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从杜聿明对郭汝瑰的怀疑说起。郭汝瑰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中将厅长，是潜伏在国民党军中枢的中共地下党员，他利用其特殊身份为我军提供了大量军事情报，在我军与国民党军的战略决战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深受蒋介石信任的杜聿明，作为辽沈、淮海战役中国民党军的实际最高指挥官，在屡战屡败中把怀疑的目光指向了郭汝瑰。他特意到郭汝瑰家造访，竟然发现郭汝瑰住的房子是租的，沙发带有补丁，与其他国民党高官的洋楼豪车相比实在是太寒酸了。杜聿明在吃惊不已的同时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判断——郭汝瑰是共党！于是向蒋介石谈了对郭汝瑰的怀疑，没想到却碰了一鼻子灰，蒋介石质问杜聿明：难道清廉的就是共产党？这段故事传递了这样的信息，即共产党人的清廉，在当时就连对手也是认可的。

廉洁和俭朴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决定的，我党从建立之初就以为天下劳苦大众谋利益为己任，初心和使命要求这个党必须艰苦奋斗、不谋私利。

我党赣东北根据地创始人，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写的《清贫》广为人知，他被俘后，国民党士兵以为像他这么大的官身上一定会有很多钱，但搜遍他的全身，竟然一个铜板也没有搜到。方志敏在另一篇文章中写到，“为了阶级和民族的解放，为了党和人民事业的成功，宁愿居住在卑陋潮湿的茅棚，宁愿吞嚼刺口的苞粟和菜根，宁愿困穷……”。

还在红军创建之初的井冈山时期，毛主席鉴于当时的艰苦环境和我党我军性质，提议取消了军官的薪金待遇，实行供给制，从总司令到伙夫几乎都是一样的供给标准。这个制度从红军到八路军、新四军再到人民解放军,一路保持下来，成为我军的光荣传统。据诗人艾青记载，1938年延安的津贴标准为士兵1元，排长2元，连长3元，营长4元，团以上干部直至毛主席、朱总司令等5元，真正体现了官兵一致。从红军时期制定施行,以后逐步完善的《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中最重要的三条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这三条看似简单朴素，却是我军区别于以往一切旧军队的重要标志，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成为我军官兵的自觉行为。随着革命形势的好转，我军的生活待遇逐步得到提高，但上上下下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和规矩意识已经形成。延安时期，爱国华侨陈嘉庚率团来考察，毛主席招待他们一顿饭只花了几角钱，与其在重庆时国民党高官花天酒地的宴请形成鲜明对比,爱国华侨捐赠给毛主席的一辆小轿车,被他送给了几位老同志使用,自己仍然以马匹作为交通工具。陈嘉庚先生当时就断定，将来的天下是共产党的。

而当时国民党军政高层的贪腐现象却司空见惯,愈演愈烈。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派往全国各地的接收大员无不以中饱私囊为能事，眼睛盯得是“房子、车子、票子、金子、女子”被当时舆论讽为：“五子登科”。即使在解放战争后期面临全面溃败的形势下，国民党的贪腐也未能有所收敛。

1949年底，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已解放，蒋介石集团在垂死挣扎之际，军政高层念念不忘的仍是抓紧最后的机会发财！海南战役发起前，岛上的国民党残余部队朝不保夕，在这样的生死存亡之际，岛上的国民党最高长官薛岳、陈济棠等人的主要心思，不是放在如何防止我军登陆，而是放在捞钱上。薛岳向国民党政府虚报八万多人的空饷纳入私囊，而号称“南天王”的陈济棠则利用十分紧张的船只走私贩卖铁、金、锡、水晶、煤油、鸦片等,获取暴利。如此，海南战役尚未打响，胜败大势已定了。据有关资料，当时几乎所有的国民党军政高官都介入经商，都有大量的动产和不动产。抗战时期，陈嘉庚率领的华侨团在重庆住的嘉陵宾馆十分豪华，一打听，这家宾馆是时任行政院长孔祥熙家开的。当时的国民党官员除了有丰厚的薪俸外，还有一笔特别费可以自行支配，不用报销，多被官员纳入私囊。时任四川省主席张群每月的特别费有十万之多，而张群在国民党高官中尚有“清廉”之称。

毛主席说过，城市是军队的陷阱，那些腰缠万贯的军官们在战场上能够拼死吗？毛主席远见卓识。我党我军在战争年代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最终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夺取全国胜利，  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我们党和军队代表了人民的利益，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戴，得民心者得天下。但是如果没有从建党建军初期就营造的官兵平等、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如果没有“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的纪律约束，我们的官兵尤其是高级军官也像国民党军那样，攻占一城一地后,即把缴获的金钱财物装入腰包，如果我们的高级军官也有大量的私产，我军还会有那么强大的战斗力么？答案是不确定的。

蒋介石1949年行将撤离大陆前痛定思痛，思索总结，将共产党的 优势概括了几点，包括组织严密 ，纪律严厉，主义第一等，其中把“干部不准有私产” 列为中共最重要的优势。可见，蒋介石最终也找到了国共两党优劣胜败的关键所在。

国民党虽然败了，但却心有不甘。宋美龄曾经提出过自己的见解，她说：共产党的干部廉洁，那是他们还没有尝到过掌权的滋味！

宋美龄质疑的问题，当时的有识之士也敏锐地觉察到了。郭沫若先生写的《甲申三百年祭》，用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打进北京城,推翻了明王朝而又功败垂成的历史教训，向中共领袖们提出了警示。民主人士黄炎培与毛主席的“窑洞对”,更是面对面的提出了“历史周期率”的问题。

毛主席饱读史书，对郭沫若、黄炎培提出的问题十分熟谙，看的可能更深更远一些。他提议把《甲申三百年祭》列入整党文献，要求党的高级干部认真学习，引以为戒。对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他给出的答案是实行民主，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两个务必”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提出来的。中共中央在由西北坡进北京的时候，毛主席对书记处的同志说：我们这是进京赶考，我们一定要考及格，决不当李自成！“赶考说”和“两个务必”是毛主席对我国几千年历史治乱兴衰规律的深刻借鉴和反思，在历史转折的重大关头,为全党全军打了一针“清醒剂”。

由于领袖的清醒和引领，建国后很长一个时期，我们党和军队经受住了执政掌权的考验。毛主席、周恩来、朱德等领袖清廉自律、躬行节俭，关爱百姓的高尚品质和情操为国人敬仰，树立了共产党人的巍峨丰碑。那个时期，廉洁自律从小事做起，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会议，如果喝茶，需要交一角钱的茶费，否则，只能喝白开水。领导人到基层调研，吃饭需要交餐费。那个时期，党坚持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路线教育和整风运动，不断与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的行为进行斗争，保持了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涌现了以焦裕禄为代表的一大批廉洁奉公、艰苦奋斗的领导干部典型，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金一南在《苦难辉煌》序言中写到：近代以来，没有哪一个政治团体像中国共产党这样，拥有如此众多为了胸中的主义和心中的理想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义无反顾、舍生忘死的奋斗者。他们不为官、不为钱，不怕苦、不怕死，只为主义,只为信仰。那时的党无愧于这一评价。

   然而，曾几何时，党的信仰和廉洁为民的初心被一部分共产党人丢掉了，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迷失了方向,在以金钱为中心的意识指配下,大搞权钱交易,贪污腐败,走上犯罪道路，给党的整体形象抹了黑，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甚至军队也搞起了经商活动，受社会不良风气影响和商人习气浸染，部队风气急转直下，纪律性和纯洁性严重受损，一批高级将领纷纷落马，个别的被境外敌对势力收买,出卖重要军事情报，沦为叛国叛军的间谍。 从被对手都承认清廉，到贪腐问题频频爆雷，这在群众的认知上是怎样的一种落差啊？

当年毛主席与黄炎培“窑洞对”提出的“历史周期率”问题,再一次摆到了共产党人的面前。从历代封建王朝盛极而衰到历次农民起义先胜后败，再到苏共垮台，东欧剧变，这些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给我们一个相同的警示,任何一个政治集团，如果解决不了自身的问题，时间或长或短就会导致社会肌体旧病复发，由腐败而走向毁灭。

历史又到了一个紧要关头，习近平同志以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敏锐洞察力和战略担当,给出了新时代答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清醒的历史自觉和坚定的历史主动，着眼于解决自身的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正风肃纪，出台了“八项规定”，从解决群众反映最强烈的“四风”问题入手重塑党的形象；以铁的手腕开展反腐败斗争，不断清除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毒瘤；果断停止了危害我军近20年的军队经商活动，习近平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新时代的“古田会议”，从建军思想上正本清源，拨正了军队建设的航向！

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明确提出了“自我革命”的理论，这是我党就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跨越七十年给出的第二个答案。这个理论就是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 。 党的二十大，把“自我革命”写入新《党章》!

党的“自我革命”理论的提出，是党的建设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自我革命，就是要刀刃向内，刮骨疗毒; 自我革命，就是要让理想信念的旗帜高高飘扬，没有理想信念的支撑，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会走远。只有勇于自我革命,才能赢得历史主动,赢得人民拥护,始终站在时代前列,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万水千山不忘来时路。一个政党最难得的就是历尽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清廉是共产党人的纯正底色，更应是共产党人代代相传的红色血脉！愿我们的党在自我革命中拂去岁月厚厚的封尘，寻回生命中最初的那份纯真，高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旗帜，千秋万代，永不变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