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彦 女，北京人。1987年赴加拿大留学，1997年起在滑铁卢大学瑞纳森学院任教，2007~2022年兼任孔子学院院长，现为文化及语言研究系中文教研室主任、副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加拿大华文教育学会理事。长期致力于中外文化交流。1985年起从事中英文双语创作、翻译，曾获中外多个文学奖项，主要作品包括英文长篇小说《红浮萍》《雪百合》，中文长篇小说《海底》《嫁得西风》，自译中文小说《红浮萍》，纪实文学《兰台遗卷》《不远万里》，作品集《尺素天涯》《吕梁箫声》《羊群》，译作《1937，延安对话》《白宫生活》，合著中英文双语对照《中国文学选读》、英语文集《沿着丝绸之路》《重读白求恩》等。其中译作《1937，延安对话》荣获《当代》文学拉力赛年度致敬作品。
文忠志的一生，应了一句中国老话：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我父母一直对我们说，”最小的女儿瓦莱莉(Valerie Endicott)告诉我，“你们选择何种人生道路，完全由你们自己决定。因为要成为一个共产党员，必须要做一个正直坦诚、处处堪为道德楷模的人，那的确很难。”
为了他所追求的理想信念，文忠志遭遇过数不清的人生挫折。
瓦莱莉说，父亲直到晚年，才看到了解禁后的加拿大皇家骑警刑侦处的档案，里面记录着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巨细靡遗，令他吃惊。
文忠志1949年大学毕业后，就从多伦多搬到了温哥华，从事加拿大共产党在当地的组织工作。
关于他那段时间的活动，警方刑侦处有如下记录：“文忠志正在全国劳工青年联合会日夜不停地工作。他给共产党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所有迹象都表明，青年人在他的指导下，运动将会取得比以往更好的进展。”
比起敌人的赞扬，来自同志们的肯定，当然令文忠志的心情更为舒畅。
他的一位党内战友曾这样评价他：“文忠志是个一流的组织家，因为他善于倾听。无论是一件小事，还是一场危机，他都会认真聆听，即使发言者的观点截然不同，他也从不打断别人。然后，他会以一种镇定自若、不慌不忙的态度开口，阐述他的指导性观点，自始至终都保持着冷静，与大家讨论，并最终做出决策。”
“父亲拿到了硕士和博士学位后，曾在很多地方求职，”瓦莱莉说，“每次，雇主都会收到警方的通知，说父亲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他的求职千方百计地阻挠破坏。”
虽然自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起，加拿大政府已经承认共产党为合法组织了，但明里暗里，对共产党人的迫害，却从未停止过。
1959年时，安大略省曾出现了教师短缺的现象。文忠志持有合法的教师资格证，但学校却拒绝聘用他。据说，当多伦多某个学院的校长听到“安迪考特”这个姓氏时，他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安迪考特？在民主国家里教历史，这个名字可是不怎么妥当啊，难道不是吗？”随即便挂断了电话。
文忠志把这些故事讲述给子孙后代们听，是希望青年一代了解，为了破坏共产主义理想的传播，这个国家所选择的，恰恰是真正的反民主之路。
文忠志明白他所选择的是什么道路，也对所处的困境一清二楚。但他对孩子们说，与许多艰苦奋斗、牺牲了生命的共产党员相比，与全世界仍然在面临的种种灾难相比，自己的困难，根本无足轻重。
他并没灰心丧气。他曾带领共青团员们一起到街头卖报纸。也许是为了克服紧张情绪，大家编了一首《卖报歌》，边卖边唱：
无论刮风还是下雨，
我总会准时来卖报。
看报看报!
为团结、和平、自由而战,
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世界!
这就是你为何会看到我。
无论刮风还是下雨，
我总会准时来卖报。
看报看报！
文忠志曾跻身加共中央，成为最高机构十四人之一的领导核心人物。然而，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谴责斯大林主义路线后，在加共中央内部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分裂为两派。正是在那一年加共组织召开的会议上，年轻气盛、血气方刚的文忠志在发完言后，毅然辞职，退出了加共中央。
“你父亲是否加入了加拿大共产党的马列毛派？”我问。
美兰摇头否认了。她说，父亲虽然不再参加党组织的活动了，却从内心深处认为，自己仍然是一名共产党员，也坚定不移地相信，中国的做法，才更符合共产主义理念。
文美兰姐妹在峨眉山
说来有趣，六十年代，恰恰是一批在中国出生的传教士子女携手运作，在加拿大朝野呼吁推动，才促成加拿大与中国在1970年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派往北京的第一任、第二任、第三任驻华大使，皆为在中国出生的传教士子女，人人能讲一口流利的中文，不是操着浓郁的四川腔，就是河南调。他们熟悉了解华夏的山川河流。在他们眼里，传教士历经数代人，辛苦奋斗了百年之久，都未能改变旧中国的贫穷落后面貌，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大刀阔斧，短短几年间就得以实现了社会的平等。土地改革、妇女解放、集体所有制、工商业改造、知识分子下乡、合作医疗、赤脚医生、教育改革，在他们眼里均为上帝旨意。七十年代，在加拿大不少高校蓬勃兴起的“红卫兵运动”，参与者和领导者多为加拿大共产党马列毛派的成员。
1972年，文忠志已经四十四岁了，才终于进入了约克大学任教。美兰告诉我，当时皇家骑警的刑侦处立即通知了约克大学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要求其监督文忠志的一言一行，并定期向警方递交汇报。
文忠志从合同制的讲师做起，年复一年地续签，凭着他出色的学术研究成果，才终于脱颖而出，获得了终身教授的职位，并成为享誉四方的著名汉学家。
然而，我在樱桃林街见到他的那个夏天，他才刚满六十二岁，却决定要提前退休了。
为什么呢？他说，他需要有充足的时间，去完成未泯的心愿。
这座小楼的阁楼，曾是文忠志教授的书房。里面摆着一部部凝结了他心血的厚重之作。浏览之下，便知他情系何处：《外交与企业：1933—1937年的英国对华政策》《文幼章传：出自中国的叛逆者》《红色大地：四川一个村庄的革命》《红色巨龙：1949—1990年的中国》《美国的细菌战：来自冷战早期和朝鲜的秘密》《1931年萨斯凯撤温省的矿工暴动》《高擎工人的旗帜：1930—1936年加拿大劳工团结协会》。
5
文忠志教授生前曾多次前往中国，有时在大学任教，有时下乡调研。
《红色大地：四川一个村庄的革命》，就是他八十年代初在四川什邡马高桥村搞调研的成果。
读过之后，我深深敬佩文忠志教授实事求是、毫无矫饰的学术风范。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土改运动、合作化运动等一系列举措，他都通过对众多亲历者进行采访，做了真诚翔实的记录。其中不少资料，与我在文学和影视作品中所获取的知识，相去甚远。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忠志在四川乡村调研
毫无疑问，能够不通过翻译，便在识字不多的村民和乡镇干部间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忠实地展现历史，得益于文忠志教授自幼便谙熟于心的四川话。
美兰清楚地记得，1975年时，她和几个妹妹在祖父文幼章、父亲文忠志的陪伴下，首次踏上中国大地的情景。全家人参观了工厂、村庄、学校、幼儿园，与普通人交谈，亲眼看到了社会主义中国的风貌，被人们建设新中国所表现出的热情所深深震撼。
美兰打开一本厚厚的相册，指点着那些黑白的和彩色的照片，向我介绍了家人在华期间丰富多样的活动。我看到了文忠志教授挽起裤腿、戴着草帽与农民在稻田里劳作，挥动手臂与群众畅谈，也看到了身穿肥大的中式衣裤的文丽纳在峨眉山上为农民画像。
文忠志1981年在四川农村调研
翻到全家老少躲入峨眉山尼姑庵里过夜时，在黑暗中开怀大笑的照片，美兰的眼角湿润了。
姐妹俩回忆起2011年，全家人最后一次跟随父母到四川故乡游览时，那一幅幅难忘的场面。
那年夏天，一家三代十六口结伴旅行。他们乘上了一艘游轮，沿着长江航行时，发现自己是船上仅有的西方旅客。有天晚上，船上组织旅客们举行才艺表演。文忠志兴致勃勃地建议，让孩子们演唱一首中文歌曲，《打倒土豪》。那首歌是中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流行的，歌词有不同版本，譬如《打倒列强》《两只老虎》，等等。
孩子们了解这首歌曲的内容，因此颇为犹豫，担心这种古老的革命歌曲不合时宜，会受到观众冷落。大家建议，不如唱一首悠扬婉转的英文歌曲《白桦树之乡》吧。
文忠志听从了孩子们的建议。没想到，他们演唱的这第一首歌曲，收到了中国旅客的热烈反响，满船人鼓掌欢呼，要求他们“再来一个”！
这种场面，对孩子们是极大的鼓舞。于是，文忠志毫不犹豫地决定了，推出《打倒土豪》！
打倒土豪，打倒土豪，
分田地，分田地，
我们要做主人，我们要做主人，
真欢喜，真欢喜！
令孩子们喜出望外的是，每个中国人都惊喜地看着他们，报以微笑。很快，所有人竟然都加入了进来，用普通话和他们一起高唱：“打倒土豪，打倒土豪……”
瓦莱莉说：“早在出发去中国之前，父亲就弹着钢琴，教全家人用中文练习了这些歌曲。”
文忠志感慨万分，这首老歌，是他幼年时从中国朋友那里学来的。他跟着他们学会了唱中文歌曲，也吸收了许多政治常识。而年过八旬，他却又把这种精神带回了生养他的那块土地。
文忠志深爱中国的一切，不仅是优美的山水、可口的食物，还有普通人的微笑。
这次，他带领全家人，返回度过童年时光的重庆，停留了两天。在这个如今发展得异常庞大的城市里，他们参观了祖父文焕章参与建立的重庆精益中学（现重庆十一中）、第五医院等旧址，也踏上了龙门浩、文峰塔、鸭儿凼、弹子石，在留下了少年文志忠足迹的地方，流连忘返。
一路上，鹤发红颜的文忠志教授用地道的重庆话与路人攀谈，引来了无数赞叹。
乘车通过长江大桥时，他翻开母亲文月华留下的诗集，手指着江心小岛，吟诵起母亲当年为这里的壮美景象所作的诗歌，久久地陷入了儿时的亲切记忆。
在文忠志的带领下，全家人也参观了红岩魂陈列馆，还有歌乐山下的渣滓洞监狱。
那时，文忠志的哥哥已去世多年了，遗憾未能与他们结伴同行。
那个曾经睁大好奇的双眼问父亲“为什么监狱里会关押共产党员”的天真的孩子，中文名字叫文少章（Norman Austin Endicott）。他1926年在重庆出生，因此最爱自豪地宣称，他是“第三代中国人”。
1958年，在多伦多当律师的文少章组织了一个律师代表团访问中国，曾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他不仅致力于推动日内瓦条约，提倡国际和平，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辟了中加贸易之路，还创立了中加友协多伦多分部。
我早已知晓，文忠志教授和他哥哥一样，对世界各地人民的进步事业都曾全力声援，更不用说，他在加拿大从事工人运动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了。他是如何面对近年来西方社会流行的反共思潮呢？
美兰告诉我，她的父母亲结婚后，在欧洲和亚洲都曾工作过，他们置身于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度中，亲眼看到了，在那里劳动力不是被视为市场上买卖的商品，而是被视为人类社会的需求。
“我父母十分理解，也并没有要求一个社会要尽善尽美，而是逐渐了解那些国家的政策和具体环境，并看到他们在许多方面所取得的良好进展。”美兰说。
2011年，文忠志最后一次带领全家人访华
2011年去中国那次，文忠志曾带领全家人，专程前往大邑县新场镇看展览。
据说，在当地举办的欢迎晚宴上，八十多岁的文忠志，再次带领全家老少，唱起了《游击队之歌》和《打倒土豪》。
他在留言簿里写道：“这次参观新场的展览，我感到非常高兴，深受鼓舞。这让我回想起为了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福祉，我们的先辈所做的努力和贡献。向展览的举办者表示祝贺。”
美兰说：“父亲相信，政治和大众舆论一样，都总是翻来覆去、摇摆不定的，从长远来看，共产党人在世界各地所奠定的事业的真相，早晚会走出困境，彰显其结果！”
瓦莱莉说：“父亲从未忘记过共产主义理想！他把这项伟大的科学，视为他与生俱来的使命。为了这个毕生追求的目标，他经常会在即兴讲演时，带着灿烂的笑容，举起拳头，眼含热泪。为人们讲述工人阶级的生动历史时，还会突然间爆发出高亢有力的歌声！”
姐妹俩提到，文忠志教授的一位中国朋友曾告诉他，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文氏一家三代川人，都是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因为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候，他们选择了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
2011年那次旅行，是文忠志教授最后一次返回故土。他目睹了中国社会的飞速发展，也留意到了贫富差距拉大、乡村人口流失、自然环境遭到破坏等严峻挑战。
美兰说：“在他看来，中国是个大国，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然而，在探索前进的道路上，仍然应该坚守基本的原则。”
我默默点头，在心里赞叹。相对于趋炎附势、随波逐流的芸芸众生，能坚持独立思考，永不放弃对真理的追求，需要莫大的勇气，也是最令人敬佩的品格。
6
“父亲临终前不久，我们也曾好奇地问他，是什么力量推动着他，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那么执着地为社会、为他人做奉献？”瓦莱莉回忆，“他沉思良久后，才说，冥冥之中，还是有一种创造力在指引着人们吧！”
“创造力”这个词，引起了我的好奇，于是问道：“你父亲所指的，应该是上帝吧！虽然他是共产党员，不信神，但他毕竟出生成长在一个几代人都是基督教牧师的家庭氛围里，从儿时起，便受到了有意无意的宗教熏陶。”
姐妹俩摇头，坚决地否认了。美兰强调说，虽然曾祖父和祖父都是基督教的资深牧师，甚至是加拿大教会的领导层人物，但不仅父亲和母亲二人均非基督徒，连她们四个女儿也都不是。
“我父亲所指的创造力，应当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学说中所强调的，人的主观能动性，而非上帝。”她说。
1981年，文忠志与峨眉山新开寺农民家庭合影
瓦莱莉同意姐姐的意见。她补充说，在自己的婚礼上，父亲曾引用毛泽东的话，说，无论是社会生活，还是个人生活，都是在矛盾中发展前进的。静止，只是暂时的，变化，才是永恒的。这就是创造力成长的模式。这是一种辩证的舞蹈。当然，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同样强大的影响，还有父亲对大自然能够不断再生、由此产生出鼓舞人心的力量的深刻体验。
姐妹俩提到，父亲活着时，最喜爱的运动，是到野外露营，承受雨雪风霜，在湍急的河流中驾舟，劈波斩浪。他常会高声背诵英国作家威廉·华兹华斯的长诗《丁登寺旁》中的句子：
我已学会了怎样看待大自然，
因此不再懵懂无知，像青涩时那样，
而常能听到人生低沉忧郁的乐声，
不粗粝，不刺耳，
却有足够的力量，使人沉静安详。
我感到了某种令我惊奇的东西，
它带来了崇高思想的欢畅，
那超凡脱俗之感，像高度融合的物体
来自落日余晖，
来自清新的空气，海洋，
来自蓝天与灵魂之光，
那种动力，那种精神，
推动着有思想的万物，穿越一切，走向前方。
所以我依旧热爱草原，树林，山峰，
热爱这绿色大地上的万般镜像。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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