，将军说：“当时锦州战事紧张，委员长亲临北平，我想此时'光临'绝无好事。可能要我派兵支援锦州。这明明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么！”我就让王克俊想办法如何搪塞？果然，老头子一下飞机，就要我派兵支援锦州。我便把我们设计好的'围魏救赵'的办法讲给他听。说我们派兵偷袭西柏坡，捉拿毛泽东等人。蒋一听十分高兴，说西柏坡兵力空虚，是一个好主意，便不让我派兵去锦州了。其实，我早就料到偷袭西柏坡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只是不想让士兵们去锦州送死罢了。
提到抗日战争，我们说：“你是抗日英雄，全国人民都知道！”他说：“那是时势造英雄。我只做了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你们当时小，如果大一点，你们也会那样做的！”
谈话末尾，将军发自肺腑的说：“毛主席对我真的太好了。我过去名为革命，实际上在城市为资本家当保镖，在农村是为地主老财看家护院，实在是个有罪之人。共产党不计前嫌，对我太好了。实在过意不去一一天地之恩，天地之恩，无以为报呀！”
至此，我们已经谈了一小时四十分钟。大部分时间是他讲，我们洗耳恭听。
傅部长身体很硬朗，精气神十足。临别时，他把我们送到大门口，再三叮咛到家一定要向乡亲们问好！
四十四年前与傅部长这次充满浓郁乡情的谈话，我时刻铭记于心。将军亲切的乡音不时萦绕在我耳边。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形象经常浮现在眼前。他爱党丶爱国丶爱人民丶爱家乡的拳拳之心始终感动着我们。
虽然我今年85岁了，但我还是怀着无比激动和崇敬的心情拿起笔来，把这次谈话记录下来丶传给后人，让傅将军精神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郭建元
2015年10月1日
编辑:都市眼光-北京张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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