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陶铸在辽吉

收集整理人：江其田 

在吉林省白城市恢复恢复建设后的辽吉省委旧址纪念馆里，笔者看到了陶铸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辽吉省委、在白城子的红色足迹和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于是，写下来这一篇文章，以飨读者。

陶铸（1908年1月16日－1969年11月30日），又名陶际华，号剑寒，化名陶磊，湖南祁阳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1926年,考入广州黄埔军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第四野战军第七纵队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广西省委代理书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常委等职务。文革期间遭受迫害，1969年11月30日，因胆癌病，逝世于安徽省合肥市，享年61岁。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陶铸平反，并给予高度评价。1978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致悼词。

由于革命工作需要，陶铸同志曾经在解放战争期间，曾经在辽吉省委书记。

那是 在日本投降后，东北境内有我党的政权和军队，国民党的政权和军队，还有前苏联的红军，情况千变万化，形势错综复杂。1946年初，国民党反动势力在东北挑起全面内战，以重兵向解放区发动进攻。6月1日，根据党中央的批示精神，东北局决定成立中共辽西省委、辽吉军区和辽吉行政公署，先驻洮南天恩地局。9月，中共辽西省委在洮安县（白城子，今白城市）改建为辽吉省委。辽吉省委、辽北省政府都曾驻在白城市，办公旧址现在为白城铁路工人文化宫和白城铁路运输法院、白城铁路运输检察院。辽吉省委由陶铸担任书记，并兼任辽吉军区政治委员，陈郁担任副书记。当时辽吉省委设组织部、民运部、宣传部，下设5个地委开展工作。二地委驻长岭，三地委驻乾安、前郭旗，四地委驻洮南。与此同时，辽吉行政公署也迁至洮安县。1947年2月，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撤消了辽吉行政公署，在洮安县（白城子）成立辽北省政府，共辖39个县、旗。省政府主席阎宝航，副主席朱其文，临时参议会议长于文清。省政府下设卫生厅、教育厅、民政厅、财政厅、贸易管理局、粮食局、邮电管理局等行政机构，负责处理政府日常公务。 

辽吉省委、辽北省政府和辽吉军区驻在洮安县（白城子）时，以陶铸、阎宝航、邓华、聂鹤亭等人为首的辽吉解放区党、政、军领导，在党中央和东北局西满分局的领导下，正确地贯彻、执行了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胜利地完成了建立民主政权和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贫苦劳动人民的翻身解放运动，及以参军参战、开展大生产为中心的支援解放战争运动和清剿土匪等革命斗争，巩固、扩大和发展了辽吉解放区，有效地治理了辽吉解放区的政治、经济、军事、交通、邮电等工作，胜利地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的光荣历史使命。同时还依据战争形势的需要，成立了群众团体组织，有辽北省荣誉军人管理委员会、辽吉教育工作者联合会、辽吉文艺工作者协会，还有妇女联合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等。这些组织成立后都有力地配合、协助和支持了党的各项革命事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贡献了力量。还成立了辽吉区防疫委员会，有效地防止了鼠疫的发生和蔓延，保障了人民生命安全。在这期间，中共东北局、西满分局的彭真、李富春、罗荣桓、林枫、蔡畅、黄克诚等领导同志，都曾亲临洮安，指导辽北解放区的各项工作。 

1947年10月，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决定废除封建半封建的土地制度，实行彻底平分土地。陶铸同志作为辽吉省委书记参加了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的北满书记联席会议，会后辽吉省委向各县市发出《重要通知》，要求在1948年春耕前完成平分土地任务。提出了首先满足贫农要求，中农原则不动，彻底没收地主、没收富农土地的指导方针。1947年底，陶铸在辽吉省委召开地委与直属县委书记会上作了《新形势下新任务下的群众运动》报告，明确指出：要以革命性的精神，彻底实现平分土地，把贫农路线真正贯彻到平分土地的每一个工作环节中去，进行以县为面的大发动。1948年1月，平分土地工作全面展开。工作中，陶铸同志亲自下乡与贫农群众拉家常，宣传土地政策，号召群众发动起来。在平分土地中，先由贫农、军烈属挑好地，中农选二等地，富农优先于地主，挑坏地，边远地，零散地。相同成份还要比穷，比苦，比勤；看剥削程度，看斗争表现，看人格，看阶级立场。通过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使平分土地工作得到了很好落实，全区（当时白城所辖）有七十多万人分到了土地1400多万亩，人均近20亩，使全区真正实现了土地制度的根本变革。但在运动后期也出现了“左”倾，打击面过宽，侵犯了中农的利益，为此，陶铸同志及时开展了纠偏反左工作，予以补偿。 

历史上，辽吉是鼠疫流行地区，国际上也将这个地区列入“险区”。特别是日本“731”部队在败退之前曾大量把带有鼠疫菌的活体老鼠投放东北各地，造成东北地区鼠疫横行。由于日军“731”部队培育的鼠疫菌感染性强，流传面广，更具有发病快，死亡快的特点，令人心惊，常常是一个人得上，全家甚至全屯遭到传染死亡。当时人们描述鼠疫流行的惨状：“东老鼠，西老鼠，人见死鼠如见虎，死鼠不几日，人死为圻堵。尽死人，莫问数，月色惨淡愁云护，三人行来十步远，忽有两人横截路。尸骨满地人烟无，田间无人收禾谷……”自从1910年至1949年间，辽吉地区就发生特大鼠疫灾害达五次之多，其中重大鼠疫灾害有两次，第一次发生在日伪统治时期的一九四一年，当时死亡人数多达五万之众。 

1947年6月15日，陶铸率辽吉省委从白城子来到八面城，当时，三江口地区发生特大鼠疫，陶铸在电告东北局的同时，亲率省委一班人火速赶到三江口疫区。当时，有过几次鼠疫经验的医生曾多次来拜见陶铸。他们向陶铸介绍了1941年日伪时期辽吉地区发生严重肺鼠疫，当时一些村子同时发生鼠疫。日本关东军为控制鼠疫传播和蔓延，派出大批军警封锁甚至毁灭正在发生鼠疫的城镇和村屯。日本人甚至只要发现某一屯中有少数人染患了肺鼠疫，就不惜动用大批军警严密封锁，然后放火焚烧整个村屯。一旦发现跑出来的人，不论是否染患肺鼠疫，一律架起机枪扫射屠杀。他们向陶铸提出建议，依照当年日本关东军在辽吉和东北三省控制鼠疫灾情蔓延的做法，火速封锁灾情严重的村屯，挖断公路，切断四洮铁路和火焚重点鼠疫区。陶铸听后当即拒绝，并义正词严地表示：“我们是共产党的军队，如果我们也那样做，又和日伪反动派有什么区别呢？” 

陶铸在鼠疫灾情蔓延最严重时期，率领辽吉军区干部和我军防疫医疗队进入灾区。同时发动大批群众和民兵，及时组成了抢救队。他一面依靠我军医疗力量和药品抢救疫民，一面紧急疏散尚未受到鼠疫波及的附近村屯群众转移。对于已因鼠疫丧生的群众，则火速组织干部群众进行就地掩埋，消灭鼠疫的传染源。陶铸将生死置之度外，亲自带领干部在鼠疫区工作，当时一些领导和同志们劝陶铸退出疫区，他却说：“我到东北来是准备献出一切的，如果我牺牲了，只要在我的墓碑上，写上‘共产党员陶铸’几个字，我就别无所求了。”由于陶铸决策果断，措施及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肺鼠疫的扩展和传播。 

当时，东北局批准了陶铸关于尽快解决鼠疫疫苗的请示报告，并拨款东北币十万元，在陶铸的具体领导下，在白城子火速建成了一座专门生产鼠疫疫苗的制药厂，日夜研制和生产了二十九号鼠疫疫苗。 1947年7月12日第一批疫苗运到三江口，有人主张让陶铸和辽吉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先行注射，可是陶铸再次作出先群众后干部的注射程序。最终这次波及辽吉地区的肺鼠疫灾情在7月下旬即得到彻底的控制，并没像国民党希望的那样，波及到整个东北三省，更没有影响辽沈战役的全面胜利。 

陶铸同志逝世后，党和国家给于他很高的历史评价。

作为一名党的高级干部，陶铸同志清正廉洁，艰苦朴素，时刻关心干部群众的疾苦。在怀念陶铸同志的歌曲《常相忆》中，他的老部下、词作者刘异云深情写道：“同吃野苦菜，身披战士衣。”歌词正是对陶铸同志艰苦奋斗作风的真实写照。他在东北3年，冬天始终穿一件普通的日本棉军大衣，总务科同志几次想为他换换，而他总是把为他准备的大衣送给过路的干部或比他条件差的同志，而他仍穿着那件旧军大衣，直至东北解放。毛衣、钢笔经常被他送给需要的同志。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是和干部战士一起吃、住，他常讲：“只有同人民群众同生死共患难，才能筑起新的长城。”在他的带动下，党员领导干部大大发扬了艰苦奋斗作风。繁重的工作任务，艰苦的斗争环境使陶铸身患肺病，经常咯血，但他将个人身体健康置之度外，经常抱病工作，不病倒了决不休息。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有些干部也患有肺病，陶铸同志对这些干部的病都非常挂念，常常关照秘书处同志要对一些身体不好的同志在生活上多加照顾。他曾亲自为吕明仁、许立群等同志找大夫，安排治疗。他常常把组织上为给他治病从敌占区买到的一些在当时颇为难得的药品如磺胺制剂、盘尼西林等送给其他患病的同志，陶铸同志这种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的事例很多很多，至今一些老同志谈论起来还感动不已。

陶铸同志一生襟怀坦白、光明磊落，表现出共产党人所具有的坚定的革命意志和顽强的拼搏精神，正如在他的名篇《松树的风格》中写道：“……像松树一样，不管在怎样恶劣的环境下，都能茁壮地生长，顽强地工作，永不被困难吓倒，永不屈服于恶劣环境。”他始终以革命为重，以事业为重，转战大江南北，北上辽吉，南进福建，立下了赫赫战功，做出了杰出贡献。 

陶铸同志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艰苦奋斗数十年，建立了重要的历史功绩。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鞠躬尽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党和人民将永远铭记他的光辉业绩和崇高风范。

陶铸同志一生忠于革命，忠于党的事业，历经磨难，百折不回。在大革命失败时，他坚信革命必将胜利，毅然投入到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在身陷囹圄时，他大义凛然，坚持自己的信仰。他在所著的散文名篇《松树的风格》中写道：每一个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人，都应该像松树一样，不管在怎样恶劣的环境下，都能茁壮地生长，顽强地工作，永不被困难吓倒，永不屈服于恶劣环境。陶铸同志的人生正是松树风格的最好写照。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对革命理想的忠贞不渝，使陶铸同志无怨无悔地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献给了人民。

陶铸同志具有坦荡、宽阔的胸怀。他勇于探索，善于创新，注意研究革命和建设的规律，在不少问题上提出了具有一定前瞻性的意见和建议。在革命队伍内部，同志之间，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善于深刻反思，敢于修正错误，追求真理，并对在工作中出现的偏差，主动作自我批评。他曾痛切地指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造成国民经济三年严重困难的根本原因，要严肃认真地从领导工作的缺点中去查找。他在广东的群众大会上公开指出：搞“反瞒产”，使群众饿了肚子，干部受了委屈，今后再也不能搞浮夸了，要靠实事求是过日子。陶铸同志说过：要培养高尚的情操，就要丢掉一切私有观念，与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彻底决裂；要有坚强的革命毅力和“韧性”；要有丰厚的劳动人民的感情。这样的历练和修养，成就了陶铸同志旷达的人生，也给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树立了崇高的榜样。　

陶铸同志当年在辽吉省委忘我工作的精神，永远激励着东北、乃至全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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