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姥爷
一
“拉大锯，扯大锯，姥姥门上唱大戏，接闺女，请女婿，小外孙子也要去……”
小时候，奶奶哄我玩耍时，经常哼唱着这首古老的歌谣。实际上，姥姥门上从来没有唱过大戏。长丰镇上倒是唱过，老姑把我这个侄子接了去，连着听了两个晚上的。我家距离姥姥村不到三华里，连洼种地。从记事开始，我印象中一宿都没在姥姥家住过。但仔细想来，1963年发大水，父亲划着小船，载着母亲和刚满月的弟弟，一起去姥姥家。我那时才六岁，水往后走，船往前行，我还没在小船上玩够呢，船就停靠在姥姥家的村口。农村生下孩子满月以后，做母亲的都会带着孩子去娘家住上一些日子，称为“挪骚窝”。母亲应该在姥姥家住下了，我印象中当天没跟着父亲回去，应该是在姥姥家住过的。
孩子们走亲戚，去的最多的是姥姥家。那里是母亲的娘家，也是母亲生命的根。从小到大，我竟然很少去姥姥家，六岁之后从没在那里住过，并不是姥爷姥姥不喜欢我，每次去了姥姥都会给做些好吃的，比如用黑油勺子炒个鸡蛋，或者是炒一笸箩瓜子，两捧花生，给一把醉枣……也不是没孩子跟我一起玩儿，大舅家和叔伯舅舅家的两个表哥跟我同岁，见了我都非常亲热，常常带着我去沟坡或者小河边玩耍。
我不愿意去姥姥家，跟他家住房有一定的关系。姥姥家临街，朝东的门口，三间土坯的北房，东西两边是土坯厢房。那时候姥姥和两个舅舅都已经分家各过，但都住在一个院子里。大舅家有六个孩子，二舅家有五个孩子，加上姥爷姥姥，那么窄小的一个院子竟然住下了十六七口人，像北京和天津的大杂院里一样，显得那么拥挤。
“文革”开始以后，处处讲阶级成分，才知道姥姥家竟然也是富农。我们村九户富农，家家都是青砖的卧板房子，院子也比较宽敞。村里的上中农和中农，房子大部分都是青砖的，有的是卧板的，有的是挂斗的。贫下中农家的房子，有个别的是青砖房，大部分人家都是土坯的，房子很低矮，院子也很小。我家的亲戚里，除了二舅爷家是土坯房，剩下的三个姑奶奶和我大姑家，老姑家，以及三舅爷都是砖房。姥姥家一个富农家庭，竟然住的是低矮的土坯房子，小时候，无论如何想不明白，既然是富农成分，为何连一处砖房都没住上呢。
二
我们村有八个生产队，姥姥村有四个生产队，比我们村子的人口少一半左右。他们张家在村子里属于族大人多的，姥爷和姥姥去世时，我去过姥爷家的坟地，比我们李家坟地里的坟头只多不少，但坟里自古到文革结束后，连一块石碑都没竖起过，我也就无法知道那些先人的名字。那片坟地距离他们村子至少有四五华里，比农村任何一个姓氏的坟地要远上很多，农业合作化以后，坟地四周的土地早已划归为邻村所有。
张家最早的先人，在那里选择坟地，是当初已有的自家土地，还是觉得那片土地风水好与别人家换的，无从考证。古时候，每块土地不是姓张就是姓王，人死后只能埋在自家的地里，无立锥之地的人，死后只能埋在荒芜的乱葬岗子上。姥爷的祖先让风水先生选择的坟地，从没出过一个达官贵人，但给生活带来了好多不便。因为上一次坟，要比距离坟地近的，要多花费半天时间，抬着一口棺材送到坟地，人们要多花一倍的力气。
据史料记载，历朝各代的统治者对人死后立碑多有限制，清代只许官吏和有爵位的人立碑，并且限制碑体尺寸的大小，一般墓碑上都刻有“清赠”、“应赠”、“待赠”等字样，就是想告知葬此死者是有资格立碑的。民国时期，如果有钱的，也可以为先人立碑，张家坟地没有一块石碑，说明张家历来连个小官都没有，也不属于有钱人，都是一介草民。
姥爷弟兄三个，他排行老二。小时候去姥姥家，大姥姥家的亲叔伯舅住的是三间卧板的青砖房，院子十分宽敞，西边是一块闲着的庒基，也是属于叔伯舅家的，再西边是五间卧板的青砖房子，那里是村里的小学。做学校的房子，看上去有些年头了，应该是清末民初年间盖起来的。母亲偷偷告诉过我，学校占用的房子，属于姥爷家的。是姥爷的父亲还是祖父亲手盖的，我不清楚，从房子的历史和姥爷的年龄上推算，两处青砖房子绝对不是姥爷盖的。
树大了分杈，人多了分家。姥爷他们三兄弟分家的大概时间，应该是在解放之前吧！农村弟兄们分家的，我知道一些，也亲身经历过，当家长的，有几个儿子就把家产分为几份，包括土地、房产、庒基以及牲口农具……以及当老人的分家后住哪处房子，都必须提前说清楚。儿子们被叫在一起，家族中德高望重的长者作为公证人也被请来了，先是问儿子们，财产分成这样几份行否，如果都没提出反对意见，公证人就开始让儿子们抓阄，抓到哪一份就凭自己的手气了，财产的分配一般是比较公平的。大姥爷分的是临街的一处砖房和一块庒基，三姥爷分的是五间砖房和两间闲着的庒基，只有我姥爷分的是家中唯一的一所土坯房子。至于姥爷比兄弟多分了土地，还是多分了一些银两，别说是我，母亲恐怕也不清楚。
米庄，也就是我姥爷家的村子，跟我们村子同属于文安县，跟任丘县的村子交界，也是1947年冬天开展土地改革运动的，也就是农民嘴里说的“闹平分”。任丘县的土改比文安县早一步，姥姥的娘家和妹妹都属于任丘县，出租过土地，雇佣过长工，都属于剥削过人，必须得到清算，有的被批斗，挨打，还有的被马活活拉死的……姥爷一大家子听到这样的消息，带上细软，趁着黑夜逃走了。母亲生于1935年，那时已经十二岁。姥爷一家逃到了霸州的胜芳镇，那里当时还属于国民党统治的敌占区。胜芳镇历史上隶属文安县，清朝前期就已经商贾云集，富甲一方，谚称“南有苏杭，北有胜芳”，解放以后才划归为霸州县管辖。母亲年岁大了以后，还跟我说起过，胜芳镇上有戏楼，有牌坊，有文昌阁……在戏楼上看过戏，听过音乐会，也见识过正月十五的闹元宵时的热闹场景……那里曾经给母亲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姥爷一大家子逃往胜芳，投奔的是我三姥爷，也就是姥爷的弟弟。胜芳虽然那时候属于文安县，但那里还属于国统区。三姥爷是胜芳镇保安队的一名小队长。土改运动在漫长的人生路上，像一阵暴风骤雨一样，几个月后就过去了。姥爷他们从胜芳回到了赖以生活的村子，只是被划分为富农成分。至于家里损失了多少牲口和浮财，分去了多少土地，母亲没有跟我说起过，只知道他们家的房子和庄基地都没有被平分出去。
土改后最初的几年间，农村又归为以前的样子。姥爷属于典型的庄稼人，农村中的耕耩锄刨，扬场打筛子，脱坯盖房，收割打轧……样样农活都非常精通。如果不是买家中必备的农具，或者是买卖粮食，几乎连集市上都不去，像一头老黄牛一样，常年在土地上默默地耕耘。
母亲曾经告诉过我，你大舅的第一个媳妇，就是你姥爷做主休了的。
母亲有两个哥哥，就是我的大舅和二舅。大舅比我母亲大八岁，是在土改前两年的秋后结婚的。第二年的春天，大舅的媳妇去水坑里刷盖帘，顺手偷了人家一件新衣服。农村那时候吃水都去水井里挑，洗洗涮涮都去水坑里，一个洗衣服的妇女，把洗好的衣服晾晒在水坑边的栅栏上，大舅的媳妇趁人不注意，就把还没晾干的衣服装进裤兜里，后来人赃俱获。
姥爷眼里不揉沙子，听村人说了他儿媳妇偷衣服的事，又找到儿媳妇去确认，儿媳妇无话可说。姥爷做出了一个决定，把儿媳妇休了，打光棍也不能要这样的媳妇。有家人劝说姥爷，说儿媳妇是一时犯糊涂，才做出那样的丑事来。姥爷说，咱家几辈子从未出现过偷东西的人，我绝对不能让她生出一窝贼来。那个年代，农村里还没有《婚姻法》一说，结婚都是双方遵循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母亲说，姥爷在第二天就找了媒人，将大舅的第一个媳妇送回了娘家。
大舅后来娶回来的大妗子，是彭各庄的娘家，娘家也是富农成分。大妗子当时是一个黄花大闺女，根本不嫌弃大舅结过一次婚，也不嫌弃姥爷家住的是土坯房。由此看来，姥爷家的日子当时还属于好过的庄稼主儿。
三
三姥爷被枪毙以后，姥爷买下了他亲弟弟家的房子。
姥爷小时候读过私塾，说明是一户殷实富足的人家。过年去姥姥家，大门上贴的春联，都是出自姥爷之手，是标准的柳体，骨骼清奇，棱角分明。我的三姥爷，文化程度比姥爷要高，具体是什么文化程度，母亲没说过，只说他当兵前在一所小学里当老师，后来才去当兵的，但当的不是八路军，而是当的国军，国军属于国民党反动派，驻扎在胜芳镇，三姥爷比姥爷精明，又有文化，年纪轻轻就提拨为保安队的小队长。胜芳镇是1948年解放的，三姥爷他们成了俘虏。共产党当时的政策是，对那些国民党军队中作恶多端的，有人命案子的，该枪毙的枪毙，该关押的关押。愿意接受改编为解放军的，继续留在部队；不愿意的，可以解甲归田。三姥爷也许是厌恶了当兵的生活，也许没认清当时的形势，于是回到了生养自己的故乡，故乡有他的父母，有他生存的土地，有他自己的房子……回到村后过了几年太平的日子。三姥爷做梦也不会想到，1952年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即将结束时，在一个凄风苦雨的日子，遭到了政府的镇压，他的女儿才出生几个月。
“镇反运动”，最早始于1950年7月23日，《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由毛泽东主席批准签发，执行的政策是“首恶者必办，协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通知》，强调重点打击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等五个方面的反革命份子。三姥爷不属于上面五个方面的反革命，镇压的理由，无非就是他当过国民党保安队的小队长。1957年的“反右运动”，由上级往下分配指标，下级为了完成任务，就只能是矬子里拔将军了，必须完成右派的名额。三姥爷是镇反运动即将结束时才被镇压的，是不是属于凑够指标的一个，只是个未知数。一个知心的朋友，曾经对我说过，他爷爷只干过两个月国民党的保安，肃反运动中跳河自杀了。镇反结束的第二年，又开展了肃反，他爷爷那时还不到四十岁，家中有年迈的父母，有年幼的儿子，还有被第二个妻子带走的两个女儿，有结婚才一年的妻子，有生下的才三个月的儿子，也许看到那些参加过国民党保安的人员，被杀的杀，被关押的关押，觉得走投无路，吓破了胆子，才毅然决然地做出投河自尽的决定。由此看出，当时的镇反和肃反运动斗争之残酷。
1954年，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在一份报告中说，“镇反运动，全国共捕了262万余人，其中共杀反革命份子71。2万人，关了129万余人，先后管制了120.2万余人，捕后因罪恶不大，教育释放了38万余人。”（此资料我是从网上查到的）。中国当时的总人口是五亿，被杀的71.2万，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点二四，上海等城市只杀了百分之零点五，南京杀了不足百分之一，由此可知，农村杀的人口最多，有个别的农村达到了百分之二。
三姥爷死后，三姥姥还那么年轻，不会做贞洁烈女，也不会让年幼的女儿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下，做出了往前迈一步的决定。弟兄们早已分家各过，三姥姥改嫁之前，需要办的头等大事就是把丈夫留下的房产处理掉。
姥爷一直还住着分家时的土坯房子，大舅结婚了，二舅也该娶媳妇了，家里的房子明显地紧张。土改到入社之前，都是一家一户过日子，经过几年的征战，又攒下了一些银两，满可以把自家的土坯房翻盖成一处新砖房。看弟弟卖房子，姥爷与家人说，坯房不翻盖了，花多少钱，也要买下弟弟的房子，不能落到外人手里。姥爷父母的晚年是从那里度过的，他对那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有着深厚的感情。如果落到外人手里，觉得愧对死去的先人，也愧对后代子孙，在村上也属于不光彩的一件事。
三姥姥很有心机，以她结婚后对姥爷的了解，知道他不会做出霸道的事情来，全村一共才五六十家，姓张的在村里属于大户，包括外姓的，能拿出钱来买房子的，不会超过三五户，但姥爷是势在必得。因此，三姥姥把房子的卖价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尽管房价高，姥爷对中间人说，我要了。
农村人买卖房屋和土地，价钱谈好后，必须写好契约，才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契约一式两份，买主和卖主各持一份，上面写好买主和卖主的名字，当门家族和村上有头有脸的作为证人在契约上签字画押。那些证人看到姥爷花了跟盖一处新房子差不多的价钱，当时就咂摸了舌头，都觉得姥爷当了冤大头。事后有村人的对姥爷说，货卖街头死，你就给她三瓜俩枣的钱，她要是不卖，看外姓人谁敢要？可姥爷不那么认为，给人钱少了，怕落下一个欺负人家孤儿寡母的坏名声。多花了钱，又没便宜外人，就当帮补了侄女，侄女毕竟是弟弟的亲闺女。置买房产，掏干了姥爷多年的积蓄，是不是向亲戚朋友借了钱，是否卖掉家里祖辈留下的土地，母亲从来没说过。
姥爷置买下五间房子和那两间的庄基地，与他的两个儿子一起，用白灰重新把屋子沙抹了一遍，院子也重新做了修补。准备把房子和庄基地分给两个儿子，就都有独立的院子和砖房了。姥爷姥姥就可以住在原来的三间坯房里，各家过各家的日子。
四
天有不测风雨，人有旦夕祸福。
姥爷的计划彻底泡汤了。村干部通知姥爷，他和家人不能搬进房子里去住，那里作为村里的学校。米庄村的学生原来都是去邻村上学的，上级号召每个村子都要有自己的学校。办学校需要教室和办公室，以及老师的宿舍。村里没有闲置的房子，就选中了姥爷家刚刚修缮好的房子。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明确规定：“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但具体到村里，又有哪个村干部按照上级的政策去执行呢？
我的小学阶段，就是在村里占用的一处民房里度过的。我们村里什么时间有的学校，到现在都不知道，只记得自己开始上学时，那里有一个院落，房子是青砖挂斗的，北房和南房各四间，南房临街，东头的一间是老师的宿舍，其余三间是通着的一间大教室，有朝南的窗户，屋里很亮堂，北房最东北一间是老师的办公室，西边的三间也是通着的大教室。一个教室里两个年级，有一个民办教师和两个国办教师，民办教师吃住在家里，姓孙的老教师在学校里住，姓何的女教师，在村民家摸宿，与姓孙的老教师在学校搭伙做饭。院子里有两棵古老的槐树，一下课院子里处处是孩子，一个星期只有一节体育课，上体育课时，老师就带着学生们顺着土路跑上一个来回。如果一个教室里上音乐课，另一个教室的学生只能是写作业，因为老师讲课的声音早已被对面的唱歌声音淹没了。
村里原来的学校实在是盛不下那么多学生，我们年级就去了另一处做教室的民房里，那里显得清净多了。那是三间砖房，一个窄小的院子，属于崔姓人家的，崔家人不是富农，属于村里少有的上中农。老师下课连间办公室都没有，下课以后，我们只在窄小的院子里活动。读书声，打闹声，弄得四邻不得安宁。邻居家的鸡叫狗咬，街上小贩的叫卖声，常常让我们无法安心读书。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解放以前，中国的农村都是由那些德高望重的人当村干部，经历了土地改革运动，那些德高望重的，大部分人都被划分为地主富农，不是地主富农的，也是中农。土改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入了党，他们的成分都是贫下中农，成为以后多年来村里的掌权人物。党在农村中的政策是“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打击地主富农”。正因为此，就彻底颠覆了中国乡村几千年来固有的传统文化，打乱了人们固有的生活秩序。
1958年开展起“大跃进”以后，具体到我们村子，从各家各户收走了多少锅，多少铁器，炼出了多少钢，我不清楚，只知道附近的两个在我们村子办起一家织布厂，织布机是从户里收来的，办厂子所占用的房子，是我家还有我二爷家的。我们全家被驱赶到一座几乎快要倒塌的土坯房子里，在村子南头的边上，三间房子又矮又小，连院墙都没有，六口人显得十分拥挤，在那里睡觉总感觉像睡在大街上一样。二爷一家被驱赶到五保户家，也是破落的土坯房，跟人同住一个院子，合用一间屋子做饭。
三年以后，织布厂子散了摊子，我家才从借助的土坯房子搬回来。二爷家的房子当时没给腾出来，又过来两年，一个村干部发了善心，二爷一家才又搬回自家的房子里。
姥爷可就没我和二爷家幸运。“文革”开始的几年间，姥爷还跟两个儿子住在那所土坯房子里。我忘了自己是上几年级了，那次去姥姥家，看到对着姥姥家门口的一处砖房的墙壁上，写着十分醒目的一条大幅标语：“打倒富农份子张树轩！”我不认识“轩”字，回家查了一下新华字典，才知道那个轩字的读音，于是我问爷爷，爷爷对我说，傻孩子，那是你姥爷。我是通过墙上的大标语知道姥爷名字的。后来跟我大舅家的表哥说起那副标语的事来，表哥告诉我，说他是亲眼看到他们村一个红卫兵写在对面墙上的，每天一出大门，看见那大标语，比吃下一只苍蝇都恶心。
叔伯舅家的那块庄基地，被姓萧的一户贫农占了，在上面盖起了一所房子。姓萧的是村支书的妹夫。我们村同样出现过这种情况，那是本家的一个还没出五服的大伯，也是富农成分，被姓梁的一户人家盖起了房子，因为那户人家的叔伯兄弟是大队支书，本家大伯有三个儿子，眼看着人家在自家祖辈留下来的庄基上盖起房子，也只能是井里的蛤蟆——干鼓肚。
五
大概是我上四五年级的时候，一个初夏的日子，我去了一趟姥姥家。妈妈告诉我，姥姥不在原来的老房子住了，住在学校西边新盖的房子里。
一个父母生下的兄弟两个，脾气秉性、为人处世也不一样，有时会反差很大，我爷爷和二爷就是如此。妯娌们的性格也不一样，有的能吃亏让人，有的爱沾光取巧，特别是都有了一帮孩子，孩子与和孩子之间免不了打架，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兄弟间产生矛盾在农村中是很普遍的一种现象。一个大家庭叽吵格斗，老人们肯定少生不了闲气。
姥爷和姥姥是迫不得已后才搬出去住的，原来的院子给两个舅舅分开了。
姥姥家新盖房子的位置，是在买下的五间砖房西面的庄基上，两间土坯房又矮又小，跟生产队的场屋差不多，最下面用的几层青砖都是旧的，整块的砖都少见，大都是半拉的，房子上的檩条才一掐粗，檩条上面都没舍得用芦苇编织成的笆，只铺了一层秫秸泊子。盖房所用的土坯，是姥爷与两个儿子还有最大的孙女，利用起早贪黑的工夫打的。房子在村子最西边，坡下是一条来来往往的南北土路，我第一次去的时候，那里连个院墙都没有，只用秫秸把院子圈了起来。
那个年代，生产队里挣工分的社员，年年都为吃饭发愁，盖新房的极少，儿女们大了，房子住不下，就四处去摸宿，可以说，那是房子利用率最高的一个年代。社员们不盖房子，有的是盖不起，有的是没有闲置的庄基地，大队又不往下批，只有那些在外挣工资的，才在自家或花钱买上的庄基地上，盖上一处红砖房子。
姥爷家的院里除了有两棵枣树，竟然还长着一掐粗的两棵绒花树。我以前去姥姥家，总是来去匆匆，也不知道那块庄基地属于姥姥家的，也就从来没往那里多看一眼。那两棵树的姿势优美，叶形雅致，葱绿的叶子之间，到处开满了淡红色的毛绒绒的小花，似乎比我小时候见过的花都鲜艳都漂亮。后来我才知道，绒花树又叫合欢树，一些地区有在院子里栽种合欢树的习俗，寓意夫妻和睦，家人团结，邻里友善，也有“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味道。
姥姥家尽管是土坯房子，屋子没用白灰沙抹，只抹了一层滑秸泥，东西摆放的整整齐齐，姥姥收拾的也干净，显得很是温馨，是呀！姥姥和姥爷已经是有了一把年纪的老人，有了自己独立的生活空间，看上去比原来的气色好了许多。我第一次见到了柜子上放着一把三弦琴，看上去有好多年头了，出于好奇，随手就扒拉了两下，那琴就发出美妙动人的声音。我生长在农村，只见过二胡、笛子、口琴、唢呐、铜锣、大鼓，那三弦琴是第一次见到，根本不知道三弦琴是干什么用的，姥爷告诉我，那是他说书时的伴奏乐器。
农村在没入社的年间里，有忙有闲，庄稼收获完了，是最闲在的时间，那时候又没收音机，也没电影电视，人们闲下来感到无聊，农村一般请不起唱戏的，就请人来说书。说书的是以讲述故事为主的一种口头表演艺术，通过独特的讲述方式和技巧，将文字形式的故事以口头的方式进行讲述，给听众带来视听上的享受和文化的滋养。
说书的属于民间艺人，每个村子请去会给一定的报酬。我在十多岁时听过一个瞎子说书，说的是符合斗争形势的《白毛女》，我在瞎子嘴里，最早知道了杨白劳、喜儿、大春和黄世仁、穆仁智的名字。尽管是晚上说书，但大人孩子几乎都到场了。瞎子说书用的道具是大鼓，开场的时候敲几下大鼓，场子里人们立刻安静下来，瞎子才开口接着上一次的说，中间也要敲几次大鼓，即将结束时，也会敲几下，以引起听众的注意，要知喜儿的命运如何，咱们明天再接着往下说。瞎子赢得了听众的掌声，受到了人们的尊重。瞎子的大鼓，是他说书用的一种伴奏乐器。
姥爷是典型的农民，说书只是他的业余爱好，职业的说书人都要拜师学艺，姥爷全凭着自己的爱好来说，说的书无非是传统的《水浒传》、《三国演义》、《岳飞传》一类书，那是乡下人最喜欢听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看来姥爷年轻时是下过苦功的。一部几十万字的书，要是把故事情节，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对话……完全背诵下来，再把故事讲述给听众，也不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事。姥爷一开始是在本村里说，后来附近的村也请他说过。那都是以前的事了，文革开始后，姥爷说书的都被禁止了，他不会赶时髦，再加上他又是富农成分，业余说书的生涯算是结束了。
1983年，我调到文安县城关镇当职工教师，当时有我姥姥村的一个叫宋保章的，是镇党委副书记，当教师出身，与我母亲一起长大，我们认识以后，他曾对我说起姥爷。他说我姥爷是个美男子，为人特别和善，小时候没少听他说书。每到了地净场光的季节，吃完晚饭，姥爷家的门前就摆上一桌一椅，村人都搬个凳子或者是板床，早早地等候在那里，我姥爷抱着三弦出来后，坐在椅子上，弹了几下三弦，场子里立刻鸦雀无声。 姥爷说起书来滔滔不绝，声情并茂，听的人如痴如醉，当说到高潮时刻，就嘎然而止。听书的人乡亲们都跟我姥爷熟悉，就朝着姥爷喊道，再往下说一段，姥爷为人随和，让他接着往下说，他就真的往下再说上一段。宋保章告诉我，你姥爷给村人说书，一说就是半月二十天的，耍钱的都不耍了，丰富了那个时代的农村文化生活，他也算是我们村里的一个人才。
“文革”以后，我在姥姥家的柜子上，曾经看见过油印的几本线装书，里面全是繁体字，书上的字大部分不认识，对那些旧书一点都不感兴趣，因为那属于“四旧”（四旧是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我至今都难以理解，作为富农成分的姥姥家，为什么还保存着那些旧书？甚至还有姥爷的三弦琴？
“大破四旧，大立四新”是文革开始后提出的口号。坟地里的石碑推倒了，墙壁上刻着“太公在此”的青砖凿掉了，村民家的旧书旧的字画也化成了灰烬……姥爷家作为富农成分，被人抄家是肯定的，但那些红卫兵们，为什么没把姥爷的三弦琴和旧书一起抄走，至今我都无法理解。唯一的理由就是那些抄家的红卫兵，曾经喜欢听姥爷说书，希望还会有那么一天，姥爷坐在门前，弹起他的三弦琴，滔滔不绝地给人们说千百年流传下来的故事。
我印象中的姥爷，面容清瘦，慈眉善目，留着长长的白胡子，有着一种仙风道骨的风度。姥爷绝对是一个淳朴、善良、憨厚，勤奋，肯干的农民，逆来顺受，忍辱负重也是他的性格，但他绝对没有农民的狡黠和圆滑，更不会见风使舵，否则，他一辈子不会落那么一个下场。
六
1971年7月，国务院批转了《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首次将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发展的计划中。也就是说，从1963年至1971年，是中国人口出生大爆炸的时期，农村更是如此。以我们生产队为例，共有21户人家，1963年共出生孩子12人，全村八个生产队，出生人口不会低于80人，到了1970年，那些孩子都到了该上学的年龄，入学率按照百分至六十计算，一个年级的学生应该在四十以上，五十人以下，一个教室能容下一个年级都困难。
我是上五年级时搬到新建学校的。
原来我们上学的学校，孩子们实在是盛不下了，大队里就在村子北面的一块空地上盖起一所学校。那是一片红砖瓦房，小学每个年级一个教室，初中班有两个教室，原来的土台子都换成了木制的课桌，凳子也是新的，教师的办公室和宿舍也宽敞豁亮。院子里垒起一座砖的乒乓球台子，东侧有一块上体育课的操场，操场上还装上了两个篮球架子。上音乐课、体育课、学生们晨读，年级与年级之间都互不受影响。入学率明显的得到了提高，学生们像搬进自家新房子一样高兴，在新的环境里读书成长。那时候，我们村的在校生应该在一百八十人以上。
旧学校的民房腾了出来，早已物归原主。
我问母亲，姥姥村盖新学校了？母亲摇摇头。我惦记着姥姥村盖上一所新学校，并不是站在学生角度来考虑问题的，而是站在姥爷的角度去想，盖上新学校，姥爷姥姥就会搬进那所砖房里住，不用再住那土坯的房子了。
我在那时候粗略地算过，我们村里盖上那么一大片学校，最多几千块钱就够了。农民盖三间砖房，需要一万二千块砖。盖七个教室，三间办公室和两间宿舍，教室又不需要隔墙山的砖，一共有十万块砖就够了。从公社窑厂买砖，一千块砖是二十八块钱，十万块砖需要资金二千八百元，一个教室需要二百块红瓦，一块瓦是一毛钱，需要资金二百元，油毡需要三十捆，每捆按十元计算，共计三百元。这三项共计花费不到四千元。土地都是属于集体的，占用多大面积，一分钱都不用花，盖房子需要的檩条，可以去路边和沟坡上砍成材的树木，那都是属于大队里所有，砍伐多少都不花一分钱，盖房所用的土坯，都是由各生产队的劳力打的，只给社员们记工分就行了，盖房所用的劳力，都是各个生产队社员们出工，也不需要花一分钱……对于一个村子来说，盖上一所学校，比一个家庭垒一个土坯墙头还容易。
我至今想不明白，从文革开始一直到文革结束后的多年间，姥爷村里的大队干部，换了一拨又一拨，为什么不盖一所新学校呢？姥爷村有四个生产队，按我们村里的入学率来计算，应该有在校生九十左右，九十人挤在五间民房里，恐怕连凳子都放不下。是不是会影响到入学率？影响到学生的学习成绩？不知道别人，反正我大舅二舅家的四个表妹，正是上学的年龄，一天学也没上过。那些大队干部，不为我姥爷家人的住房着想，也该为村子每个上学的孩子考虑，给学生们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那是当大队干部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难道一拨拨的大队干部，没儿没女，一个个的都是绝户？假如他们有后代，是不是后代生出来的孩子会没屁眼子？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我们村连续三年为国家输送的大中专人才，一共是八个人，而姥姥村里一个都没有，看来跟当时的孩子们上学的环境有着一定关系。
杜甫在《秋风为茅屋所破歌》中写道：“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群童没有欺负我姥爷，也没有盗贼忍心偷他们两位老人的东西，但大队支书对姥爷下了命令，限三天之内，把住的房子腾出来，至于搬到哪儿也就不管了。
村里的学校盛不下那么多学生，又不想盖一所新学校，只能让我姥爷和姥姥搬家，把那两间土坯房作为孩子们上课的教室了。不得不让我想到《诗经》中的那则寓言故事：鸠占鹊巢。七十年代的中国农村，眼前的现实就这样残酷。
地基是姥爷家的，土坯房子是自家盖的，院子里的合欢树也没给姥爷带来一点好运，因为姥爷家属于富农，大队支书就是土皇上，让你搬你必须搬，找谁说理去？中国有句古语：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假如姥爷、或者两个舅舅，其中有一个是亡命之徒，大队干部临让姥爷搬家时，是不是会三思而后行？可惜他们都属于老实巴交之人。面对着无处安身，姥爷是不是想起杜甫的那首《垂老别》：“……何乡为乐土，安敢尚盘桓？弃绝蓬室居，塌然催肺肝。”然后搀扶着小脚的姥姥，一步一趋地离开那个家呢。
大舅和二舅每家都七八口人，只住着三间房子，根本住不下姥姥姥爷，两位老人也不想再去跟儿子媳妇们打交道，但在那时候的农村，根本没有闲置的房子。大舅的西邻，有两间别人废弃的土坯房，里面堆放着柴草。姥爷跟人说尽了好话，人家答应让他们住，只是砸死在里面，人家概不负责。大舅二舅把房子进行了修补，屋顶也抹了一遍泥，姥姥和姥爷就住了进去。
我去过姥爷他们搬进的房子里，那里连院墙都没有，房子起码有几十年的历史了，看上去还不如生产队里的场屋住着安全，走进那间破落的屋子里，让人有些提心吊胆，真担心阴雨连绵的天气，房倒屋塌，把两位老人砸死在屋里。姥爷有些绝望地说，活到了这个年岁，砸死在屋里，也就松心了。
我不只一次地想过，姥爷和姥姥，是不是为解放之前老实本分地过日子后悔过，假如跟村里那些贫农一样，天气热了不去下地，天气冷了也不下地，管他地里打不打粮食，有吃就吃，有喝就喝，吃喝净了，就踢腾祖辈留下来的土地和财产……成为村里的穷光蛋，管他儿孙寻上寻不上媳。如果那样做，他也不会成为富农，不会被人霸占房子……当不成“四类分子”，不至于晚上进大队学习班，早晨去清扫大街，名字也不至于被人写在墙上，更不会一次次地搬家。
姥爷姥姥也算是福大命大，在快要倒塌的房子里住了几年后，就又开始了一次搬家。
七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我那时还在生产队里当社员，农村跟以前没有什么两样，“地富反坏”仍然属于不许乱说乱动的阶级敌人，他们的子女仍然受到歧视。直到1977年10月，恢复了高考制度，成分不好的也可以参加高考，1978年地主富农出身的也可以参军，才让人感觉到社会开始发生了变化。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的内容是：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1979年1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除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至今还没改造好的以外，凡是多年来遵守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富、反、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委批准，给与人民公社社员待遇，地、富家庭出身的社员，与其他社员一样待遇，凡入学、招生、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看政治表现。
拨乱反正的春风吹遍了中国的大地。那些“四类分子”们摘掉了压在头上的帽子，历史上遗留的一些问题得到了纠正，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凡，被错划的右派恢复了工作……但姥爷姥姥还住着快要倒塌的房子里，被村里霸占的房子没有解决。
米庄村跟全国农村一样，开始给住房紧张的社员划分了宅基地。大舅家的大表哥符合条件，就得到村里批给的一块三间房的宅基地。姥爷借住的房子实在是不能住了。大表哥和表弟用小推车，一车一车地推土，终于把宅基地垫好了。大舅家没钱盖上三间砖房，暂时只盖起两间又矮又小的土坯房，房子虽然简陋，但不至于阴雨连绵的天气砸死在里面。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1981年的中秋节，我去看姥爷姥姥，他们已经搬进新盖的土坯房住了。房子坐落在村子的最北面，四周的庄基地还没有用土垫起来，都是高低不平的坑子，房子孤零零的，姥爷姥姥就像被抛弃在一座孤岛上，那么大年岁的两位老人，出来进去的要爬两米多高的土坡，别说黑灯瞎火的晚上相当不便，白天出来进去的也很费力。我站在姥姥家高高的院子里，望着又窄又陡的土坡，彷佛看到姥姥从村子里回来，手里拿着一瓶子醋，挪动着三寸的小脚，在坡下停留了一会儿，然后吃力地往上爬，爬到一半还要停下来，喘上一口气，才接着往上爬……我不得不感慨万千，一辈子辛辛苦苦的姥爷姥姥，到了八十年代，还住在低矮的土坯房里，走遍冀中平原上的乡村，看来也难以找到第二家。当时曾冒出一个想法，如果手里有一台相机，就给姥爷姥姥拍一幅在房子前的照片，作为珍贵的历史资料保存下来，可惜，我那时没有相机，单位和熟悉的同事也没有，至今，姥爷连一幅照片都没能留下来，成为我终身的遗憾。
伟大诗人杜甫曾经创作了流传于世的“三吏三别”（《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作品深刻描绘了安史之乱给人民带来的巨大不幸及困苦，表达了作者对战乱中普通百姓的深切同情。假如杜甫在世，看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姥爷和姥姥一次次搬家的悲惨遭遇，是不是会写出类似于“三吏三别”的作品？也许会的，也许会把写出的作品归为《三迁》。
1983年，姥爷终于搬回1953年从弟弟手里买下的五间房子里。
姥爷要回学校占用的房子，经过了很大的一番周折。大队干部先是说那房子不属于姥爷家的，说是三姥爷的家产，三姥爷被镇压了，财产就该充公，让姥爷拿出证据来证明房子是他的。姥爷买房子时的房契，原来在家里一直保存着，文化大革命抄家时，被红卫兵抄走了。经过了三十年，当初在房契上签字或摁了手印的证明人，只有一个人还在世。在世的那人跟大队干部说明情况，干部说起码还要找到两个证明人才算数。姥爷没了办法，又找到已经改嫁三十年的三姥姥，从她那里证明了一下，房子是从她手里买下的。大队干部认为那证明不是真的，还迟迟不还房子。姥爷没了别的办法，只能一趟趟去公社找落实政策的司法员。司法员下到村里调查，看姥爷说的情况都属于，没弄虚作假，就给了一纸把房子退还姥爷家的批文。
大队支书不说不退还房子，只是强调学生们没地儿上课，说等村里盖好学校才能搬走。姥爷一等就是一年，实在是没了办法，姥爷就开始扒房了，那房子早已是千疮百孔，成了危房，根本不能住人了。姥爷扒掉了西面的三间，留下了两间，在两个舅舅和表哥的帮助下，挑了房子的顶子，重新铺上一层秫秸，用白灰沙抹了一遍。两位老人从村子北面孤岛上的两间土坯房里，搬进了修缮的旧砖房子。
村干部把学校挪到了村子东北面的房子里，那是村里的一座闲置的厂房。
我正月里拜年去姥姥家的，第一次走进三十年前就属于姥爷家的房子里，看到姥爷姥姥将近八十岁的人了，生活完全能够自理，不用儿女们伺候，让人感到十分欣慰。姥姥挪动着三寸金莲似的小脚，能做饭能伺候煤火炉子。姥爷除了有点耳背，还像小伙子一样结实。农忙季节，天天下洼种地，打下的粮食，能够满足两个老人的吃花。姥爷一生不吸烟，滴酒不沾，没有一点余花的钱，根本不用两个舅舅负担。姥爷看上去很精神，对眼下的生活十分知足，只是有些遗憾地对我说，我要是在年轻二十岁，一定要盖上一处五间的大瓦房，可惜，我已经老了。
八
姥爷活到八十五岁，是在院子里的树上上吊自杀的。
关于姥爷的死，我觉得是一个迷，至今也无法弄明白导致姥爷自杀的原因。姥爷的身体没有明显的毛病，一年中连感冒都没有过，能吃能喝，也能干活，跟姥姥风风雨雨走过了六十多个春秋，从来没有吵架拌嘴过，两个舅舅，也都孝顺，孙子孙女们对姥姥姥爷也不错，母亲隔上一段时间，就回娘家去一趟，逢年过节，姐姐们和我去看看姥爷姥姥。
几十年来，姥爷遭受了那么多的打击和挫折，受到那么多不公平和非人的待遇，可他都默默地忍受下来，年复一年在土地上耕耘收获，对生活总是充满了信心。房子被霸占多年没有自杀，扫大街、进学习班、名字被写在墙上、在屈辱中艰难地度日……也没有自杀，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他悲观厌世，撇下风烛残年的老伴儿，撇下他的儿女和子孙，永远地离开自己的亲人呢？
姥爷难道是得了老年性抑郁症？ 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抑郁呢？
姥爷是1993年去世的，我那时候已经调到外地工作，离家远了，每年除了中秋节和过年，几乎很少去一次姥姥家，去了最多也就呆上两个小时，简单地吃一顿饭。姥爷跟我谈的最多的话题是谁家盖上了新房子，谁家买了摩托车，谁家的日子过好了……言外之意是两个舅舅家的日子被人落下了。1982年以后，原来的生产队都散了，土地承包到每个农民手里，中国农村又恢复到解放以前一家一户过日子的状态，春种秋收，夏锄冬藏，有本事的农民办起了厂子，或者是跑起了买卖……谁发家致富谁光荣。两个舅舅那时年岁大了，都是土里刨食吃的庄稼人。大舅家的表哥，因为富农成分，婚姻受到了影响，二十六七岁才找上一个外地媳妇。二舅家的日子过得一般般，没有可圈可点之处。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姥爷一生争强好胜，面对着时代的变迁，感觉到自己被时代淘汰了，两个儿子也无法实现他过好日子的愿望，才感到活得没了尊严。几十年间都是屈辱卑微地活着，谈不上一点做人的尊严，那不是他的错，是社会造成的，而社会又恢复到解放前的状态，谁富谁光荣，谁穷谁可耻。而姥爷想过好日子，已经是力不从心了。是不是正因为此，才得了老年性抑郁的？我很后悔没能跟姥爷好好交流与沟通，探讨一下他的内心世界，好好开导他一番，也许不会结束自己的生命。我这个外甥没住过姥姥家，对姥爷没那么深的感情，但我骨子里毕竟流着姥爷的血液，也是希望他健康长寿，多享受几年幸福的日子。
姥爷自杀的日子是农历九月下旬，庄稼收割完了，冬小麦种出来了，下过一场绵绵的秋雨后，天气很是凉爽。姥爷选择这样的一个早晨自杀，应该是他精心安排的。按照农村人的风俗，人死后都是放上三天才出殡，第一天是给亲戚家送信，亲戚距离近的，当天就来烧人死后的倒头纸，远的可以晚一天才来，第二天是忙和人准备出殡时的饭菜，人死后的入殓；第三天是亲朋好友来吊孝和出殡。要是在农忙的麦收或大秋，三天会耽误地里的好多农活。天气太热的季节，容易赶上下雨，招待亲朋好友剩下的东西会浪费掉。冬天的季节，天气太冷，儿女和孙子孙女，外孙和外孙女……趴灵棚的孝子们，会受很大的罪。我的揣测和想象，完全符合姥爷的为人处世，一辈子精打细算的性格。
亲爱的姥爷，您结束了自己勤劳节俭的一生，您的离去，怎能不让您的亲人悲痛欲绝呢？愿您在天堂里得到永生，那里不闹土改，不必担心有人平分您的土地，不必担心有人霸占您的房屋，不必担心戴上高帽子游街……收割完田地的庄稼，可以坐在门口前，弹奏着您的三弦琴，悠哉游哉地为那些乡亲们说书。我作为晚辈，愿您在另一个世界生活的快乐幸福。
九
白驹过隙，沧海桑田。至今，姥爷离开我们已经三十一个年头了。可以告慰于姥爷的，是他的后代已经过上了好日子。大舅家的子孙在村子里又成为数得上的人家，开上了二十多万的汽车，除了在村里有宽敞的房子，在县城也买上了一百多平米的楼房，假如再划分阶级成分，肯定也会进入到富农的行列，有一个重孙子大学毕业谋到了一份好差事。二舅家的后代，考上大学，混上了一份官差，早已离开农村，一家人早已过上了城里人的日子。
亲爱的姥爷，假如您的在天之灵，能够看到自己的后代，没有给您丢脸，不再一次次地搬家，是不是该含笑九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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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富强，河北省文安县人，曾当过农民、教师、文联刊物编辑。作家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万各庄》、《古庄纪事》、《富农的儿女们》，共计一百余万字，其中《万各庄》一书荣获沧州市政府第三届狮城文艺振兴奖。有对长篇小说《富农的儿女们》有声书感兴趣的，可以去抖音平台搜索@观云听雨（抖音号1047568776）所用的照片来自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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