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初唐书法批评：确立"尽善尽美"之典范
第三节：李嗣真《书后品》的书法品评与时代精神
在初唐时期，与孙过庭并驾齐驱的书法理论家李嗣真，继承了庾肩吾的《书品》传统，创作了《书后品》。这部作品被张彦远收录在《法书要录》的卷三中，是对前人书法的继承，更是对新时代书法精神的开拓。
虽然《书后品》大体上沿袭了庾肩吾的体例，但李嗣真在九品之上，独具匠心地列出了李斯、张芝、锺繇、王羲之、王献之五位杰出的书法家，实际上将品级提升到了十品。这种安排不仅展示了李嗣真对古代书法大家的尊重，也体现了他对新书风的敏锐洞察。
在《书后品》中，李嗣真考察的书法家范围广泛，从秦代的李斯，到唐朝初期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房玄龄、殷令名、陆柬之、王知敬、汉王元昌等，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的书法名家。他将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唐代书法家与晋宋时期的名家如庾翼、羊欣等相提并论，甚至将他们置于萧子云、智永等前代大家之上。这种评价展现了李嗣真独特的审美眼光，也反映出他对同时代书法家的高度认可和尊重。
《书后品》还将北齐书法家刘珉列入品级，这在之前的书法理论著述中是前所未有的。这一举动无疑是对北朝书法的首次关注和重视，体现了李嗣真开放包容的书法理念。在唐初时期，南北朝正史如《北齐书》《北史》等相继修撰，南北士流相互融合，李嗣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将北朝书法纳入品评，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未来书法发展的展望。
李嗣真的《书后品》不仅是对前人书法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更是对新时代书法精神的总结和提炼。这部作品展现了李嗣真卓越的书法品评能力，也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初唐时期书法风貌和审美观念的重要窗口。
一、探究“四贤”优劣背后所蕴含的价值观念
《书后品》作为一部古代书法品评的著作，自然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张芝、锺繇、王羲之、王献之这四位书法巨匠的价值评判。李嗣真在《书后品》中将这四位书家推崇为最高等级，与南朝后期至唐初诸多书家对王献之有所贬低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
李嗣真对“四贤”的书法赞誉有加，认为他们的作品不仅技艺高超，而且充满了天地间的韵律与和谐。他形容他们的作品如同“神合契匠，冥运天矩”，既合乎书法的法则，又仿佛自然生成，展现出一种超越时代的艺术魅力。
在评价锺繇、张芝时，李嗣真虽然认为他们的作品“筋骨有余，肤肉未赡”，但仍不失为书法中的佳品。而对于王羲之，李嗣真则给予了近乎完美的评价。他认为王羲之的书法“加减太过，朱粉无设”，意指王羲之在继承张芝、锺繇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扬光大，使得其书法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李嗣真还盛赞王羲之在各种书体上都有着惊人的创造力，其正书如“阴阳四时，寒暑条畅”，草书、行书则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真正达到了“书圣”的境界。
这种对王羲之的高度评价，实际上是对其书法艺术地位的认可。李嗣真沿袭了唐太宗的观点，将王羲之推崇为古今莫二的艺术巨匠。这种价值判断体现了对王羲之书法艺术的认可，也反映出古代书法品评中对于书法艺术创新和发展的高度重视。
通过李嗣真的评价，我们可以看到，古代书法品评并不仅仅是对书法家技艺的简单评价，而是深入到了书法艺术的本质和价值观念层面。这种评价不仅仅关注书法家的技艺水平，更关注其作品所体现出的文化内涵和艺术境界。对于“四贤”优劣的讨论，实际上是对他们书法作品所蕴含的价值观念进行深入的探究和讨论。
关于王献之的书法成就，李嗣真的观点与唐太宗、孙过庭的看法并不完全吻合。他独到地指出，王献之的正书和行书在某些地方“有失体统”，对其草书则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李嗣真在描述王献之草书时写道：“子敬的草书，其逸气超越了其父，仿佛丹穴中的凤凰翩翩起舞，清泉中的龙儿跃然纸上，变化莫测，令人难以捉摸。其气势之大，如同移山填海，又如翻涛搅岳，壮观无比。”他还引用了谢灵运的话，认为王献之的书法超过了其父王羲之，这并非空言。
李嗣真进一步赞美王献之的草书“逸气过父”，并指出“当他发挥得当，其神妙之处简直无法用言语形容，堪称草圣”。这一评价显示，李嗣真在书法审美上并不拘泥于孙过庭所提倡的“文质彬彬”的原则，而是更加注重个性与创意的展现。这反映出唐代书法审美风尚的转变，浪漫主义的元素开始崭露头角。
盛唐时期的狂草书家们无不从王献之的书法中汲取灵感，他们的创作祖承大令，而李嗣真的《书后品》则成为他们追求艺术境界的重要参考。李嗣真对于“四贤”的看法既与唐太宗、孙过庭有共同之处，也有其独特的超越之处。
李嗣真在品评历代书法家时，还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观点。例如，他在评价钟繇和王羲之的书法时指出：“元常每点多异，羲之万字不同。”这体现了李嗣真对于书法作品在形式多样性及变化方面的重视。他认为，优秀的书法作品应该具有独特的个性和丰富的变化，而不是简单地追求形似或技巧上的娴熟。这种观点在当时的书法界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对后世的书法创作和审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书后品》一书坚信，“天分”与“勤奋”两者在成就书法艺术中同样举足轻重。李嗣真在评价“下上品”书家时，曾如此写道：“嗟乎！天赋异禀者，未必能精益求精；而骨骼清奇者，或许功亏一篑。然则，若有可取之处，岂能遗忘？”而在评价“中下品”书家时，他则批评道：“古人习书皆有章法，今人则仅凭个人胸臆，缺乏自然之逸趣，唯我独尊。”他认为，书法之真谛，在于守法之中寻求自然之变，形成独特风格。
李嗣真在《书后品》中，自李斯以下皆有评说，足见其眼界之宽广。然而，彼时的书法遗迹尚属有限，因此，在划分书家等级时，他并未设定明确之标准，这也为后世的质疑留下了空间。张怀瑾在《书断·评》中便提出了质疑：“李夫人（应为大夫之误）将程邈列为第一品，但据书记载，程邈创隶书，其技艺如何，却鲜有耳闻，更无遗迹可考，何以定其品第？又言：‘梁氏石书，雅劲于韦、蔡。’将梁氏与蔡氏相提并论，岂非天壤之别？再者，张昶，伯英之弟，擅长草、隶、八分，融汇兄长之书艺，故被誉为亚圣。卫恒亦精通书法之势，时人誉其得伯英之精髓，与汉王并列第四。桓玄、谢安、萧子云、释智永、陆束之等人却与王知敬同列第五，若论此数子之才能，岂能相提并论。”
尽管李嗣真在《书后品》中提出了“天才”与“工夫”并重之观点，但在实际评价书家时，仍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和时代局限性。这也提醒我们，在欣赏和评价书法艺术时，需要更加客观和全面，既要看到书家的天赋和才华，也要看到他们的勤奋和努力。同时，我们也需要意识到，书法艺术的传承和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不断地探索和创新。我们应该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心态来欣赏和评价书法艺术，为其传承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全文2721字）
作者：王贵来（天津书画艺术网总编）
2024年5月7日星期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