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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大王山山脉一角 欧伦彬
大王山，是座英雄的山，在大革命时期，山下的小王山村曾走出了一位乐昌工农运动领袖陈德钊，他毕业于广州工专学校，在读书期间，受工农运动发展的影响，萌发追求革命的志向。1923年春，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来当上了社青团小组长，并发展了青年加入共青团。1925年春，受党的委派，以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的身份回到乐昌家乡开展农民运动，成立了“乐昌县农民协会等备委员会”，陈徳钊任筹备委员会主任。他发动贫苦农民群众起来，向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作斗争，要求废除苛捐杂税和不合理的债务等，使农民运动发展很快，并迅速扩展到全县各乡村。全县10万人中，加入工会和农会的群众就达2万余人，狠狠地打击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受到了中央农民部的高度赞扬。在革命低潮时期，陈德钊和地下同志曾隐蔽在大王山上从事革命活动。令人惋惜的是，陈德钊在贫病交加中不幸逝世，年仅32岁。但是，他的革命精神却影响了当地一代又一代的革命群众。当红军长征部队经过五山大王山时，村民们冒着生命危险给予了红军宝贵的支持和热心的帮助。有的无偿救助红军伤病员，有的提供粮食和住宿，有的为红军作向导，有的搬运武器和重物。为爬山涉水远道而来的红军安全经过五山和顺利翻越大王山贡献出了一份力量。
图为大王山吴氏宗祠红军长征壁画 欧伦彬 摄
大王山属于五岭中骑田岭山脉之一，四周群山环绕，树木茂密，荆棘丛生，两侧都是悬崖峭壁，中间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可以通行，与九峰镇浆源村只有一山之隔，可是陡峭的山路崎岖难行，险象环生。1934年11月6日，红军长征部队在突破敌人设置的第三道封锁线，冒雨翻越九峰山时，一些战士和骡马稍有不慎便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图为大王山上远眺 欧伦彬 摄
时至今日，我们从许多将士的回忆录中均可见翻越大王山的艰难险阻。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辑，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万里征途第一站——红军长征在广东》中对于大王山这样描述：“11月6日，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师第五团先后冒雨翻越了大王山。大王山属五岭山脉，位于湘粤交界处，海拔1600多米，是红军入粤以来遇到的第一座高峰......”《童小朋回忆录·泥善萨 》中说：“上了一个又一个，连上完了三个山顶，才算是上完了”。红军初始“大搬家”式的转移在此显得更是寸步难行。“只有那100多担几个人或十来个人抬的大机器爬了几个小时也没爬过去。”“两班人轮流倒替着，100多人簇拥着这个“庞然大物”用了足足两个小时才爬过了四五米高的陡坡”（《裴周玉回忆录·踏上艰难的征途》 ）。“到了险要地段，大家都格外小心，手拉着手小心翼翼地走着。前面走着的几个战土因为脚踩空了或踩在虚石块上跌到悬崖下丧生了。每走一段悬崖都有这样牺牲的同志。幸存下来的同志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咒骂该死的老天爷，咒骂这该死的没完没了的大山......”（《裴周玉回忆录·踏上艰难的征途》）。萧锋在《长征日记》中记述，走了半夜，“因为路滑，一不留神，摔到山沟深渊中去了。幸好半山腰的丛树将我挡住，没有再往下滚。我使劲大喊‘救命——！’正好师部经过，同志们发现我摔在下面，赶紧向师首长报告，李聚奎师长和谭政主任叫战士打着手电，用绳子和几副绑腿带把我吊了上来。”“把机器抬上来又搬下去，越过了一个又一个险坡，爬过了一道又一道山梁。每一个陡坡，每一道山梁，每一段悬崖都留下了红军战士血的足迹，都留下了长眠的亲密战友”（《杨得志回忆录》）。“‘砰’的一声，前面的跌下去了，后面的大笑起来。笑的人嘴还未合拢，自己又像滚西瓜般的溜去下了，有的是跌下深崖去了，在崖底下呻吟，马也掉下去了，饲养员站在路旁哭，战士们都成了泥狮子”（《彭加伦回忆录·大王山上行路难 》）。
这些佐证材料，为乐昌正在如火如荼全面推进国家长征文化公园（乐昌段）建设和实施“百千万工程”建设，打造“红军首越天险——大王山”项目提供了有力的史料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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