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新国风就是新中国的产物。
没有中国近百年革命斗争的胜利,就没有新国风。
毛泽东思想打造了坚强的政党,唤醒了觉悟的人民,取得了空前伟大的解放胜利与建设成就,更可贵的是,毛泽东思想深入到中国社会的最基层,重创了专制中国社会上千年的绅权小雅道统。
家天下的观念被粉碎,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
私有制的观念遭受重创,虽然经历历史反复,但终究没能改变社会主义的底色。
人民第一次掌握了全面的文化能力,人民有了自己的小说家、自己的诗人、自己的散文家,人民第一次以人民的身份走上文化舞台。
这一点至关重要,在新中国之前,人民也有机会走上文化舞台,但必须接受绅权小雅道统的驯化,必须以绅权小雅道统的舔狗甚至走狗的身份走上文化舞台,就像靠着乞讨兴办绅权教育的那个义丐武训那样。
但新中国一度改变了这一切,新中国让人民在文化上挺直了腰杆,全民扫盲彻底粉碎了绅权文化垄断,深入而广泛的集体活动更是锤炼了人民的文化技能,不仅教育出如柳青、周立波那种为人民发声的知识分子作家,还哺育出赵树理、浩然那种为人民发声的人民作家。那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那个时代,每时每刻每处每地都发生着史无前例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旧世界绅权小雅道统来说,那是史无前例的浩劫,对新世界的民权国风传统来说,那时史无前例的解放。
今天的新国风,就是当年那伟大解放的产物,人民不仅有了自己的作家,还有了自己的诗人群体,并且产生了可能改变旧诗面貌的新诗体。
这就是人民丰硕的文化成果,是毛泽东思想引领的中国革命的伟大的文化成就。
新时代的民歌,借着新文化的滋养,开始了自我发育,由人民自己亲手把它培育到国风的水平,须知三千多年前,民歌是被相关文化官员修改润色披删勘定成国风的模样的。但今天这一切均由人民自己亲手完成,再也不需假专家的外力。
这是新时代的伟力,是砸烂家天下人民当家做主的自然结果。
在与长阳诗人交流时,我提醒他们,吸纳小雅的遗产固然重要,但绝不能放松自我成长自我发育与自我挖掘。须知当年的小雅就是由国风哺育而成的。
今天我们还能从较早的颂以及大致同期的大雅中见出端倪,很多颂粗鄙不文,相当一部分大雅也很少文艺的款致,恰是当年的诗人,由民歌风味的滋养,陶冶出士君子的风致,最终丰富了文艺的技法。小雅比国风技法更精致,恰恰说明,小雅的技法从国风的改订中孕育而出。国风才是文艺技法的本源,人民才是赋比兴原始版权的所有者。
关于这一点,恐怕要用大篇幅的专业论述来仔细说明,这里无法展开,只能容后再议。
我鼓励长阳诗人,要坚持自己的道路,坚持自己的文化自信,坚守自家宝藏。人民文艺本身就蕴含着文艺的全部财富。国风貌似不如小雅文艺,只是因为国风没有肆无忌惮的渲染来拉关注。除此以外,国风本来什么也不缺。
新国风最缺乏的就是文化地位。
因此,新国风必须努力争取自己的文化地位。为国风重新夺回应有的文化地位,就是新国风肩负的旧使命。
小雅压迫排挤国风数千年,一如绅权压迫剥削民权上千年。民权的解放就是推翻绅权的经济剥削,打倒绅权的政治压迫。而作为民权文化的代表新国风,它的解放就是将小雅道统赶下神坛,重夺国风失去数千年的应有的文化地位。
只有完成了对小雅道统的革命,才算实现了民权的彻底解放。
这就是新国风的历史任务。
这就是新国风的旧使命。
(节选自本文第八章第06节)
新国风释义
——再辨风雅颂,重识五句谣
文/李梦痴
应清江田兄之邀,我借北上途次武汉之便,有了长阳之行,实地探访五句谣的发源地。
此行感慨良多获益匪浅,与长阳诗人的交流,给我很大启发,特别是对我进一步深入认识诗经中的若干关节,进一步理清启蒙史的某些紧要问题,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在此,我就把此行若干心得整理在录,以备考稽。
一、民歌诗派再检讨
长阳诗人把自己的诗词创作定位于“民歌诗派”,这个说法很中肯,基本能概括长阳诗歌创作的一般特点。但名之为民歌诗派,主要是从艺术手法上概括长阳诗歌,在我看来还不能真正体现长阳诗词的完整意义。
从艺术手法上,长阳诗歌的确从民歌淘取了“第一桶金”,最初的形式的确以当地民歌为本,但随着创作实践的深入,长阳诗人正在依托民歌的底蕴,走出一条崭新的诗词创作道路,它虽然依旧是民歌的风味,但从文质两方面,都已经比朴素的民歌更深邃更温蕴也更端方,特别是发展到五句谣的程度以后,民歌诗派这个词已经没法涵盖其完整意义了。
以我对长阳诗歌群体的粗浅了解,以及对长阳诗歌创作的管中窥豹式的观察,我以为长阳诗歌发展到现在的地步,正表现出如下四个特点。
首先是人民性。
人民性有两方面含义。
其一是创作面向人民。长阳的诗词创作,深深扎根民间的原生态,写民生摹民俗记民事发民情。其内容紧紧围绕人民生活与人民情感,真正做到了元白当年首倡的唯歌生民病。这是长阳诗歌人民性的第一要义。
其二是创作主体是人民。长阳诗人的主体是人民,有些诗人本身就是农民工,他们不需要元白那种士大夫居高临下去体察他们的疾苦,他们自己就生活在疾苦之中,这种创造主体的人民性保证了创作方向的人民性长期不变质不蜕化,这大约是长阳诗人能走到今天,并取得五句谣这样的成就的一个关键保障吧?
其次是社会性。
社会性是中国诗歌传统中罕见的属性。
中国的诗歌,不大习惯表达社会,他们只习惯于表现自我,而在表现自我的过程中捎带着表现社会。他们把这名之为文艺创作中人的觉醒,而人的觉醒的分野就是曹氏父子,作为爹的曹操,虽然热衷与歌以咏志,但尚能直观地表现社会,直面社会问题,到公子曹丕曹植那里,就只能现实中权谋倾轧艺术中自我抒发了。诗到曹植,人的主观算是彻底“觉醒”,而社会性,也就在诗歌创作中渐行渐远,成为偶尔为人提及的道学讲章。
而长阳诗词恰恰是在坚持社会性这个问题上,成为诗歌史上的独一无二的“诗派”。他们只书写社会,不做个人情感的抒发渲染,他们只见众生心,不执我慢心,这两点让他们成为诗歌史上独一无二的“诗派”——如果他们可以名之为诗派的话。
在他们之前,中唐的元白,曾发起新乐府运动,算是一个主张社会性的诗词创作运动,但元白诸人朝中大员,现实境遇终究离生民病较远,因此没法真正站在生民立场上歌其病,而且士大夫的习性,也没法让他们摈弃个人情感渲染放下我慢心。因此,元白的新乐府“诗派”只能算是一个倡导社会性的诗派,还远不能算是一个坚持社会性的诗派。
从这个意义上讲,长阳诗人堪称诗歌史上独一无二的坚守社会性的诗派。
第三是艺术的兼容性。
长阳诗歌的创作,虽然发轫于民歌,但能有意识地吸纳其他文艺形式,打磨更成熟的诗体,这种兼容性,成就了长阳诗歌的先进性。
以五句谣为例,五句谣本出身于当地民歌五句子,是一种流传悠久的民歌体例。
但经过几代人的整理挖掘充实丰富,吸纳了律诗对仗在内容含量上的优势,借鉴了宋词小令起承转合在节奏上的优势,终于把五句子打磨成现在的五句谣。
五句谣兼备了律诗的大与宋词小令的巧,构建一个大巧若拙的诗歌格式,为五句谣的创作实践,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五句谣是长阳诗人艺术兼容性的力证。
当代诗坛,顺嘴胡诌自度曲的明公大有人在,但真正如长阳诗人这样认真负责地打磨一种新诗体的探索者实在绝无仅有。
第四是题材的开放性。
与艺术的兼容性相同步的就是题材的开放性。
长阳诗人,正在自觉地走出民歌的题材局限,走出地域的风格差异,走向更广阔的内容空间。这种题材的开放性,使其创作有别于大批同时代的以民歌为本的诗歌传承之路。
我也接触过一些民歌系的创作群体,他们大都为了保持民歌的原生态,而牺牲了题材的多样性,牺牲了传播的广泛性,终归不免于自娱自乐,困守一隅,难以形成区域外的影响。这种从区域民歌起,至区域民歌终的“闭环”是民歌这一文艺形态发展的最大绊脚石。
而长阳诗人,恰恰在这一点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他们致力于拓展诗歌的内容,突破民歌传播的区域限制,用更普适的创作,为五句谣寻求更广泛的影响力。这种从区域民歌起,至中华诗词终的星辰大海般的胸怀与格局,恰是毛泽东思想哺育而成的新时代的人民觉悟。
而这种觉悟,当是新文化推翻旧传统专制最可宝贵的人的资源吧?
综上四点特征,我们可见,长阳诗群虽然起于区域民歌,但如今的长阳诗,特别是五句谣以后的长阳诗,已经不是民歌诗派能概括的了。
如果说它是一个诗派,那就必定得有若干与它平行同列的其他诗派,但目前的中国诗坛,乃至于过往的中国诗史,并不能与它平行同列的其他诗派。它的人民性、社会性在诗歌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一个独一无二的诗词创作群体,不能名之为一个派系。
因此,现在的长阳诗群,我以为以诗派名之恐怕不合适。
我更倾向于把它名之为一场运动,一场绵延三千年的文艺运动的崭新起点。我们姑且名之为新国风运动。
二、新国风与新乐府
新国风运动这个提法,是直接对标中唐新乐府运动的。因此为更好阐明新国风运动,需先理清新乐府运动的若干关节。
中国的诗歌创作,有特别发达的个人表达习气,却很少反映社会的现实主义传统。个人表达也能反映社会现实,但只能是个人表达的副产品。这种风气,导致中国诗歌创作严重精英化,严重不接地气,每每把诗歌引入死路。
封建士大夫的个人表达,无非是求功名的入世热情与求功名而不可得的隐逸情怀,因此中国的诗派,择其有作为有影响者,也不出这两端之涵盖。以盛唐为例,边塞诗就满满的功名情志,而田园诗就深深的隐逸情怀,归根到底,它们的落脚点都是功名,而非民生。至于其他多如牛毛的诗派,其实也都是在这两端一环中翻跟头。
唯有盛唐晚期的杜甫,算是某种程度上跳出了功名的拘囿,高举忠君旗帜,看淡个人凄楚,死守家国情怀,直面人间疾苦。杜甫开创性的诗歌实践,直接催生了后来的新乐府运动。
新乐府运动,是中唐元稹、白居易等人发起的一个诗词创作革新活动。对杜甫的再发现,让这些中唐诗歌巨擘,对诗的职能和任务有了新的认知。于是他们呼吁回到汉乐府的立场上,号召同道从事文合时诗合事的文艺创作,新乐府运动因此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新乐府较旧乐府的新,主要不是新在内容上,而是新在吟唱这一形式上。汉代乐府是可以传唱的,而唐代新乐府,虽然词句循汉乐府的法度,但已经没有匹配的音乐,因此也无法吟唱。也就是说,汉乐府是歌曲,而唐新乐府只是歌词。
除了不能吟唱之外,新乐府较汉乐府其实没什么新意。这倒不是说唐代民生较汉代没有发展,而是新乐府的主创群体的身份局限,不能真正深入到民生深处,因此只能粗略地合时合事,不能真正合于时事的细微处,这种自上而下的文艺变革,终究不能触底,因此,最终不接地气也是必然。
但不管怎么说,新乐府运动,是一次名副其实的文艺创作革新运动,因此它不是个诗派,它是一场真正意义的运动。倒是它的主要倡导者元白,被后世提炼出文艺创作的一些一般特征诸如通俗、写实、裨政、吊民等而名之为元白诗派。
于一场运动而言,某些原则是其宗旨,而对一个诗派而言,该宗旨只能算是其特色。宗旨是力求实现的目标,而特色其实只是创作的一般呈现。这大约就是运动和诗派的区别吧?
元白都不能始终贯彻新乐府运动的宗旨,因此他们作为一个诗派流传后世,而他们的运动却淹没在历史尘埃中。
对标新乐府运动,我们再来看看新国风运动。
新国风运动与新乐府运动一样,都是重新回归人民性重新唤起社会性的诗歌创作运动。
但新国风运动较新乐府运动更彻底更深入也更坚定。
与新乐府成员以朝廷大员为主不同,新国风的成员大都是基本群众。是那些元白们在新乐府运动中呼吁同道去关注去同情去歌其病的群体,是元白那个时代被压迫在社会最底层的人民大众。这样的成员组成结构,决定了新国风比新乐府有更坚定的人民性,与更广泛更真切的社会性。当人民群众自己起来掌握自己的文艺命运的时候,诗歌的社会性才能实现真正的回归,而元白等先驱的理想才能真正实现。
同时,新国风的新与新乐府的新不同,新国风的新,不只是形式上的新,更是内容上的新。新乐府是不能吟唱的,但新国风是可以传唱的,新国风不止是歌词,它还是歌。这是它名为国风的根本原因。
正因为新国风的创作主体是人民群众本身,因此新国风的创作实践,能深入到社会结构的方方面面,能细致入微地体察社会人生的喜怒哀乐,能如临其境地呈现社会生活的冷暖炎凉。新国风扎根人民之中,更接地气,因此更有生命力。
当然,新国风是在新乐府的理路上的进一步发扬和拓展。
纵观中国诗歌史,风的传统大致有四个节点,第一个节点就是风的原点,也就是诗经国风,从那时候起,诗歌与民歌的子母关联便确定下来。这一关联,为诗歌的发展提供了持久的生命力,每每让诗歌从奄奄一息中满血复活。
第二个节点是风的回归,就是汉乐府,汉乐府采用了与国风相仿的体制,重新回到诗的民歌之源上,实现了诗的二次腾飞。这次腾飞形成的五古体式,成为后来诗歌体式的母体。我们今天的旧诗,大体上依旧盘桓在这次腾飞的末节处。
第三个节点是风的回望,也就是新乐府。坦率地讲,新乐府没有什么实质的作为,它只是提醒人们,诗歌本来应该是另一副模样,诗歌本来应该有另一番气象,但限于它自己的文艺局限与社会局限,它只能远远地向着诗歌的社会性望一眼,社会性已经是成熟的士大夫遥不可及的一个诗歌理想。
第四个节点就是新国风运动。
前三个节点,贯穿漫长的封建社会,是三千年绅权统治下的文艺的改良努力,它的阶级属性决定了它不可能具备坚定的人民性,因此也不可能真正实践广泛的社会性。它只能是绅权自我鞭策自我警醒的一份兴奋剂。其运动之不能长久也是情理之中。
只有彻底结束人压迫人的关系,彻底推翻绅权的文化专制统治,彻底实现民权的王者归来,诗歌创作的社会性才能真正实现。这就是新国风运动的伟大的历史机遇。
新国风运动,是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诗歌创作运动,它不是回归社会性,而是直接从社会性出发,它不是天上的诗歌,不是精英的个人秀,它本身就是人民群众的文艺成长。它作为一种诗歌创作运动,是与新中国的政治解放、经济解放相伴随的文化解放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得益于新中国文化解放的扫盲运动,得益于毛泽东思想用文化武装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并且在自身成长壮大的过程中,一步步走到文化解放的前列,正在演进为一种更广泛的诗歌创作的社会化运动。这个运动,将继承诗经国风的伟大精神,扬弃汉乐府的优秀传承,继承新乐府的崇高理想,整合新中国民权革命的宝贵资源,最终为旧诗的现实开创一个光明的未来,将中国的诗歌创作拔出绅权的泥潭,提升到民权文艺的历史高度。
三、国风乐府浅辨
国风是诗经中的一种体例,篇幅之大,占诗经半数以上。
据说周人有采风之制,国风就是采诗官从各地采访的民歌,汇总到朝廷,再由朝廷专门人员编订整理而成的诗歌集。
采风之制,是周人对域内行文化治理的一个主要手段,旨在考察域内各地风俗人情,对生活的感受,对时事的态度,将这些材料分梳考量,以资政策制定。
采风原本大约是情报收集工作,但后来却无心插柳成就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现实主义诗歌集,而国风也成了诗歌创作社会性传统的开山祖。
现存的国风,必定有人为改订的过程,从不同区域的国风有时候会出现相同格式的句型这一点可以揣测,它们当经过同一类人改订。
国风的形成,大致是由民间传唱的歌谣,经采诗官收集汇总,再由专门人员勘正编订而成,所谓专门人员,恐怕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文化官吏。
被改订的“民歌”自然就失去了大部分民歌的原味,但基于情报整理的缘故,这种改订恐怕只能是具体形式上的,绝不会伤筋动骨以至于面目全非,从而失去情报价值。所以,而今流传的国风篇什,虽然细节上未必尽然,但总体上还是保留这当初各地民歌的原初风味的。
当然,国风的篇什,也未必尽出于民歌,有些可能是出自当时各地士族甚至贵族之手,比如已知的许穆夫人身份就很显贵。但总体上看,而今流传的国风作品,还是能大致体现出当时民众较为普遍的思想感情与风俗意志的,即如许穆夫人的作品,其实也体现了当时较普遍的救国赴难的民众意志,而不是表达与民众情感隔膜至深的贵族思想。作为精确的文化情报,从国风是可以见出所在地的风俗人情的,这一点是有季札观风的典故为佐证的。
正是情报收集工作对材料详实的苛刻要求,成就了诗经国风质朴平实浑厚深切的现实主义品格。使诗经国风成为最具原风味的民歌体文艺作品集。使诗经国风成为封建绅权文化体系中后世无法超越的现实主义楷模,成为绅权文艺高不可攀的诗歌创作之社会性的丰碑。
后世最接近诗经国风的文艺巨制,大约要数汉乐府了。汉乐府是第二次把诗歌创作指向社会性的伟大艺术实践。
但与国风不同,乐府虽然也由专人采集,但汉代政治形势社会生态已经与周代相去甚远,采诗的情报收集作用大大降低了。
毕竟,到汉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已从封建制升级为郡县制,交通发达、治理能力提升等因素的作用,使汉代对地方的统御力远胜于周代。汉武帝以后,诸侯王日渐萎缩,再难成气候,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通过直接向中央负责的地方官吏实现,中央可以通过相应的考评监察制度,对地方实行更精准更有效的管理,不大需要采诗官这种“特工”为之提供专门的情报资源了,采诗便从情报收集支持文化政策制定的机要工作,变成了为装点歌舞升平填料的附属工作。
恰是社会治理能力的进步,成为压死诗歌创作之社会性传统的最后一根稻草。既然采诗和情报收集无关,那乐府和情报详实性的要求也就不搭边了,对乐府题材的编订也就更大胆、更放任了,因此,乐府的原风味也就越发难以保全了,于是,国风就真的成了绝响。
与国风相比,汉代乐府文人气更浓郁些,原因恐怕正在于此。它并非文艺的进步使然,而是治理能力的进步使然,治理能力进步,消除了乐府情报收集的职能,给文人的编订留下了更广阔的空间。汉乐府的影响力,因此迅速被汉五古取代,古诗十九首成了乐府转化五古的桥梁,诗歌也迅速从“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风味“进化”为“人生不满百常怀千日忧”的风致。因此,汉乐府没能如它的前辈国风那样获得与雅并驾齐驱的地位,而是被迅速淹没到个人主义的五古激流中。
从乐府到五古的进化,标志着诗歌创作的社会性差不多永远退出了绅权文艺的舞台。从此,精英主义借五古的风致放飞了自我,与诗歌创作的人民性、社会性渐行渐远。
也正是从那时起,绅权精英借助文化优势,恣肆自己的个人主义风致,一步步拉大文化上的两极分化,终于把人民群众死死压在绅权文化巨石之下。
不要指望新乐府能改变这一切,新乐府什么也改变不了,新乐府只有一个丰满的理想,注定在骨感的现实面前被撞得粉碎。
与国风和乐府不同,新乐府是非官方的文化运动。虽然新乐府的主创都是朝廷重要官员,但他们的运动无官方背景,是纯粹的私相倡导。从这个意义上讲,它算是比较纯粹的文化运动,此运动的宗旨就是要为诗歌创作找到更有活力的道路。
但这些人的身份特殊,他们都是绅权文化的精英人物,而且他们的历史局限也不可能让他们充分认识到自己的阶级局限,他们只能用救世主的态度去“拯救”水深火热的人民群众,对他们行“文艺的援助”。但作为救世主,他们又缺乏墨家摩顶放踵利天下的猛厉作风,结果只能从全力以赴到量力而行,最终见好就收,虎头蛇尾。
绅权精英主义已经完成了文化的两极分化,若不能具足坚定不移的人民性,则绝无可能实现真正意义的社会性。而新乐府诸贤的人民性,只停留在口号上,慢说坚定不移,连起码的不离不弃都谈不上。这才是新乐府最致命的问题。与所有自上而下的革命运动一样,它注定是理想的巨人实践的矮子。
到宋代,绅权精英主义彻底垄断了文化权利,成为继三千年前神权祭祀之后又一群文化上呼风唤雨予取予夺的新霸主。他们完成了自己的文化专制之路,国风的传统几近于绝。于是,便有迂腐反动的极端精英主义者,冒出来妄言国风也是出自贵族之手的梦话,妄图把诗歌创作之人民性社会性的第一盆火也湮灭在精英主义的化粪池里。
这就是从国风到乐府再到新乐府的悲情之旅,是诗歌之人民性社会性没落的伤心路。当你审视国风到乐府的蜕化过程时,你能真切地看到,人民是如何丧失文化权利的,民权是如何退出文化话语的。惟其如此,你才能真正见出,新国风运动伟大的现实意义。
四、新国风运动的优势劣势
新国风运动有别于乐府和新乐府,新国风运动既非歌舞升平的点缀,也非个人文艺品格的点缀,新国风运动,是一场实实在在的人民群众争主权、新文化谋出路的运动,是近百年伟大的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有机环节。
新国风也不同于国风,新国风不是官方用来作地方文化治理参考的情报采集,新国风就是人民群众自己的心声自己的生活的诗意表达,是被采诗官采集之前的真正原风味的“国风”。
说它是新国风,只是想标志它与诗经国风的关联与区别,其实与采诗官采集由文化官吏勘定的国风相比,它是真正原汁原味的“旧”国风,是国风的原生态,是丝毫没有被文化官员与文人干预的“真国风”。
他的创作主体是人民群众,是民歌的主人及其后辈,这一点更加保证了它作为原滋原味的“真国风”,具备可持续发育成长的底蕴和潜力。
新国风的这一优势至为关键。它意味着,诗歌创作不再是回归人民性与社会性,而是由人民直接从社会生活中提炼出来,原生态的新国风本身就是诗歌原生态的人民性与社会性。
这就好比一个修炼虎拳的大师,功力精纯技艺深湛,同道中绝无对手,但如果他碰见真正的老虎,他的虎拳终究还是不堪一击。无论国风、乐府还是新乐府,其实只是一些知识精英在修炼虎拳,而新国风,是真正的猛虎,和人为修炼的虎拳不可同日而语。一只老虎,可能对虎拳相关的理论要诀一无所知,但它实践中的威力是任何修炼都难以企及的。面对老虎的时候,修炼虎拳的人只有变成老虎一条出路,舍此再无任何修炼法门可用。
这就是新国风带给当代诗歌创作带来的冲击。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以来,人民的政治一直在呼吁旧知识分子走与人民相结合的道路,主动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但相当一批旧知识分子推三阻四忸怩作态甚至推诿谩骂撒泼放刁,就是不肯“自降身份”把自己当成人民的一员,并且持续用传统的文化霸权压迫人民,用那些连修炼都算不上的虎拳花架子沽名钓誉。现在人民自己挺身而出,为自己的文化权利发声,老虎终于出手了,那些真招子或花架子的虎拳都将不堪一击。要么让自己成为老虎,要么让自己的虎拳成为江湖笑话,这就是摆在修炼虎拳的旧知识分子面前的二选一。
这就是新国风的优势。一只真老虎突然钻进练拳者的圈子,老虎这个身份本身就是他的优势。对修炼虎拳的人固然如此,对修炼其他拳种的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改订国风乃至于仿国风的乐府站在真国风面前,就如虎拳修炼者站在一只真正的老虎面前一样,毫无优势可言。而那些修炼猴拳、修炼鹤拳甚至修炼龙拳的各流派,在一只真老虎面前,恐怕也要把优势这两个字从自己的字典中彻底抹去。
新国风的劣势也恰恰在于它是一只真正的老虎。
真正的老虎被排除在拳术之外,既不理解拳术的义理,也不理解拳术的法则,它是自然朴拙的。如果让它消灭练拳者,倒是很简单,但如果让它改造练拳者,把练拳者从象形的迷局中解放出来,真正回到形的意境本身,它就必须超越自己的自然朴拙,完成自己的理论建设与技能诠释,使自己的自然技能升级为可传授的自主技能。
也就是说,新国风必须在保持民歌的原风味的前提下,真正走出民歌的自然朴拙局限,提升自己的文化建构能力,实现由自然向自主的升级,才能最终弥补此劣势。
这一点说来简单,行起来其实也不易。
人民此前一直被排斥在文化话语之外,基本上没有文化地位可言,因此,也就极度匮乏文化能力。这一点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得到根本改善,但目前情形看,改善的程度还远远不够。要想具足真正当家做主的文化能力,人民文艺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这是补课之旅,也是总结之旅,更是传播之旅。这是补齐数千年文化压迫欠下的文化能力债务,形成人民自己的文化理论,并在传播中逐步使之成为显血的过程。这也是一只老虎恶补拳诀拳理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归纳自己的拳诀拳理传播自己搏击理念的过程。
须知补缺、构建与传播是同时进行的,没有时间让人民的文艺四平八稳地先补课再建设待万事俱备再传播。人民的文艺,必须像人民的解放战争一样,在战争中恶补战争理论,在战争中培养战争修养,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艺术。人民的文艺的新国风,也必须在人民文艺的社会实践中,补齐短板、完善技能、实现飞升。
这就需要新国风至少抓住三个要点。
第一就是广泛吸纳此前绅权文艺的优秀资源。
第二就是努力建设当下民权立场的文艺架构。
第三就是在服务当下社会的实践中提升技能扩大影响力。
此三点能逆转劣势,将一只自然朴拙的虎变成一只自主成熟的虎,从而使王者归来的猛虎真正成为引领拳术质变革命的领军力量。
五、雅道的前世今生
01,雅架空了风成为唯一话事人
今天人们把传统的文艺范儿统称为风雅,就是本于诗经的。风雅可以做诗词的代称,也可以做风流儒雅的形容。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那就是雅这个词可以拿出来单用,但是风却不能。我们可以说这个人很雅,那个人不够雅。但我们一般不会说这个人很“风”,那个人不够“风”。
这就意味着风雅只是名义上并称,实际上,风已经被架空,完全退出了文艺的评鉴,倒是雅一家独大,成了文艺的话事人。
这就好比晁盖宋江,本来在梁山,晁盖这个“风”是大当家的,但却被宋江这个“雅”一步步架空,不但失去了话语权,最后连性命都赔了进去。由晁宋风雅两个当家人共同主持梁山的局面,最后也成了宋江这个雅致的投降派一手遮天的局面。
把中华的诗词比作梁山,把风雅比作晁宋,其发展趋势大抵如此。虽然雅一直把风作为牌位高高举起,但在所有具体创作中,雅已经成了唯一话事人,实现了话语霸权专制,不仅风没有生存空间,即如与风沾些关联的头领也都被排挤到边缘。
那么雅是如何做到这种兵不血刃的抢班夺权呢?这恐怕就要从雅道的自我分化说起。
02,小雅独占了雅的解释权
雅最初之所以能在风面前取得话语权,其实更多地是凭借大雅。但我们今天所说的雅,其实特指小雅。
大雅其实就是大局观,就是天下家国,就是苍生社稷,就是集体利益高于一切,小雅其实就是自我意志,就是个体的喜怒哀乐,就是个人计较,就是个人利益置于集体利益之上。最终大雅被排挤出文艺品鉴,小雅独占了文艺品鉴的话语权。
这大约是文艺评鉴的历史上又一个暗黑的“夺权”故事。
我们不妨继续用梁山做例子。
宋江这个雅最初本来是兼具大小雅的,宋江还是有些大局观的,他很多时候特别是前期,还是能以梁山集体利益为重的,是能把个人利害个人感受放在一边的,是能专心致志为梁山做贡献的。这是宋江大雅的部分。
但宋江从最初就对落草十分抵触,就一心盼着特赦,就一直盼着重回自己押司的寄生生活,到了梁山,其实他的私计也一直埋在心里,只不过陷得太深已经不能指望特赦,只能图谋诏安了。用个人富贵绑架梁山前程,这就是宋江小雅的成分。
最终个人主义的宋江彻底占了上风,不仅把作为风的晁盖架空搞掉,也把大雅的宋江彻底埋葬,沦为毫无斗争意志只知投降苟安,用集体利益换取个人功名的个人主义者,从大雅沦为小雅,并借小雅的权谋,彻底实现了诏安的舆论专制。让投降彻底掌握了梁山事务的最终解释权。
宋江的三步转折,可以类比雅道的自我分化。
雅最初是指代官方的,以前将雅解释为正,是代表诗歌的正统的。但这个雅正主要是指大雅,大雅多出自大贵族之手,言王政得失、苍生利害以及种种天下社稷的兴亡大计,这是攸关所有人的头等大事,居正居上,毋庸置疑。
国风因处境与地位的关系,缺乏大雅那种大格局,缺乏大雅那种大眼界,因此也无以站在大雅那种端正的立场,以大雅为正声,在当时的情况下,并没有刻意压制国风的意思。
小雅与大雅不同,小雅多出自下层士族之手。处境尴尬而又得天独厚,尴尬就在于它既没有大雅的崇高,也没有国风的厚重,夹在中间无所依处,得天独厚就在于它不风不雅,因此亦风亦雅,有着更灵活的机动性。
但整体看,小雅更接近国风,小雅有一部分情志与国风的情感重合,那就是反战,还有一部分与国风呼应,那就是刺恶政。其中反战诗,小雅基本上达到了国风的水平,但刺恶政,远不如国风意蕴深永。吃官饭的人眼中的恶政,是没法与供养官饭的群众眼中的恶政相比的,因此,小雅的刺恶政与国风的同类题材相比,终不免矫揉造作之嫌。凭这两类小雅对国风毫无胜算,真正让小雅胜出的其实是小雅中大量篇幅而国风中无一字提及的宴饮诗。
周人宴饮是一种宗教仪式,是礼的一部分,礼不下庶人,这种需要大量物资支持的礼,国风的作者们是消费不起的。但小雅的作者却是宴饮的常客。小雅的宴饮诗津津乐道于欢宴,既没有反战的苦绝也没有刺恶政的怨愤,算是小雅中的一股清流。
但小雅缺乏大雅的格局和眼界,一般拘泥于宴饮的个人体验难以自拔。与孔子的爱礼胜于爱羊相反,这些小雅作者大都表现出爱宴饮胜于爱礼的情致趣味。这就好比一次外交晚宴,国风根本没资格入席,大雅忙着国家博弈,而小雅忙着享受美食。这种情形,直到李商隐时代,毫无改观,李商隐的宴饮诗,依旧对宴饮中的博弈无感,却沉溺宴饮之乐难以自拔。小雅一千多年的进化中,关于宴饮的热衷竟是毫无变化。
恰恰是这一点独一无二的宴饮诗,成就了小雅最终的文化霸权。
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西周伊始中国走出神权迷信迈进世俗社会,从那以后,食物就是信仰,烹饪就是祭祀,而餐饮就是“世俗宗教体系”。小雅对宴饮的热衷,恰恰抓住了中国世俗社会的信仰根本。
大雅暴殄佳肴,不足取法,最终被踢出了文化话语,只能在政治领域发作,国风不知精食细烩,只能把食物作充饥的糙料,根本上不得文化的台面。于是热衷美食的小雅,就凭借精致的口腹之欲,独占了文化的话事人位置,成为世俗社会信仰的“大祭司”。
大雅偶尔也会期望活得更轻松安逸一些,而国风总不免对更舒适的生活长存向往,这就是小雅宴饮诗的力量所在。在私有制的价值体系中,把个人看得无与伦比地重的小雅,是不可战胜的。就像在封建伦理价值体系中,以诏安为旗帜的宋江,终究是不可战胜的。
03,小雅的本质
小雅的本质是个人主义。
文学史家一般以为,中国文学中人的觉醒一般是在汉魏之交。但总其端绪,在小雅时期,个人主义的文化立场已经基本形成。所谓汉魏之交的觉醒,其实只是个人主义在文艺创作中的大膨胀大发挥而已。
小雅的个人主义,原本是一种特别现实的个人主义,歌咏欢宴中美妙的个人体验,抱怨工作繁重待遇微薄。小雅对政治的不满,通常始于个人感受,而小雅对社会的批判,通常止于个人计较。作为个人的我,是小雅衡量万物的尺度。“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归雨雪霏霏”,杨柳雨雪的变迁中,唯一恒定的尺度是我,物是人非的沧桑里,唯一不变的是我的心理体验和主观认知。
小雅就是用这个我,构筑起了私有制意识形态中,坚不可摧的话事人基石。
与小雅相比,大雅为了家国大计,总不免要把我放下,于是政治没有人性,大雅被踢出局。与小雅相比,国风为了家口生计,根本就无暇顾及我,于是庶民没有觉悟,国风也被踢出了局。大雅不涉及我,被诋为空话,国风不执着我,被斥为废话。小雅不仅用我衡量万物,更用我衡量当年的“同事”大雅和国风,从而彻底锁定了“我”在文化价值观中的决定地位。
当我代替人成为万物尺度的时候,大雅或许还能凭借其强烈的主观态度偶见峥嵘,而温蕴朴直的国风却因为以人为本从不以我为核心,被个人主义价值观永远挤出了文化话语圈。这就是虽然风雅并称,但雅却独立撑起文化品鉴大旗,风销声匿迹的根本原因吧?
03,小雅胜出的社会历史根源
小雅这种个人主义取得话语权,是有其深刻社会历史根源的。
小雅产生于西周初期,当时正是中国社会从神权迷信中解放出来,建立世俗社会的伟大变革时代。人的价值观从超验主义向现实主义转进,玄学不再是文化热门,而实学尚未形成气候,此青黄不接处,便是小雅野蛮生长的文化空间。
世俗社会建立的一个重要进展,就是私有制以制度形式被最终确定下来。没有了神的干预,私有制便扔掉了压舱石,开始了野蛮发育。
与私有制的野蛮发育相伴随的,是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摆脱了神权奴役之后,虽然没能摆脱经济奴役和政治压迫,但在有一定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群体中,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已经势不可挡,这就是小雅生长发育的大的历史社人文环境。
小雅代表了私有制时代世俗社会的基本趣味,小雅成为世俗社会的文化标准,是因为它的个人主义,就是私有制伦理社会在文化上的有力注脚,就是私有制在世俗伦理价值观中的真实影像。小雅代表了整个私有制伦理社会的价值取向,它的成为私有制伦理社会的文化价值权威,是固无可疑的。
04,私有制文化中的三权分立
私有制伦理社会的文化,如同私有制伦理社会的政治一样,都有着三种彼此独立的权力。
支撑私有制伦理社会的广大劳动人民,构成了政治上的民权,民权在文化上的反映,就是以表现劳动人民生活劳作思想感情为主的国风。
私有制伦理社会的食利阶层,构成了政治上的绅权,绅权在文化上的反映,就是以表现士大夫生活情趣人生体验为主的小雅。
私有制伦理社会的决策层,构成了以君权为核心的中枢,此中枢在文化上的反映,就是以论王政兴废、社稷得失为主要内容的大雅。
其中反映君权中枢的大雅,总是以大公为指归,是代替神权限制私有制膨胀、平衡社会各阶层利益的主力。而食利阶层的小雅,则是私有制伦理价值观的坚强支柱。至于支撑私有制伦理社会运转的劳动阶层的国风,无力发展专属的私有制,只能以群体的方式共同劳作支撑私有制社会的国运。
决策中枢的大雅,虽然宣扬大公,却奉行家天下,做成私有制最大的寡头,因此把大公的理想变成一张废纸。
食利阶层的小雅,从没想过什么大公,一心要恣肆自我的私情私志私欲和私体验私感受,他们是大公的死敌。
劳作阶层的国风,虽然一心想着盈余私利,却被艰苦形势逼到不得不汇聚在一起从最大公约数中寻求力量,因此反倒成了大公理想的“迫不得已”的践行者。
大雅理想上与国风的实践相匹配,现实中却与小雅的私有制膨胀相勾结,这就构成了整个私有制伦理的社会倒错与文化癫痫。这种倒错和癫痫的直接症状就是政治上的历史周期律。
只有大雅的大公理想与国风的大公实践携起手来,去改造私有制的小雅,并消灭拒绝被改造的个人主义恶性毒瘤,这个社会才能真正风雅相偕,步入文质彬彬的良性轨道,从而政治上彻底走出周期律实现长治久安持续发展。
但这种结合,在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中,是不可能实现的。
要想走出历史周期律,必须推倒私有制生产关系,粉碎私有制生产关系下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真正把风提到雅的前面,以风为本,以雅为辅,以风为主,以雅相从,还现实以历史正确的本来面目,将三千年前的启蒙事业进行到底直至胜利。
这就是新国风的现实机遇与历史使命吧?
六、新国风与大小雅
01,一则轶事
长阳诗人梅月生先生有一首五句谣,写的是新娘回门的生活场景。其词曰:新媳三日喜回门,旧镜梳妆好悦心。母女千言说午夜,香糖一捧慰芳邻。转眼姑娘成客人。
第一次读这首五句谣,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特别是最后一句“转眼姑娘成客人”,举重若轻道出了回门这一风俗的本质,道尽了娘家父母在回门喜悦中的惆怅与悲思,其动人心魄处竟胜万语千言。
但就是这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诗句,我却三番五次引述失误。每每引述它的时候,我总是脱口误引成“转眼姑娘成外人”。梦也无声就曾三次纠正我的讹误。
“客人”“外人”一字之差,本无可厚非,但习于炼字的我,还是发现了这里面“阶级斗争”的头绪,这里面小雅道统与国风传承之间深刻的“阶级”分野。
简单说来,客人是一个特别客观的表述,是众人的共识,是把娘家父母的惆怅与悲思放在旁观视角的认知上,一同观察与判断。作者没有告诉你父母的想法与感受,只是用邻人的视角陈述一个事实,从此回娘家的姑娘成了客人了,梳妆的旧镜也只能借用。然后让你用自己的阅历来脑补娘家父母的感受。
从始至终,作者用白描的手法,第三视角描述回门的情形。却用生活的积淀把回门中姑娘的喜悦与父母的惆怅深深烙在你的情感中,这就是国风的力量。国风不需要渲染,国风最强大的力量就是因赋抒情缘比起兴。这是最高深的诗法,是被生活本身的力量加持的诗法。
“外人”则不然,外人是特别主观的表达,是纯粹的自我感受。那里面饱含着一个岳父对女婿“抢走”女儿的消极情绪反射,把所有娘家父母共同的惆怅与悲思渲染成独特的具有鲜明个人色彩的主观感受。
如果你在家待客,邻人来访,他通常会说:“我来的不巧,你家有客人。”而绝不会说:“我来的不巧,你家有外人。”与客人相比,外人是一个很私密的表述。用一个私密的表述去覆盖公共认知,恰是小雅最娴熟的技法。
经我的错误引述,前四句的白描就只能沦为铺垫,第五句“转眼姑娘是外人”,用强烈的主观情致,规定了全诗情感走向,由我来规定读者的感受,强迫读者走进我的私密情感世界中,与我同悲同喜,也就是用情致渲染给读者洗脑。
而“客人”与“外人”的分野,就是国风与小雅绵延上千年的分歧。
我受小雅的文艺道统濡染太深,举手投足都是小雅的文艺范式,甚至我的情感某种程度上都已经被小雅道统异化。中毒如此之深的我,不假思索地就会用小雅的渲染去覆盖国风的白描,这是令我绝望的事情。我知道自己很难胜任五句谣的创作,因为我创作的动力定型已经被小雅道统严重毒害,我必须付出极大的主观努力才能避免它的泛滥,而极大的主观努力又是国风白描的最大绊脚石,经由主观努力“挤出来”的白描,就像老杜刻意作出来的拗律一样丧尽自然之美,成为拗牙的赘物。于是我陷入死局,一旦放飞就成小雅,一旦警惕即毁白描,五句谣于我便成了望山跑死马的诱人目标。
与长阳诗人交流期间,我把“客人”“外人”之辨分享给大家,意在帮助大家认清国风与小雅的深刻差别,几乎零和的文艺分野,以提醒大家,要坚守自己的文艺立场,吸收小雅滋养固然重要,但必须了解小雅与自己最深刻的无法调和的分歧,否则就可能迷失自己。
02,另一则轶事
长阳期间,与诗友探讨五句谣的推广传播工作,我曾提出一个建议。
我现在正在筹划一个青少年戏剧体验类型的项目,旨在用戏剧体验的形式——也就是有组织地带着大家“过家家”——在青少年中传播优秀传统文化与红色文化,以便让青少年对优秀传统文化与红色文化有一个较为直观的认识,让新文化的价值观在青少年那里留下较为深刻的心理印记。
这是攸关第二个结合与赓续红色血脉的朝阳事业,是攸关中华民族未来的伟大事业。
我提议清江诗人的五句谣加入到这个计划中来,并提出了具体方案。
关于戏剧体验,现在已经形成四个板块,以匹配不同年龄的成长需求。
其中第二板块主要内容是红色文化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衔接。我举出其中一个样本做示例。这个样本是关于朱德元帅的扁担与百丈怀海禅师不作不食的小剧。旨在从百丈怀海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表率中,关联出朱德元帅的扁担的表率之功中蕴含的深厚的历史传承,用灵活的戏剧手段,把红色文化与优秀传统文化置于同一个舞台,以便将参与者代入深厚的历史感与生动的时代感之中,呈现红色文化与优秀传统文化的无缝衔接。
只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之火不灭,此类题目的戏剧,必将成为未来青少年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建议五句谣加入进来,发挥赋事咏物即兴即发的优势,将小剧的台词“五句谣化”,把小剧改造成诗剧,让青少年在接受红色文化与优秀传统文化哺育的同时,接受新国风的濡染与教化。
这个提议当场得到清江田兄的热烈响应。
但稍后,清江田兄和我表达了他的顾虑,他担心清江诗人无法胜任戏剧台词的创作。
我宽慰清江田兄,这个不需压力太大,能改多少改多少,改不动的地方我们仍然用白话,不必用通篇诗剧把自己捆起来。
虽然我宽慰清江田兄,但我深知,我们面对的,其实是国风相比于大雅的一个根深蒂固的短板。这个短板是没法由国风自己补齐的,国风必须学习用大雅的方式看待世界,用大雅的态度做出决定,才能补齐这个短板。
千百年来,劳动人民被排挤在政治文化活动之外,既缺乏有力的文化决断也没有有效的政治组织,他们只有现实主义的进取心与负重致远的忍耐力。他们梦想的翅膀被生计捆住,而他们同样向往着星辰大海的双脚,只能深埋在泥土中。
大雅虽然一直为他们立命,却从来没有真心和他们站到一起,大雅只是救世主般为他们“开太平”。他们对大雅的陌生甚于对小雅的陌生。他们通常是小雅的佃户,但却只能做大雅抽象的子民。大雅狂妄的舍我其谁与愚直的勇敢担当,隔着小雅的饱暖淫欲,很难激起国风的共鸣。
到了求生无路的末世,大雅挺身而出与国风一同奋起抗争的时候,他们终于站到一起,但彼时国风已经被温饱的危机压得喘不过气来,求生的本能早就碾过了太平的执念,激起玉石俱焚的狂勇。造反的书生与求生的农民依旧无法沟通。
大雅与国风的隔膜,一方面固然是大雅的孤芳自赏使然,一方面也不能忽略小雅从中作梗的挑拨。小雅用小恩小惠蝇头小利裹挟国风屈从它的价值观,合力把大雅架空起来。这样小雅才能一边傍着大雅的荣光,一边盘剥国风的利益,维持自己的寄生品味。毕竟,把国风与大雅隔绝开来,是维持私有制世俗社会生产关系的第一要义,这一点恐怕大雅与小雅都心知肚明,他们只是合伙愚弄国风这只老虎罢了。
大雅与国风的隔绝,造成一个恶果,就是国风对大雅的过人处缺乏真切的了解。
大雅最过人处,就是它的“不知天高地厚”,就是它“知其不可而为”最终终于因敢为而能为的狷狂与勇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自信自许,是大雅最强大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在特定的形态下,会转化成物质优势,让大雅从不能到能,从不会到会,从不成到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历程,就侧面验证了大雅这种精神力量的真实不虚。中国革命的成功,本身就是大雅的精神力量与国风的现实斗争相结合的伟大成果。
对大雅而言,不问自己能不能做,只问此事该不该做。该做,就用百倍的斗志去化不能为能。“哀鸿遍地满城血,无非一念救苍生”,这一念的伟大宏愿,让中国共产党人从不会搞工运到工运能手,从不会搞农运到农运专家,从不会打仗到常胜将军,从不会搞经济到如今的规模与体量,从无到有,打造了崭新的中国。
这种大雅的勇健担当,正是笃实谦逊质直朴拙的国风所缺乏的。
清江田兄关于能否胜任小剧的顾虑,便是国风与大雅的分野。只不过在与小雅的分野中,优势在国风,而在与大雅的分野中,优势在大雅。
新国风唯有填平与大雅的这个鸿沟,真正树立舍我其谁的信念,才能一步步回到主人翁的位置,这大约是新国风亟待解决的一个历史遗留问题。
03,毛泽东思想的武装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旧文化的集大成也是新文化的奠基石。
毛泽东思想,兼备墨家利人、道家忘我、儒家大同、法家至公的精髓,更将佛家的发愿与大雅的开太平相结合,培育出改天换地的革命意志。毛泽东思想,就是革命战争时期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范本。
而毛泽东思想在新文化上开创性的伟大贡献就在于,把大雅与国风紧密结合在一起,去改造小雅,以建设以国风为根本的新文化价值观。把大雅与国风结合在一起,就消除了小雅的生存空间,毛泽东思想因此招致小雅百无顾忌的诋毁和抨击,但却也因此成为新文化的经久不灭的引航灯。
毛泽东思想用文化武装人民,用政治组织群众,用组织起来的武装群众,去建设社会主义的崭新文化。这愿景虽然没能在主席生前实现,但却在伟人身后,作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蓝图,激励着后人为之奋斗。
新国风运动,就是在这样一种大文化背景下产生的。
新国风运动,已经与大雅结合起来,只不过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席卷全球的右倾歪风严重戕害了民权意志,致使觉悟的人民又短暂迷失。新国风当下的若干疑虑,本就是这种迷失的自然产物。
但毛泽东思想的武装已经为民权留下深深的烙印,民权的伟大觉悟终将被重新点燃。国风曾经被大雅武装过,那种光荣记忆必定会被重新唤醒。在此过程中,新国风要做的,恐怕就是用文化武装自己、组织起来,自觉地站到新文化斗争的前列。就如我那天晚上与清江田兄说的那样,在为社会服务的过程中进一步提升自己的能力扩大自己的影响,是五句谣发展的最简便的捷径。
04,扬弃小雅势在必行
与长阳诗人交流期间,诗友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是我一再强调小雅的危害,那小雅到底有没有什么值得借鉴的优点。
我不否认,小雅有很多优点,最宝贵的传承就是渲染。但小雅千万种优点也抵不过它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它富含个人主义的剧毒。它所有的优点都是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都是反社会的,都是为其个人利益服务的。技术上的优点无法克制立场上的剧毒,这是小雅传承中最严峻的问题。
但是继承小雅的优点,对新文化来说,是势在必行的。毕竟,小雅几乎全程垄断旧文化价值观,所有旧文化的宝贵财富都是在小雅价值观的统摄下累积的,撇开小雅,就没有文化传统可言,我们就将丧失来处,迷失去向,成为文化的孤魂野鬼。因此,小雅要不要继承其实是个伪命题,但小雅该如何继承却又是个大难题。
三十年前,沈阳地区突然盛行吃河豚,据说是从日本引进的。河豚剧毒,需要特别的加工料理才能安全进食,当时沈阳每年都有因吃河豚被毒死的案例。但河豚鲜美异常,让人忍不住冒死一快朵颐。
对小雅的继承,让我想起了沈阳人吃河豚的往事。
小雅就好比河豚,虽然味道鲜美营养丰富,但却富含剧毒,是高危食品。没有专业人士的加工处理,基本无法食用。即便有专业人士处理,一旦略出纰漏就会闹出人命。沈阳当年那些死于非命的饕餮客,大都是专业人士处置失误引起的事故。
但小雅与河豚又不尽相同,河豚并非人所必需,它只是馋鬼的噩梦,却不是众生的厄运。很多人比如我,就不会为了一口馋涎去赌性命,我可以选择地三鲜或者泡面。河豚之外我有很多选择。如果河豚是人类唯一的食物来源,那问题就很严重了。这就是小雅的地位,我们明知小雅与河豚一样剧毒,但我们没有其他替代品,所有传统的精神食粮,都储备在小雅的冰箱里,撇开小雅,我们谈不上任何传统文化的继承。
因此扬弃小雅,就成了新文化建设的关键,当然也就成了新国风运动发展的关键。
扬弃小雅有两个方案,其一就是河豚方案,待专业人士妥善处置之后再进食。其二就是中国革命方案,在进食中学习自己处置河豚。
第一种方案安全系数大,但远水不解近渴,因为小雅是继承传统文化的唯一食物来源,没人能坐等专门人士处置,实际上,直到现在,每时每刻都有被小雅剧毒索命的后生。你可以坐等专业人士,但充饥果腹的迫切要求不能等,对温饱的渴望会让人一批批地铤而走险,特别是如果人们根本认识不到风险,就更加趋之若鹜。从这个意义上讲,坐等形同不作为。
那就只有第二种方案,勇敢地投身到小雅的泥潭中,在斗争中求团结,在摈弃中求发扬,在实践中掌握处置小雅剧毒的本领,在实践中让自己成为处置小雅剧毒的专业人士。这条道路会有极大牺牲,很多人会中毒倒向小雅一边,还有一些人甚至会打着和平竞赛的名义帮助小雅投毒,让更多的人中毒倒向小雅一边。这些牺牲甚至比解放战争的牺牲更严峻,解放战争的牺牲,终点是烈士,而文化斗争的牺牲,终点通常是“叛徒”。因此文化斗争虽没有血光之灾,但却有解放战争所不能比的别样的惨烈。
但没有这条路,牺牲其实更大且又毫无前途。因此新文化的战士别无选择,只能像当年的革命先烈一样,坚定自己的现实主义立场,循着大雅宏愿的鼓舞与指引,挺身斗争,化不行为行,变不可能为可能。
新国风未来的路还很长,一旦从民歌迈向国风,它必将面临小雅道统的严峻挑战。你可以一心和它搞国共合作,但它必定在一个意想不到的时机给你来一个4·12。
这种险峻的处境下,坚定自己的道路自信,培育自己的文化自信,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用革命先烈的精神激励自己,时刻保持文化斗争的觉悟,时刻掌控文化斗争的分寸,是在吃河豚的过程中学习处置河豚的聊可凭恃的保障。
直到有一天,新国风与新文化,在吃河豚的实践中,成长为处置河豚剧毒的行家里手,直到那时,新文化才真正成为引领价值观的显学,而新国风才真正成为新文艺的基石。
这也许就是侪辈同道为之奋斗的理由所系与理想所在吧?
七、颂与革命
01,颂之大貌
在与长阳诗人交流过程中,老友林兄提议让我略谈一下颂。毕竟诗经中风雅颂并举,我已经辨析了风雅,还应对颂有个基本的交代。我在座上略阐述了我对颂的看法,但席间仓促,未能尽意,这里我略展开说一下。
颂的问题比较复杂,颂大约是人类发展史上最早的文艺形式。最初是用来颂神的,后来演变为颂先祖的伟烈功绩。这一时期的颂,基本上是宗教的文艺工具。
到了周代,缔造了世俗社会,神权退潮,人权崛起,颂虽然依旧是祭祀的主角,但颂神的职能基本上消失了,颂先祖伟烈功绩成为主流,虽然略有神迹夹杂在里面,但人事以及人的奋斗和进取成为主流,于是到了西周初,颂基本上凸显出史诗的品质。
颂庄重典雅,但因年代较早,形式朴拙,欠活泼。从文艺形式的角度看,价值不高,但从社会生态的角度看,却价值不菲。它代表着西周初的主流情感,对了解当时人的精神状态,有颇高的史料价值。
最可注意的是,西周初年的颂里面,有很多描述农业生产的内容,其中如良耜、载芟等篇,其生动具体惟妙惟肖,绝非标榜自己不知稼穑的孔子能想象的。
农事在周人政治中的崇高地位,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件事,在下一章里我们将着重谈一下这个问题,这里标志而已暂不赘述。
02,颂的情感依据
颂是人的一种情感本能,见到自己崇仰敬畏的事物,自然而然地就要赞美歌颂。
初民时代的“神迹”曾深深震撼人心,颂大约就萌生于那种震撼之后的反弹。
从颂神到颂祖再到颂史,是一个颂的世俗化的过程。
颂神敬畏的成分多一些,颂祖崇仰的成分多一些。待到颂史的时候,崇敬的成分更多一些,但即便如此,今天看到近乎语无伦次的武王颂,我们依旧能感受到那真挚到语塞的炽烈的情感勃发。
只要人还有向上的心,还有进取的意志,颂这种情感就不会消亡。
当人的向往与渴望成为现实的时候,颂就自然而然地迸发出来了。渴望与向往压抑得越深重,它实现的时候,颂也越奔放越炽烈。
武王颂就是一个例子,人们在殷商神权暴政下压抑太甚,一旦推翻暴政,颂也就越发炽烈奔放:“於皇武王!无竞维烈。允文文王,克开厥后。嗣武受之,胜殷遏刘,耆定尔功。”那种要歌颂武王却又顾忌文王但依旧要歌颂武王的语无伦次,恰是对武王功业的最真挚的崇仰之情的真切流露。
这就是颂的意义,它让后人感受到当时人对武王功业寄予的公共情感。这种感情比小雅肆无忌惮的个人感受更有意义,因为它能让我们从当时的公共情感中,窥见当年殷周革命的宏大的现实伟力与伟大的历史意义。
03,殷周革命与颂
殷周革命是人类历史上唯三的伟大革命。
第一次革命当属炎黄时期,从部落文化走向文明共同体。
第二次革命便是殷周革命,从神权专制走向世俗社会。
第三次革命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共产党人引领的革命,从阶级压迫走向全人类解放。
这三次革命也算是启蒙的三部曲。
第一次革命是从蒙昧中启蒙。
第二次革命是从思想上启蒙。
第三次革命是全面启蒙实现文明跃迁。
中国的战胜神权专制建立世俗社会实现思想启蒙,较西欧早了2600年,这是中国早熟文明的主要特征。
时隔三千余年,我们对当初殷周之交的伟大革命,已经难以形成直观印象,因此一直以来,对周颂的理解也流于表面。
幸好考古方面的伟大进展,殷商人祭坑的大量出土,给我们提供一个殷商时代神权暴政的较为直观的图景,我们才得以真正体会到,当年那场革命如何地震撼人心。
资料太多,不烦一一列举,我仅举一个例子足以说明大部分问题。
殷墟大司空村出土的四期祭坑H278,里面有这样一对遗骸,一具成年男子尸骨,怀中紧抱着一具幼儿尸骨。成年男子已被腰斩,上半身也被肢解,但他仍用仅剩的手臂紧抱幼儿。幼儿的小腿和手臂也被砍掉。
这对遗骸真实记录了当时人祭的血腥场景,成年男子被虐杀的过程中,一直不肯交出幼儿。杀祭者的屠刀最终没能割裂这至暗时刻的亲情拥抱。
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低估了这对遗骸的价值与意义。他们总是把这对遗骸混同在其他遗骸中一笔带过。
但恰恰是这对遗骸,能透视出殷周之交革命的宏大的现实伟力,能透视出周人缔造的世俗社会在那个时代深厚的现实基础。
我们无法确定这对骸骨之间的关系,但我们都能见出他们之间屠刀也撕扯不开的浓浓的亲情。这亲情,已经用比屠刀更锋利的光芒,划破了神权专制的铁幕。
这对紧抱着被肢解的遗骸,拒绝把自己献祭给“神”,虽然这拒绝无济于事,但从思想上从感情上却昭告着神权权威的破产。神权暴政已经成为让人无法忍受的苦难。
这对紧抱着被肢解的遗骸,就是世俗社会伦理亲情的第一道曙光。他们固执绝望的彼此呵护,让我们看到了周人革命的令人感动的历史贡献。
设想如果这两个紧紧拥抱在一起的人,侥幸若过杀祭者的屠刀,活到周人推翻殷商神权暴政的那一天,他们该用怎样的热情去歌颂周人的伟大斗争,去歌颂周人的伟大胜利啊!
时隔三千年我们无从了解他们歌颂时的感情。
但三千年后,我们大致可以从才旦卓玛的歌咏中,想见当年世人颂周的风采情志。
只有伟大的革命,才能催生伟大的颂歌。
从杀祭者屠刀下解放出来的人牲,他用生命绽放的颂歌不容亵渎。
当然,颂是有立场的,人牲的颂歌,在杀祭者心中就是诅咒。
周人镐京歌颂武王的功绩时,武庚正在殷故地哀叹商王朝的没落。
才旦卓玛翻身农奴把歌唱的时候,达赖正因与昔日奴隶平起平坐而五内俱焚。
万众瞻仰伟人故居献上自己的崇敬的时候,日本豢养的无耻文痞却叫嚣着要在伟人故居床上排泄秽物。
……
这就是革命,一个阶级胜利了,一个阶级倒下了。胜利的阶级高唱颂歌,倒下的阶级满心诅咒。颂得越光辉,说明革命越成功,诅咒也就越激烈,说明它们失败越彻底。
这就是辩证法,就是社会历史进化的一般情形。
04,翻天覆地始有颂
历史上真正产生过颂的时代只有两个,一个是殷周之交的革命,一个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
当然,从文献记载来看,历代都不乏各种各样的颂,但那些颂没有深刻的社会变革,因此也就无法形成宏大的情感释放,最终只能沦为小圈子的吹捧和拍马屁。改朝换代的颂,只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联谊会,只是流水席上的歌舞伎。
因此,西周之后,颂成绝响,直到新中国成立,才重见颂光。
只有翻天覆地的巨变,能诞生感天动地的颂歌。只能感天动地的颂歌,才能见证伟大时代的辉煌。
西周初年是一个伟大的时代,那个时代彻底改变了人与神关系,基本上消除了神的“人格”,赋予人独一无二的尊严。这种解放不是经济上的也不是政治上的,而是思想上的。从那时起,中国从迷信发育成信仰,中国人也从人牲成长为人民。
那是翻天覆地的历史时刻,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新纪元。那一刻,颂的荣光恰能与时代的辉煌相匹配,那才是真正的颂。
新中国的建立是一个比西周初年的革命还要伟大的时代,这个时代彻底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矢志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阶级残余,实现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最终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
这是改天换地的历史时刻,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新纪元。这一刻,任何颂的荣光都无法匹配此时代的辉煌。
因此这个时代的颂,也以一种史无前例的形态呈现出来。
新国风就是新时代的颂。
倒不是说新国风歌颂新时代,而是新国风的产生,就是对新时代的歌颂。
只有人民当家做主,才能让人民产生新的觉悟,才能让人民自觉地从文化上解放自己。新国风的产生,正是新中国伟大民权成就的硕果,而新国风本身,也正用自己的文化实践谱写着新中国的颂歌。
八、新国风的旧使命
01,旧邦新命与新生旧命
旧邦新命出自《大雅·文王》,原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说周虽然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邦国,但却新承天命重建世界秩序。
后来这个词被新一代领导人用来形容中国式现代化,以表明,中国虽然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但其走出历史面向未来的现代化进程,却肩负着探索人类未来命运的崭新使命。
旧邦新命,是中华文明传承的核心要义,新旧之间的辩证统一,就是文明延续性的基本保证。每到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总有旧邦挺身而出,肩负起探索人类出路开创人类未来的新使命。
而今,中国把这一使命与世界分享,在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下,把新出路的探索真正扩展到全人类的广度,这是新时代旧邦新命的新生机。
旧邦新命的要义,是在旧邦中产生承载新使命的因子。
对周这个旧邦来说,承载新使命的因子就是周易,就是对人天关系的人文主义诠释,就是用人文代神意的伟大革命契机。正是在周易的引领下,周人取得了殷周启蒙革命的伟大胜利,开创了人类世俗社会的新纪元。
同样,对中华民族这个旧邦来说,承载新使命的因子就是毛泽东思想,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思想彻底颠覆了旧的人际关系,为全人类的解放埋下了革命思想的种子。
因此,对邦国而言是旧邦新命,那么对旧邦国中的革新因子而言,就是新生旧命。
何谓新生?旧邦的革新因子就是新生,就是来践行革命使命的新生事物。
用周易人文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势力就是新生事物,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新生事物。他们肩负起革命的重任,为全社会全人类实现新生而奋斗。
何谓旧命?革命的目标就蕴含着旧命,革命就是要实现旧世界没有实现的使命。
人牲与人祭的矛盾从人祭伊始就产生了,人牲要摆脱人祭的愿望指向历史正确的方向。因此解放人牲破除人祭,是从来就有的社会要求。周公旦在很多场合也多次表示,周人的新政,其实就是古已有之却一直没能真正实现的“旧命”。
而今共建命运共同体的奋斗更是如此,命运共同体的基本规划早就写在中国历史上的大同理想中,对当下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构建命运共同体,也是在实现大同的“旧命”。
这就是旧邦惟新中的新生旧命。
而新国风,作为新时代的新生事物,在新时代的文化斗争中,也必定承载它的旧命。这就是新国风的旧使命。
下面我就尝试进一步解说这一旧使命到底是什么?它旧在哪里?旧到什么程度?
02,小雅的阶级本质
与长阳诗人交流的时候,我用自己举过一个例子。
我是个熟练掌握写作技能的文化方面的专业人士,我深受小雅道统熏陶,熟练掌握各种小雅技法,曾经也饱含着小雅的精英主义情志。但我是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我对农事一无所知,对三餐必不可少的粮食的何所从来只有笼统的印象,全无具体的认知,我甚至分不清作物的种类,只有摆到厨柜里我才能辨识他们的种类。
像我这样一个人,原本是该饿死的,但我不仅没有饿死,还活得很饱满。那是因为农民把多余的粮食拿出来分给我,让我这个对农事一无所知的人免受饥馁。大部分像我这样的人,一面独占小雅的精神滋养,一面分享农民的物质供养,徜徉在雍容闲适的文艺趣味里。
但是农民一般来说不能如我这样熟练掌握写作技能,他们通常不能像我这样娴熟地表达各种情感和思想。他们也有愁苦但他们没法用笔来述说,他们也有自己的生活,但他们没法用笔来描述,没法把那种描述拿到小雅的价值标准中去分享。
那么问题来了,我不谙农事却因农民供养而免于饥馁,而农民因不谙文化却不能免于无处述说的苦闷,那是因为我背叛了农民。农民把自己的技能分享给我,我却把自己的技能拿来自我炫耀自我宣泄自我陶醉。
这就是小雅上千年来扮演的角色。
小雅的宴饮,席上任何东西都不是他们产出的,但他们却独占宴饮的品质,藉此把文化权利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有了文化权利,他们犹不思回馈农民,而是拼命垒高精英主义台阶,拉大与农民的文化差距,以便长享宴饮之利。
这就是小雅的私有制社会中的寄生的阶级本质。
我用自己做例子,是希望能用更强烈的主观刺激,去唤醒长阳诗人的觉悟,帮助他们认清小雅的本质。
只有真正认清小雅的阶级本质,才有可能肩负起新国风面临的旧使命。
对小雅存任何不切实际的鸡汤式的幻想,都会让新国风面临的旧使命遭遇重大挫折。
03,农民在殷周之交的地位
农民这个角色在殷周之交的革命时期,有着极大的社会影响。
我们且放下国风这个重要证据,从当时的文诰与雅颂中发明端绪。
前面提到的良耜、载芟,都是周颂里的重要篇章。其中对农事的描述十分具体,显见是出于熟悉农事的人之手。一个为庙堂祭祀做颂歌的人,对农事如此熟悉,这恐怕是早已经超出了孔孟等士君子之属的认知了。
还有一些因超出孔孟认知,被孔子排除在正典之外的内容,比如逸周书中记载,武王与周公、召公、毕公等要人密商伐纣诸事宜,便以各种农事举例说明。
武王、周公、召公、毕公算是殷周革命的领导层与决策层,算是后世封建社会结构中金字塔尖上的人物。但他们娴熟农事,并且以农事为比,说明重大事理,可见农事是他们的日常,娴于稼穑是他们的本色。
比如武王与周公议伐纣时机,曾用秋收作比,说如果秋收失了时机,粮食就自己落下来烂在地里了。当时我和我女儿讨论这一节,女儿不大理解,后来我告诉女儿,用电脑写作要及时保存,否则意外关机,文档就丢了。女儿豁然开朗。
一个娴于写作不谙农事的人,你用农事举例很难达到预期,你若用写作举例一切便迎刃而解。我就是用这个例子告诉女儿,殷商之交这些革命领袖,都是农业生产的行家里手,就像她是写作的专业人士一样。只有行家里手才会在最重大的问题上用行内经验做例子。
我举这个例子,就是相说明,农事在殷周革命之际,并不是划分社会等级的标志,并没有后来劳心劳力的分法,相反,那些一直为建设崭新世俗社会劳心的伟大领袖都是劳力者,都是勤耕亲为的农家把式。
后来周公在《无逸》中还谆谆告诫成王要亲自参加生产劳动,要和劳动者打成一片,要熟谙民间疾苦,否则就必定走上败亡之路。那教诲几乎与主席对党员干部的教导一般无二。
遗憾的是,周公礼乐宗法开家天下之端,从此劳心劳力分道扬镳渐行渐远,无逸之诫终成画饼,三千年几成绝响。直到毛泽东思想诞生,无逸之诫才在三千年后重获新生。
说来不免有些讽刺,千百年来,农民因“粗鄙不文”被小雅斥为“难登大雅之堂”,他们恐怕万没料到,他们奉若神明的大雅之堂的正中央,就坐着三千年前一些怀揣伟大革命理想的农民。他们耕战双修,文武并举,开创了三千年封建文化的璀璨与辉煌。
大雅之堂原本就是革命的农民的圣殿,就是纪念革命的农民的圣堂。
04,何为旧使命
所谓旧使命,就是把原本属于革命的农民的荣誉,重新交还给革命的人民,就是要让革命的人民重新做回文化的主人!
这是三千年不曾变易的旧使命。
大雅之堂,曾经是革命的农民的圣地,后来被绅权利益集团盘踞,成为镇压人民的文化碉堡。他们自己饕餮着小雅的盛宴,却把持着大雅的门钥匙,把国风排斥在大门外,甚至把大雅也从大雅之堂扫地出门,逼着大雅沦为造反的书生,一次次与饥饿的农民掀起毁天灭地的风暴,努力要开创一个新世界,努力要走出兴勃亡忽的死循环,但一次次被小雅的盛宴俘获,一次次沦为小雅道统的权力棋子,一次次回到革命的原点。因此,一次次断送等贵贱均贫富重回历史正确的使命。
历史无数次的惨痛经验证明,没有经济的解放,就没有政治的解放,但没有文化的解放,就不可能有持久的经济解放与政治解放。小雅的盛宴,就是文化专制的毒鸡汤,它无数次让小雅的政统起死回生,即便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几年后的今天,还有大批精英主义等级制度的小绅权余孽,在舆论场肆无忌惮地分发小雅道统的毒鸡汤,持续不断地腐蚀人民,引诱人民走它们的道路,最终出卖人民在经济上政治上获得的解放,全面复辟它们的道统。
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共产党人百年奋斗的现实局面,中国人已经获得了经济上政治上的解放,但因为文化上的解放还没有实现,文化上西风依旧在东风头上肆虐,因此,共产党人只能中流砥柱般继续艰苦奋斗,中国人民只能逆水行舟般继续拼搏,否则就随时有被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全面复辟的危险。
就是这复辟,就是这腐蚀,让民权数千年的斗争目标,成为一直没能实现的一个旧使命,因为民权无数次的斗争,都只是从经济起步,到政治止步,从来没有深入到文化领域。
文化成为白蚁的母巢,无论你消灭多少白蚁,如果你不能剿灭母巢,最终你只能被白蚁淹没,这就是旧使命的筚路蓝缕的苦难历程,数千年的奋斗,它从未触碰到白蚁的母巢,因此必定周期性地被白蚁淹没。
05,新国风的新底色
把周期律的责任全都归于绅权的小雅道统,也是有欠全面的。
事实上,旧的大雅之堂原初设计上就留下一个严重的缺口——私有制基础上的家天下观念。家天下构成了后来整个私有制世俗社会的原缺陷。
天下惟公,却因管理能力与治理观念的落后,只能落于私家,公器私有,是私有制世俗社会从根本上遗留的致命缺陷。
2600年后的西欧启蒙,最后也摔倒在资本私有的门槛上,有些人愚蠢地把资本混同为财产,但财产是生活资料,资本是生产资料,生产资料是公器,资本亦是公器,资本私有与天下私有一样,是终将致死私有制世俗社会的毒瘤。
这不是哪个人的错误,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历史局限性。
即便绅权小雅道统,也是从公器私有这个毒瘤上扩散到文化上的癌变病灶。
一些雄才大略的人可以迈过小雅道统,却没法超越公器私有的家天下,比如朱元璋。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废除帝制,是一个伟大转折,是对家天下观念的重击。
但辛亥革命没能实现底层结构的革命,任由绅权道统控制社会基层,因此把推翻帝制搞成了封建割据,大的家天下倒下了,起来了无数小的家天下。失去帝制的管制之后,绅权小雅道统更加恶性膨胀,开始了灭亡前的疯狂秀。他们与买办合流,完成了绅权反动道统最后的发育。今天遍地乱窜的公知,就是已经破败的白蚁母巢最后的庶孽。
而给白蚁母巢最致命一击的,恰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伟大斗争,真正砸烂家天下,拔掉私有制世俗社会根本的,恰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百年革命。他们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底色。
而新国风,就是从这种被革命改变的社会底色中生出的新事物。
06,新国风的旧使命
新国风就是新中国的产物。
没有中国近百年革命斗争的胜利,就没有新国风。
毛泽东思想打造了坚强的政党,唤醒了觉悟的人民,取得了空前伟大的解放胜利与建设成就,更可贵的是,毛泽东思想深入到中国社会的最基层,重创了专制中国社会上千年的绅权小雅道统。
家天下的观念被粉碎,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
私有制的观念遭受重创,虽然经历历史反复,但终究没能改变社会主义的底色。
人民第一次掌握了全面的文化能力,人民有了自己的小说家、自己的诗人、自己的散文家,人民第一次以人民的身份走上文化舞台。
这一点至关重要,在新中国之前,人民也有机会走上文化舞台,但必须接受绅权小雅道统的驯化,必须以绅权小雅道统的舔狗甚至走狗的身份走上文化舞台,就像靠着乞讨兴办绅权教育的那个义丐武训那样。
但新中国一度改变了这一切,新中国让人民在文化上挺直了腰杆,全民扫盲彻底粉碎了绅权文化垄断,深入而广泛的集体活动更是锤炼了人民的文化技能,不仅教育出如柳青、周立波那种为人民发声的知识分子作家,还哺育出赵树理、浩然那种为人民发声的人民作家。那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那个时代,每时每刻每处每地都发生着史无前例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旧世界绅权小雅道统来说,那是史无前例的浩劫,对新世界的民权国风传统来说,那时史无前例的解放。
今天的新国风,就是当年那伟大解放的产物,人民不仅有了自己的作家,还有了自己的诗人群体,并且产生了可能改变旧诗面貌的新诗体。
这就是人民丰硕的文化成果,是毛泽东思想引领的中国革命的伟大的文化成就。
新时代的民歌,借着新文化的滋养,开始了自我发育,由人民自己亲手把它培育到国风的水平,须知三千多年前,民歌是被相关文化官员修改润色披删勘定成国风的模样的。但今天这一切均由人民自己亲手完成,再也不需假专家的外力。
这是新时代的伟力,是砸烂家天下人民当家做主的自然结果。
在与长阳诗人交流时,我提醒他们,吸纳小雅的遗产固然重要,但绝不能放松自我成长自我发育与自我挖掘。须知当年的小雅就是由国风哺育而成的。
今天我们还能从较早的颂以及大致同期的大雅中见出端倪,很多颂粗鄙不文,相当一部分大雅也很少文艺的款致,恰是当年的诗人,由民歌风味的滋养,陶冶出士君子的风致,最终丰富了文艺的技法。小雅比国风技法更精致,恰恰说明,小雅的技法从国风的改订中孕育而出。国风才是文艺技法的本源,人民才是赋比兴原始版权的所有者。
关于这一点,恐怕要用大篇幅的专业论述来仔细说明,这里无法展开,只能容后再议。
我鼓励长阳诗人,要坚持自己的道路,坚持自己的文化自信,坚守自家宝藏。人民文艺本身就蕴含着文艺的全部财富。国风貌似不如小雅文艺,只是因为国风没有肆无忌惮的渲染来拉关注。除此以外,国风本来什么也不缺。
新国风最缺乏的就是文化地位。
因此,新国风必须努力争取自己的文化地位。为国风重新夺回应有的文化地位,就是新国风肩负的旧使命。
小雅压迫排挤国风数千年,一如绅权压迫剥削民权上千年。民权的解放就是推翻绅权的经济剥削,打倒绅权的政治压迫。而作为民权文化的代表新国风,它的解放就是将小雅道统赶下神坛,重夺国风失去数千年的应有的文化地位。
只有完成了对小雅道统的革命,才算实现了民权的彻底解放。
这就是新国风的历史任务。
这就是新国风的旧使命。
结语
新国风肩负着新文化破局的历史使命。
为此新国风必须从一种区域文化现象,成长为一个产生广泛影响的现象级运动。
新国风必须成为新国风运动,才能肩负起这一历史使命。
只有让新国风的价值观走进更多人的心中,成为更多人的文化选择,只有立足新国风的文艺原则形成更广泛的人民运动,文化破局才有可能。
最后我把毛泽东主席的一番话作为结尾,送给长阳诗人,送给方兴未艾的新国风运动,并与所有致力于文化解放斗争的战友共勉: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面前困难还多,不可忽视。我们和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努力,一定能够排除万难,达到胜利的目的。”
就在这番话说完整整四年之后的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主席正告全世界:“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并于第二天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中国人民果真如主席预告的那样排除万难,达到了胜利的目的!
本文作者李梦痴简介
自况
马导师私淑弟子,毛教员星火余薪。
体制外文化学者,传统内旧体诗人。
自述/知命前
江湖落拓事无成,空把浮生许太平。
时调不烦人欲浅,一襟烟雨即余生。
自述/知命后
鬼雄前世烈,造化此生新。
儒法丧家犬,夷齐掘墓人。
问心还问迹,忧道不忧贫。
剑扫春风遍,天花未染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