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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豪生】
【摘要】“诚信”的本意是诚实无欺、信守诺言。儒家将“诚信”推崇为一种道德规范和自我修养的内容。认为“诚”是天赋予人的道理，人应“以诚为本”，效法天道真实无妄的品德，实现人的道德价值。认为“信”是立人立国之本，将其列为“五常”之一，要求人“言必信，行必果”。为此，“诚信”被奉为修身、立业、治国、用人、交友等的重要道德原则，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美德。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它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因而成为《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重要内容之一。
【关键词】诚实无欺；信守诺言；言必信，行必果；正人正心；公平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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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实守信既是我国古代传统道德的基本原则，也是我国当今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重要内涵。它要求人们诚善于心，言行一致。古代儒家特别强调“诚”，认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礼记·中庸》)任何人都不得违背天理，而应“以诚为贵”，严守诚实无欺的道德原则。“信”本指人所说的话及其许下的诺言、誓言、意愿，并常与“忠、诚、坚”连语为“忠信、诚信、坚信”。儒家认为“信”是立人立国之本，将其列入“五常”。要求人们对某种信念、原则和言论须出自内心的忠诚，对某种许诺、誓言和合约须始终坚定不变，做到言必信，行必果。因此，中华民族自古以来都将“诚信”奉为修身、立业、治国、用人、交友等的一条重要的道德原则。在长期的实践中，它虽带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对于消除社会虚伪之气和欺诈之风，培养人们的求实务真和乐于奉献的精神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然需要弘扬这种精神，因而“诚信”成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一项重要内容。
（一）
“诚”的本意是真实无妄或诚实无欺，被儒家的思孟学派推崇为一种道德准则和自我修身养性达到“正心”的内容，在中国古代影响极大。儒家认为宇宙万物并非为虚设的妄想，而是一种客观的真实存在。这就是所谓“诚”。客观存在的世界就是客观存在的天道。天道是真实无妄的，人道作为天道在人类社会的具体表现也是真实无妄的，道德就实实在在地存在于天地人三才之中。所以，《礼记·中庸》特别强调“诚”，提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孟子》也着重指出：“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其意思是：“诚”是天赋予人的道理，人就应效法天道的真实无妄的品德，实行“诚”，即实行人应有的道德准则。概括历代儒家学者对所倡导的真实无妄、诚实无欺的道德准则的论述，其内涵大致包括下列三方面：
其一，肯定人道与天道本质的一致，阐明“思诚者”必须真实无妄。“诚者天之道”，是对宇宙存在价值的肯定；“诚之者人之道”，是对人的本性、人类的道德价值的肯定。它们都出自于人和天地自然的本质。因此，要求人们尊重天道，顺应天理，合乎人道，自觉地按照人的本质去生活。如杨时慎重指出：“进德之事，莫非诚也。”(《龟山先生语录》卷 二)朱熹特别强调：“诚其意者，自修之首也。”(《四书章句集注·大学》)周敦颐还将“诚”上升到“五常之本，百行之源。”(《周子全书·通书·诚下》)。
其二，论证“诚能明善”的感人化育作用，提出君子应“以诚为贵”。《礼记·中庸》较详地论证了圣人以“诚”为性，自有明善的本能；贤人通过学、问、思、辨而“明乎善”，从而达到“诚”的境界。它进而强调“至诚为神”，可以起到天地化育的作用，所以，“君子以诚为贵”。孟子则提出“诚身有道”的观念，认为“诚”作为一道德意识，是对“善”的坚定信念和真实情感，以此行“德”方能达到感化人的目的。宋代程颢、程颐通过多方论证，指出如果“不以诚”事之，就会弃忠丧德，损人败事：“学者不可以不诚，不诚无以为善，不诚无以为君子。修学不以诚，则学杂；为事不以诚，则事败；自谋不以诚，则是欺其心而自弃其忠；与人不以诚，则是丧其德而增人之怨。”(《二程集·遗书》)朱嘉、周敦颐更是强调“以诚为本”，认为“诚”既是宇宙的精神实体，又是道德的本原，“诚”就是“天道”、“天理”。任何人不可违背。
其三，确认“信”为立人立国之本，提出“言必信，行必果”的道德准则。儒家将“信”确立为“五常”之一，要求人们不管处于何种地位、从事何种职业，都必须严格履行自身的职责和义务，做到言与行统一。究其实质就是启示和激励人们忠实于自己的本性和存在，对自身存在的价值作出确认和肯定。因而将“信”奉为治国、用人、交友、修身的道德准则之一。自孟子将“信”纳入“五伦”，董仲舒将“信”列入“五常”之后，更突出了“信”为立人立国之本的地位。“信”之所以是立人之本，是因为人的诚实守信，是为了实现自身的承诺，而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和严格履行道德义务的表现。这种以人之道来实现人本质价值的行为，足可以处理好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从而使人立身于天地之间，正心于人的道德生活。所以，孔子不仅认识到了“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而且还要求弟子们“谨而信”。(《论语·为政》)他在回答子路问怎样才可以叫做“士”时也强调：“言必行，行必果。”(《论语·子路》)所谓“言必信”，就是要真心诚意地恪守信用；所谓“行必果”，就是要果断坚决地履行诺言。不要言而不行，行而不力，拖拉滞疑，有始无终。“信”之所以为立国之本，是因为“信”乃“国之宝”。(《左传》)《吕氏春秋》曾对此作了具体的阐释：“君臣不信，则百姓诽谤，社会不宁。处官不信，则少不畏长，贵贱相轻。赏罚不信，则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则离散忧怨，不能相亲。百工不信，则器械苦伪，丹漆不贞。夫可与为始，可与为终，可与尊通，可与卑穷者，其惟信乎?”这就充分表明，社会结构的任何层面，社会秩序的任何举措，社会个人的任何言行，都必须与其本性相符合，达到真实无妄，诚实无欺，使之具有真实性、规范性和一贯性，才能稳定正常的社会秩序，维系和谐的人际关系，以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的安居乐业。故孔子曾说，一个国家可以去食、去兵，但不能去信，“自古皆有死，人无信不立。”(《论语·颜渊》)
（二）
坚持信义，讲究信誉，恪守信用是进行正常的人际交往的言行规范；以诚相待，以义相交，以谦相处是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的重要纽带；货真价实，买卖公平，童叟无欺是维持良好的贸易秩序的基本原则。要真正达到这种境界，履行这些原则，就必须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严守以诚相待，诚实无欺，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以理为宗，人己不欺的道德规范。这样，才能言可复，行可行，获得他人以诚相诚、以信为信的尊重。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十分重视诚实守信的道德修养。孔子曾以“信”为其“四教”(文、行、忠、信)科目之一，教育人们坚守信义，做到言而有信，行而有信。他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其意思是，只有言而有信，才能得到他人的信任。得到了他人的信任，虽在荒陌蒙昧之地也能顺利地行动，有效地实现自己的目的。反之，虽在自己熟悉的家乡，也会使自己的行为处处受到阻碍、抵制，无法达到自己的目的。从古人的经验总结和理论阐述中，诚实守信的道德规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信义相交，坦诚相待，不能虚情假意，背信弃义。人生在世，不能脱离人群，脱离朋友。人之所以要乐群，要交友，在于成人、成德、成才的需要，是由人的社会本质决定的。古代的“乐群”一词、是指乐于合群，利于为群。人不合群，则无法生存；人不利群，则难以相和。“朋友”一词，是指同道为朋，同志为友。道不合，则难以为朋，志不同则难以为友。而“乐群利群”、“志同道合”，须以“信义”为本，趋善避恶，忌伪求真，诚心实意。倘若虚情假意，就会相互猜疑，相互嫉妒，相互欺骗，其结果只能是背信弃义，阳奉阴违，欺人欺己，人伦丧失。正如傅玄所说：“讲信修义，人道定矣”，君臣、父子、夫妇若不守信，则“大小混然而怀奸谋，上下纷然而竞相欺，人伦于是亡矣。”(《傅子·信义》)人与人交往，不论是择朋交友，还是合群沟通，都须诚实无欺，恪守信用，尽其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才会使人际关系和谐、社会秩序稳定，使人的本性价值得到充分显现。例如，东汉桓帝时，荀巨伯到远方的边郡去看望一位已经卧床不起的朋友，刚好遇到匈奴打进城来。朋友请他赶快逃走。荀巨伯却坚决地说：“损害朋友之间的信义而逃生，这难道是我荀巨伯能干的事吗?”匈奴人来了以后，他就要求代朋友去死，连敌人也为之感动。这种患难与共的崇高行为，既考验了他们信义相交的友谊，也鼓舞了人民团结抗敌的情绪，从而产生了一种传颂千载的道德力量。
第二，信守诺言，表里如一，不能出尔反尔，口是心非。守信就是要求人们言而有信，言行一致，以信为本，信誉至上；不能言而无信，表里不一，朝三暮四，阳奉阴违。唯有守信，才能获得他人的理解、肯定、尊重和支持，保证行为的严肃性、顺利性和有效性。否则，就会被他人被社会所猜疑、否定、鄙视和孤立，失去人格的尊严和行为的信任。故孔子一再告诫弟子“谨而信”，“笃信好学”，“敬事而信”，“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后儒杨泉也强调“以信接人，天下信之；不以信接人，妻子疑之。”(《物理论》)儒家强调诚实守信，既是为了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的道德规范，又是为了寻求维系群体团结的精神纽带。故古人很注重守信：大至国家大事，小至日常生活，都重“言而信”、“一诺千金”。如东汉时代山阳范式与汝南张劭同在太学读书。分手时，范式向张劭说定，两年后的某一天，自己要去张家拜访。到了那天，范式不远千里准时赶到张劭家中。尽管这是寻常生活中交友守信之小事，但小而不做则大而不为，它给人们的启发不小。故《后汉书·范式传》中特载此事，以彰扬范式的诚信品德。
第三，正心诚意，人己无欺，不能自欺欺人，背信欺人。要不欺人，得先不欺己。欺人者，实为自欺欺人也。因为从人之道，即从人的本性来说，“信”并非仅指自己对他人的信任或他人对自己的信任，而首先是自信，即自觉地忠实于自己的本性，做到诚心实意，言行一致，使自身价值得到肯定的显现而自信。儒家将它概括为“正心诚意”。所谓“正心”，是指端正自己的本性而信于己。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符合于真实无妄的本性，从而使自身的存在价值得到肯定，使自身的言行举止合乎规范。所谓“诚意”，是指忠诚于自己的本性而不自欺欺人。要求自己在应事接物时，行于外而动于中，动于中而发于外，做到诚于心而信于己，信于己而不自欺，一切皆率性而行，真诚坦荡，好善恶恶，无怠无荡。这样，真心能应万物，诚心可对天地。故《大学》中说：诚意即“毋自欺也”。可见，儒家讲“信”，着重强调的是自信，即自己要竭力做到忠信，而不是一心追求他人对自己的信任。因为只有信于己，不自欺，才能不欺人信于人。自己做不到忠信，就根本不可能忠实于他人，也不可能得到他人的信任。正如荀子所说：“君子耻不修，不耻见污；耻不信，不耻不见信。”(《苟子·非十二事》)
（三）
人生的主要社会活动是职业活动，而职业活动的道德原则的基本要求是诚实守信。故儒家提出“以信接人，天下信之”。(杨泉《物理论》)“有所许诺，纤毫必偿；有所期约，时刻不易”。(袁采《袁氏世范》卷二)认为不管从事何种职业活动，只有恪守信用，才能获得他人的信任和善意的回应：提高职业的信誉，扩大职业的影响，产生职业的效益。因而特别强调在职业活动中现承诺，守合约，重诚意，讲信誉，并将其视为正己之本、治业之基、发迹之功、兴国之力。“可终身而守约，不可斯须而失信”。(张弧《素履子·履信》)这就告诫人们：信乃职业的宗旨及其行为准则，只能守信，不能失信。然而“诚”是善之源，信之本。要守信必须“以诚为本”，正己正心。历代儒者学者所提出的政德、士德、武德、商德、师德、艺德、医德、科德、史德、工德、农德等职业性道德，都必须严行正人先正己、正己先正心的道德原则。因而儒家又反复强调在职业活动中，不欺心，不欺人，信于义，行于义，并将它作为守信的标准及其行为的准则，即以此作为衡量是否守信和该不该守信的依据，来维持和保证诚实守信的稳定性和一贯性，来反对和杜绝背信弃义的虚伪性和欺诈性。
诚实守信对于以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商品消费为手段，以繁荣市场、振兴经济、发家兴国为目的的商品经济活动来说，尤显重要。中国自先秦以来所形成的传统商业道德规范，源远流长，内涵丰富。概括起来，主要体现于下列几个方面：
其一，买卖公平，童叟无欺。在中国长期的商品经济活动中，形成了“货真”、“价实”、“量足”、“合标准”、“无夹杂”、“守承诺”、“重信誉”、“保牌号”、“讲和气”、“市不二价”、“钱货两清”、“帐目分明”等传统商业道德规范，不管是异地流通交易，还是上市现买现卖，都得自觉遵守。做到公平交易，童叟无欺。这样，才称得上“诚贾”、“廉贾”、“良贾”。儒家要求商人在职业活动中，以德经商，不做欺心事，不赚亏心钱，真正做到价格同质量相符，杜绝以劣充优，以少充多，以假乱真，或虚定高价，愚弄顾客，欺诈弱小等不义行为。这就叫买卖公平，童叟无欺，以义导利，奉公以廉。故《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云：“经营商业，首重公平”，这是“关于商业兴旺之一大宗旨也”。
其二，恪守承诺，信誉至上。在古代的店铺、堂馆、货栈、作坊、集市等商品交易场所中，买卖双方所商定或签订的供销合约上，常常口头提出或文书标明：“公平交易，合法经营”；“价廉物美，薄利薄收”；“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原装原货，无杂无假”；“当面算账，钱货两清”；“一言一堂，市不二价”等承诺，应说到做到，言行一致，信誉至上，决不自食其言，骗诈伪饰，欺己欺人。只有坚持这种“以信取人”、“以义导利”的经营原则，才合儒家商德精神和规范。故孟子要求人们“唯义是从”，将那种离开“义”的标准来讲言必践行的人斥为“蹈蹈小人”。管子也提出“非诚贾不得食于贾”，认为商贾必须是“诚贾”。经商之人只有从义出发，才有诚实不欺、恪守信用的内在要求。宋代周敦颐在《通书》中对“诚”作了本体论和人性论的论证，提出“诚”是“人性之本”、“百行之源”，认为诚实守信是商贾的人格追求和立业之本，是商贾处理自己与国家、群体、同行、顾客、主人、佣人等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
其三，货真量足，价廉物美。这是“市不二价”，诚实守信在出售商品的质与量上的表现。所谓“货真”、“物美”，是指生产经营者对生产和销售的商品不仅要保证内在的质量高，还要力求外在的形式美，绝不能以次充好，以假代真，以丑为美。所谓“量足”、“价廉”，是指生产经营者对销售的商品，要做到达标保量，价格合理，绝不能缺斤少两，短三少四，哄抬物价。总之，在生意经营上，要“顾客至上”，尽力为顾客利益着想，杜绝一切诳骗伪饰的背信弃义行为。早在《周礼·地官》中就严格要求“贾民禁伪而除诈”，计量公道准确。明确规定商贾手里的十件商品若其中有两件质量不达标，就禁止出售。并严禁在度量衡器上耍招法，来蓄意克扣分量，或在货物本身上“以苦杂良”、“以假掺真”之伪饰来蒙骗冒充分量。这都是损人损己、见利忘义的越轨逾矩行为。其结果不但伤害了他人利益，有损于自身形象，而且有悖于道德良心，有损于自身人格，最终会因“天理”、“人道”、“国法”所不容，而被唾弃，遭受惨败。
其四，礼貌待人，和气生财。孟子把恭敬谦让之心看作“礼”之端始。《孝经》认为“礼者，敬而已矣”。儒家历来强调以“礼”来调节人际关系，要求待人以敬，卑己尊人。商品市场上，交往的面很广，接触的人很多，一定要一视同仁，不分贫富贵贱，不分性别年龄，都要以礼相待，以实相告，以谦相处，做到忙而不乱，急而不烦，责而不怒，问而不厌，迎进送出，百客满意。所谓“货是草，客是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买卖不成情义在，一团和气富自生”，“经商有德，和气生财”，“金钱如粪土，仁义值千金”等说法，就是对这种传统的商业美德的形象概括。它对于我们今天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仍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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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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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邹豪生（1938－2023），男，湖南双峰甘棠铺镇潭上江村人。1962年于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被分配到湖南省双峰县第一中学任教；1965年被选调到湖南邵阳师专任教（中文），一直工作到2007年已近古稀才退休离岗，教龄46年。邵阳学院中文系资深教授；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人民教师奖章、曾宪梓教育基金会全国高等师范院校优秀教师荣誉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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