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虎山不会忘记
——父辈们和“邵大娘”的那些往事(55)
王玉华
人生命运坎坷,不觉岁月老去,屡遭命运捉弄又近不惑之年的邵大娘,内心十分渴望被人理解,但内心的苦闷却不知去哪里倾诉。
马棚村如火如荼的妇女活动开展起来之后,参与其中的邵大娘渐渐有了直面生活压力的勇气。特别是听到王宏瑜在妇女工作动员大会上,说共产党大干部也禁止缠脚支持放脚的事情之后,多年淤积在心底的怨气,终于随着长长的一声叹息吐了出来。
邵大娘故居西侧
邵大娘心想,多少年来这个社会不把女人当人,就因为自己不随世俗、不随大流,不缠脚、不挽籫的行为,不知遭受了多少人、多少次的白眼和讥讽。还是共产党知道劳动妇女的痛苦。
她不由想起了廖司令和洪涛司令的部队对人和蔼、讲道理,帮助老百姓挑水、扫院子、种庄稼的情景。现在,共产党的妇女干部又要求妇女不缠脚,支持妇女自己的命运自己做主,天底下去哪里找这么好的队伍和女干部?心里自然产生了一种深深敬佩和支持共产党的真切阶级感情。
当王宏瑜和刘士铁两位女妇救会干部来到她家时,邵大娘自然十分高兴,她像对待自己的亲生闺女一样和两位女干部生活在一起;两位女干部也象对待母亲一样尊敬邵大娘,在邵大娘家里做家务活,不但给邵大娘讲述解放区和抗日根据地许许多多妇女参军、参战、斗汉奸、为共产党秘密传递情报的动人故事,还给邵大娘讲解共产党主张抗日“游击战”和“持久战”以及实现民族独立解放、实现共产主义的革命道理,启发提高邵大娘的革命觉悟和伟大革命理想。
在那段时时形影相随,日夜相濡以沫的日子里,王宏瑜和刘土铁不但与邵大娘一家人结下了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还与邵大娘的女儿邵玉兰结成金兰之好,邵大娘也勇敢地接受和承担起了我党在她家建立交通联络点的光荣任务,使我党组织领导的淄西敌后抗战有了稳定的立足之处。
各村金寨区群众代表的选举和在山王庄召开的全体代表大会工作进展顺利。大会选举石子章为区长,成立金寨区抗日民主政府,布署了开展整顿村政权,组织生产,收好山区晚秋作物,为明年春播打好基础等项工作。
山王庄(现属博山区)
会上,在讨论如何开展对敌斗争问题时,代表们发表了不同意见。
县委认为,要扭转抗战的不利局势,必须主动积极地向敌伪势力展开攻势,要针锋相对,绝不能右倾退缩,其理由是敌占区的广大人民群众都对敌人有刻骨的仇恨,他们都有爱国和抗日觉悟。日本侵略者的军事优势只是暂时的,汉奸特务残害人民更不得人心。伪乡(镇)、村长中,真正甘心为侵略者效劳的只是少数,只要我们正确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坚决打击极少数死心塌地的坏分子,宣传、教育争取大多数,敌人就会被孤立起来。
也有部分同志认为,针锋相对,打击少数,是捅马蜂窝,引来更大的灾祸,使我们的家属和群众遭受更大的残害。还有个别人说:“你们不是当地人,不体谅当地人的心情。这样干好了你们有功,干不好你们一走了事,而我们的家属亲朋等扔在这里,还不是受敌人的气,吃汉奸特务的亏!”县委认为,这种看法主要是对抗战形势认识不足,只看到暂时的困难,过高估计了敌人。
县委书记边一峰在回忆录中说:
“我和晏兴堂、周鹏斋两同志谈心,他们不同意认为与敌针锋相对就是捅马蜂窝的意见。他们两人都是淄东受剥削受压迫的煤矿工人出身,晏兴堂粗识文字,说话幽默,社会经验较多;周鹏斋从十几岁就下煤井,受尽折磨。他两人苦大仇深,因而对敌斗争勇敢、立场坚定。后来,又经过讨论,县委综合了大家的意见,形成一个报告,我代表县委向全体干部战士宣读了报告,最后统一了思想认识。会后即选拔干部和战士10多人组成武工队,由周鹏斋带领,深入敌区,联系二、九两区的同志,传达县委的决定,开展工作。他们一面宣传教育群众,代表县抗日民主政府慰问抗日家属;一面抽机会打击下乡抢掠的小股敌伪。
经过县委研究,我们处死了几个罪大恶极的汉奸特务。敌人出动进行报复时,我们就在远离村庄的敌人必经之路上,伏击敌人。敌伪遭打击后,一时摸不着头脑,在很长一段时间,日军不敢出据点,伪军不敢出炮楼,特务不敢下乡村,汉奸特务家属和有恶迹的伪乡、镇、村长,也纷纷逃到敌人据点和县城去了,全县群众特别是抗日家属扬眉吐气。没有逃跑的乡、镇、村长,则通过各种关系向我抗日民主政府疏通,表示悔过。
经过一段工作,在伪乡村政权内安插了我们的同志或革命群众,建立了两面政权。他们公开应付敌人,暗中为我们送情报,送军粮,征收抗日经费,监视日伪行动。
山王庄南北大街
1940年9月17日,淄川县抗日民主政府在山王庄召开了第一次各界代表大会,除各区选派的代表外,还动员了敌占区社会各界和开明士绅出席了会议。县委对外称八路军驻淄办事处,与县政府分别作了政治形势和保证抗日战争胜利的施政报告,号召全县人民动员起来,坚持抗日斗争,克服困难,争取最后胜利。最后选举开明人士刘中和(即刘康侯)为县临时参议会副参议长。选举赵一川为县长,并任命了县政府各科室负责人,有力地鼓舞了全县人民和各阶层的人士。
青龙湾(现属博山区)
为适应新的形势,县委在青龙湾举办了第一次党员训练班,有30余人,时间为一个月,主要学习了党的基础知识,党员在抗日战争中和一切工作中的基本任务、党在敌占区的活动方式和严密党的组织纪律问题。训练班结束后,又在镇门峪、黄连峪开办了一期群干训练班,训练对象是在抗日工作中的积极分子,有40余人,时间也是一个月。同时,选送了10多名党员到地委党校学习,并从中选拔了干部,充实了各级党群组织。
1940年底,县委县政府又充实了二区和九区的领导干部,新建了一区和八区的党政机构。各区都成立了一个班或一个排的区中队,作为自己的武装。在这期间,按照绝密原则,整顿了乡村党的组织,行政干部一般不接触农村中党的组织关系,村与村的党员不发生横向关系。两面政权中的共产党员,不和农村党员编在一个党小组,有的则由支部书记或区委书记单线领导。同时发展了新党员,建立了基层党支部。为了便于夜间活动,曾建议农村把狗打掉。
但敌人早已对农村的狗进行了登记,并发了牌照。农村党组织和群众则创造了新办法,有狗的都用铁丝做了狗笼嘴,晚上把狗喂饱,带上笼嘴,狗不能叫了。这样整个敌占区,白天在敌人统治之下,夜间即成了我们活动的天下,因而各方面工作发展很快。
截止1941年8月份以前,县独立营发展到4个连的建制。我们通过敌伪关系,从青岛、济南购买大批报社用的物资和部分军用物资,以及我们征集的抗日经费,都安全地输送到了地委和区党委。同时,保证了胶东、渤海两区与山东分局的联系,以及干部输送工作和领导干部来往的安全。
1941年1月,地委派田希平任淄川县妇救会主任。我们从干训班提拔陈明任县青救会主任。县委各部、县政府各科、公安局各股都已基本健全起来。至1941年上半年,除六、七两区没有我们的工作干部外,其他一、二、八、九、金寨以及博山划归我们的新二区,都建有党、政、武装以及公开的和秘密的抗日群众组织。县抗日民主政府的政令,可以在这些地区内贯彻,初步扭转了被动局面。
1941年7月,在鲁中区党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上,霍士廉代表区党委表扬了淄川县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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