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名单当休矣

            文/刘林海

     我第一次听到“白名单”这个词，脑海中立马浮现出一幅悲催的画面：枪口下，一群衣衫褴褛、面无血色的人，双手高举白色布条之类的东西，战战兢兢从潮湿的坑道中鱼贯而出……。于是就觉得，白名单上的人，当是生存权利受到威胁的苟活者。

    待一番研习，才知白名单意指允许开展特定经营活动的商事主体名单。不免就为自已的孤陋寡闻生些羞惭。至于白名单规则诞生于何时，率先应用于何方，苦于未寻着出处。孰料在其后的日子，竟感觉这模式几成燎原之势，已然成为众多行业与领域备受推崇的经营手段。申请银行贷款、跻身重点项目施工、提供大宗商品供应、承揽中介服务，这些本属正常的市场活动，兀是齐齐多了一个白名单上榜为前奏。榜上无名的，唯望交易兴叹。于是乎，想要立足商场，削尖脑袋钻进白名单，便成了企业生存的头号要务。

     按说制定名单一节，乃属管理者对管理对象的管理手段。然白名单非也。其为一方商家对外掌握的允许成为合作对象的审核名单，而相对方则是趋之若鹜的众多上杆子买家与卖家。白名单的制作者，既可是买家，亦可是卖家，只不过以市场定位论资格。若是买方市场，白名单制定权在买家；若是卖方市场，制定权当然在卖家。前者如金融市场的银行，后者如建筑市场的甲方。一份白名单，彰显的是市场运营中上对下、大对小、强对弱的“主客”规律。若再细察，白名单的制定者又大概率是清一色的国字号大牌，而争相上榜者，基本属于乌泱乌泱的小微民企。

     白名单既是合作资格的认证书，未上榜白名单者，自然成了交易禁入者。在由白名单制定者发起的诸多商事活动中，概吃闭门羹没商量。

     多年的职业习惯，让我患上了喜欢逆向思维的毛病。对如今己属稀松平常的白名单现象，时觉心有戚戚。

     古往今来，平等二字乃商业活动中最核心之公序良俗。“店大欺客、客大欺店”中一个“欺”字，道出了人类文明对市场不平等现象的深恶痛绝。时光进入法治时代，平等二字更被法律肯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开宗明义强调：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而对照现实中愈演愈烈的白名单模式，只觉得理论与实践走向了高度的分裂。正可谓理念很丰满，现实极骨感。

    一家企业若想取得经营身份，除了筹措软硬件设施外，最终须以国家管理机关核发的证照作为入场门票，此即营业执照。然而，以国家名义背书的这张门票，而今竟在某些财大气粗的市场参与者面前，形同废纸。欲与他们交往，得经其再次审核后方才赋予交易资格，列入白名单。从这一点出发，白名单规则，似有凌驾于国家和法律之上的特权行使之嫌。设若这种特权是纯粹的私人企业所为，或可宽容地视作强势之下的任性，但若是国家出资的实体，难免有假国家之势，搞国中之国、治中之治之虞。

     若挖掘白名单规则的运行背景，其过程自是耐人寻味。一家或买或卖的巨贾大腕，针对自身的业务向社会发出合作“邀请”，顿时引来无数商界英雄争先上门竞折腰，接下来便是一场筛选盛宴轰轰烈烈。“赴邀”者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力图胜出。“掌筛”者八面威风，精挑细选，左右逢源。你来我往中，填了多少欲壑，肥了多少私囊，你知我知、天知地知。至于上榜者与落榜者的实力差异，反正也没有法定的指标衡量，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

    如果把成本核算视作企业的生命源泉，似乎又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同样的实力水平，白名单中的上榜企业与落榜企业相较，上榜的企业经营水准与服务水平大概率逊于未上榜企业，何哉？概因上榜企业的相当一部分成本用于上榜运作，此即高居不下的公关费用。但羊毛出在羊身上，公关费用的消化，最终还得依赖经营中的品质降档与价格提升。于是乎上榜企业经营标准的质次价高就在情理之中。一番骚操作，把劣币驱逐良币的糟心规则，又妥妥地诠释了一通。

     事物皆有对立的两个方面，既有白名单，对应的当是黑名单。尽管对未上榜企业没有贴上黑色标签，但合作关系的禁止，无异于宣告其统统属于不受欢迎的劣等主体。中华经典的《三字经》，开首就是人之初、性本善，现行法律也奉行无罪推定原则。而这白名单背后的逻辑，无非是天下第一的老子眼里，熙熙攘攘的他人中，非劣即骗，不得已间，矮子里面拔将军，筷子中间挑旗杆，找些说得过去的列个单子凑合着来往。原来那平等二字早已被他们扔进爪哇国里，天生的优越感，让他们戴起有色眼镜，大防于他人，任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商渣意识深入骨髓。若以道德与法制价值衡量，可谓格格不入。

     是谁给了白名单制定者底气？当然是无与伦比的优质资源占有权。或为雄厚的财力、或为肥硕的项目、或为垄断的资质。若对其权利（力）溯源，十之八九又源于国家的划拨、委托、授权诸项。可叹这些大大小小被国家认可的权利拥有机构，在自家管控的一亩三分地中，变着法子玩些花花样儿，把阴魂不散的封建习气奉为圭臬。殊不知，这种逆民族传统、损害国家利益的“举措”，实则是对国家公信力在执行层面上的严重异化。

    推行白名单，当然是对权利（力）的行使。但常识告诉我们，除却个人权利，任何带有公权色彩的权利行使，都必须有明确的法律或规章依据，且须严格受制于规范约束。而一旦权利的行使变得随心所欲时，往往就会演化出灾难。有人说过，人性之恶中，权力的拥有者总想在自己的权力限度内最大程度地为难别人。如果把热心白名单模式的推动者心理动因细作分析，或不无此方面因素。当然，无利不起早，除了享受折腾他人的快感之外，乐惠于利益输送中的润滑剂，更是重中之重。

    探讨至此，无疑可得出一个浅显的结论：商场中的白名单当休矣。然而，更加生猛的现实几乎让人窒息。细作调研后，才发现白名单规则竟已蔓延至堂堂的行政与司法领域。据悉，某地行政执法部门设立了企业白名单，凡上榜企业“无事不扰”，意即企业无违法情形者，不上门检查；某地法院设立了企业诉讼白名单，凡上榜企业，即属于“院企互信”单位，一旦涉诉，可在审理期限与程序上享受特殊待遇。甚至，还创出一档“预查封企业白名单”，即上榜企业一旦成为被告，免受银行账户查封之苦，改作收存一张成本几可忽略的保险公司保函。

     呜呼，这无异于官宣于世：凡进入白名单的社会成员，即可成为优等主体，除免受来自政府机关的不合理干扰外，更可享受法外特权。而无缘入榜者，必须承受无事亦扰的不公待遇，更需在法律诉讼中面对公然的厚此薄彼。

      在法治社会，于私权而言，法无禁止即可为；于公权而言，法无授权不可为。在缺乏法律规制的情况下，仅就市场论，大牌企业以其官商背景制定白名单，尚因囿于民事范畴仍可商榷的话，而在国家治理中，属于国家机构的行政、司法部门，在缺失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别出新裁推行白名单制，则是毋庸置疑的违法之举。

      人人生而平等，作为法人的芸芸企业亦是。交易是合作，商场非战场，双赢才是真赢，接受纳降式的白名单模式，有若自我捧杀！

在国家治理中，管理者终极目标是服务于社会，正常情况下，每一个社会成员皆享受国家法律与制度的保护，皆有社会活动参与权，皆享有平等的权利并承担平等的义务。管理者应当穷其所能保障大众利益的实现。若凭借其缺乏约束的权力推行白名单之类活动，既是对公权的滥用，亦是对法制的亵渎，更是对民众的欺凌。其情有若自绝于百姓！

    取缔白名单，方为社禝之大幸！

刘林海

陕西省礼泉县人，先后就读于西北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西北政法大学法律专业。文学学士、法律硕士。经济师、高级律师。

一九八三年参加工作，一九九零年起从事专职律师工作。现任陕西汉廷律师事务所主任，西安仲裁委员会、渭南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曾获“全国律师电视辩论大赛”陕西赛区“最佳专业知识辩手”奖。

第一部长篇小说《汉京城》由作家出版社于2019年出版。

第二部长篇小说《落户》由作家出版社于2022年出版。

第三部长篇小说《牛老板》已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