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树颖▲
(九) 邻居李家
邻居老李(我称李叔)没什么文化,靠在皮革厂干“熟皮子”的力气活儿养家糊口。皮革厂里的熟皮工人▲
老李有五个孩子,老大14岁,老五出生还不到100天。老大老二老三都是丫头,老李想要小子,给三丫头取名“三改”。三改和我同龄,同是九岁的我俩,却玩不到一块儿。
妈看他家的孩子们都小,生活困难,逢年过节总会送点吃的过去。他们也毫不客气,甚至还把我家当“仓房”,不论缺什么都打发孩子来借、来拿。来借东西时往我家门口一站,只说要用东西的名称,别的话,什么也不会说,拿上东西转身就走。起初,是大丫头来借,大丫头长大了不好意思来了,二丫头来,二丫头长大了不好意思了,三丫头来。米、油、盐、酱、醋、纸张、笔墨、及各种常用的工具、家什,没有不借的。有时候一天来两三次借这借那,有的东西借走的时间长或是忘了,干脆就不还了。后来,二姐就叮嘱她们:
“用完了记着送回来!要用的时候再来拿。” 她们拿走时只回答两个字“嗯哪”。可有的东西还是不及时还回来,当我们要用的时候还得去他们家取,时间长了就好像我家东西是公用的似的,真是应了“习惯成自然”那句老话了。
记得那天,我穿着雪白的衬衫参加了我童年时期重要的入队仪式,当戴上鲜艳的红领巾的那一刻,我感到光荣和自豪,也为我刚到班里一个来月就入队了,比起其他同学早了很长时间而得意。我高兴的一路跑着跳着到家,兴奋地向在家的妈、爷爷、奶奶、二哥敬队礼、跟妈和奶奶讲述入队仪式的过程,得到了她们的夸奖我更兴奋了,又跑出去站在我家的大门口,向街上过路的人展示我戴上了红领巾! 心里说:“你们看!我不是妈怀里的小赖猫、小老蔫,我是少先队员了!” 巴望着能有邻居发现我胸前新戴上的红领巾,夸我有出息、真精神。
我拔着脖子挺着胸脯站了老半天,来往的人没一个注意到我,于是,我就召集几了个正在玩耍的小孩儿,让他们排成队,我扮演大队辅导员,挨着个儿地教他们敬队礼,这时,被老李家的三改看了个正着。傍晚,三改来到我们家,说她要去参加学校集体操表演(她在城外差一点儿的北门小学,我在城里好一点儿的东门小学上学),她要借我的白衬衫穿。我不舍的借给她,因为这件白衬衫是妈为了我的入队仪式,特意上街买来最好的白士林布现做的,我只穿了半天就叠好放起来了。她脖子那么黑,头发里、身上还都有虱子。有一次,我去她家取我家的搓衣板时,看见她爸盘腿坐在炕上,俩手横向抻着一条翻出了裤里子的棉裤,用前排上下牙齿,沿着棉裤里边的缝缝,从裤裆往裤脚处儿,挨排“嘚嘚嘚嘚”的咬着,不时发出噼、啪的微弱的响声。
“你爸怎么咬裤子?”我惊诧的偷偷小声问三改。
“虱子吃人血,我再吃回来”,李叔听见了我问三改的话,粗声粗气憨憨地说。
啊?!“再吃回来!”李叔说的这话让我很是吃惊! 抱着搓衣板跑到家,把李叔咬棉裤上的虱子、和他说的话,当成特大“新闻”告诉了奶奶,奶奶听了摇晃着脑袋,嘴里发出“咂咂咂”的声音,好像再说:
“太不可思议了!”。
我跑去告诉二姐,二姐惊讶的:
“啊?!咬棉裤里的虱子!这家“老俩子”(汉族人)真恶心!”
我又去告诉了妈。
“不同地方的人做事有不同的法儿,丫头子家家的别看见啥事都大惊小怪的!记住喽!看见了别人家的啥事,都不许出去说!” 妈申饬我了。
我再也没敢把这“奇闻”跟任何人说。
这次三改来借衣服,我不借给她,她就站在门口不走,我就是不借,她就是不走,僵持着……。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妈去街道开完会都回来了,看她还没走,妈就过来小声跟我说:
“借给三改穿一天吧,她没有白衬衫就不能参加集体操,表演的队伍里就会有空儿缺,老师该批评她了”。
“不借!” 我坚决地说,并急忙从炕梢的红木箱子里,拿出我饭前刚叠好放进去白衬衣抱着,生怕妈拿给她。
“她还没入队呢,你都是少先队员了,想想,该帮她不?……。”
妈耐心的劝说我好半天,最终,我很不情愿让三改把衣服拿走了。
那会儿,我突然懂得了一个词“赖皮”!我也真是佩服她的这种“顽强”的赖皮精神!
第二天放学,原本叠的平平整整的白衬衫,被卷成了个卷儿送回来了,三改匆忙放下衣服,什么话也没说转身低头就走。我觉得她的神情不对劲儿,急忙上前打开衣服一看,啊!雪白的衬衫背后和两条袖子上,满是密密麻麻的蓝色钢笔水点儿,好像是被多只钢笔同时甩上去的! 我震惊!愤怒!又伤心,放声的哭哇!哭!……。
妈和二姐看了也傻眼了。
“该!谁让你放学不回家写作业,跑到大门口嘚瑟!显摆!显摆吧,这回可好!”二姐在边儿上埋怨我说。
二哥心疼的把白衬衣和红领巾叠的平平整整,惋惜的抚摸着,弯腰站在那好半天不动,思绪仿佛又回到了他戴红领巾时的童年。
妈也没想到衬衫会毁成这样子,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话来安慰我,勉强的说:
“她不是故意弄的,可能是学校的淘小子们欺她,待会儿妈给你洗干净还能穿……”。
可遗憾的是,满后背的钢笔水印怎么洗也洗不净,妈也没钱再重给我做新的了。
从记事起,我第一件最珍爱的、最有象征意义的、最值得纪念的、只穿了一个下午的漂亮衣服被毁了,打那以后,我再也没碰过那件让我伤心的白衬衫,也再没穿过纯白色的衬衫。
事后,三改的家人个个装傻,他们天天走在属于我家大门内的通道里,她爸妈和她的两个姐姐多次与我家人碰面,谁都不提白衬衫的事。
我下决心再也不借给她家任何东西!
说来也怪,她家人好像知道我的决定似的,在还回衣服后的两天里,真的没人来借东西。
妈看李家人不来借了,担心他们缺家什用又没钱买受憋,在碰到李家二丫头时妈说:
“要用啥就来拿吧,没事的啊!”
妈这一开口,李家人就又开始没完没了的借、借、借。
二姐埋怨妈:
“多余让她们再来借!”
“她们家没有用的会太憋手,给拿去用吧,谁家还没个缺东少西的困难时候呢。” 妈同情地说。
是啊,穷人谁家都有困难的时候。我曾经听说过,很多年前,爸妈带着两个哥哥为了躲避日本人的追捕,逃到黑龙江省富锦县,那几间年爸不敢公开露面出去找工作,家里生活十分困难。妈生二姐的当天没米下锅,打发十一岁的大哥到邻居家借了二斤小米回来,才给刚刚生完孩子的妈熬了一碗粥喝。
妈经历过穷日子,知道贫苦人家的艰难。尽管妈这么体谅、帮助老李家,可也从没听到过李家人说一个“谢”字。
“他们不懂得说客气话,街里街坊的住着,谁借点东西使不个算啥,咱不挑他们。”
“人活着呀,就是混个日子,就得他帮你、我帮他,互相帮衬才都能过好了。”
我和二姐听妈说这些话,互相看了看都没再出生声,我感觉到自己小气了。
(十) 老母小职
妈人缘好,跟谁都“浑合”,妈走在我家住的这条街上,常有人跟妈打招呼。有街坊大婶大娘、有法官、名医,还有某单位的书记,他们都很尊重妈,有时还会客气、礼貌地跟妈唠上几句。在他们眼里,妈是个见过世面、开通又明事理的老太太。
妈跟爸生活多年,听会了一些名词、成语和赶潮流的话。虽然说的不十分准确,但大概意思还都比较恰当贴切。在街道妇女中,妈显得突出,给人的印象是,这老太太似乎有点儿“学问”。
1968年,“文革”后期的政治风向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为了社会安定和便于管理,县政府把每个片区街道分为4个大组。
五十五岁的妈被居民们推选为街道组长,因为家有生病的二哥,妈一再推脱说不干,可仍然抵不过大家的热情坚持,妈勉强承担下来,当上了街道片区第一组组长。大家称呼妈方组长
可能是经历过1957年反右倾运动,爸被打压时的心里感受,妈对当时党政颁布的各项政策有理解,懂分寸。
不抓群众“辫子”、不乱扣“帽子”、不随便上纲上线,是妈常唠叨的原则。
街道第一组在妈的带动下,气氛祥和团结平静,没有你整我、我说你的现象。只是“阶级斗争的纲”抓的不够好,没抓出斗争的“典型”。
妈有办事能力又有涵养,从没和谁红过脸,更没与人发生过争执,工作受到大家的肯定和支持。听人说,派出所的干部在开内部会时曾经说过:
“要是各组都能像‘方组长’那组似的,就省心的多了”的话。
在那种政治气氛下,妈当街道干部,对家庭和爸的政治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
(十一) 奶奶“解放了”
1968年年底,八十岁的爷爷突然而安详的去世了,这对于瘫痪在炕上几年的他来讲,也许算是“解脱”了。
爷爷的离世,奶奶没太大的伤心,只是精神头儿没以前大、话没以前多了。
奶奶不用再按点儿做饭,也不用想法儿与“谁”作“斗争”,更不用再来来回回的伺候谁了。
自打出嫁,奶奶没少挨爷爷的打骂,半个多世纪的劳累、伤心、委屈、都随爷爷的离去而消失,奶奶终于解放了。剩下来的时间只为自己而活。
看着奶奶的状态,妈做好了饭菜让我们给端过去,奶奶可以不用那么累了。
(十二)缠人的结核
* 淋巴腺结核
回到榆树后妈又带二哥去医院看病,但收效甚微,医生说没什么好办法,只能维持,二哥的羊角风病还是经常犯。在这时,大姐得了淋巴腺结核病,脖子淋巴的位置肿大流脓水,久治不愈。这对于妙龄待嫁的大姐和爸妈来说,压力不小。爸、妈四处打听治疗方法,终于,爸从农村找来一个六十二岁的孤身农民-老程头儿,我们叫他程大爷。
程大爷不是大夫,也不懂医术,就只会治这一种病。爸安排他住我家用窗户隔开的小北屋里,每天为大姐上药、换药。当时没有合适的治疗器械,他就用嘴吸大姐脖子旁边淋巴腺流出的黄浓血水,尽心尽力。平时没事时,他也会帮着打扫羊圈、端水饮羊、扒灰垫羊圈等。妈心怀感激,尽量给他做些好吃的。
半年过去了,在老程头儿的精心治疗下,大姐的淋巴腺结核病总算好了,并于一年后出嫁了。
* 骨结核
在大姐出嫁那年,二姐也患上了锁骨淋巴腺结核,锁骨处红肿溃烂流脓淌水,爸再想寻找老程头儿给二姐治病时,已经联系不上了。二姐的锁骨结核病,把爸妈刚刚放松的心又一次揪了起来,把以为快要宽裕点儿的日子又紧吧了起来。
妈不仅要做饭、洗衣、喂羊、照顾二哥,又得常常陪着二姐去找大夫、跑医院。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二姐的锁骨结核病终于好转了,但此时她的手指,又得了指骨结核病。妈没有“喘息”的又带着二姐一趟趟往返于医院,每次二姐刮骨换药时的疼痛呻吟,都让妈腿颤身软、心痛不已。
榆树县医院的医疗技术不行,久治不见好转。后来,二姐去了长春医院治疗两个月,才终于好了。在长春治疗期间,二姐住在老姑家。
(十三) 淘气讨苦
* 姐摔伤头
由于多年生活的贫困和营养不良,二姐的身量没能长起来。身材小巧的她,能歌善舞。骨结核病好了后,参加学校宣传队排节目。
一天,排练休息时,二姐练踢腿,一个大力单腿向前猛踢的动作,让她失去平衡,“乒!”的一声,后脑勺重重的摔在了教室水泥地上,当即晕了过去,昏迷中她被四个男同学用门板抬着,在送往家中的路上吐了(脑震荡)。
正当大伙儿七手八脚打算帮妈送二姐去医院的档口,忽听远处有人喊:
“老刘二婶儿~!老刘二婶儿~!你家敏光倒在东边大道上犯病了!”
还真是越忙越乱!当时只有十岁的我和妈在家,妈顾着二姐这边,顾不了二哥那边,正不知如何是好,有邻居搀扶着半身尘土、脸皮摔伤的二哥回来了。这位邻居见家中状况,催促妈快去带二姐去医院,她留下来看护二哥。
妈曾经伸出过的援手,此时给予回馈......。可这回馈不是出自老李家的人。
* 妹跌伤脚
十五岁的我,在学校表现优秀,初二就当上了学校里头衔最高的学生干部、革委会委员(学生代表)、兼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长。除了上正常的几节课外,整天事儿巴事儿巴一本正经似的,在学校排练节目瞎忙乎,帮不上妈一点儿忙不说,还给妈添乱儿。
那天下午没排练,我们几个女同学闲的无聊、比着淘气,跨越大礼堂带靠背的长条椅子,看谁跨的快。我腿脚麻利,腾、腾、腾跑到了前面,眼看就要“夺冠”! 得意之间一只脚踏空! 啪嚓摔地!摔的我两眼发黑金花乱冒喘不过气来,半天才发出了痛苦的“哼~”声。脚踝顿时肿的跟小碗口般粗,被同学架着送回了家。
妈赶忙放下手里的活,数叨我不让她省心,边跑出去找大夫。仓促中,找来了一个长相好似屠夫般的“大夫”,他又拉、又拽、拧来、扳去,鼓捣着我的脚脖子,疼的我吱哇乱叫。我这刚刚崴伤了的脚,被这个二把刀大夫又重重的扭扯着伤了第二回,原本只是肿了的脚脖子变成了淤血青紫的“大萝卜”,足足一个月没能下炕。这一个月里,全是妈伺候我吃喝洗漱。
1970年四月,十六岁的我,被长春市文工团调去当了一名舞蹈演员,参加基本功训练仅二十多天,就因为代课老师没有经验,让我们几个腿部肌肉还没有足够力量的新学员,跳高难度舞蹈动作“倒踢紫金冠”倒踢紫金冠▲
结果,其中一个女孩当场折断了小腿骨,留下走路踮脚的伤残,断送了她的演员事业。不久,我也在跳同一个动作时,再一次重重的崴了有旧伤的脚踝,从长春回到了榆树家中,在炕上养着。
妈又是一轮水呀饭呀的伺候了我一个月。
这一个又一个孩子、一种又一种病,一次又一次求医问药,像层层磨盘沉重地压在父母的心上。迫使妈爸在艰难的生活长河里“扑登”的身心疲惫却没有片刻的喘息。
我曾经想,妈爸,为了我们几个孩子,操心、受累,省吃俭用一辈子,图个啥?他们没有过怨言吗?又是什么力量支撑他们顽强的熬过了那些艰难的日子?仅仅是为养儿防老吗?不!绝不是!是父母的爱!这爱的深厚、全力、忘我,是世间最伟大的爱!
(十四) 姊妹之情
除了父母给予的爱,还拥有来自同胞的手足之爱。
大姐看我脚踝伤的很重,怕日后落下毛病影响我的舞蹈事业,大冬天她挺着怀孕七个月的大肚子,一个人跑到很远的乡下为我求医找药。
妈白天伺候着家中的我,夜晚心里惦念着奔波在冰天雪地里的大姐。
看妈担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愧疚,盼着大姐尽快平安的回来。
三天后,大姐终于提着大包小包外用、内服的药回来了。令我十分感动的同时,也没太大必要的服用了半个月的苦汤药。大姐的爱就是这样的单纯炙热。
二姐初中毕业就赶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身材瘦小的她,面对农村艰苦的生活和高强度的劳动,就好像是小马力拉大货车,难以驱动。可二姐是个不甘落后且要强人,经常累得腰酸背痛,还坚持着每天天不亮就跟着社员们一起出工种地,妈很是心疼,加之隔三差五有“某某集体户有女生怀孕了......”
“某某集体户的女孩子出啥事了......”的种种传言,让妈更是忧心忡忡。
三年过去了,同学们一个个挖门子、拖关系几乎都调回城了,只有二姐和少数几个同学,还留在距离庄户很远又冷清的集体户里。这让妈担心的夜不能寐,叫大姐赶紧托人找关系尽快调二姐回城。
比二姐年长三岁的大姐,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不停的跑这跑那,四处打听门路,好不容易才把二姐调回城来。二姐调回来了,爸妈和大姐心里的这块“石头”才算是落了地。
(十五)被迫搬迁
1970年下半年,我家园子隔壁的一个计量单位要扩建,要占我家的大院子,他们在另一个区域给我家找了一小块宅基地,动员我家搬迁。
占地单位打着:“土地是国家的,计量所是国家单位”的旗号,催我家搬走。在那“文革”刚刚结束、政治气氛依然“敏感”的时期,国家单位要占你家的地,无需与你废话,让你搬就得搬。
爸算是个有文化的“臭老九”(文革期间对知识分子的贬称),在那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不吃香,加上爸有伪满时期去过日本这所谓的“历史问题”,一遇到风吹草动,就被人揪住“历史问题”这个“尾巴”说事(曾经就是因为爸这个“问题”政审不合格,断送了我当文艺兵的梦想)。
从西北回来后,爸从事的又是放羊这个自由职业。爸没有底气与“国家”讲条件,“国家”给你多少翻盖费用就是多少!给你多大面积的宅基地就多大!讲也白讲,讲多了不仅与事无补,还可能会被扣上“不支持国家建设”的帽子。
其实,早在几年前(租户老张家从最初两代四口人租房,到第三代人十三口人,随着他家人口的增多,他们在我家的园子里扩建房屋、扩大自留用地)我家的土地就开始被侵占了。
1964年,我班同学家从农村搬来县里没房住,就找到当官的亲戚,靠权仗势,又占了我家大块地皮盖房、种菜、修院子。
爸看见他们在我家园子里大动土木,找他们说道,他们说,这块地在爸没回榆树前,就和爷爷说好了要占用。
爷爷奶奶的孩子虽然很多,但都远远的散落在外地,通讯和交通都不方便,两个老人又不会写信,导致其他叔叔姑姑和爸都不知道地皮被占的事。七十五岁的爷爷奶奶面对强势且有“后台支持”的人,无力反抗。他们只给了爷爷十二块钱,就把爷爷给打发了。我家的大园子就这样,一点一点的被“权力”给“蚕食、鲸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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