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团长王大仁

                     ——李景超

        我十八岁当兵，在部队干了三十八年。这期间，接触过大大小小多少领导，自己也记不清了。而唯独团长王大仁，至今难忘。

        因为，他是改变我命运的恩人。

        1972年12月12日，我与礼泉县200名热血青年一起入伍，来到位于河南郑州的空降兵第128团当兵。那时，带领全团官兵于军号声中迎接我们的是华东一级战斗英雄：团长胡加龙。大约过了一两年，胡团长调任师副参谋长，副团长王大仁升任团长。

        王团长是安徽人，生于1929年，1943年参军入伍，打过日本鬼子和老蒋，是位老英雄。

        说起他的名字，还有一段故事。他当团长时，我们是入伍不久的新兵。提起团长，大家觉得那是了不得的大官，都非常尊敬他，甚至于崇拜他。但对于他的名字，却颇有些议论。训练之余，当兵的爱在一起闲扯。有的兵感到挺奇怪：团长怎么起了个爱占便宜的名字，让人把他叫大人？这大人是随便能叫的吗？只有父母才能叫做大人啊。有的兵感到很正常：为什么不能叫？古时候就把当官的叫大人嘛！这时，有的兵就耐心地解释：你们别瞎扯了。我听人说，团长参军前家里特别穷，穷的连个名字都没有。因为给地主放羊，人都叫他放羊娃。参军后，连长对他说：今后，咱穷人要翻身做主人，你都是光荣的八路军战士了，还能再叫放羊娃吗？不能，绝对不能！我得给你起个响亮的让人尊敬的名字。但连长想来想去，一时却想不出合适的。憋了半天，突然灵机一动，把大腿一拍：有了，就叫“王大人”！团长从此就有了名字。大家觉得这个兵不但言之有理，而且言之有据，于是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几乎全团的兵都把团长叫“王大人”。

        然而不管名字怎么叫，王团长确实有大人之风。因为，他爱兵如子。

       自古以来，军中有句名言：叫做“慈不掌兵”。但是，在我的印象里，“王大人”虽贵为一团之长，却并不是凶悍霸道之辈。我甚至觉得，他对于部下既严厉又慈爱，就像战国时代的名将吴起。

        如若谓予不信，你先看看他的形象。他大约四十岁出头，高高的个子，红红的领章映在棱角分明的脸上，黑中透红，略带几分威严。但他开始有点发福，略显笨拙的身躯，厚厚的嘴唇，憨憨的笑容，在威风凛凛的同时，悄然向人传递出父辈般慈爱厚道的信息。

        再看看他的习惯。他每天都要去基层连队转悠，这是雷打不动的。看见什么不满意，他就对当官的发脾气，板起面孔训人，甚至还骂娘。但见了我们这些当兵的，却“嘿嘿嘿……哈哈哈……”，一点架子都没有。有时还高兴地拍拍你的肩膀，随口叫出你的名字，问问你的工作、学习和家庭情况。其随意与亲切，使你一点都不怕他，觉得他就像一个慈祥的长辈。

        记得有一年夏天，我早起一个人在操场锻炼，恰巧遇见了王团长。还没有等我跑步过去立正、敬礼、报告，他就喊道：“小李子，过来！”我过去后，他拉着我的手一起坐在沙丘上。他把鞋子脱掉，光着脚伸进沙子里。我也把鞋子脱掉，光着脚伸进沙子里。团长关切地询问我在连队的情况，嘱咐我从机关下到基层，千万不能气馁，一定要能吃得了苦。我不住的点头。这时，晨曦从东方冉冉升起，微风在营房轻轻拂过。伸进沙子的脚，凉凉的、爽爽的。我的心，暖暖的、甜甜的。

        记得有一年冬天，我住在一营营部的马厩里喂马。一天上午，团长一个人转过来了。他一进门就左看右看，说这里条件太差了，四处透风，问我一个人住在这里怕不怕、冷不冷。然后坐在床沿上，仔细地询问我的工作学习情况。说话之间，他忽然有所发现，看着墙上用白色粉笔写的诗句念了起来：“但求心中正，何愁眼下迟。得人轻着力，便是转身时。”念完之后，问我是谁写在墙上的，什么意思？我不免有些紧张起来。原来，我以为这马厩建在营房角落，偏僻之所，又脏又臭又吵，少有领导前往。自己当兵后屡遭挫折：赶马车、写报道、放电影、又赶马车。吃苦最多，提干未成，思想郁闷，于是便把这首古人以磨喻人、借磨抒怀的诗抄在了墙上，安慰安慰自己。没想到今天让团长发现了，因而有些紧张。但紧张归紧张，我还是以实情相告。没想到团长听完后哈哈大笑，连声说：“这首诗写得好！写得好啊！”

        其实，团长早就着力于我了。只是我当时不知而已。

        记得1975年春天，我刚当了两年多兵。一天，团政治处一位干事对我说：小李，最近上海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要从咱空降兵43师招收一名士兵学员，团里决定推荐你去。你准备一下，明天到师医院检查身体。我听后高兴极了。在那个年代能上大学，而且是名牌大学，这是何等的好事！可是，第二天，我高兴而去，却扫兴而归。原因是，我长期在机关没黑没明的抄写文书，导致眼睛有一点近视，身体没有过关。失去了上学机会，我一度为此非常失落。可是没过几天，机关又一位干事告诉我：小李，上不了学，没有啥关系。最近政治处空缺一个书记，书记是排职干部，团里准备提拔你。我听说后自然十分高兴。但等来等去，却没有了下文。之后我得知：上学和当书记的事，都是团长与政治处王世全主任共同推荐的！而为我提干的事情，团长曾经与某些领导在常委会上吵了起来。

        及至后来，团长又几次在关键时刻帮了我。

        是他把我留在了部队。1976年 7月28日，唐山发生了里氏7.8级大地震。地震发生后，部队把军马送给了当地灾民。我们马车班解散了。我这个马车班长也失业了。营部领导让我到通讯班，做了一名步谈机报话员。当我每天背着步谈机，边跑边喊着“01、01——我是黄河、我是黄河！听到了请回答、请回答！”看着好似电影《英雄儿女》中的王成，挺自豪，也挺威风。其实，成千上万用阿拉伯数字编成的密码，要全部背得滚瓜烂熟，够我头疼的。就这样，转眼到了11月份。而这一年年底，恰巧碰上部队精简整编。128团由甲种团改编为乙种团，兵员减少三分之一。我们1972年12月入伍的战士，刚好4年服役期满，是主要裁减对象。领导已经打招呼了，这一年度的兵绝大多数都得复员。当时，我十分想留在部队好好干下去。但大势既然如此，自己奈何不得。于是开始做退伍前的准备工作。我让战友苟忠辉帮忙做了一副扁担，整理好了行装，以便挑着回家。然而，就在这“山穷水尽疑无路”之时，“柳暗花明又一村”。谁能想到，我的运气来了！那天，当我和礼泉乡党们马上就要上车离队的时候，营部领导跑过来，把我拉到一边说：“小李，告诉你个好消息！你留下来了，不复员了。团长今天上午刚出差回来，就询问你是否留队。得知让你退伍后，拍着桌子把军务股长臭骂了一顿：你这小子怎么搞的！老子堂堂一个团长，连一个兵都留不下来吗？何况是这么优秀的一个士兵！你还想不想当这个股长？刚才，股长给我打电话时，还一肚子的委屈……”他的话未说完，我就激动地蹦了起来：“我不走了——我留队了——”我大声的喊着，与即将离队的战友们依依惜别。至于那位股长因何憋了一肚子委屈，我才不管他呢！

        是他送我上了军校。留队后，为了让我得到全面锻炼，团长特意把我安排在步兵一连担任班长。当时，一连连长是钮永业。他是团长特别信任的一位连长。对于如何培养我，团长专门做了交代。于是，在团长的安排下，我跟随钮连长，从步兵五大技术学起，摸爬滚打，又开始了新的一轮吃苦。当然，可以自豪地说，在一连期间，我没有辜负团长的期望。我曾参与连队尖子班，奋力拼搏，从营、团、师一直比赛到军里，夺得了空降兵第15军运动会军事体育项目团体冠军，扛回了一面锦旗，为团里争了光。一天，团长找到我说：“小李子，你表现蛮不错的嘛！我很满意。今天有个重要事情与你商量一下。文革结束后，部队建设要走现代化、正规化的道路，今后不能从士兵中直接提干了，要从院校毕业的学员中提干。最近接到上级通知，由于现在军事院校还没有恢复办学，咱15军先办一个类似于院校的教导大队，挑选优秀士兵，从空中跳伞到地面作战的技、战术，全面培养，学期两年，毕业后提干。你愿不愿意去？去了可要吃更大的苦头。”我当即表示：愿意。于是，在团长的安排下，我去了军教导大队。大约训练半年后，转到武汉军区信阳步兵学校继续学习。1979年2月，对越自卫还击战爆发。根据上级命令，我提前毕业准备参战，回到128团，担任了一连四排长。当兵6年多后，我终于从一个农民的孩子成长为一名军官。可在这时，团长已经转业到地方工作了。

        在将要出征的前夕，我抽空从开封赴郑州看望了老团长。他当时担任河南省地质勘探大队党委书记兼大队长，住在原来128团营房不远处一所简陋的民房里。他得知我的情况后十分高兴，让老伴做了一大桌子菜，让两个儿子带上未过门的媳妇，全家六口一起为我庆贺。吃饭时，团长频频举起酒杯与我同干，不时地为我夹菜，不时地发出爽朗的笑声。平时滴酒不沾的我，几杯美酒下肚，感觉身上暖暖的，神情恍惚之中，仿佛飞越千里之外，回到了父母身旁……

        后来，团长调往安徽任职，我调往空军导弹学院。通信不便，关山阻碍，我们之间，竟然近23年没有联系上。直到2001年8月初，我从原部队一位老同志口中得知，团长退休后，回到郑州居住。于是，我立即带上妻儿赶往郑州。至今我依然清楚地记得，8月9日那天上午，在郑州“二七”纪念塔北侧的地质勘察院门口刚下车，一眼就看到有位老人坐在马扎上，焦急地四处张望。我立即跑上前去，大声地喊道：“团长——”老人家急忙扔掉拐杖，颤巍巍地站了起来，向我伸出依然厚实的双手，大声喊道：“小李子——”！相见之后，我们有说不完的知心话。我在他家呆了整整一天。第二天，我们全家又一次看望了老团长，并与他合影留念。

        2009年10月8日，老团长的儿子王宇在电话中沉痛地告诉我，他的父亲与世长辞了，享年80岁。遗憾的是，千里之外的我，当时正参加单位的党代会，无法脱身为他送葬，只好委托战友送了一个花圈。

        老团长走了，留给我的，是无尽的思念。

        我常常在梦中见到他。

        有时，他率领全团官兵从天而降，伞花朵朵。

        有时，他演兵布阵于中原大地，炮声隆隆。

        有时，他在连队转来转去，笑声朗朗。

        有时，他与我在沙滩上散步，话语谆谆……

        而每次梦醒之后，我都怅然若失。

        多少次，我陷入沉思。他身为一团之长，我只是个普通士兵。与他既不沾亲带故，又从未向他送过一分钱的礼物（那个年代风清气正，不兴送礼），为了我的成长进步，他为何要倾注如此之多的心血？是他看中我有些文化，还是他看中我农家子弟与生俱来的吃苦精神？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爱兵如子的胸怀，原本就这么博大。

        多少次，我陷入迷茫。当年，假如没有团长的关照，我会早早脱下军装。而我的人生之路，此后又会通向何方？

        多少次，我觉得幸运。鲁迅先生说过：“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多少次，我许下心愿。终有一天，我要站在老人家坟前，报答他的知遇之恩。我要先向他敬上一个标准的军礼，然后郑重地向他报告：“倘若来世当兵，我一定会投到您的麾下，您仍然是我敬爱的团长，您仍然是我亲爱的长辈，您仍然亲切地喊我‘小李子’……”

        2014年春夏之交的一个午夜，我又一次思念团长。情之所至，难以入眠，遂起床写了一段顺口溜：

农家子弟一贫民，

求学不成去从军。

我生能有些许功，

难忘团长王大仁。

        或许，这几句话，能表明团长之于我的一生，是何等的重要, 何等的重要。

                  2014年5月18日于西安

注：吴起，战国时名将，爱兵如子。《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