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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苏轼词的词人"自我"形象
-﹣以中秋词《水调歌头》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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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治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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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词一出，毁誉参半。毁之者讥为"句读不葺之诗"（李清照论词）；誉之者则谓"东坡词皆绝去笔墨畦径间，直造古人不到处，真可使人一唱而三叹"（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不管是毁是誉，从来的论者对于苏词的艺术成就，苏轼在词史上的地位，却无法否定。就是不承认苏词为正宗的陈师道，也不得不一面批评它"是非本色"，一面赞叹它"极天下之工"（见《后山词话》)。但是，人们在肯定苏词时，往往只从技巧的精湛、风格的豪放、音律的突破、题材的扩大几个方面着眼，很少联系词的本质特征来论述苏词的艺术成就和它在词的发展上的贡献，因而尽管不乏精辟的见解，但不免有些偏颇。本文试图以东坡《中秋词》为例，在这方面谈一点不成熟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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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词，从本质上说是诗，是抒情诗。抒情诗要表现诗人的真实感情，通过这种真情实感的抒发，再现生活的真实。刘勰说："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就是说，抒情诗要抒发诗人内心的真情。王国维说："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人间词话》），也强调抒情诗感情真实的重要性，因为真情是诗人的自画像。"诗之中，须有人在","必使后世因其诗而知其人，兼可以论其世"（赵执信《谈龙录》）。感情的真实，是抒情诗的生命所在。当然这种真情，既是诗人自己的，又是社会的。别林斯基指出："没有一个诗人能够由于自身和依赖自身而伟大，他既不能依赖自己的痛苦，也不能依赖自己的幸福；任何伟大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痛苦和幸福深深植根于社会历史的土壤里……只有渺小的诗人们才由于自身和依赖自身而喜或忧：然而，也只有他们自己才去谛听自己小鸟般的歌唱"(《查尔查文的作品》，见《别林斯基论文学》第26页）。如果我们没有理解错的话，别林斯基在这里反对的并非诗人表现"自我"，而是反对那种脱离现实，脱离人民的个人主义者的自我表现。他强调诗人通过自身的痛苦和幸福去表现时代，反映社会生活，即通过诗人的情真意切的典型化的感情，通过诗人或抒情主人公的典型形象，创造出一种生动、真实而又充满激情的艺术境界，再现生活，从而达到陶冶人、教育人的目的。所以，在抒情诗中，诗人的个性是占重要地位的，我们只有通过诗人的个性去感受和理解一切。词，作为抒情诗的一种体裁，自然也应当如此。
词的前身原是民歌，在劳动人民中间不仅起过"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庾信《哀江南赋序》）的积极作用，而且艺术性也是很高的。现存的160多首敦煌曲子词，大都是民间无名氏的作品。这些作品生动活泼，情真意切，语言朴素，意境清新，我们从这些作品中，既可看到它所反映的社会面貌，听到人民的心声，又可看到个性鲜明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和诗人的"自我"画像。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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叵耐灵鹊多瞒语，送喜何曾有凭据？几度飞来活捉取，锁上金笼休共语。
比拟好心来送喜，谁知锁我在金笼里。愿他征夫早归来，腾身却放我向青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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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的抒情主人公是一位征夫的年轻的妻子。她盼望丈夫早日归来，但喜鹊却多次欺骗了她，终于使她迁怒于喜鹊，把它抓住锁在笼子里，再不听它的叫唤。微妙的心理状态，急切的团圆愿望，通过她同鹊儿的对话，和盘托出。就是这只受委曲的被拟人化了的喜鹊的形象，也跃然纸上，栩栩如生。
但是，词这种抒情诗体，一到文人手里，就逐渐失去了这种真情实感，失去这种鲜明生动的抒情主人公的个性，因而也就失去了它的艺术生命力。在他们的作品中，充满了"玉立纤腰"、"绮罗珠翠"（尹鹗《金浮图》）的陈辞旧调。花间派词便大都是这种缺乏生气的东西。于是，词归属于"艳科"，走向了邪路，千篇一律地歌咏美人芳草，别恨离愁。除了缺乏深刻的社会意义外，在艺术上，也缺乏生动的有个性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试看温庭筠的名篇《菩萨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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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娥眉，弄妆梳洗迟。
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贴绣罗福，双双金鹧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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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情主人公是一位贵族少女，病态美人。作者细致地描写了她一早懒洋洋地起身，慢腾腾地理妆的全过程。深闺的寂寞，灵魂的空虚，行动的娇慵，表现得十分细致生动。但是，这种百无聊赖的娇艳的病态美人，只可能为诗人和他的小圈子里的人们所欣赏，同当时处在战乱之中的人民，关系是不大的。从抒情主人公的苍白无力与空虚无聊，可以看到诗人的自画像。这种作品只能是别林斯基所讥刺的那种只有他们自己才去谛听的"小鸟般的歌唱"。
直到北宋初期，这种情形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由于词人们不敢或不愿在作品中表达真情实感，局限在"诗庄词媚"的框子里，只好把真实的自我隐藏起来，因而没有塑造出具有鲜明个性的和一定社会内容的抒情主人公和诗人"自我"形象，因而不能因其词而"知其人"，更不可以凭其词而"论其世"，难免"千篇一律"，无病呻吟。作为"一代名臣"的范仲淹，"词笔婉丽"（继昌《左庵词话》),"似沾沾作儿女想"（黄萝园《萝园词选》)。号称大家的欧阳修，他的词也未脱"花间"、"阳春"窠臼，"亦有鄙亵语厕其中"（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而且常常同花间派词作相混杂，缺乏自己的风格和个性。柳永对慢词的发展，贡献不少，但其作品仍未脱"绮罗香泽"之故态，和"羁旅冶游"之旧调。他的《鹤冲天》（黄金榜上）算是刻画了一个有个性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但格调不高，仍然属于别林斯基所批评的那种"小鸟般的歌唱"。所以有人感叹："长短句虽至本朝而盛，然前人自立与真情衰矣。"（王灼《碧鸡漫志》）于是，怎样使词这种文学样式跳出"花间派"的樊篱，通过具有鲜明个性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抒发诗人的真情实感，来反映时代，反映生活，使这种抒情诗有着巨大的认识社会、改造生活的职能，就是当时词人们所面临的一个严峻的问题，是关系到词这种体裁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初步解决，应该归功于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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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鬓云欲度香腮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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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苏轼不愧是词的革新家，苏词的出现在词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由于苏轼的努力，使词这种文学体裁获得了新的艺术生命，青春长驻，至今不衰。他不仅使词从音乐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成为独立的诗体；不仅打破了"词为艳科"的藩篱，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也不仅突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和词以婉约为正宗的传统，创立了"以诗为词"、飘逸豪爽的豪放风格，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首先认识了词的本身是抒情诗，是特殊形式的诗，它应当具有抒情诗的一切特征。词应当像诗一样，抒发自己的真实感情，应当勇敢地表现词人的"自我"，刻画个性鲜明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并且通过词人的典型感受来反映时代，表现生活。他以罕见的天才和独特创造力，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来实现他的这些未成文的看法，从而在当时的词坛上开辟了一个新世界。苏词之所以一见便知是苏词，除了其他原因之外，其主要原因是刻画了个性鲜明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刻画了词人的"自我"形象。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300多首苏词中，可以清晰看到一个活脱脱的苏东坡！请读他著名的中秋词《水调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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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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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这种崇高的评价，并非溢美之词。千百年来，这首词不知叩动了多少读者的心弦。赵珂（宋神宗）读了感叹地说："苏轼终是爱君"；董毅读了，以为"忠爱之言，恻然动人"；刘熙载读了，"尤觉空灵蕴藉"；继昌读了，"直觉有仙气缥缈于毫端"。（以上引文，转引自唐圭璋《宋词三百首笺注》）直到今天，我们觉得那挥洒自如的笔墨，"愈转愈曲"的哲理，豪爽的风格，美丽的遐思和丰富的想象，仍然可以引起我们的共鸣，给我们以美的享受。这一切决不是偶然的，它的确是苏轼的"自我"画像，是他的"自我"情感的自然流露，是他心灵的颤动，灵魂的呼唤和深沉而严肃的思索。也就是说，它刻画了一个充满着内心矛盾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由于诗人勇敢地、真实地展现了自己的内心世界，具体地描写了在特定环境下词人"自我"的一瞬间的心理变化和内心矛盾的转化过程，因此这个形象特别感人，个性也特别鲜明。一般寓于个别，词人越能充分地表现"自我"，就越能引起有类似经历、类似感受的人们的共鸣；这个"自我"越典型，就越有普遍性，引起共鸣的人就越多，其社会意义就越大。这就是东坡中秋词的艺术生命力历久不衰的根本原因。
在明月如霜、凉意沁人的中秋之夜，词人欢怀畅饮，想借此摆脱政治上失意带来的不快。在醉意朦胧中，他抬头望月，晶莹的月亮，高悬夜空，神话故事中的嫦娥玉兔，呈现眼前；古代诗文中玉宫桂殿的美妙图景，映现脑际。这时，词人也许想起了屈原的"日月安属，列星何陈？""夜光何德，死则何育？"(《天问》）也许想到了李白的"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把酒问月》)。因为"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旻，仰天叹息"（王逸《楚辞章句》)，诗人同他的遭遇有相同之处；李白"天才赡逸"（辛文房《唐才子传》)，性情豪爽，而且"奋其智能，愿为辅弼"（李白：《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诗人同他有相似的性格和共同的理想。于是化用李白的诗句，屈原的辞意，写下了"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千古名句。不难理解，这是词人自我内心矛盾的揭示。
词写于神宗熙宁九年中秋之夜。其时王安石行新法已有六七年，苏轼早已外调地方，走马灯似的由通判杭州，转知密州、徐州、湖州（中秋词作于密州任上），政治上的不得意是可想而知的。在家庭生活上，夫人王氏早已逝世，爱弟子由已七年不见。孑然一身，形单影只。这种处境，对于抱负不凡、感情丰富、想象奇幻、风格豪放的东坡来说，是难以忍受的。他很自然地从明月想到宇宙，由宇宙想到人生。于是宇宙无穷，人生有限的矛盾就出现在诗人的内心世界。几年后，他在黄州写的《前赤壁赋》中，把这种思想矛盾表达得更加明确，"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在人生短渐与宇宙无穷这对矛盾面前，古代的人们历来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消极的人生观，采取及时行乐了此一生的态度；一种是积极的人生观，表示要珍惜稍纵即逝的光阴，及时建功立业。
苏轼的思想要复杂得多，一方面他表示"决不碌碌与草木同腐"(《答李方叔书》)，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另一方面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中，他屡受挫折，也产生过"人生如梦"、"世事无常"和"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行香子》）的悲观厌世的思想。这种思想在丙辰中秋之夜这个特定时间又冒头了，他想超脱现实，到另一个无忧无虑的世界去。所以他从月亮进一步联想，"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月亮如此明亮，如此美好，那天上宫阙，今儿个竟是什么好日子！那儿肯定没有人间那么多矛盾和烦恼。于是"乘风归去","羽化而登仙"的出世思想，顿时呈现脑际。这种"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的消极情绪，显然是同他的"不以命废志"的积极人生观相对立的。但这种思想是真实的，是复杂的现实斗争逼出来的。苏轼曾表示"我本不违世，而世与我殊"。正是"人间歧途知多少"，才使他感到"世事渐艰吾欲去"(《鹧鸪天》)。艺术的生命在于真实。由于词人能够把自己的潜在意识乃至一瞬间的心理活动，真实地表现出来，故能感人至深。但是词人可贵之处更在于能勇敢地否定自己的消极思想，他并没有沉浸在"天上宫阙"这个虚幻的境界之中，而是把自己幻想出来的虚无缥缈的画图抹掉，使自己又回到现实的人间来："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他不能放弃自己的理想，他相信现实会好起来。"其治国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无不为，至于不可奈何而后已"(《墨妙亭记》)，这种"知命"观一直是他世界观的主导。"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密州出猎》)，他还要为国建功立业，怎么能消沉下去呢！由此可见，词人的自我，一直处在矛盾之中。但是经过灵魂的搏斗之后，执着于现实的思想终于战胜了。词人的喜悦，难以言状。"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这种手舞足蹈的情绪，显然不同于李白的"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花下独酌》)那种"行乐须及春"的愤激情绪，而是热爱现实，执着现实的思想，和经历灵魂上的苦难历程之后的欢悦情绪的自然流露。
如果说词的上阕着重描写了词人自我的内心矛盾，以及这种矛盾解决的过程，其自我的思想感情由深沉转到轻快，那么，下阕主要是写矛盾解放后的思想状态，思想感情由轻快转向博大和达观。全词感情的脉络十分清晰，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十分鲜明。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诗人从个人的遭遇，联想到更多的命运相同的人们。他看到月亮的逐渐西沉，想象到今晚它会转入"朱阁"，透进"绮户"，窥见许多"无眠"的人。不管他们"无眠"的原因是什么，但肯定都是一些失意者。他关心他们的命运，他希望他们振作起来。他责问月亮："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暗示人们也应当宽慰自己"得志遂茂而不骄，不得志瘁瘦而不辱"(《墨君堂记》)，且进一步以理喻人并以自解："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世上的万事万物都不是十全十美的，都是发展变化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恃以长久"，人们如能"循物之理"，那就会"无往而不自得"，切不可因一时的失意，消磨了自己的意志。词人像一个胸襟开阔、循循善诱的导师，既动之以情，又晓之以理。由于他以身说法，这些话既是劝导别人，也是宽慰自己，所以特别有说服力。又由于形象鲜明，感情真挚，所以特别有感染力。最后，他化用了谢庄《月赋》中"美人迈兮音尘绝，隔千里兮共明月"的名句，把"兼怀子由"这层意思表达出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体现了词人对爱弟子由以及普天下"无眠"者的深情厚意和良好祝愿，也表现了他自己不为离愁别恨和政治上的失意而消沉的乐观主义情绪以及向往光明、执着现实的积极进取精神。下阕句句是说别人（包括子由），也句句是说自己，词人不是生活的旁观者，我们处处都感觉到他的自我的脉搏在跳动。
就这样，在中秋词中，词人把自己一瞬间的心理矛盾，一闪念间出现的"出世"思想，以及这个矛盾的解决的过程和"出世"思想被克服的情景，真实地再现出来，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和盘托出，让读者同他一起经历这个灵魂上的苦难的历程，一起走过从天上到人间的曲折道路。正因为如此，我们就能从缥缈的画面上，从奇丽的幻景里，从深刻的哲理中，分明地看到了一个豪爽、飘逸、放达、深沉，内心充满矛盾，满怀理想、感情真切、胸怀博大的抒情主人公即词人"自我"的形象。我们从这个形象中，看到了当时社会的某些侧面，我们从他的声音里，听到了人们热爱生活、追求自由幸福、向往光明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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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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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东坡乐府》中，除了少数篇章以外，大都真实而生动地描绘了词人的"自我"形象。苏轼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在几十年的宦游生活中他一直处在新党和旧党斗争的夹缝里，进退维谷，政治上的打击不断加到他的头上。"此生飘荡何时歇？家在西南，长作东南别"(《醉落魄·离京口作》），是他这种处境的真实写照。但是，他从未放弃过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由于他兼收并汲取了儒、释、道各家的思想，由于他毕竟是一个封建社会的上层知识分子，又由于他的特殊处境，在他的世界观中不免夹杂着各种消极的东西。在他的一生中，虽然坚持着"不以命废志"的积极进取精神，但消极的东西又常常抬头。一旦抬头，又觉不好，立即加以克服。在他的思想中便始终存在着"抬头"与"克服"的斗争，两种对立的思想，始终存在于他的性格之中，而他的全部词作，就是他这种性格的真实写照。有时他感叹身体衰老，"早生华发"(《念奴娇．赤壁怀古》)；有时又说"鬓微霜，又何妨"(《江城子·密州出猎》)，甚至还说："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在自然规律面前，并不无所作为。有时觉得"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满庭芳》),"君臣一梦，今古空名"，只想"几时归去，作个闲人"(《行香子》),"一任刘玄德，相对卧高楼"(《水调歌头》)，把世界看到四大皆空；但又马上否定自己，感到"老去君恩未报，空回首，弹铁悲歌"(《满庭芳》)，甚至恨不能"忽变轩昂勇士，一鼓填然作气，千里不留行"(《水调歌头》)，去为国建立功勋。有时候他"拣尽塞枝不肯栖"(《卜算子》)，有时又随遇而安，"江南与塞北，何处不堪行"(《临江仙》)，甚至说"此心安处是吾乡"(《定风波》)。有时感到"人生欲避风波险，一日风波十二时"(《鹧鸪天》)，提心吊胆过日子；有时又非常达观，"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定风波》)。有时自暴自弃，觉得"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临江仙》)，有时又充满信心："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沁园春》）总之，这种矛盾的思想，在东坡词中随处可见。最为脍炙人口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就很典型地反映了诗人这种复杂的心理。面对雄伟、壮丽的长江，他想起了同祖国山河一样永存的古代英雄，表现了无限向往，无比钦羡的感情。但一联想到自己"早生华发"而功业一事无成时，又不免发出"人生如梦"的感叹。这种带消极性的感慨，不是对现实的丧失信心，不是玩世不恭的颓废情绪，而是对现实的抗争，是变革现实的强烈愿望难于实现的愤懑，因而它不会引导人们规避现实，悲观厌世，却仍然能给人鼓舞的力量。这正是苏词的特点所在，这正是苏词所表现的词人"自我"形象的个性所在。
苏轼的每一首词几乎都表现了词人"自我"形象的性格的一个侧面，都刻画了具有鲜明个性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这种特点，是苏轼以前的"花间派"词人及至北宋其他词人所没有或不突出的。李煜的词，"自我"形象虽然也很鲜明，但又囿于"小我"之中，只不过是为他那小朝廷和他自己唱着绵绵不绝的哀歌而已。不像苏词那样，跳动着时代的脉搏，反映了社会的某些侧面，能唤起人民的善心"（普希金语）。到了辛弃疾，苏词的这种特点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作为抒情诗的词的艺术成就也就推向了高峰，使之能与唐诗、元曲并驾齐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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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本文作者傅治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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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苏词艺术成就的取得，苏词上述艺术特点和艺术风格的形成，不是偶然的。除了社会政治的影响和前人经验的借鉴等外，就诗人本身来说，我以为至少有下列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同苏轼的个人生活经历，同他的性格特点有直接的联系。苏轼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性格特点非常突出的人物。尽管他的一生坎坷多艰，屡遭贬谪，但他总是以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来对待这一切，而骨子里则有一种傲岸不驯的东西。"乌台诗案"使他吃过不少苦头，但案件刚一了结，他又"却对酒杯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了。在反对派看来，简直是死不改悔。后来他在《与王佐才书》中说："近来绝不作文，如忏、赞、引、藏、经、碑，皆专为佛教，以为无嫌，故偶作之。"这与其说是皈依佛教，不如说是对文字狱的抗议。以后他不断地受到打击，贬谪黄州时，他说"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下放杭州时，他沉浸在西湖景色之中："欲将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远谪岭南时，他又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枝》)；最后流放海南，而他认为"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这种苦中求乐的性格反映了他的乐观主义精神，表现了他对生活和大自然的热爱。这种性格表现在词中，经过艺术的改造和典型化，就形成了鲜明的独具个性的词人"自我"的形象。
苏轼是一个非常坦诚的人，不是那种圆滑的政客。哲宗即位后，司马光上台，旧党执政，苏轼被召还朝。他却主张对新法"校量利害，参用所长"，反对不分青红皂白对新法一概排斥，结果遭到旧党的攻击，出知杭、颖、定三州。惟其坦诚，故敢写真感情，敢暴露自己思想中的消极东西，哪怕是一种潜在的意识，他也毫不犹豫地把它捕捉住，并在词中表现出来。例如《临江仙》词中的"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就是在"夜饮东坡醒复醉"的特定环境下产生的消极情绪，而他却毫不隐讳地加以表现出来。惟其坦诚，没有遮拦，故我们能从他的词中看到真思想、真感情，看到词人"自我"的真面目。
其次，苏词上述特点的形成，是苏轼的文学主张和美学观点付诸实践的结果。他说："吾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知也"(《文说》)，他强调作家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思想感受、才情、个性，并使之与客观对象相融合，达到"思与境谐"的艺术境界。在苏轼看来，每个作家的才情个性不同，表现出的"自我"的形象也不应该雷同，正如"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答张文潜书》)。他认为作家只有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才情、个性融化到自己的作品中去，才具有感人的力量。他在《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三首》中写道："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在他看来，文同画的竹，其所以"无穷出清新"，是因画中融化了画家自己的思想感情和才情个性，画中有画家的"自我"形象在。他自己的画也与文同样是由于"意在所不适而无所遣之，故一发于墨竹"(《跋文与可墨竹李通叔篆》)。他爱选取竹、石、枯木、塞林入画，也表现了他的个性。米芾说："子瞻作枯木，枝干虬屈无端倪。石皱硬，亦怪怪奇奇，如其胸中蟠郁也。"米氏从苏轼的画中看到了他的性格，"诗画本一律"，我们则不难从他的词中看到他所寄托思想，所追求的理想，所表现的词人"自我"的鲜明个性。
苏轼强调创作要"自出新意"，勇于独创，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传神"。所谓"神"，就是客观对象的本质特征，内在气质，独特个性。由于诗人自觉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词中刻画"自我"形象时，能够鲜明地表现其内在的气质和独特个性。苏轼曾谈到他请人给自己画投影像的事，他说："吾尝于灯下顾，自觉颊影，使人就壁摹之，不作眉目，见者皆失笑，知其为吾也。目与颧颊似，余无不似者。"由于投影像显示了人的突出特征、抓住了目与颧颊这两个传神之处，故"余无不似者"。苏词可以说是苏轼自己的一幅投影像，由于苏轼表现了"自我"的本质特征，内在气质，才情个性，故读其词能见其人；故他的词能以鲜明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以及与众不同的艺术风格，独步千古，雄视百代。（1981年8月23初稿；同年8月31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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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韵：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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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本文源于恩师傅治同2012年所赠《治同文存续编》一书。201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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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傅治同（1936－2020），男，湖南湘乡人，195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先后在辽宁师范学院、湖南邵阳师专和邵阳学院从事高等教育工作48年。中文系资深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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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径文学社肖殿群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