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金岁月】岩增:三线建设回眸之十七:终身,边疆情缘
一一让子孙成为希望的种子
作者 岩增
我们这一批人经历了三线建设事业的全过程,正如伟人所说:“我们是宣传队,我们是播种机”。我们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年华,也把下一代植根在边疆,并像培植种子一样,使他们在我们曾经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茁壮成长,开花结果。
当年,在国际大环境下,国家推进的三线建设和支援边疆,我个人认为确实是一种战略需要,具有-定意义和成果。因为它客观上加强了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也把先进的文化,先进的管理,先进的技术带到了这些地方,为后来的“西部大开发”打下良好基础,并留下后代,播撒下希望的种子。尽管后来有些单位或企业撤销了搬迁了,造成一定的浪费,需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但这属于决策层面的任务了。

当年的“马兰原子弹基地”,随着我国逐步停止核试验,它也完成了历史使命,转型发展成为新疆的一个重要旅游景区。而参加建设“马兰基地”的八百精兵强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陆续撤到乌鲁木齐市,在这些人的基础上,发展成为两千多人的兵强马壮的建筑队伍。他们经自治区批准,组建成新疆冶金建筑工程公司,成为新疆建筑行业的一支新的生产劲旅。继续为新疆的建设贡献力量。
虽然我们这支参加三线建设、支援边疆的大部队在七十年代后期逐步收缩战线,向乌鲁木齐市集中,但也在曾经工作、生活的各地留下了相当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以及他们已经开始成才的子女,而后一代如同撤播下的希望的种子,在当地扎根开花结果。

在哈密进入七十年代后,当地政府决定重新修复哈密钢铁厂,加快恢复钢铁生产。刚好我们已逐步撤出,空出来的房子不用大的修理就可使用。因刚开始恢复,除了缺乏炼钢铁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外,基建,机械维修人员也非常缺少。当地政府前来寻求帮助,我公司机械站部分设备和人员,以及愿意留在钢铁厂工作的土建方面的工人、管理干部,无条件支援了哈密钢铁厂。我们家的邻居是机械站的机床工,一家三口都成了哈密钢铁厂的工人。
我们车间有一位天津来的女教师,她受丈夫的历史问题牵连而下放劳动,离开了中学教师岗位。她是一位优秀的英语教师,放弃在天津中学的优厚环境跟随丈夫参加三线建设,却在运动中受到冤屈被下放。落实政策后被调到哈密中学继续教书育人。她的三个孩子也非常优秀,大儿子高中毕业在哈密一单位当秘书,大女儿考到新疆大学,小女儿也在哈密一家企业参加了工作,一家人全部留在了哈密。象这样一家人都留在哈密的还有许多,几乎各个行业都有,尤其是那些娶了当地媳妇的几乎都留下来了。我们企业也是藏龙卧虎的地方,许多人因各种原因没能从事自己的所学专业,来到建筑企业后,从事一些普通力工的工作。我最熟悉的韩葆贤是我们车间的力工,在我们锉锯车间吸烟休息时,大家最喜欢听他讲知识,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以及人体构造,中医药知识,甚至无线电半导体等等,都能讲得头头是道,大家对他非常崇拜。原来他是天津中医药大学的高材生,毕业后因家庭拖累没能按时去外地报到,被剝夺分配的权利,自谋职业来到建筑企业。落实政策后调到新疆医学院工作,成为名医。

在此,最想多说几句的是我们厂有名的“杨家将”。
“杨家将”有老杨、大杨和小杨。老杨50多岁,是粗细木两个车间的工长,木工出身,负责这两个车间的生产计划调度和管理,认真负责,业务精通,从没有出现过失误。大杨是老杨的儿子,30多岁,高级钳工,技术精湛,多次技术比武都技拔头筹,几次被破格升级,进疆时己经是五级工了。但长得老气,皮肤粗糙,与老杨站在一起象兄弟俩。还有一位小杨是细木车间女徒工,与我对象被并称为车间两枝花,公司搞大型展览挑选讲解员,她们俩都是出色人才。小杨热情开朗,是团支部文艺委员,又长得丰滿韵致,难免被男青年们多看两眼。有一次我对象就举着小拳头告诫我:“小杨是我的好姐妹,眼睛老实点,敢动歪心思,小心我锤你!”后来小杨嫁给了哈密的现役军人,成为奉献军队建设的军嫂。小杨还有个妹妹,上高中时就是风云人物,后来被选为哈密地区团委副书记,在机关工作。几位“杨氏”都是精英,最后都成为扎根哈密的建设者。相信老杨的第三代一定会受到良好传承,也会出类拔萃,继续为哈密的建设添砖加瓦。
我的女儿大学毕业后,就在乌鲁木齐某大学担任了教师,她接过了我们手中的“接力棒”,继续为边疆建设奉献着自己的心血。正是这一代代扎根边疆的普通人,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改变着边疆的面貌。我们这一代播下的种子,己经开花结果!人们常说“青春无悔”,是因为青春没有虚度,否则,岂有不悔的!细数边疆建设的一桩桩一件件,我们因有谈资而内心充实和自豪。

【流金岁月】岩增:三线建设回眸之十八:学戏,高举红灯
一一在样板戏盛行的日子里
作者 岩增
在“火红的年代”里,业余时间最吸引人的是看电影!特别是陆续拍成电影的样板戏的放映更加吸引人。那时拍的电影,从剧本到演员的选择和拍攝都精益求精,特别是歌颂革命历史和英雄人物的电影的艺术性、真实性、教育意义都称得上是经典,让人永生难忘。
先说说单位放映电影的事。我们刚到哈密时,单位演电影都是请电影公司的人来放映。都要提前去登记排时间。放映完帮助倒片子,收拾机器装到车上,因放电影都是晚上,结束后已经很晚了,还要把放映员请到食堂吃夜宵。那时都是单位派车接送。公司领导感到长期下去不是办法,还是要自己有放映员和设备。请示建工局后,局里从新疆一建放映队给借调过来一名老师傅,还带了一部小放映机,先用着,随后公司派人到内地去采购了两部大放映机和配套设备。据说是自治区批的指标。

单位自己有了机器和放映员,只要租电影片就行了。那年代放样板戏电影各单位是要排队的,特别是第一轮都是第一次看,谁都想最先看到。跑片的工作人员很辛苦,那时一部电影胶片要在几个单位之间串片,他要在最快时间即送又收,以保证几家都能及时放映。那时都要同时准备一些新闻纪录片,正片没到时用纪录片打发时间。
我记得大概是在1971年,《智取威虎山》公开放颂了!我们单位被排在凌晨四点钟!单位大喇叭通知让大家及时观看。我们家离大礼堂最近,只隔一条马路和礼堂前小广场。半夜起来,礼堂前的灯光己亮了,可以直接从我家后窗照进来,我和爱人赶紧穿好衣服锁好门赶往礼堂。好家伙!还有比我们更积极的,礼堂里己经来了不少人,黑压压的一片。等散场了人们还舍不得走,兴致勃勃地讲小说《林海雪原》的故事和电影的情节。等都散场,天已经开始亮了。

说到样板戏,当年最家喻户晓的当属京剧《红灯记》。它从故事片电影到排成京剧,再到电影戏剧片,前后经历十来年,使得《红灯记》深入人心,人人皆知,而且几乎每个人都能哼唱几句,特别是李玉和的唱段:“提篮小卖拾煤渣,担水劈材全靠她,……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成为名句,至今仍让我难忘。
我上中学时就曾见到大街上、电影院宣传栏上张帖着大幅电影《自有后来人》的海报,讲的就是抗战时期东北李玉和一家三代人与日寇斗争的故事。很快被改编为京剧,也让我们知道了浩亮、刘长瑜、高玉倩、杜近芳等著名演员。那时小伙姑娘们到一起就评论谁唱的好,刘长瑜和杜近芳(都饰演李铁敏)谁漂亮等等,有时每人还唱几句,过过瘾。

最让人忘不了的是公司决定自己排演京剧《红灯记》!那年代许多有条件的单位都自己排练,条件好的排全剧,差的排折子戏。我表哥(我大舅的儿子)在天津钢厂就曾演过李玉和,到他家拜年,看到大大的高举红灯的剧照就挂在最显眼的地方。公司的干部和工人们一听说自己单位要排练《红灯记》,那人们可是高兴得不得了,人们兴致勃勃,竟自动推荐起演员和乐队人员来了。天津人喜欢曲艺和京剧,会天津快板、大鼓书、京剧的人不少,而且拉二胡、京胡的人也很多。我们厂推荐了四个人:两位会拉二胡的师傅,两位配角演员供剧组选择。配角演员之一就是我爱人。导演请的是哈密评剧院的专业人员。剧组最难选的是演李玉和的人,经过反复竞选,最后选定了公司食堂的两位厨师!
千万不要小看这两位师傅,他们在天津工作时都是公司里有名的京剧票友,嗓子都很好,唱念作打都很在行。巧合的是他们也都姓李,菜案李师傅一米八的大个子,高举红灯就是活脱脱的李玉和!面案李师傅矮了十公分,最后分角色,分别做李玉和的AB角,高个的主演上半场,矮个的主演下半场(李玉和被捕以后的部分)。我爱人也给分配了角色:卖粥的大嫂和掩护李铁梅送情报的邻居姑娘两个角色,同时也给她安排了个B角,做后备。

紧张的排练开始了,那时候排练可不是全脱产!每人都发有剧本,把自己表演的地方都标出来,然后回家去背唱段,练台步,半个月合练一次,找出问题回去自己练。那时可真热闹,一到下班晚饭后,公司院里院外,唱《红灯记》可不都是演员在练唱,许多凑热闹的跟着一起打鼓点学唱。我爱人在家里天天比比划划地练走场,尽管没多少词,可也认真得不得了。这里还出现了一个插曲让人担惊不小:主角演李玉和的高个师傅嗓子不出声了!公司懂中医的王世昌大夫看后赶紧陪着李师傅去医院检查:声带疲劳哑声了。要静养一段时间!剧组调整了排练顺序,在等待他好起来的时间里加紧其他人的排练。李师傅也没闲着,着急也没用,只有每天认真默记唱词,总算慢慢恢复了。

这就是哈密评剧院剧场
到正式演出那天,礼堂里挤得满满当当,连窗台上都坐上了人。公司请了哈密地区各级领导的代表和评剧院的领导与演员到场指导。当演出结束时,演员几次谢幕仍掌声不断!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地区领导决定请剧组到评剧院公演三场!让哈密各界都来看我们哈密人自已演的《红灯记》!
(图片源于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