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文/刘林海

     我一直想写一篇关于父亲的文章，努力了几年，却总觉难以下笔。我不知道什么样的文字才能恰到好处地表现出对父亲的真实感情和理性评说，又不至于亵渎了已在另一个世界安身的先人，而致良心不安。如今，父亲逝去已整整三十年，我也渐入老境，想想还是应该把心里的话说一说，既是对父亲的追思，也是与自己的和解。

     中国人喜欢用严父慈母来形容自己的生身长辈。我觉得一个“严”字远不能概括父亲于我曾经的威权。若是稍进一步，把父亲称作苛父，倒是觉得妥帖。

     我的父亲生于旧时代，是同龄人中稀罕的文化人。激情年华时，曾响应蒋总统号召，应征青年从军，出境入缅抗击倭冦。内战爆发后，作为国军士兵，因不满服役的军队所作所为，当了逃兵。逃跑途中被共产党的军队俘虏。被允准回乡后洗心革面，投身新中国建设。先是干过一小段时间公安，其后的大半生，心血倾注于三尺讲坛。因为属于建国前参加工作的人，晚年享受了离休待遇，被称作老干部。

    我曾努力地挖掘与父亲相处几十年间的回忆，试图寻找堪称温情的点滴，但常以遗憾告终。印象中父亲屈指可数的几次笑意，似乎都属于令我脊背发凉的冷笑或是急风暴雨来临前的衬托。

    当年和父亲打照面的时候，遭受叱骂是常态，挨耳光或打板子是司空见惯的事。

    大约是五岁的时候，我跟着一帮大孩子去生产队的大田里玩，有胆大的孩子揪断红薯秧，寻着刨那未成熟的红薯。队长追过来时，孩子们一哄而散，唯瘦小的我被队长抓住，用绳子绑在大车木轱辘上。父亲来领我的时候，跟队长满脸堆笑地赔情。回家后，却用一块木板抽打起我的屁股，孰料那木板上有一颗钉子，当我的裤子被鲜血染红之际，父亲冷静地找钳子拔去钉子，继续抽打。虽然我一再辩称我没有动过红薯，但却无法终止受刑的过程。

     捉迷藏是村里的孩子们醉心的游戏，而我在参与其中时，却常常被如神兵天降的父亲揪着耳朵，在一众小伙伴的哈哈大笑中，歪着头呲溜着嘴，被提溜着回家。以至于别人嫌败兴头，常常拒绝我参加游戏活动。

     我曾经随着父亲在他任教的那个学校读过一年初中。那是我人生至暗的一年。为了能坚持下去，我学会了使乖弄巧。例如从窗户偷窥父亲的行踪，远远看见他回房间时，会把事先准备好的抹布拿在手上，随着脚步声渐近，表演着擦起桌子。忙天里下连阴雨时，我会当着父亲的面，装着愁眉苦脸的样子，哀叹自留地里未碾打的麦子被雨淋坏了。即便如此，熟悉我处境的同学们仍常常用戏弄的口吻，询问我今天是否又挨了打。

     曾经在一个发小家玩，发小的父亲招呼我们一同玩扑克。正是大冬天，几个人蜷在堆着被子的热炕上，把争上游玩得酣畅。不料发小取胜时，却突然发出阵阵嚎叫，嗔怪中竟在他父亲脸上拍了一巴掌。原来是他的父亲输得急眼，悄悄在被窝中使劲拧了儿子的大腿。看到这从不曾见过的父子关系，我恍如隔世。

     父亲的蛮横，一直持续到我考大学那一回。头一天考罢，我在县城的姨母家吃完晚饭，在门外碰见了来问究竟的父亲。父亲习以为常地骂了一句粗话，让我详细地跟他汇报具体情况。那一次，我生平第一次顶撞他说：记不准了。

    对于高考，我有些记恨父亲。父亲是教英语的，他总想让我考上外语专业，强令我把大部分的学习时间用于背诵英语单词。我觉得他是拿我的前程用来证明他的成功，逆反心理不用说是很强的。而事实上，因为顾此失彼，我的其他课程不可避免地受了影响。那一次对父亲的不敬，是我在十几年来忍无可忍中的第一次爆发。

     父亲失去了随心所欲对我施加干予的时间，是在我上了大学之后。那时也是我世界观基本成型之时。我平生真正感受到了自由的气息。为了让曾经的记恨尽快淡化，我试着不从“父亲”的摡念出发去评价父亲，认知才慢慢全面了一些。

     父亲是一个极其固执的人，但这种固执或可解释为对命运顽强的抗争。父亲在淮海战役期间被解放军俘虏，解放军政工人员欣赏父亲有文化，动员父亲参加人民军队。但父亲因为看惯了旧军队祸害百姓的恶习，认为兵匪自古是一家，冒着不惜被处死的风险，坚决拒绝。等到回了家乡，真正认识到解放军确是人民子弟兵的时候，又死磨硬缠地跟打进家乡的解放军求情加入军队。文革的时候，因为早年的经历，他被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送回原籍改造时，白天参加劳动，夜晚就在墨水瓶制作的油灯下书写申诉材料，一年左右的时间，写过的材料足有一尺厚。当年我的姐姐想上大学，为了求得一个社来社去的推荐指标，父亲几乎把从公社管事的专干到县文教局局长循环着，从冬天拜访到夏天。以至于在父亲的同事中流传着一句话：碰了南墙不回头的犟老刘。

     父亲是一个迂腐的文化人。这迂腐尤其表现在对书籍的极度痴迷上。父亲脱下戎装后，在师范大学读了两年中文专科，把古典文学喜欢得一塌糊涂。教授高中语文时，常常引经据典。据说在当年县城教师队伍中，父亲是公认的才子。只不过树大招风，其后的运动中，父亲就自然成了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黑权威。设若那时父亲及时转向，学会乖巧，说不定还会顺风顺水，但父亲在批斗会上仍是侃侃而谈、据理力争，结果换来了无情的开除了事。恢复公职后，父亲改教英语，按说这应属不需太过钻研的学科，但父亲却自费购买了中短波收音机，把各省广播电台的英语教学节目播出时间详细列表，常是通宵达旦地收听，以至于别人误以为他偷听敌台。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书比他的命还要紧，似乎除了走路、睡觉，他从来都是书不离手。时不时会看到他的眉毛或额前的头发出现一片焦黄，那是油灯下读书时的忘我所致。因为知道他的脾性，每每走亲戚时，主家都会事先为父亲安顿好一处无人打扰的读书角落。父亲外出时的行李从来没有少过书籍，他也曾毫不忌讳地跟人讲，没书读不如杀了他。在那个并不崇尚学识的年代，父亲的的确确属于另类，喊他书呆子者，不少的人在同情中透着鄙夷。

     父亲是一个节俭得邪乎的人。他从来不乱花一分钱，出行时总会带上干粮，打尖时跟别人讨口水喝就行。印象中从来没听说他有过进馆子的经历。高中的老师讲形象，大多数人穿买来的成衣，可父亲的衣服多是母亲缝制的。反正只要是可有可无的花钱项目，总是难觅父亲的影子。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他离休之后，每次他到城里来看我，都是骑自行车跋涉一百多里。他跟人说他是为了锻炼身体，唯有我心里清楚，他是舍不得一元五角钱的公共车票。那一年县上组织离休老干部去杭州旅游，父亲随行，十来天的行程，父亲回来后跟我说，他只花掉了一毛五分钱，是渴得厉害时买了一杯茶水。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父亲节俭的背后，是我们一家大小八口人在困顿的年代基本没有出现饿肚子或衣不蔽体的情形。当年我们居住的农村，因为缺粮而断炊的人家比比皆是，因为缺衣一家人冬天坐在土炕上出不了屋子的情形绝非传说。而我家的日子，时不常会引得别人羡慕。从这一点上来说，父亲的节俭与一家人的安生度日，应当是不无关系的。

     父亲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父亲写得一手好字，钢笔行书了得，毛笔书法更是远近皆知。学校里搞活动，村子里每遇红白喜事，楹联之类的东西大都出自父亲之手。父亲嗓子出众，学校或村上有文艺宣传活动时，每次都少不了让父亲登台一展歌喉。他会唱歌，还会唱戏，京剧、豫剧、秦腔，样样在行。尤为值得称道的，他对各类乐器无师自通。学校的文艺宣传缺少乐队人选时，他就会锯起二胡或吹起口琴。有一年，他所在的学校买了一架手风琴，他跟教音乐的老师套了几天近乎，竟也像模像样地拉出了一曲曲优美的旋律。

      与对孩子的态度完全相左，父亲对同事和乡邻基本上是有求必应。乡亲的孩子上学需要疏通关系时，他会倾力相助；村人有遇到不平冤情需要申诉时，他义务愤笔疾书。故而在别人的眼里，父亲是个通情达理的好人。但当年在我挑剔的心目中，父亲就是个会装的人。及至成年后，我跟母亲探讨父亲的行事风格，母亲把父亲的性格归因于早年的经历薰陶所致。母亲说父亲当年幼小时，残暴的爷爷曾当着父亲的面，用裹腿绑着奶奶的一双小脚，倒拖着在空旷的田野上飞跑；父亲当国军的时候，亲眼看着自己的战友被长官双手绑着吊在高高的炮管上导致残废。这些法西斯的画面，虽刺痛过父亲，却也不可避免地在父亲的世界观中添加了毒素。母亲的这些故事当然是从父亲嘴里听来的。联想到父亲暴打我的那些时段，恰好是他被开除下放之时。最悲催的人生经历，难免让他本有缺陷的性格更加变本加厉。

      有一件小事让我对父亲的性格认知有了变化。我有了儿子后，闲着的父亲为我看了一年多孩子。爷孙之间其乐融融。而让我震憾的是，在父亲离开儿子后，每每儿子受到委屈，便哭着喊叫爷爷。无疑，有着最原始辨识亲疏能力的儿子把爷爷视作他在这个世界上最亲近的人。我不能理解，仅仅只在白天看护儿子的爷爷竟比我这个每天晚上抱着他入睡的爸爸更让他信任。仔细琢磨，其实说明一个道理，爷爷的温性己远甚于我而深入了孩子的骨髓。我由不得在心里质问父亲，当年的你，为什么就不能把而今对孙子情感的付出，哪怕提早匀出一点点？

     我的儿子与父亲的关系，让我坚定了对母亲有关父亲性格评价的认同。只不过又进一步明白，性格并非一成不变，随着环境和背景的变化，性格也会逐渐变化。

     父亲晚年的时候，我常想和父亲聊聊当年的事，但苦于多年来与父亲形成的僵硬关系，始终未能找到合适的机会。我一直不能认同的，是父亲好像对自己当年教育孩子的方式自感成功，甚至露言露语中，把包括我在内的姊妹们能自立于社会归结于自己教子有方。一直到父亲离开这个世界，我也未与父亲交心一回，这成了我后半辈子最大的遗憾之一。其实，若说悔愧于未能跟父亲坦诚交流一番，其实终极的遗憾，在于没能像我从小所羡慕的别人一样，那怕是成年之后，在父亲面前撒一回娇。

              刘林海

写于二0二三年七月五日

改于二0二四年六月十七日父亲节

刘林海

陕西省礼泉县人，先后就读于西北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西北政法大学法律专业。文学学士、法律硕士。经济师、高级律师。

一九八三年参加工作，一九九零年起从事专职律师工作。现任陕西汉廷律师事务所主任，西安仲裁委员会、渭南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曾获“全国律师电视辩论大赛”陕西赛区“最佳专业知识辩手”奖。

第一部长篇小说《汉京城》由作家出版社于2019年出版。

第二部长篇小说《落户》由作家出版社于2022年出版。

第三部长篇小说《牛老板》已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