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袁伟望【文（2）】

先生马孟宗

翻旧相册，看到先生的相片，一种说不清的情绪涌上心间，人生真的是说不清楚啊。不想吧，有时真一点想不到先生，说不想吧，先生的音容笑貌却常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形象还那么鲜明。真的，人生就仿佛是一恍惚间，不见先生却已经三十年了。

三十年，一步步走来，似乎很漫长，自己从毛头小伙一下就变成奔五奔六十的人了，想到一起求学的好几位同学都已经退休怡养天年，心里就有了些许感慨：人生啊，梦一样。忙忙碌碌的走过，先生似乎就应该永远在那边一样，却不想先生已经离开人世好多年了。当年听到先生不在了，心里有了一份失落，人怎么会说没就没了呢？前年同学会，虽然知道先生不在了，聚在一起，我还是习惯性的找寻先生，人群中却再也寻不见先生的身影了，我暗暗地唏嘘：先生真的已经离开我们了，先生真的走了，我是真的再也听不到先生的亲切教诲了。

先生深刻在我脑海中的第一印象，是精瘦，一个精瘦的小老头。回头看我们那时的毕业照片，胖人真的不多，我们也都很“精瘦”，但与老先生精瘦比较起来，老先生的精瘦更有时代特点，他是满带沧桑的精瘦，是劫后余生的精瘦，符合先生历史教师的身份。当年先生来教我们的时候，已经六十八岁了，第一堂课见先生，我们宁海的几位同学课后碰在一起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介柴啊”。先生人不高，还有点佝偻，瘦瘦的，脸有点长，戴一副眼镜，再加身体不好，脸色常是黄黄的。我当时一点不懂，上课了，就等着先生来，却没想过先生来校的情形，真的一点不知一点没想。先生来上课，要挤公交车，要换车，到校后要走三层楼梯到教室，上楼后累得气喘吁吁，需要歇好一会才能开讲。这情形，还是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们才偶然发现的，因为平时先生都是早早到校的，没出现过那种情况。那天，课上到一半，我们正听着有趣的历史，先生气接不上来了，“……对不起，让我缓一口气”，我们看着先生累的样子，跑上去几位同学，先生摆摆手，“一会就好，一会就好……”一手撑着桌子，一手从上衣口袋里拿出药丸，用茶水把药丸送下，静静地待了一会，先生又开始讲课，只是讲话速度慢了一些，声音还是那么圆润宏亮。

先生上课没迟到过一次，课讲得极有激情，作业批改极精心细致，先生的敬业，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听先生的课，我的感觉就是“珠圆玉润”的美妙享受，我觉得先生的精瘦，也极有道理，他的声音就应该是精瘦却能滚出“珠玑”这个样子的，不仅这样，先生的清癯精瘦，更有博学历史学者的弥古深情。先生还富有艺术家的气质，有时严肃冷峻，不可接近，有时风趣幽默，随处点染即成人文风景。“性情弥古侔清癯”，我想起潘天寿咏吴昌硕先生的诗句，我想，用它来形容先生也是很恰当的。那件事情以后，先生就开始坐在我们给先生准备好的藤椅上给我们上课了。

先生教课有特色，古今中外的历史事件，他如数家珍，他坐着一开讲，总是娓娓动人，有激情，有评判，极富吸引力，引导着我们走进“历史的星空”，纵览人类走过的历史进程。先生的课让我对历史产生了极大兴趣，特别是先生讲的中国历史。先生讲中国历史，随处点染，随手拈来现实事例比附，中学背过的“中国历史朝代表”，在我的脑海里，到这时就都鲜活了起来，变成具体可感的一份份真实的历史。我为了记得牢，记得准确，按先生说的，重要的历史事件都自己编成顺口溜来记忆。不仅这样，我还想办法找更多的书来看。那时书少，我们的分部只有一个小小的图书室，没有图书馆。阅览室也只有一些报纸杂志，满足不了我的阅读需求，我就与同学一起到宁波的老街巷去转悠，既找历史，又找书。先生在课上经常提到一套书，是范文澜的，我就特别留意。后来，我终于找寻到了那套《中国通史》，虽然是旧书，我却如获至宝，爱不释手。听着，走着，看着，感受着，感受过先生的课，走过宁波老街的角角落落，药行街、开明街，尚书街、孝闻街、小沙泥街、鼓楼、天封塔等等，我也就养成了喜欢到旧街巷旧书店走走看看的习惯。想来，这习惯里面就有先生精通历史精讲中国历史对我的深刻影响。这习惯，我一直保留到现在。这不，上学期与同事到衢州孔府，临等着上车的时间，我自己一个人从孔府旁边的旧书店里，很高兴地淘到了一套中国古代戏剧作品集子。我感觉，旧书里面还有着读书人另外的温暖和温馨记忆，我相信书香是可以相互传递的。现在想起来，范文澜先生的那套书，当时就是黄黄的旧书，有一些钢笔字还记着前主人的读书痕迹，我在那本书上，用红色铅笔圈圈划划，画满了道道杠杠，有些页面还写满了顺口溜，我有时也不无自豪地说，我也能给历史增加温度呢。后来，工作调动搬家的时候，我偶然翻到了那套书，翻翻，感觉还有书香在，我就让它随新书一起到了新家。

求学期间，我们还参观过保国寺、天童寺，那边的景物建筑对我都有很强的吸引力。这里面也有先生的功劳。先生对天一阁非常熟悉，那天带我们去天一阁参观，先生先给我们详细介绍了天一阁的主人，又具体介绍天一阁“天一生水”的极有特色的建筑风格，之后，先生就让我们随意参观，随意了，我就真随意了，哪儿吸引我了，我就多留了点时间，一边看，一边摘抄一点东西。慢慢的，我就与同学分散开了，到集合的时候，先生对我说：“你到哪儿去了？同学找你拍照片，人都找不到。”不过，后来，先生还是多印了一张同学合照给我。我感受到了先生的亲切和细心，很感谢先生。

毕业离校前，我与同学相约着去看望先生。先生家就在天一阁旁边，好像是个小杂院的一间小房子，房子真的很小，一张床，一张书桌，一架书，几把椅子，床上、桌上、书架上，都是书，我们一到，真有要把屋子挤爆的感觉。先生见我们到了非常高兴，迎出门来，让座，倒茶，一定要自己亲自来。我们挨挨挤挤地坐在先生的床上，听先生摆古，我们还说起先生第一堂课上给我们区别“孟”与“盂”说“马痰盂”的趣事，先生笑过后，又热心地说起当教师的事，指导着我们该如何开始工作，应该怎样去努力做一个好的老师。

后来，我听到，马师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未被打入右派另册之前，曾是甬城响当当的名教师，据我的文艺理论课老师回忆，马师“能说会道”，课上得激情洋溢，他的名头在当时是“如雷贯耳”。马先生博雅风趣，果如其然。我记得，在先生家里，先生还把我们当小孩子一样对待，拿出各种各样的小糖果来招待我们，见我们不动手，他还要亲手剥给我们吃。期间，我还说起了天一阁拍照片的事，先生说：“合照里没你的人呢，你另外给我一张单身照吧。”后来，我不记得了是否给先生寄过我的单身照，先生却在我毕业当年的8月份，给我寄来了照片，照片后，先生题着“七十虚度，给伟望同志留念”。“同志”，我真的怀念那“同志”般的师生情谊，怀念先生，在心里！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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