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李彦
歌乐山下的招待所里，鸦雀无声。几步之遥外，那堵厚重的石墙内，是烈士们长眠的墓园。晚饭后，我曾在关闭的铁栅门外驻足。夜色中，浓荫遮蔽的小径依稀可辨。
“每年清明、国庆，还有11月27日那天，重庆人都会来这里，环绕小径，默默悼念。”陈晓莹老师告诉我。
歌乐山下烈士墓园
夜深了， 雨声淅淅沥沥，依旧下个不停。绿纱窗外，透过黄桷树枝桠，可见校园点点灯火，偶而能听到年轻人的歌声笑语。
我的思绪回到了四十年前。
1983年盛夏，我尚在邮电部工作，曾陪同一对美国夫妇，首次踏入神秘的山城。在《重庆日报》的安排下，短短一天，参观了周恩来的办公地点曾家岩50号，在幽暗的古城门洞前留了影，趁夜色攀上山头观看了对岸崖畔灯火，便匆匆登上朝天门码头的轮船，沿江而下了。
记得告别山城时，心中满是说不出的遗憾。但陪伴的是美国客人，儿时愿望自然难以实现。
在暑热中抵达上海后，当地人把我们安排到外滩边的和平饭店下榻。迈入金碧辉煌的豪华大厅，美国人轻轻舒了口气，心安理得的心态。我却躺在席梦思大床上，盯着四周雪白的蕾丝帐幔，彻夜难眠。
临行前，邮电部的老同志曾带着歉意的笑叮嘱我，“小李啊，为了邀请外国专家传授宝贵经验，咱们竭尽所能要把他们招待好。但国家还不富裕，你是年青人，吃点苦不算什么，一路上要尽量节省啊！”
天色微明，我便悄悄爬起了身，连早饭也没敢吃，就迅速退了房。钻入附近陌生的街巷里，寻找到一家供出差人员就宿的简陋招待所，每晚三元还是两元，记不清了。接下来几日，我白天陪同那对美国夫妇参观、讲座，夜晚便回到与数人共享的房间里歇息。
完成任务，登上返回京城的火车时，想起担任翻译的过程中，感受到的不过是茶余饭后的插科打诨，而非翘首企盼的真知灼见，便觉得那每晚百元的酒店实在不值。一晃，四十年过去了，蒙四川外语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之邀，我有幸再次踏入了山城，终于没有了羁绊。
天亮后，打着雨伞，攀上了通往白公馆的石阶。也许是国庆假日之故，雾气氤氲的歌乐山上，男女老少，人潮涌动。
走到一个岔路口时，牌子上标明：350米处，杨虎城将军殉难处… … 宋绮云烈士一家殉难处… …犹豫了一会儿，终是没有勇气，去面对那早已谙熟于心的悲惨场景。
迈入白公馆第一间牢房，迎面看到的，便是一张英俊的面庞，那么年轻，那么纯净。
同志们，听吧！
像春雷爆炸的，
是人民解放军的炮声!
人民解放了，人民胜利了，
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
我们死而无愧… …
尚未读完，我已泪如涌泉。
刘国鋕烈士出身富商之家，在西南联大就读时加入了共产党，因叛徒出卖被捕后，家人曾多方营救，只要他答应在脱党证明上签字，就可获释。但他却表示，“我死了有党在，等于没有死。如果出卖组织，活着又有什么意义。”
1949年11月27日，在国民党溃逃前夕展开的大屠杀中，他高吟着就义诗，与数百名战友们一起，为了人类社会的平等和公正，奉献了年轻的生命。
三天之后，山城解放了。
小萝卜头塑像
一间间牢房看过去，眼中映入了传说中含着热泪绣出的那面红旗。守在大门口的年轻的警卫为我还原了历史真相。原来，绣红旗的那六名共产党员，包括刘国鋕烈士在内，皆为男性。小说《红岩》中改为江姐等女共产党员们，仅为艺术加工的处理。
年轻警卫見我好奇，便滔滔不绝，道出了更多秘密，包括参与了绣红旗的陈然烈士(《红岩》中成岗的原型)。那自幼便萦绕我脑中、一个个挥之不去的形象，顿时鲜活地重新浮现了。
“对，我就是本地人，”警卫点头。他幼时曾在歌乐山脚下的“烈士墓小学”就读，年年来凭吊、祭扫。
白公馆一层的左边，偏僻的角落里，是囚禁患病犯人的隔离室。在这个不引人注目的小房间墙上，挂着两张说明。其中一张的照片上，可见一位年轻女性，稚气的圆脸，戴一顶军帽。
“黎洁霜（1920-1949），女，广西梧州人。1936年参加由中共组织和领导的广西大学读书会。1940年进入重庆女师学院学习，宣传抗日，思想进步。1941年因恋人王振华关系被捕，在狱中经与敌人斗争，实现了结为伉俪的愿望，同囚一室，生两子王小华、王幼华。1949年11月27日牺牲于白公馆大屠杀。”
与之并排的那张说明上，连照片都没留下一张，仅有短短的一段文字：“王振华（1909-1949），吉林宁安县人。北京大学肄业。1933年受托派影响参加托派活动，组织编辑刊物《工人呼声》，先后两次被捕入狱。狱中受共产党员影响，思想逐步转变，积极参加狱中斗争。1949年11月27日牺牲于白公馆大屠杀。”
白公馆监狱旧址内一对革命夫妻介绍
尽管这对夫妇并非共产党员，也遭到了逮捕、囚禁，为理想付出了他们年轻的生命。虽然此前未曾听说过这对夫妇，但吸引了我注意力的，是“托派”这个词汇。青年时代留下的印象，那似乎是“叛徒、内奸”之流，在必诛之列。恍惚间，我想起了几年前加拿大的一桩新闻。
2019年春天，加拿大各大媒体均报道，最后一位托派威廉•克雷姆去世了，享年105岁。他的去世，曾引发同事们热议。受好奇心驱使，我才恍然所悟，所谓托派，不过是革命阵营中，在继承列宁主义路线上的意见分歧罢了。
克雷姆虽然在多伦多出生，其父母却是来自俄国的犹太人。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小提琴家，但在经济大萧条期间，信仰了马克思主义。到三十年代中期，他已经成为著名的托洛茨基分子，成为加拿大“革命工人党联盟”的领袖并担任《工人呼声》的编辑。也许，王致华烈士所编辑出版的《工人呼声》，源于同一张涵盖了世界各地激进共产党组织派别的大网，也说不定。
克雷姆不但曾作为加拿大工人革命党联盟的代表，前往欧洲参加国际革命马克思主义中心会议，也曾与一千六百多名加拿大志愿军一样，参加了西班牙内战，担任宣传员、翻译和记者，并遭到西班牙警方逮捕、监禁，所幸他没有倒在战火中。
回到加拿大后，克雷姆因组织反法西斯的工人运动，再次遭到了警方逮捕。
在流亡墨西哥期间，克雷姆本已联系好，获得了采访列昂·托洛茨基的机会，但这位流亡海外的苏联革命者在采访之前于 1940 年 8 月 21 日被暗杀了。克雷姆曾在葬礼上为托洛茨基守灵。
随着冷战对左翼人士和共产党的迫害不断加剧，克雷姆发现，他的激进行为已经危及到了他的生存。皇家骑警频繁的骚扰，导致他无法找到养家糊口的谋生职业。中年之后，克雷姆被迫改弦更张，投入了房地产经营业，从此变成了富有的资本家。据说，直到去世前不久，他一直都在拉小提琴。
克雷姆的一生，经历了大起大落，堪称复杂。我不知道，假如白公馆和渣滓洞的烈士们活到了今天，他们会选择什么样的人生道路。他们会如克雷姆一样，最终在生活的诱惑面前，放弃初衷吗？
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这部巨著中，写过这样一段话。“人们也许好奇，他们怎么能受得了这种生活呢，他们中肯定会有成百上千个孩子，已经死去或被杀害了。西安府肮脏黑暗的监牢里，就关押着二百多个这样的孩子，他们是在做侦察或者宣传工作时被捕的，或者是在行军途中跟不上，掉了队被抓的。他们的坚贞不屈感人至深，那种对红军的赤胆忠心，只有在人很年青的时候才可能拥有。”
关押在白公馆里的烈士们，致死未忘初衷。徐晓轩烈士曾痛定思痛，对党组织提出过忠告，“希望组织上能够切实研究、深入地发现问题的根源，而且经常注意党内的教育、审查工作，绝不能容许任何非党的思想在党内潜伏。”
想到今天身旁的种种不齿，胸口便缩紧了，一阵阵发痛。该做些什么，才对得起那些年轻的生命？
在这间狭小的牢房里，我独自一人默立了许久，静静凝视着镜框里那张年轻美丽的面庞。这对名不见史册的夫妇，为了他们纯真的执着，倒在了血泊里。他们的两个孩子呢？是否就是《红岩》中提到的“监狱之花”？那稚嫩的身体，难道也埋葬在了歌乐山下？
雨越下越大，山路上，绽放着各色雨伞组成的花。一个父亲举着伞，为身旁娇小的女儿遮风挡雨。小姑娘约十岁左右，身披淡粉红色的透明雨衣，只见她弯下腰，把一束黄白交织的菊花放到了小萝卜头的青铜雕像前，接着，她退后一步，站直身体，恭恭敬敬地朝雕像行了个少先队礼。雨水从小萝卜头的脸上汩汩流下，濡湿了他胸前系着的红领巾，也濡湿了小姑娘秀丽的面庞。
步入渣滓洞监狱，在阴暗潮湿的刑讯室中，陈列着“中美合作所”研发的各种刑具。隔着窗口望入，锈蚀的刀口上，黑乎乎的，似乎还凝结着烈士们的鲜血。
关押过江姐的女牢地面上，有个近二尺宽的浅坑，露出的泥土中，混合着碎碗残片。据说，这个坑是解放后才发现的。也许，在大屠杀开始前，烈士们也曾做过挖地道逃生的努力，却终未来得及。
在11月27日的大屠杀开始前，已经开始了分批的小规模屠杀。在白公馆的一间牢房里，我读到了一位烈士留下的遗言：
“亲爱的同志、思想上的朋友，请允许我这样称呼你。
“从今天下午老邓的走（还不清清楚楚摆着么，他们的生命是完结了啊！）我想，你们的案子是结束了。你和刘国鋕的生命也许是保全了；但从另方面，我们得到确息，我们这批从贵州来的同志，已于10日‘签呈’台湾，百分之八十是完结的了；因此，在临死之前，我想向你说几句我久想向你说，而没有说成的，请你了解我，而为我和其它的同志报仇… …
“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我对共产主义和人民的党的诚信，也像你们一样。九年多的监禁，我不断地读书和磨练自己的文笔。我郑重地发过誓：只要能踏出牢门，我仍旧要逃向那有着我自己弟兄的队伍中去！
“一次次难友们的牺牲，更加强了我这心愿：我决定，只要我能活出来，我要动用我熟悉的工具，笔，把他们秘密着的万千的罪恶告诉给全世界，作为这个时代的见证人！可是朋友啊，我的希望将付之流水了！我是多么可怜自己，替自己惋惜，替自己哀悼啊！
“朋友，我们的生命是蒋介石匪帮，在人民解放军就要到临的前夕，穷凶极恶地杀害了的！朋友，请你牢牢记住，不管天涯海角，不能放过这些杀人犯！以血还血，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我相信革命党人对死难朋友的忠诚，一定会满足我上述的希望，使我含笑于九泉的！
11月15日。”
走下歌乐山时，脑中回荡的，是青年时代读过的马克思名言：“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它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作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车子驰入了嘉陵江边热闹的磁器口。踏上青石板老街时，绵绵细雨终于停了。望着古香古色的屋檐下，琳琅满目的特产，想起了当年装疯的“华子良”，就是趁着为监狱挑担子，在磁器口拥挤的人流中，成功脱身的。
夜色降临了，店铺内外高悬的红灯笼，照亮了游人快乐的面庞。眼花缭乱的惬意中，真心羡慕山城的生活。好在七十多年过去了，一代又一代，山城人民从未忘记过，是谁，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今天。
写于2023年11月27日
(文中照片由作者本人提供)
(文章转载于《炎黄春秋杂志社》2024 . 05.12刊载，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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