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留在了那片土地上
作者 李 彦
1
2015年9月，我首次踏入太行山下的“抗日烈士陵园”，祭奠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
在白求恩墓旁，紧隔着一堵低矮的石墙，几株翠绿的松柏下，立着另外一座坟茔，墓碑上镌刻着几个字：加拿大友人尤恩（Jean Ewen）之墓（1911-1987）。
这个名字，我并不陌生。受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派遣，随白求恩同船来华的，还有一位年轻的加拿大女护士。
这位白人姑娘有个美丽的中文名字：于青莲。国内通常把她翻译为琼·尤恩。但我觉得，还是音译为“珍妮”，更加贴切。
珍妮的父亲麦克尤恩(Thomas Alexander McEwen)是加拿大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这个来自苏格兰的移民，曾在加拿大西部一家农场当铁匠。在一个寒冷的冬天，读过《资本论》后，血气方刚的汉子一跺脚，撇下几个稚龄儿女，投身革命去了。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一场轰动加拿大朝野的“煽动罪”大案，导致了八位共产党人被捕。入狱者除了加共总书记蒂姆·贝克(Tim Buck)，也有这位铁匠出身的温哥华报纸总编。
也许是在白色恐怖下为了自保之故，珍妮改变了自己的姓氏，从此成了珍妮·尤恩。
珍妮自幼丧母，在饥寒交迫的岁月里长大，养成了敢做敢当的秉性。二十岁出头，护校刚毕业，她便应征前往中国，在鲁西北贫瘠的乡村里服务。几年间单枪匹马，开辟了一个又一个医疗点。完成任务后，她返回了加拿大。但不出数月，命运之神便将珍妮引上了重返华夏大地的旅程。
1937年秋天，珍妮收到加共组织部长的电话，派遣她加入赴华医疗队，协助白求恩大夫工作，因她能说一口流利的山东话。在纽约面试时，她第一次见到了正在为医疗队募捐讲演的白求恩。
“他那睿智的谈吐、出众的才华，会让所有见到他的女性，都奋不顾身地飞蛾投火。” 这是白求恩给她留下的第一印象。珍妮也是一只甘愿赴汤蹈火的飞蛾吗？她是否知道，此前已有好几位左翼阵营的医护人员，有男有女，都已断然拒绝了白求恩的请求，不肯跟随他赴华？
2
1938年一月八日，珍妮与白求恩同船，从温哥华港启航了。医疗队仅有三位成员，由美国外科医生帕森斯担任队长。这位在仓促间找到的替补医生，因长期酗酒而患有酒精中毒后遗症，在二十几天的航程中放纵自己，从早到晚泡在船上的酒吧间。而他买醉的现金，均出自大家辛苦筹来的旅费。
据珍妮回忆，二月初，轮船抵达香港时，医疗队携带的旅费几乎被帕森斯挥霍殆尽，三个人竟连住旅馆的钱都掏不出了。白求恩大发雷霆。珍妮对这个混蛋队长也十分不满。在酒店地下室里供仆人居住的陋室中憋屈了两天后，珍妮联络上了史沫特莱，后者施以援手，三人才搭乘运输机，飞抵武汉。
一到武汉，便赶上了日军飞机轰炸。白求恩和珍妮甩掉了酒鬼医生后，投入了基督教会平民医院的紧张工作，救治伤员，此外，还四处奔波，购买了整整十五箱医药用品。
在汉口的八路军办事处，两人受到了周恩来和博古的欢迎。珍妮曾得意地炫耀，“周恩来和邓颖超正悄悄议论什么时，我突然张口，用中文打断了他们，令这对夫妇吃了一惊。”
据珍妮回忆，周恩来曾诚恳地告诫白求恩：“延安的生活异常艰苦，八路军什么也给不了你们。你们可要做好吃苦耐劳的心理准备啊！”
接下来的一个月时光，珍妮和白求恩在一位八路军干部陪同下，乘火车北上，途径郑州、潼关、临汾、河津、西安，亲历了炮火纷飞，追兵压境，目睹了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三月底，白求恩与珍妮历尽艰辛，终于踏入了延安城。安顿下来当晚，接近午夜时，两人已在简陋的窑洞招待所里各自睡下了，警卫员却突然叫醒了珍妮，说毛泽东要接见白求恩。
中国艺术家曾绘制了毛泽东与这两位加拿大人在窑洞里秉烛夜谈的场面。他们谈了多久？谈了哪些内容？珍妮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素描：
“… … 到了毛主席居住的地方，守在门外的卫士掀开了厚重的门帘，我们迈入一间光线幽暗的窑洞。靠墙立着一张粗糙的桌子，桌上一支蜡烛燃着火苗。金色的光焰洒在桌上的一大摞书籍和报纸上、洒在低矮的窑洞顶、洒在脚下的泥地上。
一个男人面朝门口，站在桌旁，一只手按在书的边沿上。他穿着和延安的八路军战士们一样的蓝色棉军装，头上却戴着一顶缀有红星的八角帽。投在墙壁上的影子突显出他高大的身材。飘忽闪烁的烛光为此情此景增添了神秘的气氛。
他微笑着朝我们走过来，口中说着“欢迎”“欢迎”，伸出他修长柔软的大手，紧紧握住了白求恩。好大一会儿，两个男人互相凝视着对方，默然无语，接下来，他们便像亲兄弟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了。
主席宽阔的前额上留着浓密的黑发。他微笑着与我们在桌旁坐下。他的秘书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所以我卸下了翻译的重担。
稍事寒暄并谈及我们在山西遇到的困阻之后，白求恩伸出双手，把自己的加拿大共产党党证呈递到毛主席面前。那是印在一块雪白的丝绸上面的，有总书记蒂姆·贝克的签字，并盖有党的印章。
毛主席郑重其事地接过来看了，然后对他说，我们将把你的关系转入中国共产党，从现在起，你就是我们中的一员了。
此时，主席好奇地问我，你是在哪里学了这么一口流利的中国话的？
谈话很快涉及到五台山的八路军和游击队，那里急需医疗援助。白求恩无疑将会有用武之地，但他不敢肯定，我是否能适应那里异常艰苦的环境 … …
我们四人的谈话越来越热乎。黑夜就像长了翅膀一样，转瞬就消逝了。不知不觉间，已是四月二日的凌晨。东边山峦上露出了黎明的曙光。远处传来了鸡叫声。”
4
在延安的一个月里，白求恩和珍妮忙得不亦乐乎，一面协助边区医院改进工作，一面给抗大的青年学子做世界形势报告。这个期间，白求恩勤奋笔耕，撰写了大量散文通讯，用热情洋溢、挥洒自如的笔触，向西方世界介绍了汇集在延河畔宝塔山下的这支中国革命的生力军。
与此同时，在豫东教会医院工作的加拿大传教士理查德·布朗医生也赶到了延安，令白求恩喜出望外。布朗医生谦卑低调，性情随和，那时已来华十年了，能说一口流利的河南腔中文。白求恩对他赞不绝口，十分投缘。
布朗担忧，他所隶属的教会系统不敢得罪日本人，因此，他只能利用自己的三个月假期，悄悄来陕北，助白求恩一臂之力。
在白求恩的陪伴下，布朗也见到了毛泽东。事后，布朗曾对珍妮说，没想到毛泽东竟然是一个如此谦和儒雅的君子，完全不像国统区媒体所妖魔化的那样。
珍妮描述了中宣部邀请他们三人看电影的经历。那是一部在露天场地放映的苏联电影《夏伯阳》。天还没黑透呢，银幕的前前后后，四周的房顶上，都已密密麻麻地挤满了人。除了延安各党政机关的干部，远近的老百姓也都携家带口，前来观看。
电影放映完后，毛主席简短地讲了话，介绍了三位从加拿大远道来华救死扶伤的医护人员。此时有个小鬼建议，让加拿大的医生给大家唱一首歌。
白求恩大大方方地站起来，唱了一首流行小调《乔·希尔》，那首歌纪念了一位领导罢工运动而被判死刑的美国左翼运动领袖。当布朗把歌词译成中文后，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这是一个延河上闪烁着流萤、空气中洋溢着欢乐的迷人的春夜。大家回到招待所后，仍然兴奋得侃侃而谈。夜深后，白求恩、布朗、马海德三人一同来到珍妮的窑洞，建议她尽快动身去西安。
原来，医疗队从加拿大温哥华出发时，随轮船携带了大批医疗设备，眼下已运到西安了。珍妮的任务，是去迎接这批医疗设备，并顺便在西安城里尽量多采购些药品，一并带回延安。然后，他们三个加拿大人将同时从延安出发，前往五台山前线。
根据珍妮的叙述，她在第二天一早就动身了，乘坐一辆卡车，前往西安。可是，途中遇到暴雨，道路泥泞，耽搁了两日。
当她返回延安的当天，恰好赶上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珍妮详细描述了在城里举行庆祝活动时的热闹景象,也提到了毛泽东长达三个小时的对公众讲话，还有紧随其后的军民联欢。等她看完电影，回到招待所时，也许是夜深了，没见到白求恩和布朗。第二天醒来，发现他们俩一大早就离开了延安。
两天之后，珍妮乘卡车北上，匆匆追赶白求恩一行。可惜行至清涧时，那里有一批八路军伤员需她照料，耽搁了些时日，等她好不容易追赶到山西岚县，抵达贺龙部队时，白求恩和布朗却又早已离开那里，去了五台山。
错一步，错一生。此后，珍妮再也没有追上那远去的身影。延安的分手，造成了她与白求恩在人间的永别。
5
从那时起，珍妮又在中国停留了整整一年。
她曾在雁北贺龙120师的医院里，协助救治平型关战役后遗留下来的大批伤兵，并经历了日军屠城的惊恐；
她曾在绥德，把几十个汉字识得还不如她多的红小鬼，调教成手脚麻利、以一当十的战地医护人员；
她曾在湖北跟随王炳南夫妇一起躲避日军轰炸，在沉入长江的船只上丢失了所有行囊，包括她珍贵的胶卷与日记，死里逃生；
她曾在湖南跋涉于洞庭沼泽、历经长沙大火，险些丧命；
她曾在周恩来的关怀下，随几名外籍男性穿越滇缅森林，辗转香港避难；
她也曾在抵达上海、即将回国之际，因史沫特莱的鼓动，转而奔赴皖南，为新四军运送医药，培训卫生人员长达数月之久。
也许，她毕竟是个年轻女子，适应不了这种时刻充满死亡威胁的游戏，也许，她内心还隐藏着不便言说的缘由，1939年五月，珍妮突然告病，匆匆离开皖南新四军驻地，乘船回国了。
6
那年冬天，珍妮在家乡收到了白求恩与世长辞的噩耗。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岁月里，她常常会在夜半惊醒，陷入深深的自责。
也许，她又想起了在山西南部渡过汾河、她从民工肩上落入水中时，白求恩诙谐的玩笑声；也许，她忘不了敌机轰炸骡队、尸横遍野时，白求恩镇定自若抢救伤员的大无畏；也许，她回忆起身穿新买的旗袍、展示给白求恩看时，他毫不客气地嘲笑？
白求恩的临终遗嘱，令她深深自责：“请将我永不变更的友爱送给蒂姆·贝克以及我所有的加拿大和美国的同志们。请告诉他们，我一直非常快乐。我唯一的遗憾是，我将无法继续奉献了。过去的两年，是我生命中最有意义、最为非凡的两年。虽然有时感到孤独，但我却在这些值得敬爱的同志们之间，寻找到了最大的满足。我没有力气再写下去了……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众多亲爱的同志们。”
她也读到了白求恩写给加共总书记的那一封封信函。“我没有钱，也不需要钱。我无比幸运，因为能够与那些真正把共产主义作为生活准则、而不仅仅是奢谈和空想的人们为伍，并肩奋斗。”“在中国人这里，我找到了真正的战友，他们属于人类最高尚的那一类。他们目睹过残酷，但他们懂得温柔。他们品尝过艰辛，却懂得如何微笑。他们忍受过巨大的磨难，却拥有坚韧、乐观、智慧与安详。我逐渐地爱上了他们。而且我知道，他们也同样爱着我。”
珍妮的血液里，毕竟流淌着共产党人的刚直不阿。当加拿大右翼势力采访珍妮，诱导她撰写回忆录，诋毁白求恩时，她坚决地拒绝了。
1987年，在珍妮离开人世后，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了她的遗嘱，让女儿把她的骨灰送往中国。因为，“我的心留在了那片土地上”。
来年春天，当野花把太行山点缀得万紫千红时，珍妮的女儿手捧母亲的骨灰，来到烈士陵园，把她安葬在了白求恩墓旁——那片她抛洒过青春热血的土地上。
… …
夜幕低垂时，我和代表团告别了烈士陵园。漫长的回程中，只听见大巴嗡嗡的低鸣声。大家都陷入了沉思，回味着一幕幕情景。
白求恩没有离我们而去。他已化作巍峨的青山，与战友们永久相伴，长眠于华夏大地上了。
(转载《国际人才交流杂志》2024. 03 .14)
(图片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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