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图/龚烈沸【文（1）】

出山了——我的1977年高考

我是1977年的幸运儿，那年我18虚岁，以应届高中生身份参加高考恢复后的第一次考试，被录取入大学读书。一个四明山农民的儿子，成了有800多人口的村里第一个大学生，一步跨入大学校门，用老家乡亲们话来说，那是：“出山了！一步登天！”

参加宁波地区的文化水平审核入场证

然而我的“出山”路并非顺风顺水。

1967年秋，我8虚岁了，正是轰轰烈烈“文革”的第二年，父亲拉了我的手到半坑小学上学。语文第一课便是“毛主席万岁！”位于半山腰的祠堂厢房改成的教室里，教我们的全是民办老师、代课老师，讲课清一色用宁波方言，只有一位绍兴师范毕业、跨地区支援的公办教师讲“绍兴牌”普通话。因为父亲是被“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生产大队大队长（相当于村民委员会主任），害得我加入“红小兵”都比一般同学迟。记得“红小兵”连长是大队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儿子。“风水轮流转”，五年级时我竟当了“连长”，因为父亲被“解放”出来，担任了大队“贫下中农协会”主任。我在三年级时偶尔读到小说《闪闪的红星》，便做起了“作家梦”，还偷读了“禁书”《水浒传》。五年制的小学本来应该于1972年秋毕业，但一下改为春季升学，于是便多了半年的所谓“过渡班”。

作者的老家半坑村

第一次“出山”，来到距家5华里的山麓溪边的大皎公社中学读初中，临近毕业时又改回秋季升学，于是又多了半年的“过渡班”。初中时期一直任班级宣传委员，但因为母亲的外公遗骸归葬故里，我奉父母之命抄写“衣单”被人举报，没能加入共青团。“作家梦”却做得更沉，学校不多的藏书几乎读遍，开始写所谓的“小说”，还自编自演“三句半”、相声。为赚几元零用钱，住在学校，晚上给校办塑料厂做“童工”、扳压机。

第二次“出山”读高中，已是1975年的秋天了，在离家20华里刚创建的“鄞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分校高中部设在蜜岩祝家岙一个“大跃进”时期的钢铁厂里，每周2天劳动课：开山、割稻、摘茶、砍柴。记得最牢的课程是《怎样种水稻》《怎样养猪》《植树造林》。早自修读《毛泽东选集》4卷，物理课以农业机械知识为主，化学课则以化肥农药知识为主，数学课则有机械制图常识。唱着“满山的松树青又青”的《共大之歌》，敲着搪瓷饭碗食堂排队等开饭，借出班级、学校黑板报之名逃避体力劳动。高中时期终于加入了共青团，仍担任班级宣传委员，仍做着“作家梦”，为写诗押韵，用方言土话自学拼音，想方设法从学校图书馆里偷读“禁书”；为了解天下大事，每天中午赖在老师办公室读《参考消息》……

作者高中时的作文本

1977年7月初，高中毕业了。根本不知道天下还有高考这回事，农民的儿子，自然回山里做农民。其实在高中时，每周休息天回老家我都参加生产队劳动，与大山和土地打交道，诸如种田、耘田、翻大寨田、翻茶叶山、给庄稼除草松土等等，早已是轻车熟路。我的工分已与最高妇女劳力一样：6分半，当时最高男劳力工分为10分。

8月中旬，初中母校忽然派人来说，要我去做代课教师。这有点让我喜出望外，一个月的农民生活就这么结束了？没想到就这样第三次“出山”了。向母校报到后，校长竟要我教“戴帽高中”高一班的语文、政治课，初一班的历史、地理课，还兼一个高中班的副班主任。我居然成了小学时讲“绍兴牌”普通话老师的搭档——他任班主任、教数学课。我的学生竟然是我读初中时附属小学的同学，相差二三岁，连祖宗三代的名讳都叫得出。“初生牛犊不怕虎”，同事中不少与我一般高中毕业的民办教师、代课教师，年长的公办、科班出身老师没几个。没想到校长给我的超量重担，无意间为我几个月后的高考埋下了一个大大的伏笔。我有幸与一位年长的时任教导主任、科班公办老师同寝室，他见我每晚伏案读书、写作，便会关切地问我读什么写什么？见我读的是文学作品倒也没说什么，见我写诗歌、小说，便主动给我做起编辑来。备课时我不想抄教师专用的参考资料，备课笔记里多为自己的理解，同寝室的教导主任居然在教师备课会议上表扬我，我也愈发兢兢业业教书、做“作家梦”了。

当年关于恢复高考的文件和报道

记不起具体时间了，高中老师突然来通知，说是恢复高考了，让我回母校参加迎考复习。初中母校校长二话没说，坚决支持我前往复习。当时他的公子也是我的同事、又是我的初中代课老师，也回他的母校复习去了。时隔三月第四次“出山”。老师们的那份殷切期盼、那份滚烫热情洋溢校园内外，我突然发现母校竟是这般可敬可爱。又回到我们曾参与建造的教室里，遇见了一起学习过两年的同窗，但都无暇叙旧，除了吃与睡，不是在教室里听辅导复习，便是在教室外、溪坑边喃喃有词。我报考的是文科，考试的科目为政治、语文、数学、史地（历史、地理两者为一门统考）。整个高中时期，我自知我的成绩属于全校前列，在同届5个班250多名同学面前自信心十足，而与历届的“前辈”们在一起，则心中无数，底气不足。

两个星期的复习刹那间过去了。11月20日，在大皎中学忐忑不安地参加了宁波地区的初试，语文作文题目是“十月”“怀念”，任选一题，“十月”能想到的是粉碎“四人帮”的1976年10月、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10月、俄国列宁领导的1917年10月革命，其他啥都不知道了。“怀念”，怀念上年刚逝世的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其他也基本上想不到了。40年了，居然忘了这初试作文我写了什么。初试我通过了，这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后来听说宁波地区初试时，数理化考试零分的试卷有好几斤。

考试收费凭证

12月15日、16日是省统考，语文作文题目是《路》，考场在樟村中学苏联式建筑大楼的教室里。我的位子在窗边，那扇窗恰巧没有玻璃。窗外正好是条砂石公路，路边有樟树，有贝母。这是一条自四明山深处通往鄞江集镇、通往宁波城市的公路。十来岁时，我曾帮父亲推着手拉车的广播木壳子，整整步行一天，拉到宁波江东潜龙巷的鄞县广播站。到百丈路上的小饭店吃晚饭时已是万家灯火，还能记起其中一道菜是红烧黄鱼头，父亲说黄鱼身子做罐头出口去了。我的作文便从眼前的这条路写起，写到自己成长的路：生于最为艰苦的1960年，家中兄弟姐妹多，1968年秋的一个星期天，家遭火灾，连我的书包和书都被火烧了，第二天上课就着同桌的课本读书……继而写到自己希望将来成为作家、写出好作品的理想之路。

政治、历史、地理考的什么内容记不起来了，自我感觉考得还可以。最差当然是数学了，完整做出答案的好像只有一道题，其他题目一知半解都没做完整，至于函数之类，对不起，答案空白。考试结束那晚，在区办企业上班的哥很“奢侈”地请我吃了一顿，其中一只菜是鸭子。

第二天，我又回到代课的母校继续代课。一天下午，学校领导告诉我，我已经被宁波师范专科学校中文专业录取了，而与我一块代课的、我初中的代课老师却没被录取，刚才还在办公室一起备课、聊天的他闻讯立即起身回宿所，直到晚饭、就寝都没露面。他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学生考上了，作为老师的他没考上，脸上当然过不去。第二年他考上了中医大专。巧的是，我大专的一位同班同学恰是他初中时的代课老师。某一天三人相聚，我管他叫老师，若按他的关系我得叫我的同学为“师爷”。他管我的同学叫老师，若按他的老师的关系，他则得叫我为“师叔”。辈分全乱了。

浙江省1977年高考语文试卷

后来哥告诉我，录取名单张榜公布时贴在樟村街最繁华的新华书店墙上，一时围观者众多，成为樟村街的一大新闻。哥还告诉我，高中校长说了，250个应届生只有我一个被录取，“差点理光头”。录取通知书来了，报到时间地点另行通知。我再也无心代课教书，辞了那份工作，回老家继续我的日子可数的农民生活，一边等待入学报到的通知，一边办理户口迁移手续等。谁知这一等就等了近半年，直到第二年的初夏才开学。父亲又陪着我，带上一只用梓树板做的小木箱，这是一次真正的出山，来到宁波江东、宁波卷烟厂旁边的东胜路小学上我的大学。同班39个同学有八九个上海“知青”，最大的同学1946年出生，整整大我14岁，我成了班里唯一的应届生。

那只梓树板做的小木箱，至今还静静地放在我的书房里，它曾经装载过我的衣物，也装载过我的书籍，更装载过我的欢乐和酸涩。它跟着我读完大专，到过海岛，又返回大陆，现今已是油漆斑驳，唯有木香依旧。

（本文曾被收入宁波出版社2014年出版《1977——我们的高考记忆》）

《东胜记忆》文集征稿启事 

欢迎东胜老师和同学来稿，内容包括：1977高考经历、东胜路学习生涯回顾及对老师的追忆缅怀、毕业后工作中的甜酸苦辣及同学聚会活动等。文章体裁不限，字数尽量控制在三千以内，并附上作者姓名和班级。来稿编辑后在都市头条发表，同时收录于《东胜记忆》文集供全体师生共同分享。

编者联系方式：罗维开，电话号即微信号13396684784  邮箱923739913@qq.com  欢迎来稿有图有照片（包括作者个人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