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札记:被误读的"存灭之理、兴亡之道"

       高增荣

        余秋雨先生有一篇小文《欧洲档案》，虽然仅有六百多字，但读来震撼人心、发人深省。

      余秋雨先生在这里讲了一个小故事，说的是他在西班牙的托莱多古城一所老屋里读到过一些档案。" 陈旧的纸页记录了一座城市，在中世纪曾经有四十多万人被宗教裁决所作为“异教徒”处决，定罪的全部根据，是告密、揭发、诬陷、造谣、起哄。

       执行死刑那天，全城狂欢。揭发者和告密者戴着面套，作为英雄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批判者也就是起哄者不戴面套，道貌岸然地紧随其后。再后面是即将处死的被害者，全城百姓笑闹着向他们丢掷石块和垃圾。实证意识、怀疑精神、同情心理，一丝无存。甚至，连下次会不会轮到自己的担忧，也一点看不出来。大家都在‘驱魔亢奋” 中， 表演着自己的纯净和高超。

       因此，告密、揭发、诬陷、造谣、反咬、上纲、批判、起哄，成了多数人的主流职业。把一个疑点扩大成滔天大罪的程序，也操作得非常娴熟。把邻居亲族告发成天生魔鬼的步骤，已演练得不动声色。除了虐杀，就是狂欢，除了狂欢，就是虐杀，几乎成了当时全民的共同心理法则。

       虐杀和狂欢的高潮终于过去，共同的心理法则却沉淀下来，渗透到每条街道、每个农舍之中。于是，城市和村庄以另一种方式走向毁灭。"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欧洲中世纪的城市和乡村的毁灭，是虐杀，是狂欢，而虐杀和狂欢的原因，是掌握宗教裁判权的最高统治者，鼓励人们 告密、揭发、诬陷、造谣、反咬、上纲、批判、起哄，以此来定罪，屠杀所谓的"异教徒"。

        在中国历史上，这种卑劣的统治手段，屡见不鲜，起到了极坏的作用。

        西汉时期，汉武帝实行了“告缗”制度，鼓励民众举报偷税漏税的行为，对举报成功者给予奖励，这一政策导致了社会告密之风盛行，冤狱遍布全国。

       唐朝的武则天则实行了全民告密运动，她鼓励告密，为告密者提供各种便利，如提供驿马和五品官的伙食待遇，这一政策同样导致了冤狱遍布全国，社会陷入恐慌。

       既就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宋朝，也有告密制度，其反告密制度得到了更为全面和系统的规范和实施，政府成立了专门的机构如御史台和审刑院来处理告密案件，确保了告密案件的公正和客观处理。宋朝的情况，比之其他朝代，会好一些。

        明朝时期，锦衣卫、东西厂、镇抚司等特务机构被用来监视和告密，这些机构是空前绝后的专政机器。‌这些特务机构滥用权力，对个人隐私和权利的侵犯、对政治腐败的加剧、对社会风气的污染、以及对社会稳定的破坏都是空前的。‌

       臭名昭著的 清朝的文字狱，绞杀思想，其残酷残忍残杀无以复加。

        "反右"和"文革"时期的文字狱和告密风盛行，竟然出现了子告母、夫妻互相出卖、同事互相揭发、上纲上线、打击迫害等悲剧，使社会走向经济崩溃、道德堕落、人性恶化的边缘。

        历史上这种告密、虐杀的狂欢，激发了人性中恶的因子，是反人类、反文明、反人性的大表演，是人性和文明的大倒退，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旋涡和逆流，其结果必然是毁灭。

         正因为如此，余秋雨先生在最后写道:"因此，我一直认为，对城市和村庄带来最大灾祸的，未必是土匪、窃贼和灾荒，而更有可能是告密、诬陷、造谣和起哄。由于正反例子看得太多，我敢于说这样一段话: 宁肯容忍社会上存在一些流氓、贪官和窃贼，也绝不容忍全民性的告密、诬陷、造谣和起哄。

       存灭之理，兴亡之道，常被大家误读了。

      笔者非常赞成余秋雨先生的观点。因为，流氓、窃贼是很容易辩别的坏人，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货色，他们很难欺骗人，也很难得势，最重要的是他们是法律打击的对象，所以，他们很难使社会走向毁灭的。贪污腐败当然是不能容忍的，但他也有法律去惩罚，正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如果有制度之治，有人民监督，它就无处遁逃了。至于灾荒，那是自然现象，人类还可以防灾减灾，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既就是形成灾害，人类还可以重建家园。而这种反人类、反文明的告密虐杀，会毒害人心，败坏社会风气，这种危害，是几代人都无法消除的。

作者简介

高增荣，中学特级教师，已退休。酷爱读书写作，吟诗作文数百万字，发表逾百万字；出版教育随笔集《会思考的芦苇》一书，主篇《彩虹学校志》，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被多家图书馆收藏。对书法有兴趣，作品曾在《秦商》杂志发表，现为陕西省书法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