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人旅游的前世今生

                   文/董惠安

     近期闲游南国，暴风雨中行走万里路，真如同破万卷书。可谓游中有思绪有情趣，而思绪、情趣又在游走中翻腾升华，如高天云卷云舒，似海面潮涨潮落，本已衰老的身心，由此变得活泛起来。关于中国人旅游的前世今生，遂成为从心底跳出的话题。

    旅游是一种体能释放和精神愉悦同在的享乐。确切地说，应当是人类在满足衣食住行第一生存需要之后，精神层面得以升华后的第二需求，温饱思“游”欲嘛。尤其是1999年开启的旅游“黄金周”，称得上温饱之后的中国人举国狂欢式的精神大餐。宋代欧阳修不是有过“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吗？这个酒足饭饱之后对于山水之间的“在乎”，不就是是人类丰衣足食后的“第二需求”吗？中国古代遍游名山大川的文人墨客，写下了多少寄情山水、抒发胸怀的不朽名篇？但有一点需要说明，他们都是在破万卷书、不愁盘缠资费的状态下，完成“行万里路”并留下千篇锦绣诗文壮举的，如李白、徐霞客等等。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流亡者虽然也跋涉了千山万水，但他们只注意到了灾难途中的果腹之食、逃生之路，远达不到第二精神需求的层面，绮丽美景在他们眼中大约都是穷山恶水，很遗憾，这种行程不能叫做旅游。当然，唐玄宗在“安史之乱”后从长安逃亡西蜀，史书将逃亡婉转为“西幸”或“幸蜀”，可叹失却了杨贵妃的唐玄宗一路上悲悲切切，毫无幸福可言，似乎没看到什么好景，随行者也没写出什么好诗。还不如我们今天的普通游人在剑门关下的壮怀激烈。

     据说红军在艰难困苦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几乎没有人注意欣赏到沿途的风光景色，留下的大多是血雨腥风和饥饿寒冻的印象。当然，如毛泽东这样的胸怀宽广、高瞻远瞩者，能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写出气势磅礴的《七律·长征》，这正也说明了老人家作为政治家兼诗人其精神世界之强大，有强大的精神世界才能挥洒出“万水千山只等闲”的骇世词句。

     古往今来，生活富足之后的游历河山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奢望，“游山玩水”一词似乎含着贬义。一般人的游历大多伴随着生产活动——譬如跟随着驼队马帮远途贩运，或者进山采药、狩猎、伐木以及“走西口”等等活动而展开。当代“黄金周”以前的旅游活动也大多是企业单位的人员远途出差的“副产品”。当然，当代中国也有过一次全国范围非正常的“旅游”——“文歌”早期突发的“绿布装”全国大“串联”活动，一些精明者利用当时火车（船）给革命小将免票，并有各城市的所谓的“大串联联络点”免费提供食物的机会，狠狠地过了一把旅游瘾。但毕竟“大串联”发起者的目的不是旅游，而是为了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所以这场走偏的“全民旅游”涨潮快退潮也快。

    我从上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一直生活在关中农村，清楚地记得，农民们别说跨省出国旅游，就连进一趟县城或市区都是很稀罕事儿，没粮票进饭馆吃一碗饭都没门儿，更别说旅馆住宿。你若想在城市或他乡走动，有一个很刺耳的名词已经在伺候着你——“盲流”，即“盲目流窜者”也；也有个专门的场所在“张网捕鱼”式地等候着你——收容站也。有警察和收容管理人员鉴别清楚你的身份和所生活的公社、大队和生产队之后，把你“遣送”回家，这过程可不是那么浪漫温馨的，你的人格尊严也就不要顾及了。虽然在小学地理书上得知祖国地大物博，山河秀丽，但勤劳勇敢的父老乡亲能够热爱的亲近的也就是村里和方圆不足二十平方公里范围的土地。想亲眼看看北京天安门以及大好河山都是“梦里娶媳妇”一般的好事儿。所以说，如今年轻人可以凭着一张身份证走遍中国，“黄金周”可以让你自主出游，这不仅是个人身心的自由放飞，而最重要的是那种“画地为牢”羁绊的冲破。

    我第一次到省城西安是19岁（1974年），当时是跟二哥一起陪母亲到四医大看病。真正第一次带有旅游性质的出远门，是在宝鸡电台工作后到福州的出差。当时的感觉，就是一部反映福建前线少年儿童参与对敌斗争的故事，在我眼前真实的灵动起来。出差的会议结束后，从马尾港乘轮船到上海，体会了晕船的感觉。我还远远地从海面上看到了金门和马祖岛，过去地理书上遥远而陌生的地名有了具象。感觉“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已经不再是一句高挂墙上，空泛动听的口号。

    我们西大中文系七九级同学的“旅游生涯”很值得一说。“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用这两句经典诗句来描述我的同学的旅游境界，实在贴切。

    如今的文学批评家杨乐生，曾经的“屠龙少年”，毕业前夕突然决定骑上一把破自行车，要南下广东考察改革开放的社会气象。那意气风发的架势颇有些“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一路上风餐露宿，归来令人刮目，那真叫一个“逍遥游”。在中文系为他开办的“东南沿海游”分享讲座上，他讲述了改革开放前沿的实地见闻让同学热血沸腾，他收获的女孩的飞吻秋波足以让他醉了好些天。毕业四十年来，国内游、世界游已经不觉新鲜，但还是有些不一般的人和事还是值得一说。譬如，周建国的“慈善游”——在偏僻山乡的扶贫活动、汶川地震后的残疾人救助活动中，同时游历了山山水水，苦在其中，也乐在其中。郭振乾的世界范围的“自驾游”，尤其是在沙漠中的探险式的自驾历程，算是“特立独行”；崔杰在国防建设中的“海疆游”，可谓在眼界、境界拓展方面独领风骚；梁文源在西北边陲的四十年军旅生涯中，游遍了大漠戈壁、雪山冰河，留下了千百首“新边塞诗”；栗波、雷生润等数位同学每年候鸟式的“海南游居”，也颇有休闲养生的特色；曾经有着少年鲁迅之称的常兴愧，迷上了“说走就走”的旅行，也顾不上为世事不平而呐喊、彷徨了，只想着“诗和远方”。每到一地，很快就把和当地名胜古迹相关的图片和古诗经过一番热炒凉拼，随即传上同学群、朋友圈，聚得粉丝无数。特别需要一说的是，本班实力派作家方英文，前几年出版了一本名为《偶为霞客》的游记散文集，在旅游界的热捧之下，一时洛阳纸贵。书名含义为他“偶然客串了一把徐霞客”，书中共收录他多年来所撰写的40篇精美的游记作品，主要记录了他游历了南京、太湖、峨眉山、成都等地的所见所闻所感，但他以钟情怀春少男少女的视角，以及成熟女性的眼光对青山绿水萌生的那种“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浪漫情愫，以至于火爆了当地的“情感旅游”经济。他的小说《后花园》记述了一段“才男貌女”的浪漫之旅，于是让不少男女有了沿着他勾勒的旅游路线上好好浪漫一回的冲动，而小说故事中的县域也遂开辟了“后花园”旅游线路。 

    旅游一旦和经济挂钩，如虎添翼，大大增加了发展的动力，如同一种荒草突然被开发成了美味菜品，必定会作为“商品”而大面积成长起来。也就是说，“旅游经济”的出现，让中国人的旅游需求如同沉睡的兵马俑复活了，一发而不可收。每年“五一”、国庆“黄金周”的旅游人流和各地的旅游业收入，可真是盆满钵满，这“无烟工业”可真是“双赢”和“多赢”之举，也是中国改开四十年难以抹去的一大亮点。还有前几年如火如荼的“红色旅游”，实实在在地让全国人民，尤其是共产党员们，千里迢迢地走进了“老少边穷”的地区，既切身感受到了中国革命的艰苦卓绝，同时也给予了这方土地适量的“反哺”，可谓功德无量。从去年开始，被三年疫情耽搁的旅游业，终于迎来强劲反弹，报复性反弹，各景点上的人流如潮、万头攒动场面又出现了。虽然年年都曝光出某地某景点坑宰游客，虽然有人编出了到某地旅游“上山看树下山看路，回头一看真恐怖！汗流尽，钱花光一瘸一拐回家乡”的段子，但是国人善于忘却，许多人第二年“黄金周”就又风风火火地踏上旅程的“万里路”了。

     说到“万里路”上的景致，不能不说说有些好景是靠“万卷书”渲染出来的。俗话说“看景不如听景”，而听景之后就更有了“百闻不如一见”的信心，要说“书中自有景如画”也是确切的。你看，深圳的“锦绣中华”“世界之窗”是不是靠“书”整出来的？西安的“大唐不夜城”是不是靠文化还原出来的？秦兵马俑是不是靠“有文化的人”发现发掘出来的（在此前有秦俑被挖出来后，被认为是妖邪之物，还被“吊起来”抽鞭子呢）？张家界（原先叫青岩山林场）还不是被画家吴冠中在写生中发现了其旅游价值，并写了一篇名为《养在深闺人未识——张家界是一颗璀璨的风景明珠》的文章才被天下所知？

    最后还得说一说，既然旅游有那么多的“学问”，那么出游之前，还需做些“文化”方面功课。老话说，出门要问风浪事，才能捕得大鱼归。这“大鱼”就是我们旅游的收获。简单地说，出游前总要问问旅游地的天时地利、风俗人情吧，还有哪些美食、土特产？等等。有写游记或者拍摄抖音视频的朋友，实现有必要了解一下旅游地的名胜古迹、历史传说等等，这样会让自己的作品更有风采神韵的。行万里路，有利于我们续写中华山水诗情的万卷书。换句话说，行万里路之前，是否应当先破他几卷书呢？

                 董惠安2024.5.11

董惠安，男，汉族，祖籍辽宁海城，1955年1月出生于陕西宝鸡。1983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1997年加入陕西省作家协会。2000年以来在报刊发表大量针砭时弊之杂文，并公开发表历史政论专题片脚本《追寻盛唐雄风》、社会调查纪实《大创启示录——陕西大学生创业与就业的现实与思考》、长篇小说《神泉》《斜谷》、以陈忠实生平为题材的20集广播剧《呦呦鹿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