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心同志是习仲勋同志的夫人，河北省高阳县人。此文是她2015年在《百年潮》杂志发表的回忆抗战革命生涯的文章，原题为：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忆我在太行抗日前线抗大的战斗生活。

今年（201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在这庄严的历史时刻，我不禁心潮澎湃，激动不已。70多年前在太行抗日根据地战斗生活的日日夜夜又浮现在我的眼前。那是我15岁至17岁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岁月，没有父母的呵护，没有家的温馨，没有少女的娇嗔，有的只是艰苦卓绝的战斗洗礼和激情燃烧的革命情怀，我的青春献给了中华民族伟大的解放事业，我为此感到骄傲和自豪。本文回顾我那一段战斗生活，作为对抗战胜利70周年的纪念，同时表达对关心爱护我的抗大老校长何长工，对与我并肩战斗过的战友们，以及引领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姐姐齐云的深切怀念和敬意。

1937年，我13岁，父亲（齐厚之，简历附后——编者注）在太原赋闲，经济上没有收入，全家生活陷于困境。母亲带我和弟弟回老家河北高阳县城内东街老房居住，姐姐齐韫（后改名齐云）早在1936年初已去北平寄居在姑母家，在北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上高中。我在高阳县立女子完小六年级上了一个学期后，也去了北平和姐姐一起寄住在姑母家。

姐姐思想进步，除了在学校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在家时每天都高唱革命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开路先锋》《梅娘曲》《大路歌》等，我也学会了不少。在姐姐的救亡歌曲和进步思想熏陶下，我心中产生了深重的民族危机感。

这年夏天，当我考上北平市立女一中时，传来了卢沟桥的炮声，七七事变爆发。二十九路军英勇奋战，北平市民同仇敌忾。我亲眼目睹了在南长街四条一号（姑母家）路口，二十九路军堆积沙袋准备巷战，心中振奋不已。但二十九路军在前线遭受重大牺牲之后，被迫撤退。

这年7月29日北平沦陷，我在姑母家门口马路上亲眼目睹了日本鬼子的机械化部队，炮兵、坦克、步兵及骑着洋马斜挎着花环的骑兵，狂妄地在大街上耀武扬威，我心中充满了怒火。恐怖笼罩了古都北平。姑母家中也都在时刻准备应付日军查抄、搜捕。

我的姐姐齐韫当时刚18岁，正在北平师大附中读书，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中共党员发展对象，因她在群众中有威信，地下党组织让她担任学校学生会主席。当时姐姐的政治面貌已暴露，不宜继续留在北平，遂于当年8月带着我一同撤离了北平。撤离是由中共地下党领导进行的，我们是第12批疏散的平津流亡学生。我们的目的地是太原，同行者有十来个男女师生，为了缩小目标，扮演了各种角色，如乔装打扮为父女、夫妻、兄妹等。在火车站上，我们从凶神恶煞般的日本宪兵的刺刀行列下穿过，一上车就分散到各车厢，分头而坐。我和姐姐及她的同窗好友阮学文一组，恰好和一位年长的天津商人坐在一起。姐姐穿一件淡蓝色旗袍，白色半高跟皮鞋，仪态优雅，像一个贵小姐，我穿了一件粉红色的小褂和姐姐亲手给我做的黑背带裙子，和阮学文及穿绸大褂的商人一起，很像是一家人。火车行到廊坊车站，突然上来一队叽里呱啦说日语的日本兵，列车上顿时充满了紧张不安的气氛。

 到天津时，那位商人领着我们下车，再次从日本鬼子的刺刀行列中穿过。日本鬼子特别仇恨具有爱国传统的平津学生，只要看到穿学生制服的或怀疑是学生的就抓到日本宪兵司令部审问。我们三人在天津商人的掩护下没有被抓，其他人都被抓了。好心的商人把我们送到天津法租界，在他的一位朋友家中住了一夜。第二天，我们十多位同伴都各自脱险，会合在事前约定的地点。大家各自讲述了如何应付敌人的故事。扮演父亲的老师说，日本鬼子从扮演女儿的女生箱中搜出一把水果刀，狠狠地把刀子往桌上一插，问：“你要杀人吗？”扮演父亲的老师就说：“她一个女孩子怎么会杀人呢？”质问得鬼子哑口无言。还有一位年龄较大的大学生，看起来胆子很小，说是信佛教的，他说：“我当时心里直念金刚经！”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我们从天津坐小轮船到了塘沽，顺利地转乘了英国大轮船。脱离危险的大批平津学生公开出现在英轮的甲板上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毕业歌》等救亡歌曲，发表抗日救亡演讲，群情振奋，慷慨激昂。

我们沿途经过烟台、青岛、济南、开封等地，每到一地都由当地政府接待，住学校，睡地铺，吃馒头喝稀饭就咸菜，觉得很新鲜，一点也不觉得苦。在烟台我们品尝了烟台苹果和烟台梨，在济南时，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给我们发了路费，并讲了话，我们还品尝了有名的山东煎饼。在青岛我们参观了炮台，并照相留念。在去开封的路上，在沿途的车站停车时我们都进行讲演和高唱革命歌曲。

到了太原，我和姐姐暂住在阮学文家，当时日军正不断轰炸太原，我们不得不天天跑着躲警报。中秋节之后，姐姐得知她初中母校山西平民中学已疏散转移到徐沟县，我俩即去了该校继续读书。大约过了两个月，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前，时任长治县县长的父亲派人接我和姐姐到了长治，因父亲不是阎锡山嫡系，我们去后不久父亲即被免职。当年初冬父亲带我们到阳城县赋闲。当时我党在晋东南已创建了抗日根据地，姐姐已与当地革命同志取得联系。此时，阳城已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政权，县长是李敏之（后改名林耶），他的夫人林贞（原是上海工人）任县妇联主任。这年春节和元宵节，县长夫妇在县政府驻地邀东北大学校友聚会，姐姐也被特邀，并带我同去参加这些活动。因为姐姐革命歌曲唱得好，大家欢迎不止，姐姐便大大方方地唱了一曲《梅娘曲》，歌词为：“哥哥！你别忘了我呀！我是你亲爱的梅娘，你曾坐在我们家的窗上，嚼着那鲜红的槟榔……”姐姐也让我唱了一小段京戏《莲英惊梦》，戏词为：“你把那冤枉的事对我来讲，一桩桩、一件件，件件桩桩对小妹细说端详。”林贞亲手包了江南风味的肉馅元宵，在座的十多位都是北方人，大家感到很新鲜，格外高兴。

 在这期间，我不但接触到很多革命同志，也看了一些革命书籍，如《毛泽东印象记》《二万五千里长征》和斯诺写的《西行漫记》等，思想上很向往革命，崇敬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关心我的林贞想让我做儿童团的工作，姐姐则想让我去晋城八路军训练班。正在酝酿我如何参加革命时，我却病了，头剧痛、高烧多日，流了很多鼻血，嘴和胳膊都肿了，身体虚弱得走路都要扶着墙。1938年初，日军调集三万多兵力分九路大举进攻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就在此时日军轰炸了阳城这座小山城，接着就要发起进攻。一天，姐姐突然穿一身军装，背着背包回家来和父亲辞行，她向父亲行了一个军礼，说她参加游击队了，并对我说：“你刚病好，我带不了你。”结果我失去了在1938年春参加革命的机会。

日军侵占阳城后，父亲带着家人逃出县城，住在离县城较远的一个小山村。那些日子里，我常想念仍在沦陷区杳无音信的母亲和弟弟，但我更加思念姐姐，因为只有见到她，我才能参加革命。有时，我一个人到村外树林子里去唱《松花江上》，我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唱成“我的家在河北大清河上”，把“爹娘呀！爹娘呀！”唱成“娘呀！娘呀！”唱到“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时，就禁不住放声大哭。

一天，姐姐派人送来信说：“你已经不小了，怎么不为自己前途着想呢？”我意识到姐姐是在召唤我参加革命，于是就跟着送信人走了，没有和父亲说一声。走到半山腰，父亲追上来了，他不放心我跟这个人走，我只好随父亲回去，结果又一次失去了找姐姐的机会。但我仍不甘心，后来父亲带着家人转移到另外一个县的村庄逃难时，我煮了几个鸡蛋，拿了些干粮，藏在门后想偷跑，结果又被父亲发现了。父亲说：“你碰上国民党兵怎么办呢？”我终于醒悟到盲目偷跑终不是办法。后来随父亲去了西安，结束了这一段逃难生活。

当时西安正是春夏之交，我闲住在家，苦闷之极。夏秋之季，恰好父亲的世交好友陈光斗（决死队纵队长）正在山西驻防，父亲即托付陈夫人带我同去山西，在那里遇上了决死队董天知（1940年百团大战时牺牲）和董愈公两同志。董天知和姐夫魏健相识，不久前他还收到过魏健的信。陈光斗向他谈了我急于找姐姐要求参加革命的情况。他们决定帮助我，并在路经西安时征得了我父亲的同意，使我最终得以在西安与他们会合，并一同奔赴晋东南抗日前线。我们在河南渑池过黄河到山西，经垣曲、阳城、晋城到长治与姐姐、姐夫相逢。此时，姐姐已怀孕。在长治过了春节，姐姐亲自送我去屯留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驻地，介绍我到女生队学习。从此，我踏上了革命征途，成为一名光荣的八路军战士，这一天是1939年3月18日，时年15岁。

 姐姐当时已改叫齐云，送我到抗大一分校时，她对接待我们的校部领导同志说：“我妹妹是一张白纸，染成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吃午饭时，那位经过长征的老红军陪我们一起吃饭，他端了一洋铁盆菜放在桌子上，和蔼可亲地说：“我们抗大吃饭是打冲锋照镜子，吃菜谁也不谦让，很快把菜吃完，还端起盆来把菜汤喝光。”随后，姐姐拿了校部的介绍信，从校部驻地到距离不远的岗上村女生队驻地队部报到，在队部见到队长陈彤（东北人）、指导员王宏（东北人）、副指导员邵黎（西安人），姐姐告别时，叮嘱我说：“你们队上还有好几位经过长征的红军同志，你应该好好向他们学习。”

1938年党中央在延安做出了到敌后办学的战略部署，由何长工、周纯全率领抗大总校的一部分学员东渡黄河，通过日军的封锁线，历经艰险于1939年1月到达晋东南山西屯留县，创立抗大一分校，校部驻地是故县镇。何长工、周纯全分别担任正、副校长。抗大一分校是八路军前方总部的随营学校，地处太行根据地的抗日前方。抗大一分校的学习生活充满了军事化、战斗化、革命化的气氛。下面是我对抗大战斗、学习生活的一些回忆。

紧急集合：军事训练首先要适应紧急集合。因为处在战争环境，随时都会遭遇敌人的突然袭击，所以，每周至少要有一两次紧急集合。每次紧急集合，学员们都以最快的速度穿好军衣，打好绑带和背包，戴好军帽，扎上皮带（睡前绑带、皮带都放在军帽里），穿好鞋，由班长带领到队部列队集合，炊事班的同志也背着灶具一起集合，全队集合速度约十分钟，集合完毕，队领导简单说明敌情，即带队出发转移，直到天亮前又回到原驻地时才知是演习。为适应战争环境，女生队吃饭时间限制在十分钟之内，到时间，值日区队长一吹哨，立即整队集合。

出早操：每天天不亮，起床号一吹就集合出操，进行班、排、连教练，由区队长轮流值日领队出操，一般是姿势教练，有时还进行着装演习。

练习打靶：每天支架瞄三角，练习打靶。我第一次打靶打飞了，第二次打中十环，体会是：枪的准星尖对准缺口时，稍低点，因为弹道是弧形的。

严格遵守军纪：服装整齐、动作灵活、作风严谨、有礼貌，外出见领导喊报告并敬礼，同志之间相遇互相敬礼。有上级或外界人士来巡视工作或参观时，队部常派我持枪在队部站岗。

站岗放哨：一般夜间是两个人站岗，用燃香来计时间，两个钟头换一次岗。姐夫魏健曾送给我一块手表，我立即把它交出作为站岗时公用，计时就方便多了。记得我还放过流动哨，夜间一个人持枪在村子里警惕地巡逻，这对我锻炼很大。我们处在日伪、国民党、共产党三个政权对立的环境中，夜间放流动哨有被敌人摸哨的危险，据说男生队有一位近视眼同志就被敌人摸了哨。

抗大一分校的军事课程主要是讲授《论持久战》《游击战》等，还讲过军事学。讲游击战时，还配合做过实战演习，记得在演习中刘抗同学（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纺织工业部技术司司长等职，于2012年去世）佯装受伤，在阵地上喊：“轻伤不下火线！”戴近视眼镜体弱的一位四川同志（大学生）佯作日军俘虏，被大车拉走。政治课程主要是学习《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

我们上课一般在露天，坐在背包上，有时在驻地岗上村天主教堂里。过去我很少写信，此时，我已能记笔记，是用紫药水泡成墨水用蘸水钢笔书写。队部还曾调我到校部用复写纸抄写过东西，我虽然文化基础差，但进步却是明显的。

队上经常组织一些小分队到本村或外村向群众宣传抗日救亡，控诉日军的种种暴行。我们经常用革命歌曲发动群众，如《支前歌》歌词曰：“小小的灯儿暗幽幽，丈夫打仗把我丢，不悲不伤我也不愁，给他缝件衣裳解忧愁……”《拦羊歌》歌词曰：“高高山上拦绵羊，王家三姐好模样，东洋强盗到南乡，杀得鸡飞狗跳墙，王家三姐奸淫死，高高山上不见羊，拦羊人儿暗悲伤，拿起刀枪干一场！”

我们还参加挖防空洞和种菜等劳动。有一次种菜时，不小心把姐姐送的心爱的钢笔掉到井里，我幼稚地要求把我用辘轳井绳放到井里去寻找，由于大同学的阻拦，才没有下去。

我们每天生活在激动人心的革命歌曲声中，我最喜爱的是《抗大校歌》，歌词是：“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同学们，努力学习！团结、紧张、活泼、严肃，我们的作风；同学们，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每次全队集合，都要唱《大刀进行曲》，每当唱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大家便齐喊一声“杀”！甚是威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是经常唱的歌。我们特别注意在实际行动中遵守群众纪律，驻防时每天帮房东打扫院子、挑水，在离开时，要把居室内外清理干净。在队伍行进中我们经常唱《八路军军歌》（后经修改部分歌词，改名《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歌声使队伍步调整齐，英勇豪迈。

我们每人有一个缸子，吃饭、喝水、洗脸、漱口、洗脚都用它。虽然战争生活非常艰苦，但并不觉得苦，因为团结友爱温暖着每一个人的心。不管谁买一个馒头，一班人都分吃一口。在年、节假日里，全队同志和队领导围成一圈席地而坐，每人发一个熟土豆或一把大红豆，当作茶点。当然，有时还会改善生活吃一顿肉，伙食委员王军同学（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黑龙江省副省长等职，于2014年去世）是胶东人，把“肉”念成“油”，常惹得众人大笑。她还有一个拿手的节目是学老大娘哭，盘腿坐在地上边拍大腿边哭道：“我的天哪！”表情煞是生动。

每周我们都有一个生活会，大家交流思想和感受，新来的同学则要全面介绍个人和家庭的情况，以增进彼此的了解和相互间的团结友爱。

我深切体会到抗大是培育革命英雄主义、革命乐观主义，建立革命人生观的大熔炉。抗大熔炉把我从一个刚刚参加革命的新兵，锻炼成一个具有坚定革命理想的战士，并很快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1939年夏，抗大一分校筹备党的18周年纪念展览时，组织让我去做讲解员，纪念活动由于日军7月大“扫荡”而中断，反“扫荡”斗争随之展开了。在反“扫荡”开始轻装时，我把从家中带来的呢子大衣和蓝缎被面捐给了校部文工团做服装道具，只剩下一条被里做了个夹被。第一次急行军，快步经过泥沙滩后又走了一夜，第二天继续行军，感到特别困倦，我掉队了。

党组织已把我列为发展对象，为了考验我，把我调到队部当通讯员，负责与营部的联络。当时，我已经习惯了急行军，不再掉队，反而和队部文书张志专（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妇女干部学校校长，于2007年去世）当了行军中的收容队，她赶着小毛驴驮文件，我扛着枪，一起收容掉队的同志。

队部每天不分昼夜派我去营部通讯联络，我扛着长枪跑来跑去，什么都不怕，感到很自豪。有一次，营长问我：“你们女同志为什么剃光头呢？”我笑着回答他说：“我们女同志为什么不可以剃光头呢？”剃光头是为了适应战争环境的需要，因为既无法洗理，又没梳子，更怕长虱子。过去驻防时，只有一个走村串户的剃头挑子，不但给我们很多女同志剃了光头，而且还给我刮过一次脸。那时，我们这些年轻的女战士，为了适应战争环境，什么都不顾忌。

我不分白天和黑夜，不断接受命令，沿着山野里的陌生路去送信，不怕狼、不怕日本鬼子和武装汉奸，每天完成任务回到队部，立即就趴在炕沿上或长条板凳上睡着了。经过这一次参加反“扫荡”战斗的锻炼和考验，我具备了入党条件。我于1939年8月14日，在山西省平顺县一个村庄里由女生队指导员邵黎、副指导员孙敏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我实际年龄只有15岁。一同宣誓的还有同班同学赵莉。邵黎介绍我时说：“齐心同志不够入党年龄，但是她革命坚决，经过上级党组织批准入党，按党章（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规定年满18岁才能入党）规定18岁转党，候补期两年。”并提醒我说：“齐心同志家庭环境比较优越，入党后应加强思想锻炼。”我的入党誓词是：“保守秘密，永不叛党，忠于革命，忠于党，革命到底，为共产主义而献身！”我被编入党小组开始过组织生活，当时党组织尚不公开，全队只有易辉是公开党员，党小组长是吴国英（新中国成立后改名吴梅香，在全国妇联工作，已离休）。

1939年秋，队领导批准我去看望姐姐。姐姐于1939年在山西平顺县生了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我画了一个路线图，一个村、一个村边问边走，才摸索到西湾村，见到姐姐母女。该村驻有抗大一分校卫生所，当时正准备召开军民联欢会，要我去参加排练歌舞节目，我高兴地去了。有一次我郑重地问姐姐：“大姐，你入党了吗？”她惊讶地说：“你问这干什么？”因为当时党组织是秘密的，她为了保守秘密始终没有说她是共产党员，后来我才知道她早在1938年初就在山西省阳城县入了党。然而我却对她说：“我已经入党了。”姐姐说：“一个青年走这条路是光荣的！”

日军又要“扫荡”了，我的假期也满了，但对姐姐很是放心不下，我忧虑地说：“你刚生孩子怎么办？”姐姐豪迈地回答：“不要为我过虑。”因为我要归队了，姐姐带我到小饭铺吃馒头，在那艰苦的年代，馒头就是最好吃的了。我依依不舍地向姐姐告别，出了村走着走着，不小心一下子跌到水沟里，衣服全湿透了，只好又回到姐姐处多住了一夜。翌日经过姐夫魏健工作的行署时已是中午，吃了拌有干豆角的小米稀饭，就愉快地归队去了。

我们在平顺县山区驻防期间，我的同班同学易辉（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兵器情报所政治部副主任，于2013年去世）是队上的民运干事，在派出做民运工作时，突然遭遇日军追击，她誓死不当俘虏毅然跳崖而摔断腿，在深沟里昏迷了两天两夜。我们队上给她写了慰问信，还送了慰问伞。校长何长工挥笔题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八个大字表彰她。

1939年秋后，抗大一分校由平顺县驻地转移到壶关县山区，我们女生队驻在神郊村大庙里。后来，副校长周纯全带抗大一分校去了山东，校长何长工留在晋东南的一分校留守处等待抗大总校来会合。

姐夫魏健工作的专署位于距离抗大女生队驻地只有五里的树掌村，在开大会时，我常看到他和何长工校长坐在主席台上。此时，我已经抗大五期毕业，本来去山东的名单里也有我，但姐姐齐云愿我留在太行做青年工作。组织上还考虑让我去国民党军队做统战工作，姐姐不同意，她认为我不成熟，去那里太复杂。后来长治县县长张燮堂到抗大一分校要干部，组织上即决定派我和王军到长治县干校工作，王军任妇干队队长，我做指导员。何长工校长亲自接见我和王军，并对我们说：“你们女同志要有政治家的风度，大错误可是犯不得呀！”何校长语重心长的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直铭记在心。

习仲勋齐心夫妇

我和姐姐告别时，正值凛凛寒冬，在树掌村的行署见到她时，见她留着短发，穿一身比较新的灰军装，显得英俊洒脱。见姐夫还穿着草鞋，我就买了两双毡靴送给他们。姐姐也是临时来的，晚上他们睡在炕上，我睡在办公桌上，第二天我就去了长治干校。长治干校校长是个四川籍的老红军，有一教员也是刚从抗大一分校调去的。另有两位女同志，一位是河南人，原任县妇联主任；另一位是文化教员，本地人。不久，何校长下达指示说，候补党员不能当指导员，我就改任队长兼教员。学员是从区、乡妇联主任中选派来的，还有的是放了足的小脚妇女，我带她们参加反“扫荡”时，她们背着背包，挂着手榴弹，急行军时没一个掉队的。我当队长兼教员，每天带领出操，经常在队前讲话，还教唱抗日歌曲。睡的是地铺，吃的是小米或玉米稠粥。淳朴的妇女干部学员和我如同亲姐妹一般，我头疼脑热伤风感冒，很怕扎针，她们就七手八脚地一拥而上，把我按在用草或麦秸铺的地铺上，强制给我扎针，这些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回忆。

1939年日军冬季“扫荡”时，王军早已调到县政府做秘书，我调去参加县政府的战地工作团。一天，我们随县政府到长治县的西火镇，该镇是陈赓领导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刚攻克的村镇，街上还贴着日伪汉奸的反动标语，其中一条：“打倒七分像鬼，三分像人的张大麻子！”赫然在目，这是敌人在谩骂污蔑抗日县长张燮堂。

我奉命到村妇联主任家布置召开群众大会，主人热情地让我吃了一碗糠糊糊，驱散了寒气。当我回到团部（县政府）时，他们正在用砖头架炉灶熬粥。忽然“啪啦啦、啪啦啦”响起了机关枪声，顿时一片混乱。通讯员报告敌情：“敌人骑兵和炮兵迂回包围！”张县长立即命令突围，当时幸亏有三八六旅的一个团用一挺机关枪在村口掩护我们突围。敌人的大炮声和机枪声响成一片，只听见子弹在空中呼啸而过，更危险的是打在地上的子弹，“突突突”“扑扑扑”，扬起了阵阵尘土，不时地还听到几声轰鸣的炮声，我们不成队伍地跑着，子弹密集时就跑得快些，稀疏时就慢些，地上散乱地丢弃着一些办公文具、复印蜡版等。

我看到张县长在枪林弹雨中，牵着马用手枪朝着敌人的方向射击。我身处激烈的战场，不禁感到异常的激动和振奋，“宁死不当俘虏”的誓言在耳边回荡，完全没有恐惧，甚至还想回村拿我遗忘的挎包。突围中，我看到老乡儿子背着老母亲仓皇奔跑，还惊恐地喊着：“老黄来啦！老黄来啦！”（老黄是指穿黄色军衣的日本鬼子）。

西火镇是一个盆地，当时处在日军炮兵、骑兵迂回包围之中，我们在三八六旅一挺机关枪掩护下，得以从村子的一个缺口突围，穿过敌人密集火力，绕道上山才得以脱险。我给姐姐写信叙述了这次突围的遭遇，并说，我们刚刚收复这个村镇，还不了解敌情就盲目乐观地布置动员群众回村，召开祝捷大会，多亏群众大部分躲在山里没回来，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另外，信中还说张县长拿着手枪朝敌人方向打了几枪，并无目标，貌似勇敢，实是惊慌失措的表现。我当时的看法很幼稚，对张县长这样评价是不恰当的。

我们从西火镇突围之后，来到离长治县城约60华里的荫城镇，刚把县政府的牌子挂出来，敌人又来袭击，我们就又立即转移，如此连续多日，每天都要走几十里地。当时我和王军被称为“风云儿女”，随着县战地工作团在本县范围内和敌人近距离周旋。

1940年1月，我们被调回抗大一分校留守处，不久即和总校合并。当时抗大总校也已经转移太行根据地，校部驻地先是在武乡县蟠龙镇，后移到黎城县霞庄，罗瑞卿、滕代远先后担任总校副校长，何长工担任总校教育长。抗大总校后期，徐向前任代校长，何长工任副校长兼教育长。

一天，何长工通知我到他处，对我说：“你父亲作为阎锡山派来的代表到八路军总部谈判，态度比较好，他说他是受骗的。”我马上表态说：“我和他断绝父女关系。”因为我认为我和父亲是两个阵营，决不能含糊（父亲后来随傅作义将军起义，新中国成立后参加了人民政府的工作，于1956年逝世）。

1940年夏，八路军在华北对日军进行百团大战时，天天有捷报传来，校部经常召开军民联欢会，开展拥军爱民活动，我和机要员小段合演拥军爱民小节目。

我还教驻地群众唱拥军的歌曲，歌词是：“青天呀蓝天，这个蓝蓝的天，这是什么人的队伍上了前线？叫一声老乡听分明，这就是坚决抗战的八路军！这就是坚决抗战的八路军！”

我在抗大总校校部总务科当文书时，曾住在一个观里，观里的住持是一位老道士，我常帮他扫院子，他还给我吃过当地最好吃的焖面，那是把豆角切成丝，和面条放在锅里焖熟，当地叫炉面。

1940年夏秋之交，我被调到卫生处当文书。秋季日军又要“扫荡”了，为此，抗大总校也做了反“扫荡”部署，决定去山里背棉衣。我们卫生处整队去山里之后，因棉衣少，去的人多，我也没背得上棉衣，就跟着前面的几个人往回走。不料前面的人一转眼走进一个村庄不见了，我还以为他们仍在我前面，其实是到老乡家去买柿子了，我不知情，就更加快脚步往前走，越走天越黑，我的确有些心慌了，因为随时可能遇上武装汉奸，另外路也不熟悉。正在着急地走着，突然遇上校部总务科管后勤的许股长（是一位老红军），正在忙于备战布置粮草。他惊讶地发现了我，忙把我带到他办公室去，让人给我做了烙饼炒鸡蛋，还让我先在热炕上睡一会儿，等天快亮时再归队，以免黑天半夜遇上武装汉奸。我在热炕上睡至天将黎明，才向这位敬爱的老红军告别返回驻地。回去后天已大亮，我因为中途掉队违反了纪律受到批评。掉队途中路遇老红军这件事在我记忆中是永不能忘记的，使我深深地感受到革命队伍的温暖。

我们抗大一分校在1939年冬曾唱过一首反“扫荡”歌曲，歌词十分雄壮：“烈火燃烧在太行山上，愤怒充满了我们的胸膛，鬼子们各路进攻来‘扫荡’，杀人、放火、奸淫又抢粮。山川震惊、林木震荡，展开游击战争，打到敌人后方，兄劝弟，儿别娘，来一个反‘扫荡’！”然后重复唱“展开游击战争，打到敌人后方，兄劝弟，儿别娘，来一个反‘扫荡’！”

反“扫荡”开始时，在行军途中，曾遇见抗大一分校女生队同班同学绰号叫“李逵”的刘勇（因她说话嗓门大而起此绰号，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市农业机械局副局长，于2006年去世），她在1939年初与八路军炮兵团（当时八路军只有这一个炮兵团）政委邱创成结婚。她看到我时，从马上下来，掏出一把炒豆子给了我。我还看到彭总爱人浦安修穿着缴获的日本军大衣，站在马前，目送着我们的队伍过去。在急行军中，前面的同志传来一碗带泥汤的小米稀饭，前面的同志喝一口，再传给后面的同志，每人喝一口，一个接一个地传送下去，直到把这一碗稀饭喝完。

在这次秋季反“扫荡”中，抗大总校分两个梯队突围，我们是晋冀鲁豫边区，回旋余地很大，时任总校教育长的何长工，实战经验丰富，由他率领校部等单位组成的第一梯队，较顺利地突围，由山西经涉县过漳河转移到冀西河北邢台地区校部驻地浆水镇；由总校训练部长王智涛率第二梯队（训练部、卫生处等单位组成）在山西黎城县小卧铺山上与敌周旋了40多天，我当时在卫生处当文书。王智涛部长留学苏联学过军事，对军事条例比较熟悉，但实战经验少，使我们经常处于紧急状态和急行军之中，且大多是在秋雨绵绵的夜间转移，在转移前要把白天的饭吃了，吃不太熟的玉米碴子饭。有一天白天在山底下遇到敌人追击，我看到背小孩行军的女同志艰难地走着，伤病员发出令人心碎的呼叫：“我要死呀！我要死呀！”那情景真让人心痛。夜行军中，秋雨淋淋，背的背包被淋，连背包里的衣裳都湿透了。天亮后，看到每个人都是一副泥脸，大家相视而笑。行军没有敌情时，前面的同志摔倒了，后面的就小声唱《国际歌》中的“起来！”在这种艰苦的战斗环境中，同志们都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和革命友爱。在行军途中，尽管肚子饿，也吃不上饭，但树上的柿子掉了下来，地下长的萝卜就在路旁，没有一个人去拿，我们牢记八路军的群众纪律，一刻不松懈。

在百团大战中，日军伤亡惨重，从此，日军把它在中国的主力调到华北频繁“扫荡”，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妄图把抗日根据地变成“无人区”。我根据地军民则针锋相对，开展了艰苦卓绝的反“扫荡”斗争。

习仲勋齐心夫妇和女儿

在1940年秋季的反“扫荡”中，关家垴战斗是八路军炮兵和步兵在黎城关家垴配合作战的一次激烈战斗。我们在小卧铺山上，亲眼目睹了这一战斗场面。我们所在山头的天是蓝蓝的，战场那边的山却是硝烟弥漫，枪炮声惊天动地。第一道防线上的伤兵一下来，我们马上拥上去致敬、慰问。敌人非常残暴，我们的野战军战士由于连续作战体力下降，拼刺刀时有时两三个人与一个敌人拼，那情景真是气壮山河！

百团大战后，我们和敌人处于艰苦的相持阶段，敌人的频繁“扫荡”，加上“三光”政策，使根据地军民处在极端困难的境况。后来，我们经过40多天和敌人周旋的战斗生活，终于突破包围圈，经涉县渡过了漳河，向冀西邢台目的地前进。

冬天脱棉衣渡河，全身麻木，不觉寒冷，过了河就跑步前进。快到目的地时，校部宣传队迎了上来，用快板热烈欢迎，唱道：“同志们，辛苦了，胜利了，前面不远就是目的地！”鼓励我们战胜疲劳奋勇前进。到达邢台抗大总校卫生处驻地一个距离总校驻地不远的村庄，我们终于和总校会师了。

卫生处王指导员做了这次反“扫荡”的总结报告，表扬了一些同志，其中也有我，并正式宣布我转为中共正式党员。我时年16周岁。

在这段时间我睡的是石板炕。晚饭后，就搂树叶烧炕，前半夜烫得睡不着觉，后半夜冻得睡不着，这使我腰部疼痛，并留下了后遗症。当时环境艰苦，群众以柿子糠充半年口粮。我看到房东家里一大锅清水煮很少的小米，多以蔓菁或是萝卜充饥。

1940年底，我被调到干训队学习，当时我们和张汶等几个同志，夜里合着盖被子，以便取暖。此时，总校决定疏散女同志到地方工作，并决定我和陈彤、王军、林毅、张汶、赤茜（郝治平）一同离校。张汶、赤茜留在北方局党校学习，我和陈、王、林四人原是抗大一分校的，决定去延安学习。离校前，何长工（时任总校教育长，原抗大一分校校长）对我们四人讲：“你们到延安去，政治文化理论水平又会提高一步。”

组织上决定我们四个女同志去延安后，我们即从冀西邢台地区出发，到了山西辽县（现左权县）八路军总部所在地，住在八路军前总招待所，那只是有一个大炕的大房间而已。当时，原总校校长罗瑞卿正在和赤茜谈恋爱，他来看她时，竟站在门槛羞怯得不好意思进房门。

我在总部遇到姐夫魏健，他时任山西平顺县县长，正在总部参加县长会议。他穿了我姐姐穿过的旧棉军衣，虽然拆洗得很干净，但显得很短。他买了些花生、柿饼给我吃。我从总部回到招待所的第二天，就踏上了去延安的路程。出发前，我给姐夫写了一张便条说：“我们要出发了，我到延安学习两年就返回太行山，再会吧，1943年！”我们背着背包走出村一两里路，姐夫追上来，给了我一点边币，同时还介绍了几位在延安的东北大学同学和战友，如佟冬、王一民、林枫等，并叮嘱我要警惕坏人。

我们到延安的队伍由几部分人组成：（一）八路军前方总部一部分人，其中有前总政治部副主任陆定一、曾演过阿Q的赵品三及夫人、一位背着孩子做青年工作的女同志、一队日本俘虏和一个朝鲜人，他们要到延安去日本工农学校学习，还有我们四个抗大总校的女同志。（二）一一五师、一二九师团以上的军政干部，他们大都是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去延安刚成立的军政学院学习。除了我们四个女同志和日本俘虏之外，其他人都骑着马。这一大队人马由野战军掩护。

这支队伍临时指挥部政委是陆定一，司令员是尹先炳（一二九师旅长）。我们白天走了60里山地，下山前召开了军人大会，动员大家不要掉队。下山后就是敌占区，夜间在平原上紧急行军120里，通过了敌人控制的同浦路、汾河、白晋公路几道封锁线。我们走得很快，同浦路封锁线一闪而过，然后又渡过汾河和白晋公路。在公路上，是四列纵队跑步前进，敌人的探照灯从碉堡打出来照得公路明晃晃的，不时地还打出冷枪。因为日军出兵“扫荡”晋绥根据地，我们通过以上封锁线时都较顺利，然后宿营在游击区的一个村子里，村子马上封锁了消息，只准进人，不准出去。白天走了60里山地，记得下山时一丈多深的沟，竟一跳而下，夜间又跑了120里平地，脚腕非常疼痛。

我们四个女同志在被封锁的村子里，得到暂时的休息，为了取暖，我们把身体埋在老乡的麦草堆里，只露出一个头，也只是打个盹就又出发了。我们由交城游击区进入晋绥根据地时，遭遇到日军的“扫荡”。我们队伍没带电台，随时都有可能遭遇敌人，途中都是露营，经过日军“扫荡”制造的“无人区”，看到很多被烧毁的房子和黑咕隆咚的窑洞。老乡都跑到深山里去了，锅都砸了，好不容易找到一口锅，就去河里破冰打点水，捡些被烧毁的房子零碎木头烧水洗脚，以便继续行军。我们在老乡的地窖里找到一些土豆，便写个条子说明原委，并留下足够的钱给老乡。煮了土豆除当时吃，还要再留几个做第二天行军的干粮。夜间，捡些小木柴烧一堆火，我们四人围坐在火堆旁，坐在背包上打盹、睡觉，还要不时添柴以免火熄灭。那时正值十冬腊月，脸都冻坏了，就把我的毛衣拆了，每人织了一个脸罩御寒，到延安后陈彤还为拆了我的毛衣而惋惜。

一天傍晚，还没有到达当天预定的宿营地，因为天太冷，陆定一让我们提前十里宿营。第二天到达原定宿营地时，才发现敌人昨晚就住在那里，看到到处都是丢弃的罐头盒和香烟盒，大家庆幸陆定一决策英明，幸亏昨天提前十里宿营，否则必然和敌人遭遇上了。我们在行进中，有时前卫尖兵看到敌人，有时后卫与敌人接上了火。一次我们正准备进一个村子，敌机忽然轰炸了那个村子，接着敌人步兵就抢占了该村，尹先炳司令员机智地指挥我们绕过村庄上山脱险，山上刺骨的朔风钻进我们的毡军帽，像针扎一样，但我们都很兴奋，因为我们又一次避开了敌人。

我们到达黄河岸上，看到被日军蹂躏过的村庄，家家户户室内空空，一无所有，门上贴着白纸（家里有被杀害的亲人），一片凄凉。从山里躲避回来的老乡控诉着敌人的暴行，一路上看到的都是敌人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所造成的惨状。

渡过黄河，到了陕甘宁边区的葭县，鸡娃子叫来，狗娃子咬，纺线织布生产忙，一派生机，和黄河对岸的景象截然不同。当地的人们热情款待我们，让我们住在暖窑热炕上，吃热腾腾的小米干饭和酸菜。入夜，我们放心地睡了一觉。到了米脂县，陆定一总结时，指出全体同志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都做得很好，还表扬了我们四个女同志。我们女同志住在县妇联，孙克悠、文漪两位妇联干部接待了我们。

在欢迎会上，那位朝鲜人代表日本战俘上台讲话，说他们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迫使他们离开父母妻子，到中国屠杀中国人民，他们以亲身经历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表示也要参加革命，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反对侵略战争。日本战俘中有两个与我们接近过的，一个叫阿布，一个叫村山。阿布是到村中找花姑娘时被俘的，村山是小贩出身，这是他俩亲口向我们介绍的。

后来到了绥德，那是绥德地区的中心县，是该地区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驻军三五九旅旅长王震、政治部副主任王恩茂安排我们这支队伍休整，请我们吃饭，看了话剧《雷雨》，还召开了军民大会，声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皖南事变反共暴行。

我们在绥德过了春节，就迈开大步奔向延安。到延安后，我们四人都分到中央党校学习，当时中央组织部的秘书柳文和我谈话，说：“你们几个都在抗大学习工作过，就不必再上一般的学校了。虽然你入党不久，为了培养青年干部，也让你上中央党校学习。”这时是1941年春一二月，我17岁。从此告别了抗日前线的战斗生活，掀开了我革命生涯中新的一页。

我于1939年至1941年间，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投身革命并直接走向抗日前线，经过战争的考验，从一个懵懂无知的少女，成长为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矢志为革命事业贡献毕生。在太行抗日根据地的战斗经历是我人生中永远的丰碑，它影响和鼓舞了我以后整个的人生道路，对此我永远珍视并终生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