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在当代的中国作家中颇具代表性，不唯女作家之独特，一人独得三次鲁迅文学奖和一次茅盾文学奖已属罕见。

我阅读她的第一个长篇是她的处女作《树下》，笔法清新，笔意深刻，出手不凡，当时推荐给了很多人。阅读的第二个长篇就是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优美的文字和对那场即将失却记忆的拯救性回溯很可贵，那些山林里、河岸边、鹿背上和太阳月亮一起生活的那个民族的风貌和一去不回的历史记录尤其珍贵，生命就像一条河流，不舍昼夜，奔腾着向一个方向滚滚而去。迟子建的文笔功力深厚，特别是描写大自然和点睛于人生真谛的那些文字可直达内心，还有那字里行间挥之不去的淡淡忧伤和忧郁气质。确是一部无愧于当代，且可传于后世的大书。

《额尔古纳河右岸》。

一个好的作家是不断突破自我的，无论是从文字还是结构上都是，迟子建无疑是这样的作家。近三十年来，她在持续不间断地中篇写作的同时，每隔三四年，会情不自禁地投入长篇的怀抱，七部长篇在她的写作生涯中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如长在花海里的高树，分外惹眼，真可谓宝刀不老，不愧被称作文坛常青树。而根据我阅读的感受和据她本人所说，她最擅长的其实是对于中篇的书写。今天就她擅长的中篇在大部分阅读之后说几句外行话。

一是关于书写体量与生命分量。迟子建的中篇多数很精彩，从已经阅读的四十多部近200万字来说，内容方面涉猎并非很广泛，主题叙事也并不宏大，她一再向生她养她的那一方热土开掘，深挖成井，汩汩流泉，以致汪洋恣肆，既有童话般的天籁之音，也有版画般的刻骨铭心，更有夜话般的扑朔迷离。小说中刻画的大量人物在大时代背景下的不尽相同却又极其相似的命运，就如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一幅文字版的《清明上河图》。

至于作者为什么如此青睐三到五万字这样一个书写体量，她在一篇杂记中有所论述：如果说短篇是溪流，长篇是海洋，那么中篇就应该是江河。每种题材都有自己的气象，比如短篇的精致、质朴、清澈，更接近天籁；长篇的雄浑、浩渺、苍劲，给人一种水天相接的壮美感；中篇呢，它凝重、开阔、浑厚，更多地带着人间烟火气息。她进一步说中篇的文体更容易贴近我们的生活，我们可以在江河上看见房屋和炊烟的倒影，听得见桨声，也听得见歌声。这应该算作迟子建的中篇小说创作观吧。持类似观点的还有作家池莉和毕飞宇，他们也确实用事实一再证明了这一点，他们的中篇无论品质还是品相的确都优于各自的长篇。

其实，我还认为书写的体量除跟作家的偏好相关之外，还与普通人的生命分量或生命重量有关，好像是余华说过，最终从事文学的大多人都是落魄者，因而他们的视野也多会关注平民百姓的生活，而普通生命的分量又有多少能支撑起长篇书写的体量呢，中篇的长度正好，刚好能够交叉并叙三五个人的命运收放和浮生掠影，再长了就会捉襟见肘了，不光是指文字也是指生命本身。

二是关于主要角色与陪衬角色。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主角与配角。迟子建的中篇还有一个不同于很多其他作家的地方，那就是多数篇目中你根本分不清谁是主角谁是配角，不唯中篇，长篇也是如此，除了她的处女长篇《树下》和以一条狗为主人公的《越过云层的晴朗》两部算是自始至终有主要角色之外，其他如《伪满洲国》《额尔古纳河右岸》《群山之巅》《白雪乌鸦》中都没有一个绝对的主角，谁都是主角，又谁都是配角，想想人生本来就是如此，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三五年，主角与配角本来就是相对的。

经一一拜读鉴定过后，个人认为确实好的篇目小列如下：《日落碗窑》《疯人院的小磨盘》《草地上的云朵》《秧歌》《旧时代的磨坊》《东窗》《香坊》《空色林澡屋》《别雅山的父子》《鸭如花》《青草如歌的正午》《踏着月光的行板》《向着白夜旅行》《原野上的羊群》《北极村童话》《原始风景》《麦穗》《福翩翩》《泥霞池》《零作坊》《洋铁铺叮当响》等，在一群由小人物支起的舞台上生旦净末丑着，俯仰坐立走着，喜忧悲愤愁着，嬉笑怒骂哭着……

本来还有《岸上的美奴》和《白银那》两篇听起来美不胜收的篇名的，但阅读之后却大失所望。前者内容相当俗套，且通篇缺乏因果，特别是对美奴这样一个唯美和异类的名字因何而起竟无一字交代，美奴杀母情节明显不合逻辑。后者更是勉强拼凑起来的人物和所谓的情节，人为构建起一种类似于淳朴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收入《逆行精灵》集子中的五篇无一喜欢，奇怪跟她之前的风格为何如此大相径庭，一查才知道普遍成文在20世纪90年代末，她在一篇随笔里提到那时她正在参加一个高级别的写作研习班，是受别人影响所致，所谓画虎不成反类其犬，那一时期的文字她坦言连自己都不喜欢，所以后来又坚决回归了自己的固有风格。于是我便释然。

三是关于基因密码与文字钥匙。毋庸置疑，迟子建的文学基因密码来自于她的白山黑水以及自幼生长于极地的灵性与神秘，她在《北极童话村》和其他篇目中无数次描摹过那样的美丽和神奇。而打开她创作风格的钥匙同样是她的散文随笔杂记等文字，有幸读到她《我的世界下雪了》《锁在深处的蜜》《云烟过客》《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四个集子，分门别类归置了小说以外的近百万的文字，为我们解开她小说里人物的原型和出处，为那些一写再写的悲喜找到了源头，也有对自己的创作过程以及诸多长中篇如数家珍般地追忆，饱含了她的文学观、创作观，美学观和价值观。

她说苦难之于人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效果，一种是对生活永久的怨艾和变本加厉的报复，一种则是对生活的珍惜和积极的不遗余力的创造。而她属于后者，她把短暂的婚姻甜蜜之后长久的丧夫之痛酿成了文字之酒一品再品。她说那种至纯至美的欢乐已经搁浅在童年，童年已经变得十分遥远和亲切。她说真正的艺术是腐烂之后的一个骨架，一个纯粹的骨架，它离我们看似很贴近，其实却是十分遥远的。她说因为是女性，我喜欢柔弱、忧郁、哀怜、感伤、幻想等这些女性与生俱来的天性，因此我不喜欢写阳刚大气的作品，我更希望它出自男作家之手。她说我穿着很随意，不会修饰自己，喜欢听轻音乐，喜欢喝茶，喜欢黄昏，时而脾气不好，所以我的朋友不太多。

她还着重记述了与苏童、毕飞宇、格非、毕淑敏、阿来、刘震云等多位当下活跃在文坛的同时代作家之间的文人趣事，并生动为他们用文字画像，唯美气息浓厚，没有文人相轻，只有那些发自内心地赏识和惺惺相惜。她也写萧红，写聂华苓，写中外交往的诸多老少文学朋友，甚至写梦到了周瑜这样让他心爱的男子，散文加杂文的笔触直抵人心，让我们看到她是如此一个温暖且烟火气息浓厚的人。

据说迟子建出生之前，母亲曾梦见有星入怀，同样具有文化气息的父亲便给她取名子建，希望她也如曹子建一样才高八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