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涟源一中（傅治同）

我与涟源一中（傅治同）｜山径精华热点

2024-06-19 12:29:33 13177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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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涟源一中

【傅治同】

1.涟源一中_450

一、漫漫求学路

（一）统考

1952年上半年我在涟源二中六班读初中三年一期。学校接到上级批示，要我们提前与初中三年二期的五班同时毕业，并进行全省统一考试。这是新中国进行的第一次招生统考，也是所有学校一律进行秋季招生的开始。（编者注：1952年8月，因湖南蓝田县与陕西蓝田县重名，湖南蓝田县改为涟源县。同年11月，益阳专区撤销，涟源县改属邵阳专区。）

当时涟源有四所中学，即省立十五中、涟源县中、赣风中学、建国中学。除省立十五中是完全中学外，其他都是初级中学。1952年学校一律公办，省立十五中改名涟源一中，涟源县中改名为涟源二中，赣风中学改名为涟源三中，建国中学改名为涟源四中。

1952年7月，四校集中到涟源县城蓝田镇准备进行统一考试。我们二中学生从西阳乡（二中所在地）出发，步行100多华里到达涟源县治所在地蓝田镇，住在蓝田小学进行复习。大约是一个星期之后，接到省里的通知，考点不设蓝田，改设湘乡。于是我们又长途跋涉200多华里，赶赴湘乡。正当夏天，烈日炎炎，一路走来，汗流浃背，又饥又渴，凡遇井水，便牛饮一番。不料我染上了痢疾，一边走，一边“拉”。经过三天三夜，到达湘乡，人已骨瘦如柴，命悬一线。老师立即把我送到县医院，医生说再晚点来看病，便没命了。吃了几片氯霉素，病奇迹般地好了，但身体虚弱，浑身无力。

因为四校都有提前毕业的班，有些课程尚未学完，于是四校联合进行复习。但老师总是强调多休息，而不是复习功课，在临考之前还组织排演话剧。我因为在小学、初中期间都曾上台演过戏，被老师动员出来担任角色。戏名叫《实验室之火》，说的是特务破坏科学试验，盗取情报的故事。我演那个被特务利用的试验员，参加演出的还有省立十五中的刘素兰和涟源四中的梁永固老师。戏排好后，在湘乡县的大会场演出，观众居然十分踊跃。

（二）奔波

考试题目并不难，考完后各自回家等待录取通知。我虽然是湘乡人，但我的家离县城还有足足120华里。于是我和同班、同村的王宗仁（后改名王毅平）经受了一次新的考验。这一天我们一早就起床，收拾好行李，匆匆吃了早餐，就上路了。当时我是16岁，宗仁是14岁，身上背着行李，一路狂奔，经过十三、四个小时的努力，到家里已是满天星斗、万家灯火了。母亲见我劳顿疲惫的样子，伤心地流下了眼泪。在家等了一个月，终于在当时益阳地区的机关报《湘中报》登的录取榜上找到了自己的名字，我和宗仁都被省立十五中录取了。八月底，我和他又一次踏上征途，由我的二哥挑着行李，步行100华里，到达了蓝田镇的光明山，走进盼望已久的省立十五中（不久即改名为涟源一中），开始了我新的求学之路。

从离开涟源二中，到走进省立十五中，共计行程540华里，没有车，没有船，全凭两条腿，一步一步地走过来，而且此后还要不断地走下去。从蓝田镇到家乡湘乡壶天有100华里的路程，这是一条古驿道，路还算宽敞。据说当年有一个状元，骑马从蓝田跑到宁乡，一路把经过的地名写在诗里，我记得前面几句，道是：

蓝田出口太平桥（桥名，是蓝田镇南大门），七里长冲（地名）踏马头（马头坳，地名），牛角弯弯（牛角冲，地名）道士石（地名，有一立石极似道士出行），花花绿绿画眉桥（桥名），柘溪（地名）大道好跑马，龙建设（地名）里水滔滔。

还有很长一段，可惜忘记了。这应该是一位民间诗人的作品，状元写诗的不会如此浅露。为了求学，就是在这一条路上，我穿着父亲编织的草鞋，来回跑了七八次，行程七八百里。这使我想起了屈原的那句名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从此我走上漫漫的求索之路。

二、艰难前进路

（一）班级

1952年9月1日是开学的日子，我和宗仁被编入高19班。原涟源二中6班的同学如郭致甫、郭长清、李建辉、李娄辉、刘培芬、康人德等大都编在这个班，还有涟源四中的龚建国、李周书、李国光、张信威、曾翠兰、聂松青等也在这个班。这个年级共两个班，即高18、高19，除个别调整外，是按报到先后编班的。涟源一中和涟源三中的同学，大都是涟源县城及其附近的，报到时间早，所以大多编在18班。涟源四中在桥头河，离县城60里，涟源二中在西阳，离县城100多里，这两所学校的同学报到就晚一些，所以大多编入19班。编入19班的同学中，四中的大都是骨干，主要是班干部，如班主席、团支书都是由他们担任；二中的直到毕业也没有人担任过主要领导，好像就只有康人德当过体育委员，我任过学习委员，成清泉当过支部委员。这主要是涟源二中的团建工作太落后，毕业生中只有少数几个团员，大都考上中专，而进入涟源一中的就只有成清泉、李建辉二人。因为19班干部力量强，为了加强18班的干部力量，后来把李国光调去18班，而陈嘉萍、颜可平则从18班调进19班，但陈、颜都不是骨干，他们的调动各有原因。

18班的首任班主任是赵赓雍老师，大约是在1958或1959年与徐运钧老师同时调入邵阳师专，1961年赵因故调离师专，到邵阳市二中任教，文革中病逝。

19班的班主任是张劲松老师，他中等身材，深度近视，性情温和，深受同学爱戴。他研究生毕业，学问渊博，但讲课并不生动，因为他学的是经济学，而教的是近代史。由于这个班的干部力量很强，班上的事，大都不用他亲自出马。每次班里搞活动，都是班干部请他来作指导，具体事宜，他都不必参与。这应该是当班主任的最高境界。作为班上的落后生，他对我的帮助很大。由于我很调皮，身材高大，胡子粗黑，大约在他眼里，不像个中学生。有一次班上开会，他竟然叫我"老傅"。这使我十分震惊，以为他对我会另有看法。其实他对我是十分看重的。三年之中，他一直在关注我，培养我。从一年级起，他就让我担任班学习委员，到二年二期，他推荐我到校学生会任学习部长。让我这个连团员都不是的后进生，做到"部一级"干部，这在当时是要有很大勇气的。据说他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他自然成了"帮助"的对象。大约在我们毕业后不久，他就"下放"到乡村中学，直到退休。他当年学经济，是为了国家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但他没能赶上时代，终其一生，他的学问成了"屠龙术"，一直没有派上用场。退休后，他住在长沙，有时也回老家湘阴小住。我每到长沙，都会去看望他，直到他八十高龄去世。由于没有得知他去世的消息，我未能去送别。使我终身遗憾。但是，他那戴着深度眼镜的、瘦削的、温和的、时常带着微笑的脸庞，却已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二）落后

我是直到毕业也没有入团的，不是自己不想入，而是"条件还不成熟"（团支书语）。我在涟源二中念书时，算得上半个"有影响"的人物，身边总围绕着一群小伙伴。舞台上演戏有我，操场上搞运动有我，食堂里打野狗有我，储藏室里偷黄瓜有我，老师开会时爬上窗户做鬼脸的也是我。自己并没有感到有什么出格，但在老师心目中，我早已是一个落后分子了。二中校长刘锡宇也知道我的大名，甚至在全校周会上点名批评过我，我却浑然未觉。

到了涟源一中后，依然我行我素，加上二中的几个伙伴也进了高19班，经常相聚在一起。戏还是演的：在《韩梅梅》中扮老饲养员，还到涟源几个区乡巡回演出，颇有一点影响。暑假回家还组织一班同学自编自导自演《不能走那条路》（据李准同名小说改编）。还到郭致甫家乡涟源大科乡演过《打鱼船》;不会唱京剧却在廖植春的指挥下，边学边演《打渔杀家》；不会唱花鼓戏，却和王焕明演出《刘海砍樵》。他男扮女装演胡大姐，我演刘海。为了演好这出戏，我和王毅平一起到涟源湘剧团去借服装和胡大姐用的那两把羽绒扇，说尽好话总算完成任务。

我体质不强，但也还爱好体育运动。说起来惭愧，我还是班排球、篮球队员、校体操队员（这要归功于梁力平的培训）、"著名"篮球裁判，一有"重大"赛事，康人德就会在一块小黑板上大书" xx 队对 xx 队，裁判傅治同"。海报一出，观众云集，裁判起来，神气十足，自己也很得意。其他如短跑、跳高、跳远都有不俗的成绩。在校运动会上，跳高获过第二名，三级跳远获过第一名。当时实行的劳卫制，顺利通过二级，到现在我还保存着那张劳卫制证书。遗憾的事也是有的，那是乒乓球水平实在太低。有一次，在食堂里同邱衍打乒乓球。邱衍是乒乓球高手，他不是和我打球，而是逗我玩。我每发一球，他总是放高球，球落在网，蹦起老高（俗称"逗矮子")，我却老接不着。一连几次，我窝火了，挥起球拍对着他砸去。幸喜他头一偏，没有砸中，于是他赶紧逃跑。我也不去拾球拍，从身上掏出一把小剪刀就追，一直追过钟楼，追到教室旁边，与教导主任刘绍东老师撞个满怀。刘老师一把抓住我，没收了我的小剪刀，问清原由后，把我狠狠刺了一顿。这件事并没有影响我和邱衍的友谊，但事后肯定传到了班主任和团支部那里，应该算是思想落后的表现。

读高中时，我的身高已超过1米70，毕业时是1米75，可惜以后再也没有长高了。由于个子较高，我的座位总是靠后。靠后的好处是不喜欢的课可以搞小动作，缺点是喜欢听的课要尖起耳朵听。徐运钧先生的语文课是我最喜欢听的课，我不很喜欢的是外语课。我们的外语老师，先是魏湘宗先生，后是尹世珍先生，两位都是饱学之士。但我那时太年轻，太不懂事，竟然没有认真听他们的课，以致今天外语仍不如人。有一次我的邻桌颜可平，新买了一付小扑克牌，虽然只有普通扑克牌的一半儿大，但对那时的中学生来说，已是十分珍贵了，在这以前我们都是自己动手用硬纸片做扑克玩。因此对这付扑克特别珍爱，上课前玩了一会，意犹未尽，刚好碰上尹先生的英语课，竟然在上课时也玩了起来。尹先生高度近视，为人和善，从不批评学生。他有一个习惯，就是上课时一边讲课一边在教室里来回走动。我们因为玩得忘了神，老师走到我们身边，浑然不觉。他叫我们站起来，想没收扑克牌，要我们检讨，结果我们坚决不给（实在是太舍不得），也不检讨。相持一两分钟，老师叫我们坐下，也没有强行没收扑克牌，继续他的讲课。这件事使我十分敬佩尹先生的宽容，也始终怀着歉疚之心，想对他说声"对不起"。尹老师后来任教娄底师专，我曾多次登门拜访。由于子女太多，又都在农村，他的家境并不太好。大约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段历程。魏老师则自1955年我离开一中后，再没有见过，竟不知其所终。颜可平和我一起考入武汉大学，他在历史系，我在中文系，同住一栋宿舍，能经常见面。毕业后，他似乎分配在湖北孝感的一所中学任教，不几年，因患胃癌，英年早逝，令人痛惋！

（三）初恋

高中时期，是人的青春期，生理的变化引起了心理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对异性的爱慕上。班里男女同学之间已经有人在递小纸条了，有人开始开玩笑，说某某与某某是一对，这其间就有彭玉树和成谷雨，李建辉和李国衡。两对后来终成眷属。彭、成都在长春读大学，一个读长春师范学院，一个读长春地质学院，两个中学同学，千里迢迢跑到关外，接触自然要多一些。在中学播下的爱情种子，终于发芽、开花、结果。大学毕业后，他们喜结连理。后来"夫妻双双把家还"，谷雨在湖南地质学校，后调省化工研究院，玉树在湖南中医学院任教。两人生有二男二女，其中还有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夫妻恩爱，儿女孝顺，家庭生活十分美满。我每次赴长沙，都要去拜访他们。不料1999年5月，谷雨突然得病去世。噩耗传来，有如五雷轰顶，但他忠厚戆直的形象已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国衡与建辉一同考上华中农学院，毕业后在湖北恩施工作。1964年，我同建辉在娄底火车站的售票厅，偶然相见，惊喜之情，难以言喻。她去湖北，我回邵阳，匆匆一别，40年来再未晤面，不免感伤惆怅。据说国衡已经仙逝，我们永远失去了一位厚道纯朴的好同学。

表达对异性爱慕之情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而我和我的伙伴的一种特殊方式就是给女同学起外号或者叫昵称和给女同学的漂亮度打分。虽说以开玩笑的形式出现，但玩笑背后也有真情。初20班和高19班的教室并列，都是砖瓦结构的平房，并无遮拦，同学们出出进进，能够一目了然。这个班有一个女同学，高挑个儿，高鼻梁，长长而略显消瘦之脸，透露出一种古典美。我一眼就看中了她，给她90分的高分。我的伙伴不同意，认为给的分太多，而我则认为给分还太低，分数到95。伙伴都说："真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后来打听到她姓名，因为姓戴（姑隐其名），我又给了她一个昵称叫戴维斯。戴维斯虽然是志愿军空军英雄张积慧击落的美国王牌飞行员的名字，我取这个外号只取其"王牌"之意，而实际上她就是我那时心中的"维纳斯"。客观地说她并不是很漂亮的，当时我只顾表达自己的潜意识，却忽略了"影响"。没想到这样做会伤害对方的自尊心，更没想到会加深组织上对我的坏印象。果然，当毕业前夕（她是初中毕业）我鼓起极大的勇气托她的同乡我的同班同学阙兄带给她一封信，表达希望交往的心愿时，她很快回了一封信，批评了我给女同学打分取外号的行为（肯定是我们班上的女同学告诉她的），拒绝了我的要求。尽管当时我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但对她的美好印象一直留到今天，毕竟这是我的不是初恋的初恋。从此以后，直到认识我如今的老伴之前，我再也不敢也没有给任何女性写过求爱的信。但我对她的好印象并未因为她的回绝而消失。去年还写过几句韵语记念她：

同学少年笑我痴，多情独寄"戴维斯"。

如今老去心犹在，未死春茧总吐丝。

也算是对这一段自作多情的往事的了结。

由于上述种种的"不良"表现，组织上开始注意我了。他们费了不少精力和时间来"帮助"我这个后进生。

2.如今老去心犹在_450

（如今老去心犹在，未死春茧总吐丝）

（四）出身

根据阶级斗争的理论，一个人的思想行为乃至一举一动都与家庭出身密切相关。傅治同出身佃中农（相当于四清以后的下中农），怎么会如此落后呢？查档案发现了问题。

首先，查出我的父亲是富农，富农怎么会生下一个佃中农的儿子呢？班主任找我谈话了。我作出了解释：原来我的父亲在解放前夕的1948年，把毕生积攒下来的钱买下了一家地主的15亩水田和5亩旱土，还有一座破旧不堪的房子。这家地主信息灵，他知道共产党就要打过来了，土地房屋一定会被"共产"，于是急急忙忙用贱价卖出。我父亲是一个只知耕作、不问世事、一心想发家致富的自耕农，看到如此便宜的房地，一狠心就买下来了。于是他决定将原有的土地房屋分给我的大哥和三哥，依然由他自己耕种；新买的房地分给我和二哥，由二哥耕种。原来两地都属湘乡壶天乡，解放后不久我和二哥的所在地被划入新成立穆溪乡。土改时人民政府宣布解放前三年的土地房屋的买卖交易一律无效。这样我和二哥原来拥有的土地和房屋又归到了原来的卖主名下，我们则一无所有，但又不能算贫农。土改时，乡政府采取了折衷方案，算是我们租用地主的房地，划了个佃中农的成份。这个历史事实涟源一中不予承认，它只认定一条，即富农父亲不能生出一个佃中农的儿子，于是强行将我的家庭出身改为富农并未去乡政府作调查或取得乡政府的证明。这一改，不只改变了我的出身，同时也改变了我前半生的命运。反右时因为出身富农，被划为"中右"；反右倾时，因为出身问题，被团支部当作小彭德怀批判；"文革"中因为出身问题被打成黑帮分子。出身啊，你就像幽灵一样，一直在冥冥中主宰着我的命运。

其次是查出我的社会关系也有严重问题。我的两个叔叔都是地主，其中一个土改前夕被镇压，这些我在履历表上都写上了，自然是不成问题的，但据说还有一个问题没有交代，组织不提醒，自己也一直蒙在鼓里。我老是想，我都写了几次申请了，怎么就入不了团呢？一直到我考上武大时，严育鸿与我考在中文系（他原是涟源一中团总支的组织委员），他才悄悄地告诉我，我之所以在一中入不了团，是因为我的大哥加入过国民党，而我没有交代。天呀！解放时我不过是一个十三岁的少年，我怎么可能知道我的父亲、哥哥、叔叔、姑姑、舅舅、姨妈的政治社会活动呢？于是我立即写信给大哥（这时他是湖南省益阳地区水产局的干部）问他是否入过国民党？大哥回信说，他曾集体加入过国民党，但无任何活动，并已向组织作了交代。我把信交给团支部，团支部函调益阳得到证实，于是终于在大学二年级光荣加入了共青团。这是后话，暂且搁下。

（五）检讨

为了帮助我这个落后分子，组织上可谓煞费苦心。我当时感受到的就有如下几点：先是"孤立"我，让我身边的好朋友纷纷进步，迫使我不得不进步。先是王毅平入团了，接着是康人德入团了，不久我的铁杆哥们郭致甫也入团了，郭长清更成了依靠对象。这时我的心突然感到从未有过的孤寂与悲凉。我决心"改邪归正"，向组织靠拢。记不清是在什么时候，我向团支部递交了入团申请书。组织上对我是关心的，我的"职务"一升再升，先是当选班上的学习委员，工作还算负责，班里的黑板报，由于我调动了班上的拔尖人才写稿的积极性，稿源是充足的，又有康人德的一手好字，总算是办得有声有色。后来升任学校学生会的学习部长，做了龚建国主席的"部门经理"，但在我的记忆里，我在学习部长任上，似乎并无建树。

接着是组织看电影《赵一曼》，看完后进行了小组讨论，组织班会活动。我在小组讨论中谈体会，在班会上发言，其实都是检讨。这些检讨在班上产生了一定影响，班主任和团支部似乎还比较满意。算是我走向进步的第一步。

如果说学赵一曼主要是针对全班同学的，那么学习马小彦则主要是针对我这样的落后分子的。马小彦是上海的一个"失足"青年，出身工人，后来混迹街头成了"阿飞"一类的人物，由于组织的帮助和他自己的觉悟，成了先进人物。（具体细节已经记不清楚了。）他的事迹登在《人民日报》上，学校号召后进学生向他学习。于是我就成了重点帮助的对象。在组织的帮助下，我认真读了《人民日报》那篇报道，结合自己的实际，写出了心得体会，并且在班会上谈了。当时班主任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我推荐到学校向全校同学谈心得，居然得到了学校的批准，让我利用中午时间到学校广播室以播音的形式向全校师生谈学习马小彦的体会。这是我一生中所出的最大的"风头"，也是第一次向大众吐露心声，实际上是公开检讨。有了第一次就有了以后的无数次，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这种检讨从反右、反右倾、四清，直到文革从未间断过，如果把这些检讨书全部收集起来，编成《傅治同检讨集》，恐怕可以编出四、五卷来。可话又说回来，尽管我学习马小彦成绩不错，并在全校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直到毕业，我还是没有被批准入团。原因已如前述。我就带着一种遗憾和茫然走出了涟源一中的校门。未来的路在何方，应该如何走？对于刚满19岁的我来说，脑子是一片空白。

3.未来的路在何方_450

（未来的路在何方？）

三、坎坷人生路

（一）高考

到1955年7月，三年高中生活结束了，大家都面临着高考，准备迎接新的学习和生活。同学都想报考理工科以迎接正在掀起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我也如此，因为我的学习成绩比较平衡，文科虽然比较突出，例如我的作文就曾被徐运钧先生作为范例进行讲评，但是我的理科成绩也不错。当时涟源一中有一条规定，凡期终考试平均成绩在90分以上者可免交学费，不附加政治表现条件。我凭成绩期期都免交学费，当然，如果附加政治条件那就轮不到我了，单就这一点我一直感谢涟源一中的这条规定。虽说当时每期学费只有5元钱，但对我已经一贫如洗的家庭来说，这已是一个可观的数目了。由于报考理工科的人太多，需要动员一批人报考文科，我就是被动员的对象。先是班主任张劲松老师，接着是语文老师徐运钧先生。徐老师是我最敬佩的老师之一，他的动员起了决定性作用，于是我改报了文科。

7月，骄阳似火，我们冒着酷暑，顶着炎日，步行120余华里，我们来到湘西南及湘中地区唯一的高考考点邵阳市。住在邵阳市二中，而文科考场设在邵阳市一中，两校相距不过300米，比较方便。但我没有考出应有的成绩。第一场语文考试就把我考懵。作文题是《你准备怎样做一个高等学校的学生》，我一看，这种表态式的作文题，真不知如何下笔。因为对高等学校的学习和生活一无所知，只好胡乱表了一番决心。作文本是我的强项，结果却连自己都很不满意。三天考完，就和家住娄底一带的同学，快快地踏上回家的路程。途经杨家滩，在周华范家住宿一晚……

邵阳一别，迄今已五十一年，有些同学再也没有见过面，而个别同学则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世事沧桑，人生苦短，令人浩叹！

（二）斗鬼

在家等待录取通知的过程，是一个漫长而备受煎熬的过程。从7月初回家，到8月中，仍然杳无音信。父亲见我心烦，就带我到离家20多里的姐姐家散散心。当晚父子同榻，半夜一个噩梦将我吓出一身冷汗，原来我在梦中同一个恶鬼搏斗。吓醒以后，稍一定神，我便对父亲说，我可能考上了。我说"鬼"字边加个"斗"字是个"魁"字，旧时科举不是把考上叫“中魁”吗。父亲半信半疑，其实我也半信半疑。第二天早饭后，我们即起程回家，还未到家门口，我的三哥正高举着武汉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远远地向我祝贺。我高兴但也有些遗憾，因为我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现在录取的是第二志愿，这都是那篇该死的作文作的怪。

这个斗鬼的梦，幽灵似的一直伴随着我，似乎在冥冥之中掌管着我的命运。它演变成一个"魁"字，把我送进了武汉大学；它分解成"斗鬼"二字，在"文革"中把我变成"牛鬼蛇神"，不断地被造反派批斗。到改革开放新时期，它又合并成一个"魁"字，使我在政治上获得新生，在人格上得到整合，在教学科研上取得了一些成绩。

（三）冬寒

在武大的四年，真是一言难尽。既有美好的回忆，也有痛苦经历。1957年我已经离"右派只有五十步了"（毛泽东语），好在只有同情右派的思想（这些思想都记在日记里）而没有右派的言行。正因为如此，在反右斗争中，我还被当做积极分子对班上右派进行过批判，伤害过那些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学。反右后，我被提拔为班主席。1958年向党交心，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我终于把那本充满右派思想的日记交上去，得到了组织的"宽恕"，处以撤销班主席职务、留团察看一年、内定为"中右"的处分。1959年毕业时，志愿支援边疆地区，准备奔赴正在筹建的内蒙古大学任教。后来内政部（相当于现在的民政部，当时大学生由高教部负责培养，内政部负责分配）指示，原分内蒙古的毕业生改派辽宁。于是我于1959年7月31日由武汉经北京抵达辽宁省会沈阳。在沈阳等了十多天的档案，终于由省人事厅再分配到大连师范学院（后改辽宁师范学院，即今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

在辽宁师院不到三年的时间，在教学上颇得学生及老师的好评，系主任隋宗茂先生特别器重我，但政治表现却"糟得很"。先是因为在校农场连续苦干48小时后，一直睡了近八个小时，因而被批判得有口难辩，因为其他同志也一样干，而只睡了四个小时。后是因为1961年回湖南省亲，把家乡看到的情况在团支部的学习会上作了如实陈述，而遭到批判。认为我的言论同彭德怀是一唱一和，无非是攻击"大跃进搞糟了，人民公社办早了，总路线搞错了"，于是我成了"小彭德怀"。这是第一次把我同中央的"反党头目"联系起来进行批判。

这时候我开始感到组织对我的不信任，感到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对我的巨大压力，因为同样的话其他同志也说了，为什么只批判我呢？当时政治上我找不到一个知己，更没有一个真正关心我的人，加上我的新婚妻子坚决不肯来大连吃窝窝头和高梁米，借着这个理由我请调回湖南。几经周折，又得到新建的邵阳师专的接收函。于是我于1962年2月离开大连，回到湖南邵阳，时年25岁。当时我的家乡湘乡属于邵阳地区，也算是支援家乡建设。七年前我从邵阳考上大学，绕了一个大圈后，又回到邵阳，有点像鲁迅笔下的苍蝇。从此我在邵阳生了根，五十年了，我的头发白在邵阳，牙齿掉在邵阳，将来骨灰肯定也撒在邵阳，我和邵阳真是结下了不解之缘。邵阳给我的既有悲也有喜，但像我这种人，只要在中国，大都逃不脱这种悲喜交集的命运。

到邵阳后，正处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后期，老百姓则称之为"过苦日子"。"日日奔忙只为饥"，身体是吃了亏，也有一点水肿，但这时全国已中止了政治运动，所以我在精神上反而轻松了许多。到了1963年，邵阳师专停办，改办教师进修学校，中文系近20名教师只留下5名，而我忝列其中。1965年师专恢复，重新招生，这时我在业务上已是骨干。1963年下半年"23条"颁布，政治运动又开始了。心惊胆战之余，总是自我宽慰﹣这回该轮不到我了吧。不久徐运钧老师下放到隆回，另一位老教师因在教《曹刿论战》时说毛主席的游击战术继承了曹判的战术而遭到反复批判。风声鹤唳，令人不寒而栗。他们都是"名老"教师，我是青年教师，心里总存一丝幻想。不久，一个新名词产生了，说不但要批"名老"，还要批"名少"，我不幸又被列入全校三个"名少"之中而遭到批判。当时主要批判教学中的"封资修"，我的教案和讲义交全校师生进行批判，我教的是"古代文学","封建主义"的东西多得很，而我又为这些东西唱赞歌，自然是"罪该万死！"

转眼到了1966年春天。这个春天对我来说却是一个严酷的冬天。从此厄运就紧紧伴随着我，一跟就是十年。这十年里，我从"反动权威"、"黑帮分子"、"刘少奇孝子贤孙"、"漏网右派"、"牛鬼蛇神"、"现行反革命分子"、"林彪反革命集团社会基础"，到"邓小平右倾翻案急先锋"，什么帽子最坏，就把它往我头上戴，不管我的头是否合适，只要"革命群众"觉得舒服就可以了。随着帽子名号的升级，批判和打击也不断升级。先是没完没了的写检讨和交代，接着是小会批，大会斗，关进"牛棚"，罚跪，挨打，戴高帽子游街。怎样的方式最能侮辱人，就用怎样的方式对付我。当时我不恨"革命群众"，对伟大领袖更是一往情深，认为这些都是我自己"罪有应得"。我只恨自己为什么要出生在一个富农家庭，只恨自己当年为什么要误入歧途学什么文学！精神上折磨完了，又开始了身体上的惩罚。先是下放农村，后是赶进五七干校，什么活儿最苦、最累、最脏就派我去干。在农村和干校三年，开过荒，种过田，代替牛拉过犁，开过拖拉机，当过泥水匠，到深山老林里烧过木炭。

为了家庭，为了无辜的妻子儿女，我活过来了。

4.狂风暴雨动图

（四）春暖

粉碎"四人帮"后，经过了短暂的"后文革"时期，我的命运发生了巨变。1983年组织上动员我入党，1984年民盟湖南省邵阳市委动员我入盟，为了邵阳市的统战事业，校党委认为我先入盟后入党更好。就在这一年，我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1985年我被推选为市政协委员，一当就是五届，直到2003年退下来。这期间，我前后任民盟邵阳市委主委三届，邵阳市政协副主席二届，湖南省政协委员三届，其中省政协常委一届。我常常反思，就我个人而言，似乎没有什么根本性的改变，我还是我，而我的社会地位却发生了天地易位的变化。应该说是社会变了，变得人性化了，变得宽容了，变得尊重人了，变得和谐了。

在学术上，我并无多大建树，因为长期在第一线教学，并无多少时间进行学术研究，只在教学缝隙间写了一点东西，也都上不了台面。由于国家的关怀，社会的厚爱，大家对我那些不像样的东西给予了认可。1985年我当选为全国大专古代文学学会副会长，1990年我的一项教学成果被评为湖南省高校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1992年获得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终身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获国家级优秀教材奖并晋升为教授，1994年获教育部颁发的曾宪梓教育基金教师奖。先后主编、副主编、参编和纂写各种专著、论文集、高校教材、工具、诗文集等20余种，撰写论文50余篇，被学生评为邵阳师专最佳良师益友，邵阳学院师德标兵。（编者注：2002年，邵阳师专与邵阳高专合并升格为邵阳学院。）我的传记和名录，先后被编入官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享受政治特殊津贴和技术人员名录》（国家人事部主编）、《湖南名人志》、《邵阳志》、《中国教育家大辞典》等书。2003年被湖南省政府聘请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明人归有光在他的《项脊轩志》中的一段话："余区区处败屋中，方扬眉瞬间，谓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谓陷井之蛙何异。"我大概属于这种"陷井之蛙"，让同学们见笑了。因为比起其他同学来，我这点东西已是小巫见大巫，而且已不属回忆高十八班、十九班生活的范畴。但是为了尊重编辑的要求，还是写了上边这些话。

晚年生活是幸福的。我今年（2006）已70周岁，还在岗，是高十八班、十九班少数几个未退休者之一。老伴是小学退休教师，儿子是大学教授，儿媳是工程师，女儿从政，女婿从商，孙子大学毕业，外孙还在念高中。我已经很满足了。

去年学院为我举行了"傅治同教授从教45周年座谈会"，在会上我即席赋打油诗一首，现在抄在下边，聊且作为这篇已经拖得很长的拙文的结尾：

古稀年纪幸福家，不烟不酒偶喝茶。

赖有老妻同患难，更无儿女惹麻纱。

教书尚得学生喜，做事敢求时世夸！

莫道桑榆情已晚，怡然笑看满天霞。

（2006年3月于邵阳学院无求斋）

（编者注：本文源于恩师傅治同所赠《治同文存续编》一书。201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5.傅治同赠书签名350

（2012年7月，邵阳师专1979级中文科毕业30周年回校看望老师。傅治同教授向学生赠书）

【尾韵】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要用歌声让你忘了所有的痛。灿烂星空谁是真的英雄，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

《真心英雄》(周华健).mp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