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上的亢与悔（下)——倪景翔长篇小说《龙湾滩》解读//赵月斌

大地上的亢与悔（下)——倪景翔长篇小说《龙湾滩》解读//赵月斌精华热点

2024-03-12 17:02:51 4994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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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上的亢与悔（下）

——倪景翔长篇小说《龙湾滩》解读

赵月斌

四、彻底和不彻底的人

读《龙湾滩》，当然还需留意与雷龙有关的人。如果说雷龙的“飞升”一半是靠了他的苦心经营，那么另一半则得力于他的敌手、同党、对头、情人、亲族的共同带动、托举，是他们从不同的方向汇集了一股强劲的旋风，把雷龙吹到了空中，变成了一条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蟒龙。

应当说，在雷龙的“成长壮大”的过程中，遇到的正面助推力是主要的，反面的对抗力则微乎其微。包括白金龙在内，一开始也是对其恩威并用，把他“培养”成了自己的掘墓人，至于他的父亲雷天和、他的叔叔雷天彤、他的族弟雷二楞、他的同党白宝成、他的情人沈玉睫等人，一开始都是他彻头彻尾的支持者，而邻村的老书记、乡里的贺书记、王秘书、市水利局的秦工、县委书记等人又都是为他推波助澜、点石成金的大贵人。仅当察觉了雷龙的野心，看清了他的面目，意识到他的危害时，这些人才有了不同程度的反应。有的成了坚决的敌人，有的成了暧昧的同党，还有的成了半吊子谏客。

只有敌人最坚决最彻底，尤其是翻脸无情的敌人。所以，能对雷龙构成直接威慑的人寥寥无几，只有白金龙、雷二楞担此重任了。尽管后来白金龙与雷龙的争斗可以纳入狗咬狗的范畴，不过有时候二狗互殴总比一狗独吠强，至少在它们龇牙咧嘴、躬腰撅腚的时候，人们可以看看它们的异同，从而选择一条比较好喂的狗。可见，白金龙之于雷龙，还能起到一些制衡作用，白金龙之于龙湾滩，还能起到一点“监督”作用，当河已改，树已伐，水已污，他便支起了马后炮，“领头”状告雷龙破坏生态环境。只是他这后发制人的功夫似乎太阴毒，既然你看出了其中的苗头，既然你晓得其中的利害，为什么非要等到雷龙铸成大错，才充起了维护“群众利益”的大好人？说来说去，“群众利益”不过是白金龙雷龙们共同的祭品，必要的时候，就要奉献出去，任其壮烈牺牲。对他们来说，只有个人利益是真实的，为了自己的仨瓜俩枣，可以挥霍整片土地。

再说雷二楞。雷龙的这位“同根同族的兄弟”，原本可是“跑过腿出过力”的，后来之所以走到对立的一面，就是因为他的“群众利益”被损害被挥霍了。在现实生活中，雷二楞这样的人通常会被蔑称为“刁民”、“难缠头”，在小说中，作者则是把他当作觉醒的农民形象来塑造的，尽管这种“觉醒”还是低层次的，不自觉的，而且具体表现为耍横动粗，不过毕竟敢于怀疑、敢于维权了，相对于那些“沉默的大多数”来说，雷二楞的出现亦不啻为晴天霹雳，至少能把他的三哥雷书记震一下。当然，像雷二楞这样的乡间“愤青”，也还是在小农心态支撑下的自我温保，目的只是要求“把多收的粮钱退回来，不替吹牛×的人交税”，虽然他也说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是为了寻个“理儿”，为了龙湾滩村的“今后”，可那理儿是什么，今后会怎样，他则一直懵懵懂懂，更多的是意气用事，感情用事，只能是吵吵闹闹，发泄发泄，遇到关键时刻，又架不住亲族长辈的两句暖心话，被软化，被动摇，在一场哭泣的冲刷下不了了之。应当说，雷二楞这一形象的出现预示了农村中公民意识的萌芽，只是这种萌芽还缺乏足够的独立性，也缺乏自我壮大的物质基础和思想资源，只能以散兵游勇的状态存在，即使不遭到蓄意打杀，也可能会自生自灭，甚或被收买、招安。

数落起来，在这部书中，还是与雷龙沆瀣一气的同党居多。不要说那露面或没露面的贺书记、王秘书、县委书记，单说龙湾滩本村，就有白宝成、白会计、白金满等人。把白宝成、白会计列入雷龙的同党应当没有疑义，把白金满也拉进来大概有点牵强。然而略作考量即可看出，尽管白金满是条“恶狼”，咬住了雷龙的裤角，但是他的实质与白宝成没什么两样，只要有好处可沾，他们也一样会跟在雷龙的鞍前马后，与他共同捞取油水。在他们那里，根本没有多少章法可言的，相互之间只有利益、利益、利益，利益能让他们势不两立，也能让他们握手言欢，暧昧地媾和。就像白金满，哪怕雷龙夺取了他们白家的霸权，哪怕雷龙给他们白家戴了绿帽子，只要雷龙保证他的非法利益得以延续，他们能“搞交易”，结为心照不宣的同盟。他们有需求，雷龙有投入，他们通过雷龙寻租，雷龙通过他们发达。

尤其耐人寻味的是，不仅位卑者哄抬雷龙，位尊者也要提举雷龙。正如那位邻村的老书记所说，“干咱们这革命工作，是要讲究方法的，是有窍门的。不是苦干拼命干，而是要会干、巧干。”小说中的贺书记、王秘书乃至那位没露面的县委书记，几乎都会使点障眼法、迷魂术，大可招揽一拨又一拨狂热的看客。即使一介秘书，也能扔掉笔杆子，在台前幕后充当执行导演，也充当替身演员，成为“权”和“法”的代言人，从而不断更换“行头”，于是秘书可以变为乡长，乡长可以变为县委书记……雷龙向往的正是这条路子，不过对于他的“入辙”，小说反倒写得别具只眼：此人“被提拔重用，并不是因为干得好，也不是因为干得孬，而是因为有人告。” 在上层官场的残酷博弈中，他非但没有成为牺牲品，反而成了一枚幸运的棋子，终于上了台面。这个戏剧性的非常规动作，怎不令人拍案惊奇？得知这样的内幕，雷龙又怎不在心里偷笑？对他来说，真是应了那句话：叫你成龙，你想成虫都难。

不可否认，这世界并未堕入深渊，葆有良知的还大有人在。他们就在雷龙身边，既与他相牵连，又与他相颉颃，还有的最终与他诀别，然而没有一个唤起他的觉悟，只是任由恶果迭生，悲情续演。

先说雷龙的父亲雷天和。知子莫如父，这位经历过新中国历次“运动”的老支书、老党员，是最早对雷龙“放心不下”的人，他以过来人的悔悟提醒儿子，不要“为了自己的私心，去做劳民伤财的傻事”。然而在整个故事中，这个人物除了最初给儿子打打预防针，此后就隐身而去，不再轻易出场了，只有到了紧要关头，他才出来发话。比如，他的第二次出场，是为了给儿子解围，使雷二楞寻衅未成；第三次出场，是为了给雷家争面子，提出要给雷天富大办丧事；最后一次出场，则是为了响应雷天彤对雷龙的严厉斥责，他也对儿子进行了无情的“声讨”。乍一看，雷天和确实是个“善良”的人，可是他的“善良”尤其经不住推敲。作为历史的“知情者”和现实的“见证人”，雷天和不会不知道儿子有什么成算，也不会看不出儿子在下什么功夫，可是为什么单等雷龙造了孽，他才做出恍然大悟状，突然“明白”过来。在雷龙大干快上的那大段时间里，雷天和在哪儿呢，难道他的沉默不是在默许？难道不是暗藏在雷龙背后的总指挥？至于他那种前后呼应上纲上线的说教，恰像虚张声势的自我洗白，只是为了表明一种姿态而已。所以，在“声讨”雷龙的时候，他想到的也只是他们“爷俩”都会遭到唾骂，而不是带领儿子认罪忏悔，承受惩罚，进行补救。尽管儿子的手段有些过分，但是既得利益还是要享受的。这样，雷天和之于雷龙，就起不到任何制约作用，反倒可能给了他不少激励和启发。

既然亲情关没起作用，在沙河改道问题上，来自市水利局的秦工应该是最有力的一道防线，假如他能够深明大义，把更改河道的利弊公诸于众，不光能阻止雷龙一意孤行，更重要的是能保住龙湾滩的“风水”，不至于让广大群众陷入危难之中。然而，这位眼明心亮的专家，竟然被雷龙几句话 “感动”了，竟然对正在扩大的罪恶表示“理解”，竟然一本正经地完成了“勘测”任务！呜呼，令人尊敬的工程师就这样成了专业化的帮凶。根据这一点，雷龙评价其为“小知识分子的软弱性”。

当然，即便如此，罪行还有中止的可能，因为还有沈玉睫。这个在小说中最具有理想色彩的人物，像是美好和正义的化身，寄托了作者的几多期待。沈玉睫与雷龙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她对雷龙的认识也是由浅入深，逐渐看清了他的嘴脸。从一开始她就怀疑雷龙有“作秀”的趋向，但是也免不了被雷龙的“秀”蒙蔽，进而陷入新一轮犹疑中。在这种复杂情感中，她对雷龙的“劝说”、“阻挡”也只能是点到为止，很难起到见血封喉的效果。我们看到，在雷龙发起几个“大动作”时，出于朦胧的生态观念及环境意识，当然也出于和雷龙的特殊关系，沈玉睫每次都站出来表示反对，但每次都是白费口舌，空落一肚子气。“她的力量太渺小了” 小说这样说，可是因为力量太小，就眼睁睁地让大地沦陷，让树林消亡，岂不更令人痛心？问题是，你尽力了吗？你豁出去了吗？既然你预料到了那种反自然的行为那么可怕，为什么还只是敲敲警钟、生生闷气，甚至远离现场，眼不见心不烦？乃至后来扬言要“向上级反映”，对雷龙“深感绝望”了，也没有采取什么积极有效的实际行动啊？诚然，在树林遭到砍伐时，她也想过去“制止”，然而也只是想想而已，村民的无知和短视似乎又成了她退后的理由。也许对一个孤独无助的弱女子来说，我们的期望值有点高了，但是作为农村中的新一代知识阶层，沈玉睫应该比雷二楞那样鲁莽的“觉醒者”有理性、有韧性、有责任感，至少也该甩脱对雷龙抱有的幻想，高昂起自己的头颅来。可是，让人怅惘的是，沈玉睫最终还是选择了逃避，离开了雷龙这个靠不住的人，离开了龙湾滩这块伤心地。为一号女主角安排这样的结局，对作者来说也许出于无奈，做人的难处大概如此，作为一平常女子，沈玉睫的选择亦属明智，对她个人来说，城市当然是值得向往的地方，或可开辟出新的生活。写到这里，倒想起李佩甫的长篇小说《城的灯》，其中也有一个圣洁高尚的女主角香姑，在被进城的情人抛弃之后，她毅然选择了留守故乡，要“有尊严地活下去”，“要把这爱意撒播在这块土地上”[]，带领村民种树、种花，也种“礼仪”，然而最后却惨遭残害，死在“当地人”的刀下。想想香姑的下场，确又徒然心痛，面对那飞扬的尘土，你是去还是留？所以，沈玉睫，走也罢！

那么，只能这样吗？罪行只能继续，恶果只能产生，雷龙只能“修成正果，位列仙班”吗？是的，小说就是这样写的，现实也是这样演示的，我们也只能这样接受吗？且慢，在雷龙身后，还有一个高高在上的人物，就是他的本家叔叔，那位市里的作家，雷天彤。在本书众多人物中，雷天彤大概算得上一个文化水平最高、思想境界最高的“正面”形象，作者不但让他为雷龙营造了良好的开端，而且让他在故事的结尾正式出场，给雷龙作了一番 “不留情面的严厉斥责”，总结出“天下可忧在民穷，天下可畏在民怨”两句话，留下了“完了！晚了！晚了！完了！”几声哀叹，可是，怎么会晚？这就算完？既然雷龙当上村支书后，龙湾滩村的好多人去找过你，诉过苦，还骂娘，既然龙湾滩村发生的事情你“都知道”，为什么偏要等着“晚了”才来发一通长辈脾气？难道一通臭骂一声“完了”就可以把所有罪过一笔勾销？难道这“罪过”就与你毫无干系？难道“抬腿走了”就万事大吉？不是这样，不应这样，难道在责问雷龙之前，就不需要对自己的责问？难道在责问雷龙之后，就不需要对罪过清算和承担？就算雷龙的父亲雷天和没有这样的觉悟和勇气，那么你这专业作家、社会名流为什么也没有丝毫去追究、去弥补的意思？既然雷龙“在犯罪”，你为什么还要跟他讲什么“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为官之道，为什么还要专门写信警告他呢？所以，从雷天彤所站的“高度”看，也还是着眼于自家侄儿的官位，他给雷龙的启示也仅是如何搞好“官民关系”而已。所以可以想见，当得知雷龙升混到乡里成了真正的国家干部时，雷天彤一定不会感到耻辱，说不定还会鼓励雷龙再接再厉，帮他营造气氛，打通关节，继续向上攀登。

也许，在整部小说中，只有一个人物是率真爽直的，就是那个心直口快嘴无遮拦的“山喳喳”。虽然她也贪小便宜，也有这样那样的小毛病，甚至给人留下“不检点”的印象，但是恰恰在她身上闪现出许多可爱的亮光，让人觉得到纯朴而又辛辣的气息扑面而来。这个被邻里村人“妖魔化”的女人，实际上也带着几分细腻和正气，从她跟沈玉睫的深入交往、相互体恤，到跟雷龙的讨价还价、正面交锋，都能看出作者对这个人物给予的特别关注，尤其后来河道工程露出尾巴时，她不仅当面大骂雷龙“心黑”，而且敢于公然“作践”他往雷书记茶壶里撒了一泡尿，这个情节固然有些恶作剧的成分，却也表现出“山喳喳”干脆耿直的性格，比起那些只会背后指指戳戳、发牢骚的人来，她更有一种敢向风车挑战的勇气。对于这样的人物，不正需要投以理解、期待甚至赞许的目光吗？

当然，小说里还有不少值得同情、怜惜的人，像困顿窘迫的孙玉高，老实虚怯的雷志河，应该代表着农民的大多数，他们身上仍然保留着勤劳、安分、朴实、坚忍的优良品质，不过也必须注意到，虽然这些人构成了广大农村的中坚力量，却不敌那些善于投机、敢于钻营的“新生力量”。从这一点来看，那个先富起来的白金满倒是很有经济头脑，当初以非正当手段承包村里的果园，就在于他看到了果园的潜在利润。暴富之后的白金满“不怕露富”，把一百张百元钞票糊在墙上当画看，又着实暴露出一种滑稽的可悲来。“中坚力量”裹足不前， “新生力量”先天不足，雷二楞那样的“激进力量”又势单力孤，容易剑走偏锋，究竟什么力量能够成为激浊扬清的主导力量呢？

说来说去，在整部小说中，只有一个影子人物是清白的，就是那个疯子刘歪嘴。尽管他有偷看女人洗澡的嫌疑，尽管他死后尸体腐烂变臭，但是因为他一直与世无争，像个超然物外的先知，方才没有搅进龙湾滩的浊流中，倒是显得神乎其神，看破红尘似的。作者让这个影子人物自始至终都飘忽在文本之中，自是别有用意。这个从未正面出现的疯子，仿佛是早已被我们丢弃的灵魂，只是在大地的尽头若隐若现。因为他的存在，小说有了一些混沌的征象，又因为他的死亡，龙湾滩的故事也基本终结。作者似乎在借助这一虚化的形象，暗示一种无奈而又悲哀的事实：我们缺少的正是大地的守望者，我们缺少的正是与泥土黏合在一起的灵魂。

然而，说到底，即使刘歪嘴也不是无可指摘的，假如世上真有这样一个“明白人”存在，假如他并非真的疯子，那么他的逍遥就是玩世不恭，他的不介入、不合作就是怯弱无能。所以还是姑且认为他疯了罢，若他未疯，这世界岂不更可怕？若他未疯，我们又该怎样活？鉴于此，在评价小说人物的时候，我们还是把这个“影子”区别在外吧，毕竟他没有直接参与到龙湾滩的具体事务之中。

显而易见，在雷龙一步一步迈向深渊的过程中，其实有许多道防线可以让他回头的。即使他参悟不透刘歪嘴的歌谣，即使他听不进雷天和的提醒，即使他顾不上沈玉睫的劝阻，也还有秦工程师的科学论断，即使他愈走愈远、愈陷愈深，也还有雷二楞、白金龙等人的反抗和控告，即使他得到贺书记、县委书记的提携保护，也还有雷天彤能量巨大的“上层路线”，还有龙湾滩多数人的意愿和呼声。可是，可是，所有这一切“可能”硬是一一失灵，雷龙硬是能够冲破层层防线，踏上了他所理想的小轿车之旅。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失望地承认，那些防线全都是虚设的，既然雷龙是一个没有底线的人，虚设的防线当然不起作用。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更加失望地认定，不仅雷龙，包括白金龙黑金龙，包括贺书记熊书记，包括沈玉睫沈宝睫，包括作家工程师，包括雷二楞雷三楞，包括龙湾滩所有的村民，大家统统都是没有底线的人，正因大家都没底线，才让其他没有底线的人钻了空子，也可以让自己去钻别人的空子，大家也就能相互去钻空子。人们总在妥协总在原谅，总是缺少主动的出击主动的担当。鲁迅也曾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可是在这里，我们只能失望地说，脊梁正在倒塌，大地正在沦陷，无形之中，大家未尝没有以恶助恶，无形之中，大家未尝不是恶的同谋。呵，在这个没有底线的时代里，只有敌人和利益是彻底的，哪里去寻找彻底的人，是刚刚写到这里的我，还是正在读到这里的你？

五、畸变还是突变

读《龙湾滩》，还要留心什么，许多变乱使人心碎，我们只能抚摸着书页，让躁动的文字平静下来。的确，作者在龙湾滩埋藏的秘密还有很多，需要换一个角度去发现。比如，小说里反映的农村宗族关系的变化就很耐人寻味。在传统的乡村社会中，宗族势力（家族集团）往往是一种靠血缘关系和精神传承筑起的宏大堡垒，不单结构紧密，而且牢不可破，它自成体系，自我封闭，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乡村社会的开放性、兼容性，不利于公众（公民）意识的产生和发育。不过，在“现代化”的洪流中，乡村社会也在不由自主地“市场化”，原本牢不可破的家族集团当然也受到冲击，所谓“家法”不起作用了，所谓“忠、孝、节、义”也被人遗忘，取而代之的是“利益最大化”，是想方设法赚取更多的利润，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六亲不认，不择手段。具体在龙湾滩村，就可明显看到，白、雷两大家族自古以来就势不两立，争执不断，乃至到了白金龙时代，村里的权力斗争实质还是两个家族集团的斗争。然而这种情势在白金龙任内就发生了逆转，因为利益分配明显不公，白氏家族内部首先发生内讧，白宝成公然站出来反对他的本家叔叔，联合雷姓集团的雷龙、雷二楞等，并进而说服白氏家族的白会计、沈玉睫，成功“弹劾”村支书白金龙，夺取了部分权力。后来雷龙离开龙湾滩时，也没有把大权传给雷家人，而是移交给了白宝成。白宝成与雷龙的联手，当然说不上出于公心，只是觉得对方具有利用价值罢了。同样，后来雷二楞与白五等人合伙反对雷龙，也是冲破了家族的界限，一切都因“利益”使然。尽管如此，这种变化也算得上一大改观，家族势力的消解，使得家族集团不再是铁板一块，家族集团的利益不再是不可动摇，至少，像白宝成、雷二楞这些不安分的人，可以率先摒弃家族观念，把个人利益纳入到公众利益之中，去争取更大范围的公平。当然，这种变化也并不容乐观，假如只是像龙湾滩这样，产生自发的利益组合，就有可能是一种畸变，由家族集团分化重组为新的利益集团，就如雷龙与白宝成，就已初显端倪，一个在村里，一个在乡上，这样的攻守同盟，不是比家族势力更可怕吗？由此可见，如果缺少和谐的乡村秩序和宽广的思想空间，乡村社会的内部心理结构还是很难发生突变。

也许这正是我们每一个人正在面临的难题。在这个变像丛生的时代，我们的民族心理不正经受着极端严峻的考验吗？龙湾滩已是一面破碎的镜子，它还能照出我们分崩离析的灵魂吗？我们说“风水”被阉割了，大地被出卖了，人类的精神日益虚脱，人与自然的关系日趋紧张，难道这一切都是“现代化”的副产品？难道为了“进步”就要付出不计成本的代价？不是这样的，“龙湾滩”本该拥有更加诗性的未来，它的文化积淀本该打通更为开放的出口，在突飞猛进的时候，我们也该稳住重心，不要被浮云遮住了眼睛。所以，在即将写完这篇文章，在即将合上这本书的时候，我们还要问：那出卖大地、出卖灵魂、没有底线的人，是不是就是自己，是不是就在自己身边？

读过《龙湾滩》，或许只能这样结束：作者让他的主人公雷龙坐进红色的轿车，驶在去往市里的路上，比起《黑魂》和《龙凤旗》两部小说主人公的悲剧结局来，这部小说的结尾无疑是充满炫惑的，可这种酸涩的喜剧色彩无法让人发笑，反而让人悲从中来。所以，用一种审视目光看《龙湾滩》，总会碰到一些硌眼的砂子，它磨砺着你的角膜，让你隐隐作痛。作为一名读者，作为农民的子孙，我没有理由逃避这种感觉，虽然读至最后仍觉意犹未尽，有些含混不清的期待落了空，可我还是怀着自审的心情摩挲这部书。而今，“农村题材”往往拖累沉重，“乡土小说”往往是披着油彩的伪乡土，倪景翔能够直面失落的农村，关注失语的农民，确是难能可贵，更为可贵的，是这部小说的平民视角和批判色彩，他所揭示的现象虽然普遍、常见，甚至被我们认可、习惯，他所塑造的人物虽然特殊、个别，甚至被我们不齿、唾弃，却远未引起我们的注意和警觉，有时候，我们就是那种现象本身，有时候，我们就是被自己骂过的人。

此时此刻，我已无话可说。也许大家都是失去家园的人，也许我们都一样前途未卜……

刊于《海峡文艺评论》2023年第3期

倪景翔（1947-2023），山东枣庄市文联专业作家，原枣庄市作协主席，中国作协会员。代表作为“龙殇三部曲”。长篇小说《黑魂》荣获首届全国煤炭文学乌金奖首奖，《龙凤旗》《龙湾滩》荣获山东省精品工程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