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建设刍议
文/李梦痴
一、新史学建设的迫切性与必要性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史学。
即便是周期律中的改朝换代，新朝开创之后都会着手书写自己的历史。
更何况我们身处一个三千年未有之文明大变局，亦必定要建设三千年未有之崭新历史。
新文化要有属于自己的历史，无产阶级也要建设属于自己的历史。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了人类史上无前例的伟大事业，因此，必定要建设史无前例的崭新史学，必定要在新史观、新史识、新史才的主导下，在旧历史的史料基础上，建立崭新的属于新中国、属于新文化、属于无产阶级的史学道统。
这是一个伟大的事业，也是一个宏大的事业，它需要几代甚至十几代的人，同心协力艰苦奋斗共同努力，以使之臻于完备。
我有针对性地思虑新史学的建设，已堪堪六年了。
六年里，中华民族又经历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中国人民也一步步重夺主导权成为历史的实至名归的主人，国际形势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无可逆转的变化。凡此种种，为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了难逢的好机遇。
抓住机遇固然重要，而把抓住的机遇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优势，引向最终的胜利则更为重要。抓住机遇，靠的是信念、勇气、谋略与技巧，而转化并保持优势最终走向胜利，则需要因历史积淀而生成的智慧与情志。
只有向后看得更深才能向前走得更远。这继往开来的虹桥，就是历史。
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世界有着崭新的认识，是怀抱着彻底埋葬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旧世界的崇高理想的。
但人类迄今为止的历史，本身就是一部剥削者、压迫者书写的历史。
一部剥削者压迫者笔下的历史，怎么可能为解放者培育粉碎剥削消灭压迫的智慧和情志？一部食肉者的兴衰史，怎么可能为食草者指明方向与出路？
因此，用食草者的价值观重写食肉者的历史，是关乎食草者未来的重大迫切的任务。
除非食草者怀揣着鬼胎，企图不动声色地变身食肉者，否则，推翻食肉者的历史，书写食草者的光荣传统，就势在必行。
历史是意识形态，承载着统治阶级的价值观。
没有真实的历史，只有真实地反映统治阶级价值观的历史。
前些年盛行一时的所谓还原历史真相，其实就是要颠覆当下的价值观的文化操作。
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所有的文化都是价值观博弈，因此，所有的文化行为，都是试图影响当下价值观的政治操作。
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实际情况。
重写历史，就是要夺回思想文化的阵地，拔掉食肉者的黑旗，插上食草者的红旗。
如果食草者的经济政治阵地上插着食肉者的文化黑旗，那绝大部分食草者都将在《武训传》的诱拐胁迫下，沦为王福重，然后，用文化霸权将食草者的后继者驯化成食肉者的奴隶，最终彻底复辟食肉者的经济和政治。
因此，重写历史，建立属于无产阶级新文化的历史学，是关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关乎全人类最终启蒙的生死存亡的大事件。消灭《武训传》是挽救王福重的最有效的措施。
二、马克思主义与新史学
01，错把复辟当振兴的误区
十九大以后，振兴传统文化真正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并提升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高度上。但对振兴传统文化的理解，却存在很多错把复辟当振兴的误区。
很大一部分人、甚至也包括央视、新华社一类的顶级主流媒体，说起振兴传统文化来，都只是心心念念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似乎“老祖宗的东西”只要传承下来就万事大吉，仿佛“老祖宗的东西”都完美得增一毫则多减一毫则损，仿佛“老祖宗的东西”只要从坟里面扒出来就可以大快朵颐……这种懒汉行为寄生思想，在社会上相当普遍。
很少人去讨论，到底什么是优秀传统文化，优秀传统文化和非优秀传统文化甚至腐朽传统文化有什么关联，更少人去讨论，到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二者如何结合？结合成什么形态？马克思主义能为优秀传统文化带来什么？而优秀传统文化又能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什么？不弄清这些问题，盲目的撇开马克思主义的所谓传统文化的继承，最终只能闹出各种复辟的笑话。
去年某“学者”曾扬言，称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根本就是两回事，不具备兼容性无法结合。我想他未必是有意要反对中央的文化精神，他只是基于认知的低下与身份的偏狭，宣泄自己的心里话，虽然并非真实，但却不失真诚。但他的这种“自以为是”，恐怕在错把复辟作振兴的一群人中颇具代表性。
因此，理清这中间的重要关节，廓清这里面的关键问题，是消除误区的最可靠的方法，毕竟，形成误区的原因更多地是无知，而非反动。
02，什么是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传统
说到优秀传统，会涌现出很多字眼，比如勤劳、坚韧、勇敢、宽容等等。但这些不具备独特性，这些大约是全人类所有流传至今的文化都具备的品质，用它们来诠释中国文化，恐怕打不到实处。
中国传统文化最优秀的品质，是面对灾难时的共情与共生传统，就是为战胜灾难而不断激发出来的凝聚力和创造力。
这伟大的传统，曾和炎黄一起走出蒙昧，曾和大禹一起战胜洪水，曾和周公一起实现启蒙，还曾周期性地拨乱反正一次次让历史进程回到正确的方向。
这伟大的传统，就是在食肉者的历史中，那压抑不住的食草者的熠熠光芒，那种刚健不息的奋斗与厚德载物的担当，那种翻天覆地的民权力量。
这种力量翠竹黄花般无时无处不洋溢着人民力量的伟大生机。
从重庆山火中那一望无际的志愿者长龙，到瓜州沙暴中那一扇扇敞开的救援者家门，都折射着中华民族独一无二的高尚传统，那种在世俗社会凭借共情能力建筑起来的牢不可破的共生防线，它是我们这个伟大文明能传承数千年仍活力四射的文化密码。
作为世界上独一无二传承至今的古老文明，中国有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伟大成熟的民权传统。与其他文化参差不齐的民权萌芽比起来，中国的伟大民权传统，一直以磅礴的力量，突破绅权食肉者的历史禁锢，在数千年的文明史上，决定着历史的进程。
03，大一统执念与大同理想
中国这种伟大的优秀传统，得益于中华民族对大一统的执着追求。
中华民族的大一统执念，可并非首创于秦始皇。
炎黄的部落联盟合并图腾，大约算是有迹可循的最初的大一统的印记；后来虞舜作乐养德大禹合众治水，最终建立家天下，大约算是第二个大一统的印记；商汤统一祭祀的宗教政策直至帝辛将祭司权力控制在王权手中的艰苦尝试，大约算是第三次大一统的印记。有了文化上、价值观上、宗教上、政治上的前仆后继的大一统努力，最后在西周，终于凭借礼乐世俗社会建立了第一个松散的大一统王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是大一统的宣言。从这个意义上讲，秦始皇不能算是大一统理想的始作俑者，只不过是在前人失败的教训中，为前人共同的追求，找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政治道路——郡县制而已。
大一统的追求，深深影响中华民族的每个成员，既然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那率土王臣也就自然对普天王土负有一定责任。这就是后来的国家兴亡士大夫有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源发义。这是周人启蒙，建立人类史上第一个世俗社会，带来的空前的人的解放。从那以后，大同就成了华夏文化圈的共同理想，成了中国梦的核心。
04，大一统政治的伟大贡献
大一统还有一个技术层面的贡献，那就是壮大了人民的力量，使食草者具足了联合起来颠覆食肉者秩序的广阔空间与雄厚资源。
秦始皇开创的大一统政治格局，缔造了空前规模的封建王权架构，将疆域内的人民组织起来，成了大一统的主要政治任务。
这种组织原本是为了服务于封建剥削与压迫，但却同时为受压迫受剥削者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团结基础。面对共同的剥削压迫，人民有了共同的反抗语言。
因此，绵延数省的反抗运动成为可能。空前规模的反抗，凝聚了空前规模的力量，民权的伟力，也在此空前规模的组织动员中，认证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正是大一统的政治，造就了大一统的人民组织力，而大一统的人民组织力，最终决定了大一统的政治走向。
秦始皇打造大一统封建政治格局的同时，也造就了剥削者与压迫者的掘墓人。
四分五裂的欧洲和松散联合的美国，想要培养出真正有影响力的民权力量，还有很长一段历史进程需要发育。
欧美无以形成决定政治走向的人民反抗运动，其根源即在于此。
而中华民族，藉由强大的组织力，三千年里两度领跑人类的启蒙史，其要义亦在于此。
从民权的立场重写大一统的文明史，就是新史学的底本。
05，中国革命的启迪
马克思呼吁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必须以统一的政治为桥梁才能实现文化的成熟。
是中国的数千年的民权发育史，为马克思主义的全世界无产者大联合的伟大号召提供了一个实践层面的依据。
巴黎公社的斗争，只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试验，在弹丸之地的法国，既没有战略纵深又缺乏革命资源，革命与反革命的的势力对比悬殊，孤军奋战的法国革命者，最终无以避免失败的命运。
欧洲其他国家，因政治归属不同，仅凭文化认同，只能做道义上的支持，对革命的政治迫害不能同等地施加到其他欧洲革命者身上，因此，无以形成一致的革命行动，只能被全欧洲的反革命各个击破。
反观中国革命，虽然革命与反革命的力量对比貌似更加悬殊，但革命群众所受的压迫，普天之下感同身受，反抗行动所招致的迫害，率土之滨程度相当，这就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差不多同样程度地激起人民的革命意志，使中国革命具备了碾压一切反动势力的潜力。这本是中国历史上所有民权运动的共同逻辑，一百年前，它也成了中国革命的力量之源。
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优秀历史传承：面对共同的苦难，全中国的人民可以联合起来，去开展改天换地的伟大斗争。伟大的中国革命就是这种优秀传统的2.0版。
工人阶级的巴黎公社起义失败了，而农民为主力的中国革命把马克思主义引向了未来，这就是中华文明对人类伟大启蒙事业最卓越的贡献，这就是中国优秀传统在当代世界焕发出的勃勃生机。人民万岁，中国伟大先民早已向世界证明，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主人。
06，马克思主义是新史学建设的指南
中国革命之所以成为中国民权传统的2.0版，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使中国民权的反抗斗争，彻底摆脱了道教、拜火教、会道门封建迷信把持的1.0版，升级为具备科学的革命理论指导的2.0版。
中国优秀的民权传统，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实践的力量支持，而马克思主义则为中国优秀的民权传统提供了理论的方向指南。
只有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这一辩证关系，才能真正理清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关联，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真义。
唯有明确了个中真义，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伟大实践斗争。如此，才能坚定马克思主义指导新史学建设的正信。
新史学的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原则，以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斗争为指归，在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上，以毛泽东思想为启迪，去重建属于中国人民的新史学。
这中间必定包含对旧文化的整理问题，而所有整理的根本指导思想，就是立足马克思主义，遵循毛泽东思想，坚定人民史观，服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蓝图，把破败的封建剥削者的史学残垣，翻修成恢弘的革命人民的史学大厦，树立无产阶级的价值观权威，让无产阶级价值观成为评断人类历史的根本依据，为新时代呈现一部人民眼中的人类史。这就是新史学建设的艰巨任务，而完成此任务的根本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人类历史上所有反剥削反压迫者的思想武器。
二，旧史学的经验教训
01，历史是胜利者写的
有句大家耳熟能详却误解最深的话：历史是胜利者写的。
很多人故作深沉地引用这句话，以示历史是一面之词，是靠不住的自我吹嘘和互相贬损，是口水战。他们沾沾自喜于自己浅薄的历史认知，不自觉地滑向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
其实，这句话是深刻的历史洞察，是中性的客观描述，并无道德上的倾向性。
这里面的胜负，并非人们通俗理解的磕磕绊绊最终至于互殴的那种一时一事的胜负，而是在大的变化演进过程中的，最终的战略层面的胜负。
必定是战略上的胜利者，才有书写历史的资格。
而战略上的胜利者，基本上体现了历史演进的必然趋势，基本上是那个时代距离历史正确道路最近的那一方，是代表着历史进步方向的那种新力量，这一点是被历次历史更迭所证明了的。那些书写历史的胜利者，至少是他同期的竞争者中所犯战略性错误最少的那一方，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胜利毫无偶然性可言，而代表着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因此，历史是胜利者写的，恰恰是历史正确得以贯彻的根本体现。
这句话不是历史虚无主义的矫揉造作的发泄，而是历史正确道路的实实在在的彰显。
了解胜利者书写的历史，剥去他自我吹嘘的迷障，你总能发现历史走向的真实规则。他对失败者的批判，最具启发性。
我们该庆幸历史由胜利者书写，相比于失败者笔下的文过饰非和诋毁中伤来，胜利者的历史，更接近历史正确的主观描述。也能客观地呈现兴亡的一般规律。虽然它也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面对现实，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与那些历史上的胜利者打交道，他们才是我们成为今天的我们的桥梁。
为了明天我们要循着前代胜利者的足迹去努力争取胜利，而不是恣意效法失败去秀我们的特立独行的“同情心”。
02，“失败者”的涅槃
胜利者书写历史，必定贯彻自己的价值观，而不是弘扬失败对手的价值观。
当然，对前代的遗产，胜利者总会有所继承，但绝无可能泯灭自我全盘照抄。
像蒙元和满清，算是承继得比较多的，但依然保留自身价值观的基本特色，依然守住自身价值观的鲜明底线。
这是胜利者的特权，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从通史的角度看，如蒙元和满清这样的胜利可能是一种倒退，但相比于南宋腐烂到淌汤的绅权政治，以及明末财阀党棍携手卖国的腐朽文化，蒙元和满清的胜利，无疑彰显着比南宋和明末更鲜活的力量，更进步的潜质，纵然它没能推动历史的进步甚至某种程度还开了倒车，但宏观上看，当中华文化已被绅权门阀窒息丧失了活力的时候，他们的胜利，给予腐朽文化门阀以致命一击，用外力强制整合社会文化格局，堪称中国没落封建文化的痛苦的破茧之旅。
从这个意义上讲，蒙元满清的胜利，有着五胡乱华一样深远的历史影响，它是为中华文明涅槃而生的劫火，是伟大盛世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预热。
当蒙元和满清的崭新的价值观，以胜利者的姿态投入中华文明的熔炉的时候，千年腐朽的绅权文化帝国，终将以更开放更包容更坚韧的形态迎接挑战，当这种挑战强大到八国联军地步的时候，中华文明的涅槃也就水到渠成了。
而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就是那涅槃中一飞冲天的火鸟。
03，从周人革命看价值观的历史建设
历史是传承价值观的最有力的载体。
历史建设，就是价值观的不断夯实。而价值观的历史建设，则是胜利者最光荣的任务。
胜利者书写历史，就是要贯彻自己的价值观。
但并非每个胜利者，都有独特的价值观，事实上，中国三千年朝代更迭中，胜利者秉持的价值观，基本框架是一致的，都是以儒家为底板的价值观。
在价值观上，历代胜利者没有什么创造，他们统一服膺于三千年前周公的创造。
三千年世俗社会的发展史，价值观即由周公始肇由孔子大成的儒家体系。
儒家价值体系包括明晰的等级制度，坚定的人本立场，还有偏执的文化情怀。
三千年前，周公就是凭借宗法等级的政治制度，敬天恤人的思想体系，制礼行乐的文化政策，率领人民走出了殷商时代的神权人祭桎梏，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世俗社会，开创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份伟大的启蒙事业。
作为胜利者的周人，对殷人的人祭文化实施了严酷的绞杀，基本上在历史上清除了人祭的记忆，若不是上个世纪一些重大的考古发现，揭开殷商人祭的神秘面纱，我们甚至不知道，中华文明在三千年前曾如此深陷神权迷信的残酷血腥之中。
周人的记忆清理如此彻底，以至于，五百年后，在宋国，曾经的殷商人祭文化的大本营，人们批判人祭的时候，竟然斥之为亘古未有之暴行，当初残酷血腥的文化积习，已经深深湮没在周人新价值观的滚滚洪流之中。
这就是价值观的历史建设，新旧价值观有很多地方是兼容的，但在根本出发点上，是零和的，是不共戴天的，人祭和人本，是有你没我的，神权和世俗，是没法统战的，这才是真正的革命。
以周公为代表的周人，用大无畏的革命气概，书写了新价值观的伟大史诗，他们用新价值观重建了历史体系，开启了“史官文化”的伟大征程。
这一伟大征程起步之早，使中国的启蒙事业领先了著名的西欧启蒙近2600年。为中国两千多年领跑世界的光辉历程铺平了道路。
价值观的斗争血雨腥风，价值观的历史建设是没有硝烟却生死攸关的战争。
三千年后，中华民族重新站到新一轮产业革命的的门槛上，生产力的革命性解放必定产生价值观的革命性变革，代替主奴价值观的人和价值观已经不再是儒家大同画的饼。因此粉碎主奴价值观，建设人和价值观的历史叙事，算是周公之后又一次伟大的启蒙革命。这次革命，中国又一次有幸站在鳌头，雄厚的历史资源与宝贵的人文遗产，一经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结合，必将催生真正伟大的新史学，真正的人民做主人、人民执标准的新价值观史学。
在此艰巨光荣的斗争历程中，三千年前周人树立自己价值观的历史建设斗争，将在革命的彻底性与坚定性上，给予我们深刻的启迪。人祭和人本是零和的，主奴与人和也是零和的，新价值观的历史建设是伟大的文化斗争，就如主席曾遗教的那样：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吧！
04，孔子删诗书的文化启示
孔子是继周公之后另一位举足轻重的启蒙大师，他把周公开创的礼乐宗法制度与仁的人文情感相结合，为新价值观构筑其文化心理的根基，使世俗社会具足了表里协和的价值体系。到孔子以仁填充礼乐，世俗社会的新价值观算是完满具足，从此成为近三千年的社会范式之基本框架。
孔子述而不作，没有什么个人著述，主要是整理旧文化的文献。其中删诗书的公案较为著名。据说孔子之前，采诗官采诗三千多首，最终由孔子披删勘定，定为现在诗经的规模。但这种说法不大靠得住，唐宋之际便已备受质疑。
我们这里不去参与这公案的争论，我们只想略微探讨一下，删诗书这个说法的文化内涵。
所谓删诗书，其实是孔子整理旧文献的另一种说法，到底删没删并不重要，但删这个传说本身，倒是说明了旧文献整理的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把与新价值观冲突太甚的内容清除掉，这是新价值观与旧价值观斗争中的一个基本原则，也就是价值观上“合我者存，乖我者删”。这大约是删诗书这个公案流传下来的本意。
孔子对旧文化的态度，主要还是保存整理，并施之以新价值观下的转化。比如黄帝四张脸的神话传说，就被孔子做了合乎世俗社会伦理价值观的合理转化，使一个神话中的灵异情节，具备了人间圣王的政治伦理示范的现实意义。这样的事情想必很多，所谓夏殷礼能言杞宋不足征，大约就是此新价值转化过程中真切的心得体会吧？
但对于那些实在不能实现新价值观转化的内容，孔子恐怕不免要删掉的，毕竟他的整理文献，是要制定教材，传道受业，是要培养新价值观的后继者与接班人，而不是要秀自己和而不同的思想开放性与学术包容性。
这里面有个很严重的问题要澄清一下，很多人对食品安全相当敏感，但是对精神食粮的安全却毫不在意。一提到三鹿奶粉，大家就炸了锅一样顿足捶胸，但对充斥市面的下流小说、无耻议论、颠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种种毒草却优容褒奖甚至趋之若鹜。似乎毒奶粉吃死人是天大的事情，而毒文化害死人却是很光彩很时髦很世界接轨的上流品质。这种重口腹之欲疏精神之养的卑下情操，是文化面临的最大危害。你不重视文化的安全，文化就毁掉你的未来。
这大约才是孔子删诗书这一公案的最真切的文化启迪。
诗书是传授新价值观的载具，载具必须纯洁地为新价值观服务，载具不能成为杂货铺，新价值的接班人要完全在新价值观的教化中成长起来，而不是在新旧价值观的撕扯中各安天命。让受教育者自主选择毒草与鲜花，就好比让婴儿自己选择牛奶和毒奶粉一样，是用掷硬币的方式进行谋杀。
这才是教育的本质。虽然教育被赋予培养创造力、培养独立精神、培养这个那个新名词的伟大职责，但教育从根本上讲，是培养新价值观的接班人和后继者，是培养新价值观的纯色白猫。从这个意义上讲，用新价值观改造旧价值观中能兼容的内容，然后删除那些无论如何不能兼容的内容，为新价值观的接班人提供一份远离聚录乙烯的纯净安全的精神奶粉，是新史学建设者最起码的责任和义务。
05，旧史学价值观中的左派与右派
一种价值观确立之后，必定会由此价值观中“异化”出彼此对立的两派，他们虽然秉承同一价值观，但在贯彻价值观的具体实践中，形成彼此对立的两种态度。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左派和右派。
封建社会主奴价值观中，也有这样对立的两派，那就是法家和儒家。法家和儒家，就是主奴价值观中的左右两派。
法家和儒家都本于周公。周公的康诰很能体现儒家的精神，而周公的酒诰则是法家的本来面目。事实上，礼乐中的礼，本就是法，而礼乐中的乐，则是化，从职能上看，礼属法家而乐属儒家，并在社会结构趋于复杂，政治事务技术化倾向更显著的战国时代，终于分道扬镳，成长为后世的法家和儒家。二者的纷争，贯穿了整个封建社会史。
战国时期成熟起来的法家，虽然本于春秋时期晋法家的自然发育，但其端续，却与儒家有千丝万缕的连带，吴起、韩非等人都有师从儒家的背景。而长治礼乐的荀子，也是儒家体系中最具法家气质的思想家，从荀子到韩非的“进化”，是儒法最后的蜜月期。随着荀子淡出学术视线，法家和儒家的水火不容的斗争便成了封建社会每个重大转折关节的主旋律。
左派的法家求变，努力要通过搞事情来推动社会发展，而右派的儒家求稳，不遗余力通过和稀泥来稳定社会结构。法家尚法治，儒家重教化。法家尚事功，儒家重风俗。法家外求，儒家内卷。法家富国强兵，儒家敦风和俗……荀子韩非之后，双方几乎再也找不到交集。双方的争斗，有时候甚至毁掉王朝的气数，比如北宋。
但如此不可调和的左派和右派，却有着一个共同的价值观支撑，那就是建筑在礼教等级基础上的剥削有功剥削有理的主奴价值观。他们都是主奴价值观的守卫者，他们的分野，是守卫的方式方法分歧太严重、冲突太尖锐。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可以反彼此，可以反前代君王，甚至可以反孔子，但他们绝不会反剥削反压迫，剥削和压迫是支撑主奴价值体系的生产关系的本质，是他们共同的价值基础，也是中国三千年世俗社会价值观的内核。他们所有的彼此倾轧都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它，而不是颠覆它。
儒法的这一属性，给我们一个深刻启示，那就是，一个价值体系形成的左派右派，必定同属于这个价值体系。那些企图颠覆此价值体系的异类，既非左派也非右派，而是敌人。
06，儒法纷争的当代启示
左右派与敌人关系的启示，对认识当下中国的文化状况，很有借鉴意义。
当下的中国，尚没有形成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左派和右派，当下的中国，正处在价值观激烈斗争的时期，所谓左派是新价值观的战士，而所谓右派其实是旧价值观的打手。分属两个敌对价值观体系的势力，不能成为平等对话的左派和右派，而是为两种价值观的前途殊死斗争的敌对势力。
要理解新价值观的左派和右派，我们还可以举一个周人的例子。
西周灭商之后，就如何处置殷人，周人内部发生了分歧。齐太公主张都杀掉，召公则主张把有罪的杀掉，周公的态度最温和，主张先教育他们，最后把那些屡教不改的杀掉。这里面，齐太公当属新文化中的极左，而召公算是新文化中的左派，至于周公，在处理投降的殷人问题上，算是温和的右派，而后来伙同殷人造反的管叔，算是对殷政策的极右势力。极右势力最终走向叛变和投降，是自古皆然的。
这里面周公要特别说一下，周公在纳降殷人的问题上，是个右派，但在改造殷人文化消灭人祭流毒的问题上是个坚定不移的左派，信念和政策上的辩证统一，最终使他秀出侪辈，成为推开新时代大门的那个启蒙领袖。
无论太公、召公还是周公，他们灭商的立场没有分歧，甚至管叔，也是灭商斗争中的积极分子，只有这些在新文化旗帜下投入灭商斗争的人，才能分出新文化旗帜下的极左、左、右和极右。他们都是重人本，都是反人祭的，他们的核心价值观没有分歧。
设若在这场争论中，又冒出一个殷人，他是主张人祭的，那他就不是右派，而是敌对势力。这就是极左极右左派右派与敌对势力之间的区别。
现在中国所谓的右派，是反人民的，是唯心史观的，是颠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他们没有资格成为新文化的右派，他们是新文化的敌人。他们要么接受新文化的改造，要么被新文化消灭沦为新价值观的边缘人，舍此别无第三条路。
而新文化，必定要产生出坚信新价值观的右派，才能真正走上主导地位，成为稳健成熟的可以引导新世界稳步发展的主流价值观。
而这一切，也必须从新史学的建设起步。唯有新史学的滋养，能壮大新价值观的规模，弘化新价值观的影响，最终形成新价值观的左派右派，从而彻底埋葬冒充右派的敌对势力，最终实现二次启蒙。
07，谁是胜利者？
胜利者用自己的价值观书写历史。那么到底谁才是那书写历史的真正的胜利者呢？
很多人流于表面，简单地用成王败寇蒙混过去，认为皇帝就是那个胜利者。
这就愚蠢地把一种价值观等价于某个具体人某个具体家庭了。
其实一种价值观，殊非某个具体人或某个具体家庭能承载，它必定是某个阶级的认知准则与行为范式，它属于社会某个阶层的全部，绝非仅仅属于那个阶层的某人或某户人家。
因此，真正的胜利者，是那个统治阶级。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中，胜利者是主奴价值观中的那个主，也就是礼制金字塔中的那个上一层级。
作为价值观的主奴关系，并无特定社会身份的限制，这个环节的主子，可能就是另一个环节的奴才，整个社会，以主奴关系缔结起来，这就是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人的奴役不只是社会层面的，更是精神层面的。
剥削者与压迫者，作为那个时代的胜利者，他们把自己的价值观深深地烙刻在自己的历史叙事里，成为与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相同步的无形的精神枷锁。
此枷锁因深入意识与潜意识，因此更加根深蒂固，不经几代人的磨洗与熬炼，是很难去其根本的，这也是文化革命与思想启蒙至为艰苦卓绝的原因。
三千年前，一个新阶级缔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世俗社会，并树立了埋葬神权的全新的价值观。这个胜利惠泽三千年，一直是历史书写的价值观底本。
任何帝王的胜利，与这个阶级的伟大胜利相比，都不值一提，任何帝王，最终都必须服膺此阶级树立的价值观，否则只有身败名裂。
历史是那个胜利的阶级书写的，坚定不移地贯彻那个阶级的价值观。挑战那个阶级的利益，必定被那个阶级的价值观挂在耻辱柱上，这就是胜利者的“威权”。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帝王，那些伟大的改革家，那些伟大的反抗英雄，都没能逃过那个胜利阶级价值观的鞭笞。
那个阶级就是统治中国精神世界数千年的绅权阶级。他们放下祭神的法器，穿起祭祖的衣冠，以宗法为绳，以礼教为鞭，建立了自己的文化权威。他们重新书写历史，用自己的价值观予取予求，完成了胜利者的文化改造。虽然三千年后，他们成了文化寄生者和社会蛀虫，但曾几何时，他们是改天换地的文化英雄。他们缔造了三千年不倒的文化传奇。
这也许就是历史的真相吧？没有谁是永生的，他们埋葬了神权，今天也必将被民权埋葬。但他们改天换地的伟大传奇，却对民权的新历史建设有着极大的启迪意义。
08，史官的事业
重写历史，以贯彻自己阶级的新价值观，是两千年前那些伟大的文化先驱勠力同心的事业。而捍卫新价值观的历史道统，则是两千年来，那些优秀的文化战士须臾不离的信念。
周公在历史中消灭所有人祭的痕迹，孔子在文献中植入大量新价值观的要素，而孟子则更是肆无忌惮地用新价值观去改写旧的历史，并不惮其烦地传播。
儒家史官用世俗社会的价值观，重写了上古史，把血腥狂野的部落纷争，装点成温文尔雅的圣王传承，这不仅是让旧史走入新时代的努力，更是为新价值观谋取旧渊源的尝试。
在新史官的经营下，世俗社会的价值观，成了自生民以来便长存天地的法则，成为承天景命的人伦仪范。即如周公所言，礼乐本来古已有之，周人只是重新发扬而已。这种虚怀若谷惟与势衡不以名争的品格，正是那些史官先驱的精神写照。
今天，我们已经无从了解，到底谁为尧舜禹安上了禅让的名头，今天我们也无从知晓，到底谁为那些传说中的伟大酋长披上了圣王的衣冠。但我们知道，这种根深蒂固的新史价值观，从汉代以后，就成了史家正论，再无复辟的余地。
这些被改造的史事可能是虚假的，但这些被改造的史事对后世人文精神世界深刻影响却是真实的。历史的真伪是考古的事情，人文更看重历史的对后世的影响。影响根深蒂固，真假也就是一个远离实践的学院话题了。历史是意识形态，历史中承载的价值观之真实，其影响远大于历史事实的真实。
这才是扑朔迷离的历史事实背后实实在在的历史真相。
那些绅权史官先驱的伟大魄力，他们勇于把自己的价值观贯彻到全部历史叙事中，树立本阶级价值观牢不可破的权威地位。
民权的史官，也需要这种大无畏的勇气，推动民权的价值观树立权威，走向光明未来。
09，私有制的历史局限
绅权史官重写历史，弘扬自己的价值观。
但绅权的礼制金字塔有一个致命的缺陷，此缺陷让它无法维持三百年以上的正常运转。那就是私有制。
金字塔的层级，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客观存在，能力、体力、心智、情志上的自然差别，使人很难实现绝对的平等，从这个意义上讲，金字塔结构也可算是人群的真实情状。
但私有制及私有制衍生的世袭制，让这种自然形成的差异，有了非自然的恶性演化。
当这种自然差等获得的资源差等，作为私有物传承下去的时候，最终就会造成能力、体力、心智、情志都非上等甚至均属下等的人物，通过私有继承，占有大量上等资源。私有制对不公平的不断累加，最终社会会被两极分化撕裂，金字塔也将坍塌。这就是周期律。
动物界的金字塔结构，是非世袭的，狮王、狼王或猴王的传承，不是父子母女承袭，而是凭借能力重新洗牌。这样金字塔中的元素虽然常处动态，但金字塔结构基本稳定，顶层永远是能力最强的个体。
私有制的人类社会则不然，世袭终将把废物置于大部分优秀个体的头顶上，最终搞出晋惠帝那种奇葩来。晋惠帝的现象，并非个案，它其实是私有制世袭关系中最普遍的现象，是所有私有制世袭传承共同的结局。
为了维持私有制世袭，绅权的价值观，就必以主奴为根本，只有明确主奴关系的天经地义，才能保证私有制世袭的合理合法。
这是旧史学价值观的死结，也是礼乐宗法制的死穴。
背负着这样一个反动的“原罪”，旧的主奴价值观终将被新的人和价值观所取代，也就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了。
10，和的新旧义
新史学必定建立在旧史学的基础上，但必定要彻底粉碎旧史学的价值观。
只有粉碎主奴价值观，代之以革命的人民的人和价值观，才能真正完成新史学的建设。
这里我要简单解说一下人和价值观的要点。
和这个概念本来是儒家最为倡导的，但儒家的和，是私有制基础上的世袭关系中，阶级差等环境中的和，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纲常名教，是你必须接受我高你一等的地位的和，这种没有平等的和，只能是虚伪的道德绑架与精神压迫。
诸葛亮与刘禅也很和谐，但扶不起来的阿斗和鞠躬尽瘁的武侯，放在历史的大趋势中去看，恐怕就显得很不和谐。那些因非理性世袭而强加的私有制道德，是无法实现真正的和的。所以儒家的和不是人和，而是势和，在势利的捆缚中的和。
人和有别于此，人和是人人平等，人不为奴，人自做主的能动的自觉的和。它不是道德绑架，而是必要的道德约束。
有一次熊向晖发布外交文稿，称毛泽东主席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伟大成就。主席让他改成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工作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熊向晖不理解主席的改动，主席告诉熊向晖，不能把他和人民分开，他也是人民的一员，只是工作分工不同而已，他的工作也是人民的工作的一部分。
这就是人和，当人民的领袖坚定地把自己界定为人民的一员的时候，金字塔的差等便重新回归了它的自然属性，因私有制世袭蒙受的污浊也荡然无存，真正的人和即从地涌出。而群众簇拥着主席，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春天般的笑脸，那样一张照片，就是人和价值观的最真实生动的写照。
用人和价值观，重建中华民族的历史叙事，就是新文化当下最迫切的任务。
三、新形势下的弊与利
01，认知危机
当下的中国，比较普遍地存在一种认知危机。
这种认知危机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对传统的认识较为片面，二是对现实的认识较为消极。
对传统认识的片面，表现在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上，存在大量以糟粕为精华的本末倒置，宗法祠堂文化借尸还魂，各种变相的文化割据意识死灰复燃。在境外势力的蓄意挑拨下，国内地域差异被恶意夸大，造成很多不必要的但势同水火的分歧与争议。比如网络上关于华夏起源问题，以省为单位的“文化主权”争夺战甚嚣尘上，古蜀派首启其衅，陕豫诸省跟进，互相攻讧自伐其善，这种争论已经超出“夸我们家乡好”的界限，升级到“骂别人家乡差”的地步，全无半点清和可言。多年鼓噪的文化多元，已经在文化问题上撕裂了大一统优秀传统的基本认知，网络舆情正在呈现文化上封建割据的态势。
对现实认识的消极，表现在对国家的自信匮乏，总要妄自菲薄，总不免觉得外国的月亮更圆一些。这种情况疫情后有极大改善，但仍不容轻忽，其根深蒂固已经严重影响了几代人的心理倾向，恐怕不是朝夕能澄净的。这中间有一件事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推行非理性的英语教育与考核制度近四十年，当年人民的思想从社会主义教条中解放出来，又被一些人假改革开放之名套上英语八股的枷锁。英语成为中国社会优质资源的硬核条件，以至于最猖獗的时期，想要考取古籍整理、国画书法等专业的硕士，也要过英语关，英语一度成了套在几代中国人头上的紧箍咒，堪称中国科举的新八股。逼迫几代人把青春和渴望都附阿在英语轭下，一方面造成了母语的严重弱智化，一方面胁迫几代人对英语世界怀有复杂而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可以用中华民族突飞猛进的成就一步步洗刷掉，但母语的弱智化，却绝非短期内能显著改善的。它成功拉低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品格，阻滞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当然，这是一个主权国家用另一种主权语言做考核标准所应付的必须的代价，但这代价需要几代人艰苦卓绝的奋斗与牺牲来偿还。这才是复兴路上中国文化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吧？
02，历史虚无
当下的中国，仍被深入而广泛的历史虚无主义困扰。
历史虚无主义作为认知战的长效武器，简直无处不在。
主席离开我们之后的十年里，中国决策层对文化的重视程度不够，以文化安全换取经济发展，致使西方认知战长驱直入，攻城略地无所不用其极，而历史虚无就像当年日寇留下的生化武器一样，无处不在，成为长期腐蚀中华民族文化认知的毒药。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一部分中国人在苏联的废墟中觉醒，开始对西方的文化渗透说不，西方的认知战索性放开手脚，大肆挞伐，而早已在文化上丧失组织力的中国，除了满地邀宠的叛徒和呼风唤雨的内奸之外，就只剩下浴血奋战的孤勇者与各自惟城的同路人，认知战的博弈，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直到十八大之后，这种状况才得到根本改善。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是历史虚无主义野蛮生长的年代。也是认知战最黑暗的战略防御期。很多到现在还余音犹噪的历史虚无主义命题，都肇端于那个年代。
比如最早的汉服迷，其中就有一大批宣扬历史上根本不存在的汉族纯血统，以期挑拨当下中国的民族矛盾，为境外势力分裂中国充当文化踹门人。
再比如到现在还被一些人津津乐道的华夏三祖说，就是旨在颠覆炎黄子孙这一基本文化认知，打着还原历史真相的旗号把炎黄子孙换成炎黄蚩子孙，从文明传承上摧毁中华民族的自信。他们还罔顾姓氏起源的基本常识，把一些姓氏的鼻祖归到蚩尤名下，以裹挟更多支持。
还有所谓网庙十哲，更是一出认知战的闹剧。
其中对冉闵的吹捧只是要借胡汉仇杀在当下民族问题中钉钉子，搞的是大汉族主义，行的却是分裂国家文化认知的勾当。
再比如贬武王挺纣王，其实是针对所有推动历史进步的伟大斗争为复辟张本，锋芒所指正是新中国伟大的民权革命，如果殷周革命是一种倒退，那么除了北宋黄袍加身那种窃取之外，所有伟大斗争推动的历史进步都将是一种倒退，而新中国对蒋介石的伟大胜利，自然也是历史倒退。
这种推论可能让某些温良之辈觉得有些深文牵强，但如果他了解到这种毫无根据全凭臆想的挺纣贬武的反智宣传出自本科生课堂老师的胡扯，恐怕就会意识到其严重性。它不是什么网上无聊的脑洞和标新立异，而是有人线下大学课堂，以授课的方式正式传播着。这是比四川那个“天地君亲师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教授更恶劣的文化毒瘤，因为课堂这种形式而极富欺骗性极具传播性，它是被当作认真知识传授给当代的大学生的。
还有比较典型的就是给李鸿章翻案，也是正规渠道率先发起的，这种谬论成为显学，得益于中央电视台的电视剧巨制《走向共和》。有中央电视台给历史颠覆背书，其影响力自不可同日而语。而在李鸿章洗白翻红的过程中，1978年后蔚然而兴的买办及其帮闲，自然也就鸡犬升天了。
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所有的历史问题都是当代问题。只不过有的隐蔽些有的明确些。比如刘禅赵括郭嘉等等的翻案巨制，就没有更具体的当代政治指向，但却最大限度地颠覆中国人的文化记忆，从根上斩断中国人的文化信心，让中国人觉得自己一直相信的东西都是靠不住甚至相反的，从而对自己的根底心生疑虑，最终瓦解凝聚力丧失战斗力。
认知战就是如此残酷，它把毒瘤埋在肌体中，一旦外界压力足够大的时候，就会毒发身亡。这些认知战的地雷，比毒教材危害更大，因为它们有明确的指向，因此更具明确的杀伤力。它们比纪念张灵甫和缅怀国军这样的历史虚无主义危害更大，因为它们更具隐蔽性，更不易被人觉察。它们正在成批成批收割中国人的智商，腐蚀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它们的肆意蔓延，把中国文化推向亡国灭种的边缘。
今天，我们正在努力走出历史虚无主义的困扰，我们可以回头来评价肆虐三十年的历史虚无主义，它是1978年以后中国所遭受的史无前例文化浩劫的最有力的注脚。
03，集体主义的瓦解
马克思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新自由主义就煽动每个人都为自己活着。
一时间，独立思考的破麻袋兜走了大批集体主义的觉悟。
毛泽东思想惨淡经营出来的中国人民的大团结，被个人主义的浊流冲刷殆尽。
这种专门为反马克思主义而生的新自由主义能在中国大陆上成为显学，绝非偶然，它有力地说明了，中国曾经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上面临怎样严峻危急的挑战。
个人主义的蛊惑性在于，资本主义及其帮闲用经济独立和隐私围墙，筑起深井，把中产阶级的青蛙单独藏在深井里。这样，每个井底的青蛙，看着井口的一方天，环顾井底的一片地，都坚信自己是天地间那只独一无二的青蛙。
但如果把它们从井里捞出来放在皇天后土之间，它们会发现，像它们一样的青蛙成千上万。这就是井底效应。个人主义就是一种井底效应产生的幻觉。
每个人都渴望独一无二，但独一无二的代价之高，绝非大部分人能承受。
毛泽东思想把鲁迅笔下麻木的看客凝聚成改天换地的人民力量，而新自由主义又用一座座量身定制的枯井，把团结起来的群众变成自以为是的井底之蛙。
1978年以来，最廉价最可耻也危害最大的口号就是独立思考。所谓独立思考只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标榜而已。尤其当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已经在文化领域近乎政治正确的时候，独立思考已经成为可耻的媚俗与邀宠，成为卑下的鹦鹉学舌与含沙射影，它却依然用那森严的井壁炫耀着自己“深刻”的思想。
作为井底效应的幻觉的个人主义，其实不难根治，只要把青蛙从井底捞出来，放在广阔的天地间就行了。倒是个人主义对集体主义精神造成的重创，却很难迅速修复。要把发觉自己原本只是千万分之一的青蛙重新凝聚成集体力量，却是异常艰苦卓绝的工作。
04，先进政党的坚定领导
形势虽然严峻，从十八大以后，形势正在一步步好转起来。
十八大之后一系列举措，堪称挽狂澜于既倒的艰苦卓绝的伟大斗争。而其中于文化事业最攸关的就是重新健全党的全面领导。
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当代中国的伟大民权革命胜利，是在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下取得的。
毛泽东思想，从实践上丰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代表着人类迄今最先进的文化——人类全面解放的新文化，亦即以人和价值观为根基的新文化。
毛泽东思想掌握了有着高尚理想与优良作风的共产党人，而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共产党人，深入到旧中国社会的最基本细胞群中，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革命取得的伟大成就，其根本保证就是党的全面领导。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必定离不开党的全面领导。
十八大以后，中国共产党人重拾这一伟大传统，勇敢地担负起领导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光荣责任。贯彻党的全面领导，是一次艰苦卓绝的伟大斗争，但却势在必行。唯有坚决贯彻党的全面领导，才能终结史无前例的文化浩劫，结束长达三十年的乱象，重夺思想文化的阵地，才能为意识形态重新插上启蒙革命的红旗。
新文化必须建设以人和为本的民权价值观的历史叙事，必须肃清主奴价值观余毒对后继者和接班人的恶毒影响。文化自身没有这样的执行力，民权的文化必须通过民权的经济来生长发育，并通过民权的政治为其开疆拓土。三千年前周公翦商，凭借的绝不止是先进的礼乐文化和人本价值观，那里面还有强大的政治力量与军事力量。
党的全面领导，就为整合资源助力文化建设提供了切实保障。须知伟大的文化斗争，是一个阶级的斗争，而不是此阶级内部负责文化事务的局部独立的斗争。3000年前的封建地主阶级是如此，400年前的资产阶级是如此，那么今天的无产阶级也必定是如此。
一个获得胜利的阶级没必要迂腐地与反动的旧文化单挑，动用所有资源消除旧价值观影响力确立新价值观权威，本来就是胜利者分内的权力。
05，物极必反的民心所向
有了党的坚定的全面领导，就有了统筹和执行的基本保障。
但这并非事业成功的充分条件，要想取得新文化斗争的胜利，还要有基本的群众基础，也就是民心所向。
虽然中国文化遭受认知危机、历史虚无和新自由主义的三重暴击，但近三十年资本的野蛮生长却深刻地教育了人民，使人民重新认识到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与正确。
这就是辩证法，中国那些比资本主义还要疯狂的资本野蛮生长，如蒋介石的围剿和日寇的屠杀一样，教育了中国人民，提振了中国人民的觉悟。
让一个生在红旗下长在新社会的年轻人了解资本的残酷和血腥并不容易，但996福报的蛊惑，用命换钱警告，还有富士康厂房楼上那接二连三陨落的生命，真正教育了中国人民，真正让中国人民切实感受到资本主义的残酷野蛮，并开始尝试理解社会主义理想的伟大意义。
一万个正面的宣传，都不如一次反面的教训，事实上，正是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完成了毛泽东思想一直要努力给予人民的教育。正是资本在文化领域的肆虐杀伐，把那些道貌岸然的知识分子打回拜金主义小媚娘的原型，生动形象地全面提振了全民的文化觉悟。从这个意义上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才是毛泽东思想名副其实的“遗嘱执行人”。
主席曾预言：“我们的下一代会走资本主义，但我们的孙辈还会走社会主义。”
今天，这个预言正一步一步成为现实。
世界在变，中国在变，百年制度变迁，千年文化变迁，三千年文明变迁。
伟大的时代必定能创造伟大的奇迹。
中华民族最大的幸运是，在最危急的关头，中国共产党人重拾初心勇担使命，在最迷茫的时候，中国人民开始真正理解毛泽东思想。
有不忘初心勇担使命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坚定领导，有战无不胜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英明指引，有素具伟大传统的中国人民携手奋斗，中华民族必定能走出浩劫，重建新时代的文化辉煌。
06，信息革命的伟大机遇
有了坚定的政党领导，有了英明的思想指引，有了伟大的人民支持，迈向文化辉煌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而这已经扑面而来的东风，就是信息革命。信息革命就是催生新时代思想革命的伟大契机。随着信息革命的不断深化，中国新文化所秉持的唯物史观，必定会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制度优势与文化优势。大众与精英的价值观分野，将在信息革命的大潮中决出真正属于未来的胜利者。
现在的TikTok，就让中国的文化优势初见端倪。
美西方抵制TikTok，其实并非因为它的技术含量，而是它的文化容量。
TikTok是一款不折不扣的大众互动软件，那里面没有精英的空间，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成员，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随心所欲地呈现自己的故事。里面的互动机制，代表着独具特色的中国式的公园文化。
公园文化有别于西方的广场文化，广场文化是精英训导大众的文化，而公园文化是大众自发形成的群体文化。其反精英的鲜明立场，从各色人等对它的态度上就能见出大略。
TikTok对精英文化的危害就在于，它让大众可以绕过精英的控制自发地组织起来，这在打着自由旗号实施文化专制的美西方来说，是致命的颠覆性挑战。
TikTok的文化内涵，小了说是大众绕开精英的自娱自乐，大了说就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群体共振。TikTok是把井底的中产阶级之蛙捞到井口外的利器，也是粉碎资本主义对内文化专制的破墙锥。当大众不再吮吸精英为他们特制的奶嘴，而是在平台上尽情分享自己加工的钙奶的时候，资本主义对大众的精神控制也就濒于瓦解了。
这就是TikTok的文化容量，而这对美西方来说才是最致命的冲击。
当然，TikTok的机遇只是宏大的信息革命的冰山一角，随着革命的深化，中国的优势将越发显现出来。
信息革命的深化，需要极其庞大的信息数据库，精英主义的社会大众与精英的数据价值不对称，没法形成统一的数据库规模。而中国的制度优势，民权的伟大传统，以及新文化人和价值观，都是中国形成体量庞大信息数据库的有力保证。这才是信息革命的牢固支撑。
同时中国完备的产业链，也为信息革命成果的实践应用提供了最为全面的平台。应用才是激励革命前进的最大动力。只有及时产业化才能为革命的深化提供资金的、技术的、经验的、设计的全面支持。那些精而无用的“科技奇迹”，除了做概念编故事骗投资推股市之外，实在是一无是处，靠金融泡沫支撑的科技革命，必被产业空心化反噬，这也算是大众原则的科技与精英原则的科技之间的根本区别吧？
只要中国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坚持继承发扬优秀的民权传统，坚持在新文化的路上踔厉前行，那中国必定凭借制度优势与文化优势，在正在进行的信息革命中取得领先地位。
届时，大部分人工甚至全部人工将被人工智能取代，马克思许诺的从劳动的异化中解放出来的自由将成为现实。被人工智能“强制失业”的多余人口将面临严重的文化挑战。到那个时候，多余人口何去何从将是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以诺亚方舟为核心的西方精英传统，一般用杀戮的方式解决多余人口的危机，而以大禹治水为核心的中国大众传统，则习惯用将多余人口组织起来开创新的生存空间的方式解决危机。这两种方式的最终胜负，将决定人类的未来。
西方如果不能放下愚昧野蛮的精英主义屠刀，在这次竞争中毫无胜算。
倒是中国，目前形式也很严峻，信息革命让马克思说的生产力大解放成为现实，但以目前情形看，中国的文化水平和文明程度还与共产主义的觉悟有很大距离。虽然建国最初三十年中国在文化上有个较好的开局，但接下来的史无前例的文化浩劫，把前三十年的成果消磨殆尽，以至于现在中国的文化建设只能如当初的下岗工人一样重头再来。即便有党的坚定领导、人民的崭新觉悟以及信息革命中的制度优势和文化优势，但毕竟环境依然恶劣，前进的路上还有很大变数，西方精英主义的欺骗性还在一定程度上颇有蛊惑力，文化复辟的倒车风险依然很大，更何况，现在还有很多美西精英主义的“食死徒”把持着中国文化领域的很多要害位置，距离真正建起社会主义的文化与文艺还有很曲折的路要走。这是中国当下不容轻忽的险恶文化处境。
一旦中国没能扛住西方精英主义文化的腐蚀，大众文化再次偃旗息鼓，那蓬勃发展起来的信息革命，将把中国和西方一同吞噬。到那个时候，西方精英主义的杀戮方案将撕裂最后的伦理堤坝，人类文明或真的将面临终结者与黑客帝国式的艰苦鏖战吧？只不过那些智能机器背后绝无可能是人工智能，而是丧尽天良的金融寡头与流氓政客。
因此，新文化的建设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它真真切切地与人类未来的命运休戚相关。人类不能被精英随意减灭人口，信息革命应该给人类更美好的未来，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与伟大的现实成就，理应肩负起探索人类未来的重任。3000年前，中国的先民缔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世俗社会，实现了人类的一次启蒙，3000年后，二次启蒙的重任再次落到中华民族肩上，我们没有退路，我们没有选择，我们必须成功，我们也只能成功。
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新史学的建设，我想每一份良知都能真切地体会到它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必须尽快建立人和价值观的新史学，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都不足惜，因为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未来，它也是全人类的希望。
四、新史学建设的基本设想
01，把新史学建设提升到国家文化战略高度
历史是文化的根基。新史学是文化战和认知战的根据地。
只有建立并不断扩大根据地，才能稳步走向斗争的最后胜利。
新文化的建设是异常艰苦的斗争，新史学的建设是艰苦中最艰苦的斗争。
为了满足认知战和文化战的基本需求，必须从战略高度重新定位新史学的建设。
新史学建设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问题，而是一个为道路自信、文化自信、制度自信提供扎实依据的教育问题，是树立价值观权威的战略问题。
用什么样的历史认知教育年轻人，用什么样的价值观培养后继力量，是十分严肃的问题。
就像政治经济学一样，新史学的建设算是政治文化学。
新史学的建设，当然也应该而且必须容纳争鸣和自由，但必须是新价值观中的争鸣和自由，必须是新文化园地的百花齐放。那些反新文化的旧价值观的毒草，没有资格参与新价值观的学术争鸣，因为它们的意见是为了颠覆新文化，复辟旧文化，它们是新文化的敌人，而非新文化中各自独立平等的学术意见。
站在国家文化战略的高度，就是要分清谁才是新文化的敌人，谁才是新文化的朋友。
这才是新史学建设的第一要义。
新史学建设是为了教育后继者，我们不能让敌人参与教材编撰的讨论。
史学是传递价值观的精神食粮，我们不能让旧文化的三鹿毒奶粉混在新文化的健康食物中，哺育属于我们新文化的文化新人。
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之间是零和的，没有彻底消灭唯心史观的觉悟，就必定背叛唯物史观的初心。这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学术中的政治，政治中的学术，或者可以勉强名之为政治文化学。有了政治文化学的觉悟，那些打着学术自由学术独立的幌子颠覆唯物史观的政治操弄，也就自然冰消瓦解了。
把新史学提升到国家文化战略的高度，就是要以教育为根本，确立政治文化学的基本原则，让政治文化学与政治经济学互为表里，助推民族复兴的大业。让新史学的文化建设，为这个时代最主要的任务服务，为民族最光明的前途服务，而不是为了让著述者身跻士林名垂青史服务。
02，打造专门从事新史学建设的团队
打造一个专门负责新史学建设的精干团队。
这个团队将立足政治文化学的高度，主持新史学的建设，因此这个团队必须有过硬的政治素质，必须有坚定不移的新文化立场，必须是真正的白猫或一心要把自己变白的灰猫，决不能让黑猫染指这个重要的部门。因为，黑猫的文化才能只能服务于黑猫的价值观，它除了把白猫污染成灰猫让灰猫蜕变成黑猫之外，对新史学的建设一无用处。
一个团队的业务能力，可以通过刻苦钻研不断提升，但一个团队的政治底色和文化立场，却如难移的本性一般顽固。当然，一个人的政治底色与文化立场也可以通过日积月累的学习和教育逐步得到改善，甚至最终实现质的改变。但新史学的建设干系重大，不能把它当成改造黑猫的实习场地。一只黑猫可以在其他工作中锤炼自己，但必须让它远离新史学建设这种文化核心区。
我们可用病毒做个比方。黑猫是已经确诊的文化带毒者，对它实施必要的文化隔离，既是对它负责也是对文化负责。这绝非危言耸听，旧价值观的传播能力甚于病毒，与旧价值观的斗争必须借鉴抗疫的经验，否则可能全面失守举国沦为疫区。
新史学建设的团队，主要任务，就是分离旧价值观的病原体，尽量保存旧文化的肌体，为之注入新价值观的活力。把能兼容的作为财富传承下去，把实在不能兼容的作为病原体的样本资料封存起来以备进一步的研究。
正因为这个团队要不断和旧价值观的病毒打交道，如果团队成员在病毒面前沦陷，那将是灾难性的，所以这个团队才更需要完备的健康保障。而过硬的政治素质与坚定不移的文化立场，就是面对旧价值观病毒时，最切实有效的健康保障。
03，加大建设人才队伍的力度
新史学建设，不是谋求学术成果，而是打磨教育工具，构筑新价值观的基础。
某种程度上讲，新史学的建设，是新旧价值观争夺群众之斗争的一个重要环节。
所以建立新价值观的史学叙事，不是新史学建设的终点，而是新史学建设的起点。新史学建设的终点，是让人民大众掌握并接受新史学承载的新价值观，从而彻底消除旧价值观的污染，实现思想文化领域的彻底解放。
这是个远大的目标，需要几代人艰苦卓绝的奋斗与牺牲。为了让新史学建设的事业不断发展壮大，培养后继人才是新史学建设的重中之重。
建设人才队伍有两方面内容：一是教育年轻人，使之成为合格的新史学建设者；二是调动各种积极因素，整合现有人才资源。
第一个自不必说，当属贯穿始终的根本大计，我们这里重点说说第二种。
现有人才资源，大致分成四类，一类是拥护新价值观的同志，一类是同情新价值观的朋友，一类是怀疑新价值观的看客，一类是敌视新价值观的敌人。
整合这四类人的方针就是把拥护新价值观的同志组织起来，去教育同情新价值观的朋友，在教育朋友的过程中去争取那些怀疑新价值观的看客，同时打击那些死不改悔的敌人。
一定不能放松教育和争取工作，毕竟新文化是在夺取旧文化的领地，那些地方被旧文化盘踞数千年，土壤的腐质绝非朝夕能澄净，投鼠忌器不能玉石俱焚，因此教育和争取才是最常用的斗争手段。至于打击，那也算是“凶器”，实不得已而用之。
人才队伍的建设缓不得更急不得，缓不得是形势迫切，必须尽快树立新价值观的统治地位以应对三千年未有之文明变局。急不得是三千年旧价值观的经营积重难返，必须有愚公移山的精神跬步千里的定力，才能最终赢得这个时代而非“征服”这个时代。
文明的历史中，没有征服这个字眼，文明的叙事里，只有赢得。
新价值观只有赢得了人民，才能赢得未来，一旦它准备征服人民，那它便丧失所有。主奴价值观可以借征服传播，而人和价值观，把征服永远从文明字典中删除了。
赢得是一种和谐的共振，当这种共振汇成江河之势的时候，新时代便大潮汹涌般奔腾而来势不可挡。
04，打击敌人的分寸
虽然没有征服，虽然追求和谐的共振，但在清除旧文化余毒的时候，有效的打击也是必不可少的。如何在和谐共振与有效打击之间谋求一种实践的平衡，也是新史学乃至新文化建设中一个严重的问题。
首先一定要注意打击目标，不宜范围过大，应实施精准打击，只对那些有恶行且造成实质危害的首恶实施打击，比如造谣疫情配合国外的舆论围剿，再比如污蔑抗战美化日本侵略，再比如借着反思文革之名污蔑劳动人民把质朴的农民篡改成作恶多端的造反派，还比如大行历史虚无主义用文艺作品或者打着学术名义的“文艺作品”颠覆新中国的正当性给国民党招魂……凡此种种，有确凿实锤，方可实施打击。若同类人物颇多，也不宜一网打尽，而是揪其最猖獗着，实施杀一儆百战术，将有限打击切实落到实处。
其次一定要注意打击目的。打击的目的是消除他的思想影响，而不是根除他的思想，更不是毁灭他的肉体。也就是在社会范围内把他的思想批倒批臭，截断其销路，毁掉其市场，让其思想成为过街老鼠。至于由此衍生的精神的物理的伤害，能避免则避免，不能避免可随缘，断不可对精神上物理上的伤害推波助澜。
最后一点，要特别注意打击的形式，基本原则是要文斗切勿武斗。文化斗争要用文化手段，不能用“准军事”手段，否则会让旧文化余孽得便宜卖乖，摆出一副秀才遇见兵的无辜姿态，大赚同情，最终使斗争反噬，毁掉自己的事业。殷鉴未远实足深诫。武斗会抬高对手的身价，把他变成悲剧的主角，而文斗则是毁掉他浪得的声誉把他变成喜剧里的丑角。一个悲剧的主角，可以通过卖惨进一步沽名钓誉，而一部喜剧的丑角，则只能在人们的欢笑声中缩回到社会边缘。消除其影响力，再没有比把他变成丑角更有效的办法了。所以，始终坚持文斗，不断锤炼文斗的修养和技能，才是打击敌人的正确打开方式。
05，调动一切资源消除敌对势力的流毒
对具体的敌人，要采取有限打击的方式。
对确定不疑的敌对势力，要调动一切资源实施最有效打击，甚至超限打击。
但打击目标依然陷于其文化的社会地位与其思想的影响力。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文化复辟的逆流潮卷而来，由涓涓之态成汹汹之势，各种旧文化借尸还魂死灰复燃，先是打着开放的旗号掠夺经济资源，更打着包容的旗号，强取政治地位，转而对新文化横加挞伐和镇压。到二十一世纪初，党媒央媒各主流媒体，颠覆新文化新政治的思想言论层出不穷，教师讲台上宣扬反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行为毫无节制，正能量被群嘲，爱国者被贼化，英语扼住了所有中国人在社会上进取的咽喉，各种封建剧毒借着继承传统之名招摇过市，而境外颠覆势力假传教之名渗透到最阴暗的角落，打着接轨国际之名被境外镀金的文化巨婴甘做境外文化颠覆的黑心打手肆无忌惮践踏新文化的底线……在新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私下场合若是强调党媒姓党，竟致被人饱以老拳的境地。那是暗无天日的文化之殇，是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文化浩劫。
这些早已超出了文化的界限，演化为全方位的文化战与认知战。
这些人的行为，已经超出了一般的阶级分歧，而激化成一种尖锐的阶级冲突。
他们用的不只是文化手段，因此想要肃清他们的流毒，也不能只限于文化手段。更何况单纯的文化手段已经无法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了。比如宣扬反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教师，文化手段只能驳斥他的谬论，却没有能力把他清除出教师队伍，比如传播反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媒体，文化有能力驳斥它的谬论，却没有资格限制它们的传播……
文化战和认知战，需要动用全部资源应对，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行政的等等，一切人民政权能动用的资源。这是战争，宋襄公的矫揉造作百害无一益。如果它们的目标是消灭民权政治消灭民权文化消灭民权价值观，那我们的目标就只能是将它们的社会影响力犁庭扫穴斩草除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可以搞统战，但对死不改悔的反无产阶级势力必须理直气壮地实施专政。
这不是斯大林那种肉体消灭术，肉体消灭术只会把它们吹捧成烈士，在文化斗争中适得其反。康生把王实味的肉体消灭了，结果把一个庸俗的杂文作者捧成了右派的烈士甚至图腾，这不是文化斗争的正确打开方式。
文化斗争的正确打开方式，是把它们变成笑话。动员一切可动员的资源，带着群众一起嘲笑它们，让它们随着帝国主义鼓点翩翩起舞的可耻猴相成为群众消食的娱乐。到那个时候，它们将生不如死，而它们所代表的反动文化也将有死无生。
06，传播才是硬道理
新史学的建设，乃至新文化的建设，是群众运动，不是精英操作。
因此，建设的关键，其实在于传播，没有传播的建设是闭门造车，毫无意义。
新史学的建设，时刻不能放松新价值观的传播工作。新史学的发展，取决于其传播的广度、深度和强度。传播越广泛，建设越成功，传播越有效，建设越扎实。
新价值观是民权价值观，新价值观的建设，需要时刻对标人民，人民是新价值观的主体，人民不需要别人传授他新价值观，人民只需要有人启发他们从自身去发掘新价值观。
这就是启蒙的意义。新史学建设，归根到底就是一个启蒙行为，是第二次启蒙运动的一个有机环节。新史学建设，从操作上看，是要重建新价值观下的历史叙事，但从指导思想上看，是要重新整理旧史，揭穿绅权假面，建立民权信心。
启蒙的目的就是要把信心交还给人民。让人民发现自家宝藏。因此闭门造车是不行的，要把新史学建设的每个成果每一点进步，最大限度地传播出去，最大限度地激起大众的文化信心，这才是新史学建设的第一要义。
只有让大众认清陈寅恪沉迷门阀秩序的腐朽，钱钟书骑在城墙上故作超然的矫饰，金庸搬弄笔墨虚张声势的造作，以及公知以讧为直亡国灭种的残忍，只有戳穿绅权和买办营造的各种精英骗局，戳穿它们大旗虎皮下野狐柴狗的面目，大众才能真正树立属于民权的文化自信。人民具足了文化自信，新价值观的王者归来就水到渠成。
二十年前我的《造神游戏》做了艰苦的尝试，去撕破精英主义的假面，但我没能认清传播的重要，没能认清人民的作用，以至于把《造神游戏》做成了精英撕扯伪精英的玲珑棋局，把一番由衷的启蒙初心扭曲成意外的批判秀。
因此，二十五年后的今天，我才痛切地感受到，启蒙是要焕发人民的觉悟，不是替人民消灭敌人。启蒙的第一要义是传播，而不是任何高明的个人创造。
新史学建设是为启蒙服务的，因此新史学建设，必要以传播为第一要义，才能获得真正的生命力。
五、文艺是新史学的出路
01，弥合演义和正史的鸿沟
若以传播论，旧史的笔法实在乏善可陈。浩如烟海的旧史典籍，能耐卒读的万不及6一。二十四史声名显赫，但大部分人恐怕连书名都说不全。
旧价值观实施社会传播的方式是文艺，各种演义小说话本戏剧，是旧价值观深入人心的直通车。今天人们说起三国人物，多依据的基本都是《三国演义》，而《三国志》的内容其实鲜有人知更鲜有人提。这种《三国志通俗演义》和《三国志》势同霄壤的情形，恰是封建社会两极分化在文化上的缩影。
新文化必须根除这种文化上的严重的两极分化，因此，新史学必须打造属于自己的文艺表达，既要吸取演义的传播性，又要严守信史的底线。用具有高传播效能的文艺形式，把经由新价值观重新诠释的信史传播到大众中间。
枯燥的传统历史叙事手法，无法满足新文化迫切的传播需求，因此，引进文艺的表现形式是新史学建设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02，从司马迁再进一步
用文艺手法做历史叙事，自古有之。
绅权价值观的扩张期，曾经有绅权伟大的史学先驱，借鉴过文艺的表达方式，《左传》就是先驱，而文艺手法做历史叙事的扛鼎人物就是太史公司马迁。
司马迁的《史记》是二十四史中的另类，它曲折妙曼的文笔是当之无愧的无韵离骚，而它生动传神的状人叙事也的确成了史家绝唱。司马迁大约是第一个将历史叙事引入文艺创作的文学家，也是最后一个将文艺手法引入历史叙事的史学家。作为文学家，司马迁是一个时代难以企及的高峰，而作为史学家，司马迁对今天我们的新史学建设有着无与伦比的启发性。
司马迁善于用言行细节来呈现人物心理刻画人物性格，是超越时代近两千年的文学大师。被他着力渲染的历史人物血肉丰满个性鲜明千载以降栩栩如生。他的《项羽本纪》堪称人类文学史上传记体的开山丰碑。他可能并没有提供真实的项羽，但却为后世留下了一个深入人心的虽败犹荣的悲情英雄形象。《项羽本纪》，真正见证了文艺嫁接史学所表现出的惊人力量。
但司马迁有一个问题，他私计太深，有碍公心，随一己好恶滥用文艺的力量，有些大关节上不免颠倒是非，成其意气。他推崇项羽，于是把项羽一败即死的失败渲染得惊天动地，他讨厌刘邦，于是把刘邦败而终胜的失败渲染得狼狈不堪，给人一种项羽是个英雄刘邦是个小丑的错觉，以一己笔力逆历史潮流而动，把历史正确撇在一边，率性臧否，反成了信史的瑕污。文艺手法在史学叙事中具有核弹般的伟力，如果像司马迁这样拿来为自己的好恶罔顾历史正确的规则上下其手，那就未免有亏史德贻误后世了。
新史学的建设，应该借鉴司马迁以文艺做历史叙事的经验，吸取他用文艺行私人臧否的教训，以公心论事，以明心鉴人，时刻把新价值观放在首位，时刻把历史正确做出的裁决放在首位，时刻站在历史进步的方向上，时刻站在人民福祉的立场上，全面超越司马迁行文时的私怨私计私志私德，将司马迁锤炼圆熟的文艺著史向前再推进一步。这样就能从维度上超越旧史的叙事，并从史学上弥补演义的荒疏，最终填平演义和正史之间的鸿沟，建起属于新文化自己的文质彬彬的历史叙事。
03，文艺著史的两个基本原则
一是思想上坚决贯彻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建设的全面统摄。
二是实践上以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全面指导史学建设。
历史唯物主义是新史学的根基，是重建历史叙事的依据，是新价值观的活的灵魂，也是新史学和旧史学之间无法抹杀的分水岭。一言以蔽之，没有历史唯物主义就没有新史学，也没有新文化！
只有牢牢把住历史唯物主义这根缰，才能驰骋历史建设这匹马。
新史学建设不是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文化问题，是一个有关教育的问题，是异常严肃的问题，它容不得某个个人的异想天开，容不得不负责任的个人恣肆，容不得装点开明的学术包容。它是为年轻人和儿童准备的教育素材，是后辈成长的依据与方向，是新价值观主导未来社会的便车，是历史唯物主义最终解放全人类的能量储备。它必须对唯心史观的颠覆和腐蚀保持零容忍，才能真正走出新史学的路。
因此新史学的建设须臾不能背离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
至于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则是从司马迁的历史叙事中提炼出的历史的文艺叙事的基本原则。所谓小事不拘，就是樊哙到底是不是把眼角撑裂了，张良是不是悄悄踩过刘邦的脚，甚至项羽是不是说过那只出口半句就被捂住的“彼可取而代”，这些末节都不重要，关键是鸿门宴樊哙就曾保护刘邦、分金封侯的馊主意最终没有落实，而项羽的确取代了强秦统治天下三年之久，既然这些大事不虚，那相关的小事又何必太拘呢？
大事不虚笃定历史叙事的信实度，而小事不拘则通过画面感节奏感情境感极大增强历史叙事的感染力。这才是文质彬彬的历史叙事，这才是能深入人心移风易俗将价值观牢牢筑基的迄今为止最高级的历史叙事手法。
04，汇聚新史传播的文艺洪流
毕竟司马迁的时代，文艺也是草创初萌之时，当时情境渲染、画面张力与节奏调动，都还是遥远未来的穿越物，文艺技法远不及今天丰富，文艺门类更是无从说起。
今天文艺已经成熟到腐朽的地步，文艺门类也多到百花齐放不足以摹其繁的程度。所以今天我们做历史的文艺叙事，较司马迁那个时代有更多的选择余地更大的后劲，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可以针对不同人群，选择不同表现形式，去传播同一个历史叙事。
以我正在主持策划的关于殷周革命的大型历史题材文艺作品《启蒙之光》为例，可以用传统叙事的手法，把它先制作成历史小说或者配有关键对话和情景心理描述的大纲，以明确历史叙事的基本框架，定型历史人物的性格心理。然后把它拆分成现存的各种文艺形式，从绘本到电影、从评书到地方戏，实现社会各年龄段各地域的全覆盖。
前半段制作可以在小范围完成，但后半段的广泛传播必定要借助其他文化门类乃至文化之外的更广泛的社会资源。因此，新史学的建设绝非某个精英或某一小戳精英独立完成的，它的最终实现，必定是社会各界的广泛深入的参与。
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史学的制作，本身就是一个人民群众大联合的实践成果，这种大联合，最终会汇聚成新史传播的文艺洪流，将新史学建设推向最后的胜利，将伟大的二次启蒙推向最终的实现。
本文作者李梦痴简介
自况
马导师私淑弟子，毛教员星火余薪。
体制外文化学者，传统内旧体诗人。
自述/知命前
江湖落拓事无成，空把浮生许太平。
时调不烦人欲浅，一襟烟雨即余生。
自述/知命后
鬼雄前世烈，造化此生新。
儒法丧家犬，夷齐掘墓人。
问心还问迹，忧道不忧贫。
剑扫春风遍，天花未染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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