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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冷清的夜空划过一道惊诧之光
——仵埂散文集《惊诧与漠视》读后
作者:董惠安
打开仵埂教授的这本《惊诧与漠视》，人类数千年的文明时空在眼前飞旋交错，仿佛远远听到作者与古今中外哲人先知的隔空对话，隐隐看到他既像是在璀璨的艺术海滩上漫步，又像在险峻的理论之巅上攀援。最后感受到他在远离喧嚣的草甸冷漠的雪夜中，燃起一堆篝火，发出令世人惊诧的光亮。追寻着这道光，我的脚步时而在希腊神庙遗迹前盘桓，时而在楼观讲经台下伫立；时而在文艺复兴故乡游历，时而在汉唐故地的白鹿原上寻觅，思绪也随之飞扬起来。
我摆弄惯了“下里巴人”文字，难免对此书中的“阳春白雪”生出几分敬畏。渐渐地我产生一种感觉：能读懂并融通这本“阳春白雪”，将是一种幸运和光荣。于是我正襟危坐，排除杂念，抱着虔诚之心品读，不觉身心轻盈灵光起来。这让我想起了东汉大学问家马融在扶风绛帐镇设坛讲学，置帐授徒的故事。据传说马融“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也就是说他在帐前慷慨激昂，高谈阔论，帐后安排美女弹琴奏乐，红袖翩跹，以此检验弟子们专心听讲的程度。那么在《惊诧与漠视》中，能看到哪些需要摆脱糜音和诱惑而坚定追寻的人生哲理及智慧呢？
运用两种以上的文化之石，撞击现实生活中的困惑之门，在混沌的社会“迷宫”中探寻新的精神境界
作者在书中讲到，在特殊年代，他比同龄人有幸早一步接触到西方文学，而后来接受的高等教育中，他更是很快就融会贯通了东西方文史哲（美）学，这让他得以多一双眼睛看世界、观现实，使其英雄所见，和他人明显不同。看看他的《走出丛林之后的国际秩序》吧。我在这篇文章第一次得知，这个世界产生过一个名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条约。作者特别强调：“人类历史中，1648年10月24日这个日子特别值得记忆，因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这个在交战各方都无法取胜的欧洲“三十年战争”之后经过激烈谈判形成的共识，就是罗马帝国承认这些邦国的国家主权，确定领土边界，承认国与国之间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的关系。这后来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历史学家之所以这样看重这一大事件，是因为在人类几千年的争斗中，一直奉行丛林法则，可以说就是野蛮血腥的“成王败寇”原则，谁赢了谁是老大。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似乎从没有哪个诸侯国想过，打不赢就坐下来谈谈，大家把疆域边界划定，相互妥协安宁。没有人想过国与国之间的长期稳定之法，似乎没有人想过针对于王朝之间的争战杀伐，有什么止戈之法。这样的蓝图勾勒是缺席的。与之相随的，是兵法与权谋高度发达，人与人斗之高超权术，世所罕见。作者特别声明：我强调“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意义在于，人类几千年以来的倚强凌弱，野蛮相斗的丛林原则，庶几有了一个渐露曙光的希望。鉴于篇幅的限制，此文无法大量引用《走出丛林》一文中的精彩论述，笔者要说的是，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来“撞击”华夏数千年来的“胜王败寇”规则，再来审视当今世界一些地区的流血冲突，我们会产生更为理智的思维。
将中国明代白话小说《金瓶梅》中的西门庆与19世纪初英国诗人拜伦笔下的唐璜放到一起对比，比出了两个看似相同，却意义迥异的命运和价值。在东西方人物画廊里，因猎艳而著称于世的，当数西门庆和唐璜。国人较为熟悉西门庆，确切地说是熟知他在《水浒传》中与潘金莲的淫荡私情（《金瓶梅》是禁书，一般读者并不知晓他还与庞春梅、李瓶儿的故事）。但西门庆和唐璜虽同为猎艳高手，却又是那样不同。究竟有哪些不同？作者在中西方两种文化背景下展开了解读。他介绍说：唐璜的放纵伴随着一种“追寻的力量”，是上天入地的漫游奇遇和享乐追寻。他具有正义感，善良勇敢，热爱妇女。尽管不断的艳遇使他成为花花公子，但是他身上放射出的人格魅力，使人们对他的评价变得复杂。不断开拓尝试陌生的人生境遇，打破沉闷的现实生活，使他的每一天都充满新鲜的太阳。在这种语境下，拜伦笔下的唐璜，于西方价值体系是具有正面意义的。然而西门庆的猎艳行动尽管与唐璜如出一辙，对心仪的女人攻城略地，也收获了一大把尤物，但是在人物的心量格局上，两者却截然相反，这是人物所处的文化背景不同所致。在《金瓶梅》中，西门庆是作为一个反面人物形象出现的，不仅是一个被批判的负面形象，即使在作者“兰陵笑笑生”的眼里，自己笔下这个人物也难以获得真正的价值和意义。从“笑笑生”的创作心理说，他无法为自己笔下的人物定位，无法安顿这个人物；或者说，在“笑笑生”的价值体系里，还生不出唐璜这样的人物。那时的文明，还没有这样的思想意识资源，没有一个对人的欲望放纵探寻的合理性支撑，至少是没有人对欲望进行公开的理直气壮的辩护。
我们从作者的解读中明白了一点，就是“中国明代的文明，还没有在西门庆这样的人物身上看到‘追寻力量’的思想意识资源，没有一个对人的欲望放纵探寻的合理性支撑”，甚至对潘金莲这样的女子被强行嫁给侏儒武大郎的婚配制度连一点点批判指责都没有，在西门庆身上更难于寻觅一丁点积极因素。追溯到先秦诸子的百家鸣放，也看不到哪个先哲能抛出快乐原则，或者建立起伊壁鸠鲁那样的快乐哲学来使得人欲具有一个合理性的跃动区间。因此人欲就成为孔孟老庄韩墨诸家警惕抑制的对象，“存天理，灭人欲”继而成为了中国响彻千年的伦理之声。不得不说这是一种民族文明发展路途中的歧路亡羊。也不得不说，《惊诧与漠视》一书中将西门庆与唐璜如此这般地对撞，爆发出的是中国文化反思以及西方文艺复兴的对撞火花。
《私人空间》提出的问题，捅破了国人心头困惑的一层窗户纸。过去常说中国人不注重隐私权，但首要的是，国人在相当长的时期不具备隐秘的私人空间。作者在谈到第一次阅读法国小说《红与黑》时，称真正引起他好奇的是私人空间这个问题。他写道：“小说写于连晚上找德瑞纳夫人幽会，悄悄地走过市长丈夫的房间，然后进入到德瑞纳夫人的卧室。这一细节，使我莫名惊诧。怎么市长晚上休息不跟夫人在一个房间，而是各自有各自的空间？我读这部小说时，是1970年代，那时国人大多住在极为简陋狭窄的空间里，往往是几代人蜗居一室，夫妻两人能够与孩子各有房间，已属奢侈，哪儿可能个人拥有独立的空间！因之，自己眼前所见，与故事中人之现实，实在距离太遥远。另外，就中国的传统而言，也缺乏个人空间习惯，夫妻分房而居，那是不和的体现，婚姻有了问题才分开居住呢！”作者由此注意到观察文学艺术作品中对私人空间的描写。他注意到《白鹿原》里描写田小娥与鹿子霖、白孝文的关系，其私情的发生地，合理地设置在田小娥的破窑洞里。陕北民歌唱的“拉手手，亲口口，咱两个往山仡佬里走。”山仡佬就成为恋人私相幽会的空间。
在中国作家的笔下，逼仄的空间里个人私情的爆发与被偷窥、被捅破，随之带来人物命运的逆转，往往是被偷窥发现而致。如小说《妻妾成群》中的三姨太，因偷情被发现后，被主人投进井里，从而也改变了四姨太颂莲的命运，逼使她发疯。作者为当今时代国人的“私人空间”的扩展而感到欣慰。他感叹道：“而一个人人都具有了独立生活空人居住条件的改善，生活空间的拓展，使两性关系的发展有了决然不同的变化，一个人人都具有独立空间的时代，个人精神和心理的独立，个人私生活的自由，正在成为一种生活习惯和社会风尚，划开了此时代和彼时代的鲜明界线。”
读罢《女性境遇是爱恋神圣性的天然尺度》一文，稍有良知的中国文人将不免羞愧汗颜。中国古典诗赋中不缺少赞颂男女之爱的佳品，但在“爱恋神圣性”方面实在是表现“不佳”。中国古典四大美人在“被爱恋”方面的境遇，展示出了“爱恋神圣性”的不佳尺度。作者在此文一开始提及小说《牛虻》里的一幅插图，画面上挺立着的是女主人公琼玛，男主人公亚瑟半跪在地上，拉着琼玛的一只手，深情地吻着，琼玛的右手抚摸着亚瑟的头发。作者提示读者：“在这幅画面里，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在狂热的爱欲支配下，亚瑟那种全身心的倾情投入。他被强大的爱所包裹，不顾一切地将自我献身于所爱的对象琼玛。甚至可以说，爱在这儿成了征服者，亚瑟成了被征服的对象。这是关于革命、爱情与信仰的一部小说。在我的阅读范围里，还很少见到我国的作品中，不管是插图还是美术作品，有这样的表达。古代肯定没有，现代似乎也没看到。假如有，也不会像《牛虻》中所给予的正面评价，对一种狂热的爱的正面评价。它一定是讽刺的、训谕的、警示的，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征。我们的传统文化里，当然也有着极为美好的呈现，但是在两性之爱的展开上，却少了那种发育完美的形态。假如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下阐发这幅图画，有这样一句恰切的表达：‘拜倒在石榴裙下’。这句话的蕴含是贬义的、嘲弄的。一个顶天立地的堂堂男子汉，怎么能拜倒在石榴裙下呢？实在是没有出息的表现！于是，所谓有出息的男人，就自然将女人作为了工具。”
作者列举了古代四大美女西施、王昭君、貂蝉、杨玉环的“被爱恋”境遇以及并不美妙的结局，悲愤地指出：“她们哪个不是作为诱敌的毒饵、和亲的工具以及贪色误国的替罪羊在使用？谁能落得一个好命运？”读到这里，我不由想起埃及艳后克丽奥佩特拉与凯撒大帝的故事，在二人轰轰烈烈的情爱中，“爱恋神圣性”的尺度要比中国四大美人的境遇高出很多。
在《女性境遇》一文中，作者还展示了前苏联小说《日瓦戈医生》中女主人公拉拉的“被爱恋”境遇。她一生也遭遇了三个男人：律师维克多、革命者帕沙和医生日瓦戈。这三个男人，虽在故事叙述者的眼里，有的善于投机钻营，有的残酷冷血，但在与拉拉的爱情上，却有着某种一致性。律师维克多在拉拉遭遇困境时，还是带了难得的食糖来看她；得知拉拉与日瓦戈隐居乡间面临被逮捕的危险时，他寻到这个地方来救拉拉去蒙古。革命者帕沙后来成为一名军事指挥官，因其残酷性曾烧掉一个村庄，后来被红色政权追捕时，他正行走在寻找拉拉的途中。日瓦戈医生更是如此，充满深厚的人道同情，与拉拉成为真正相爱的一对，充满着对拉拉的怜惜与真切的爱恋。这三个人尽管个性与境遇相差很大，品质也各有不同，但在对待拉拉的心态上，其内心深处同时兼备了爱的情愫。反观《白鹿原》中田小娥的命运，我们不能不感到一种悲凉。作者悲愤地写道：“田小娥一生遭遇到四个男人，哪一个将田小娥作为真正的女人怜惜？田小娥的死是惨烈的，她被鹿三捅了一梭镖，回过头来，惊讶是公爹，叫了一声‘大’而死去。在这部经典作品里，可以品味到其中渗透的深厚传统意识，以及这种传统里浸淫的某种源远流长的理念。这种理念，渗透在郭举人、黑娃、鹿子霖、鹿三身上，还有白嘉轩身上。女人所处位置，是由她所在的那个环境安排的，她怎么可能逃得出文化的规定性？”
由此文而联想到当今时代，女性解放的步伐已经迈得很大很大，可“被爱恋”的境遇究竟如何呢？我认为，婚恋自主性提高很多了，然而“自主”而疯狂地追逐物质利益的举动，让“爱恋神圣性”的尺度变得扭曲，只要“甘于当小三、当拜金女”的风尚不受鄙视而被羡慕嫉妒，那么中国女性的命运还未跳出传统文化的“规定性”圈子，中国妇女解放还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对于一些众说纷纭，甚至已被漠视的社会问题，展开深层次的剖析和探讨，警醒人们展开更多视角的思考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从农耕文明跌跌撞撞地迈入工业文明，又一次呈现“礼崩乐坏”局面，一下子涌现了多少困惑和不解？有多少众说纷纭而不得其解的问题？《惊诧与漠视》展开了诸多问题的探讨。其中《有没有钱所不能交换的价值？》提出的问题，读罢令人掩卷沉思。
过去经常听到一些有钱人说“只要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言外之意是用钱解决不了的问题才真正是问题（麻烦）。那究竟什么问题是用钱无法解决的问题呢？没有听到有钱人说出究竟。但在《有没有钱所不能......》一文中，作者列出了他的探究和思考。
他写道：“五万年前人类已经有了丰富复杂的情感，并一直延展，由此发展出一系列人类才会有的神圣圣洁的情感，并将为不可让渡的绝对价值。这些情感价值包括生命的珍贵、深情、朋友的忠诚、自我的尊严、自由的价值等，这些似乎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使人之成为人，并由之发展出来一个复杂的人类社会系统。表面看来，这些情感要素，不如物理事实那样具有客观确定性，实在太主观，既无法估衡，也难以度量，但它又对人类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应该说，这些看不见的东西，影响了那些看得见的东西”。可以理解作者所说的所谓“看不见的东西”，正是如今人们所说的“用钱不能解决”的价值。但他紧接着说：“人类几万年积攒下来的珍稀价值，有渐趋衰微之势。它的神圣感已经不复存在了，它逐渐被一些等价物替代。当爱、友谊、忠诚、尊严、自由甚至生命，不具有绝对价值，能够被一些等价物替代时，这是一种可喜的进步还是一种令人担忧的改变？这些不可轻易让渡之珍稀价值，是人类从智人以来，历经数万年所发展而来的，正因为这样，它深邃的历史存在让你敬畏。当我说这些话的时候，这些人类赖以寄托的情感，已经失去了它的无上性，失去了它曾有的绝对性。”
文中所说的“等价物”，就是金钱财物或者某种利益交换品。作者沉痛地指出：“你说贞节是一种珍稀之情愫，他问：值几个钱？一万、十万还是百万？有什么东西不是钱解决不了的？一切圣洁与珍稀，瞬间荡然......那些崇高、神圣、敬畏之感渐渐丧失，珍稀价值慢慢销蚀，一切都变成可以替代、可以交换。凡能够以钱换取之物，就可以另一种形态存在。珍稀、神圣、圣洁、敬畏就没有了从内心生长出的神性之感，一切被平庸和日常湮没。”
那么，究竟什么东西可以超越“等价物”，具有不可“交换性”？作者没有给出现成的定论，但他揭示（也可以说是呼唤）了遥远的时代一种情谊释放出的令人炫目的惊艳光彩，具体所指乃为荆轲刺秦的那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凛然之气，赞颂其“士为知己者死”的从容与旷达，辉映了历史暗淡的天空。
沿着作者“有没有钱所不能交换的价值？”的思路继续探寻，我们不妨解析一些有钱人“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的叹息，探究一下他们遇到了哪些“金钱不能交换的“价值”。也许他们遇到的真是“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金刚真人，让他们金钱（或者等价物）在原则面前不值一文？应当说，这种金钱面前的“不破金身”真有，只不过愈来愈稀缺罢了。但是当我们的干部选拔如果是凭关系或者是凭“等价物”交换的原则来展开，那么在这些人面前“一切问题”都可以“用钱解决”。就在我写此文的时候，春节旅游在中国的东南与西北发生了两件迥然不同的事，一件是三亚将返程机票突然涨至万元以上，致使大批游客滞留海南成为“待宰之鱼”；而25000多名在甘肃瓜州附近遭遇特大暴风雪的游客，被瓜州政府和百姓当成贵宾迎进市区避难，接待基本是免费的，大量群众自发地将落难游客接到家中，好吃好喝好招待，临别时感觉很不过意的游客主动掏钱，但被婉拒。这种“雪中之炭”并不是用钱买来的，谁能说这种“义薄云天”之举在中国就销声匿迹了呢？
书中有篇名为《乞丐的尊严》的文章，其中话题也离不开金钱，但侧重点则在比金钱更重要的精神层面。作者喟叹“生活中太多了那些没有尊严，不顾羞耻，而只要钱财的人们。”他认为乞讨不足为怪，它不是中国的独有产物，全世界有人的地方，或多或少都有乞丐，但是不同的地方，乞讨的方式却大不一样。国人普遍所看到的情形是，乞讨者守在饭店门口，见人出来便冲上去，抓住客人不好回绝的时机，死缠软磨，堵着你，追着你，让你尴尬，让你没面子，将你自愿的施舍变成了他的强索。作者提到了曾经被媒体广泛报道，被称之为“中国第一乞丐村”的甘肃岷县小寨村，许多人凭讨要发了财，在家里盖上二层小楼，引得村邻羡慕，纷纷效仿。于是，一村带起周边几村，走讨要的致富路。作者如是评价这种卑劣的乞讨行为：“它将人心最为柔软的部分颠覆，变得粗粝坚硬。实际上瓦解了人心灵深处的慈善义举的自愿性，瓦解了人与人的信赖感和怜悯心。”
作者接着描述了他在纽约看到的三个乞丐。一个是在参观胜利女神像的岸边，这个乞丐年龄大约50岁左右，神态自若地弹着吉它，边弹边唱，面前放个玻璃小罐子。他对于蜂拥而至的旅客，看也不看，只管拨弄琴弦唱着歌儿，完全一个流浪艺术家的范儿。你可以往他的罐子里扔钱，也可以不扔，他只专注于他的表演，仿若他不是乞讨，而是邀你欣赏音乐。第二个乞讨者是在国家博物馆门前广场上，这是一个黑人，身穿黑色西服，站在那里吹奏萨克斯。见中国人走过来，曲调变为中国国歌，并且微笑着向中国人示意。他面前放着装萨克斯的盒子，里面有一些零钱。他身边只有行人匆匆，没有人停留，也没有人观赏，他也并不挪向人多的地方，仿若一个孤独的演奏者。第三个乞讨者，出现在纽约地铁站，是一个华人，坐在一个小凳子上，在地铁站里拉着二胡，曲子是在特殊年代过来的人耳熟能详的《喜送公粮》。他也是静静地坐在那儿，只管埋头拉着。三位乞讨者，没有索要，没有堵截行人，尽管讨要本身也是有失尊严的行为，但是他们没有丧失自己的人格尊严的底线，并且还都有自己可以乞讨的工具——乐器，用取悦人群而换取酬劳。
通过两种不同的乞讨方式来探求“乞丐的尊严”，即使不发表什么经典的议论，这种对比本身也很有启示意义。然而他还是发出了一番充满深刻见地的感慨，其声因更是振聋发聩。他如此感慨道：“假若说乞讨者是社会中最弱势最底层的群体，是一个民族机体里比较疼痛的部分，那么，在这个群体里，我们一样看到一个民族的文化呈现，看到了个体的尊严感。我希望有一天，中国的乞讨者也具有了强烈的人格尊严，不索要，不卑微，不强人所难，将空间留给施与者，让人有选择施与的自由，也有选择不施与的自由。我觉得，到了那一天，中国一定是一个强大而无与伦比的国家。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也一定强健而旺盛，充满尊严，也充满自信和自豪，连乞丐也具有了尊严感的民族，想不强大都不由你。”
当一个人来到世界，如何认识自己？如何开发自己的潜能？给自己定位？或遇到生命中的伯乐？最终能将自身能量发挥最大化？这是一个古往今来无数人上下求索的古老命题。在《上天在每个人身上都注入了异禀天赋》中，作者关注了这个命题。所谓天赋异禀，意思是上天赋予的不同寻常的天资、才华。那么，什么是“人的天赋异禀”的具体表现呢？作者列举到：“有的人耳朵好极了，能够非常清晰地辨识不同的声音。声音的高低、轻重、清浊、音色，那些极细微的差异他都能辨识出来。有这样一双耳朵的人，当然，他适合的工作是音乐。不管是器乐演奏，或声乐演唱，或作曲创作，没有一个好耳朵，如何能够感受乐音的丰富性？一个人的形感很强，几笔就能抓住一个物象，而且对色彩的感知和记忆都很敏锐强烈，她（或他）穿衣装饰，色彩搭配总是那样的和谐入眼，那么，他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具有潜质的画家或设计师；有的人讲起过去的往事来，能将场景还原得栩栩如生，人物的神态，对话，服饰，动作等等，一一描述出来，一如昨日。这是一种再现还原能力，这样的人，具有了写作小说戏剧的天赋。有的人空间想象能力超强，他也许更为适合的工作是天体物理学。运算能力超常，当然就具有数学天赋......”
作者认为，上天赋予每个人极为不同的天然质素，人与人命运发展的不同，很大程度上，在于你是否运用你天赋所属的条件发展了自己。人的奇特命运里，最为要紧的是，他（或她）的异禀天赋有机会一下子获得辉煌展开。但对大多数人而言，没有这样的幸运。这是因为社会是一个势利化的社会，人的天赋异禀有着一个渐次展开的时间等待，也有一个价值缓慢浮现的过程，还须遇上一个能发现你的伯乐。因之，在海洋一般芸芸众生里浮出水面的天才，的确是幸运儿。要么就是他的家庭为他提供了强大庇护，或者他遇到了所谓伯乐这样的人生贵人。
作者讲述了诗人舒婷的成长过程。她遇到归侨诗人蔡其矫后，经常将自己的诗作拿去让蔡其矫评点指导。她的代表作《致橡树》，就是1975年由他们的一次谈话触发而写成。遇见这个导师，舒婷的才禀豁然顿开，成为了新时期耀眼的一颗诗歌明星。但更多的人没有舒婷的那种幸运。他为此发出了沉重的叹息——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终其一生，可能也并不知道自己的天赋所在。就像大多数人也没有认真打量过自己，是否具有运用诗歌语言或者绘画造型的能力一样。甚至，在一个传统的农耕社会里，一个人的异稟天赋，假若不能给他带来物质上的好处，改变自己的生活境况，那么，他一定会遭到周围人的嘲笑和贬抑，认为这是一个无用的人。村邻在他的所长里，见不到实用价值，所长不能换来钱物，就当然判定其窝囊无用了。
他又讲述了老家有一位口才颇似郭德纲的村民终生无所发挥，最终“老死沧州”的悲凉故事：“老家有一个村民叫张有民，每次回家见到他，他总会以揶揄的口吻讲述生活中非常好玩的事情，他眼里似乎到处生长着有趣的故事。他能将这些稀松平常的人与事讲得妙趣横生，令人捧腹。不幸，在关中平原上的这个村庄里，评价一个男子的尺度，是看他会不会种地过日子，能不能有本事过得比他人好。不幸得很，有民不是一个有气力干农活的庄稼人，日子过得狼狈不如人。于是大家说他没有能耐，属于被瞧不起的烂娃。十年前，一次回到老家，听人说他病死了，也就50来岁吧。他天生是一个笑星，假若他成长的是另一个环境，他的这一天赋又能在童年少年时代被发现，没准就成了另一个郭德纲。”
作者还提醒当今时代的青年人，“人类现在运行的是一个生产和消费的市场化体制，所有职业高下的衡量尺度是薪酬。一个人的天赋能够被发现并获有效运用，完全以市场来说话。美国教师年平均工资收入是43000美元，但与教师一样，靠嘴皮子吃饭的脱口秀主持人大卫·莱特曼每年能赚3100万美元。最搞笑的一个例证是，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每年收入约20万美元，而扮演法官的一个喜剧演员每年能赚2500万美元。假法官比真法官每年多赚120多倍。市场定价如此，他所赚是他所应得，有人愿意掏钱就行......主持人与演员有这样的高收入，只能说这个时代对他们的天赋更为有利。”
人们常说“时势造英雄”。这个“时势”，也可以看作是特殊岁月中突然出现的一个展示个人才华天赋的机会和舞台，敢于冒险跃上舞台大胆表演的，就是成功者。譬如敢于登上《星光大道》的大衣哥、草帽姐。当今时代也倡导大学生提早进行“职业生涯设计”，可真有一批青年大学生或个体从业者脱颖而出。但大多数人还是看不清自己的天赋所在，随波逐流地躺进传统教育打制的人生“模具”中，在一些并非所长的区域耗费一生，更可能成为“李逵绣花”“黛玉下厨”式的劳务者。碌碌无为，难得成功。作者在《异禀天赋》中感叹道：“一个人的天赋，若没有生对时代，如同一个军事天才生在了和平年代，当然就会被淹没。或者是没有生对地方，如同那个具有笑星天赋的村民，就可能一生焕发不出光彩来。”
我也忍不住发出感叹，一个开放而向上的时代，应当鼓励每个人认识自己的异禀天赋，并尽可能地为其提供展示才华发挥特长的平台。那么，我们能为“被上天注入了异禀天赋而不自知”的青年人做些什么呢？我希望，我们的社会，包括学校教育和职场人力资源培训者，应当担负起当代伯乐的使命，尽快能地为他们提供激发出自身异禀天赋的机会，帮他们进行职业生涯设计，尽可能地释放个性能量，扬其天赋所长。而对自身异禀潜资有一定了解认识的青年，也应当主动寻找伯乐，以求及时得到指导扶助，跳出固有的不适合于自身的成长“模具”，让上天赋予自身的异禀天赋焕发出生命的炫丽光彩！
对于一些敏感的精神道德方面的问题，敢于涉猎探讨，而不畏惧陷入伦理道德和艺术理论禁忌沼泽的危险
在当今时代的文化语汇中，“命数”“命运预测”“宿命”“隐士”“性幻想”都是敏感词。很多文化人对这类词汇都是避而远之。而在《惊诧与漠视》一书中，我明显感觉到作者不仅勇敢面对了这些敏感问题，甚至有着亲自深入敏感地域探访神秘之人的身体力行。
《命数截着道儿，在前面等你》一文，仅看标题，似乎有神秘阴森的感觉，令人惊诧。作者由此把我们引进了一处光怪陆离的空间。他告诉读者：“ 原始时代开始，人类千万年以来形成的巫术、神鬼、风水、卜筮、谶语、命相之类，被科学二字一扫而空。说一扫而空倒也不全然，总有一些偏僻边远的地方和一些不肯接受科学理念的人，藏着那种与科学精神相悖拗的神秘感知，并以此来解释人间世相。他们可能是神秘文化的奇异种子，还在执拗地坚守着自己，成为科学精神无法抵达的边缘。”
他讲述了自身经历：“我从七岁启蒙开始，就被科学教育认知填充大脑，认定卜筮、风水、命相之类尽是迷信。尽管课本上曾也有过神话类故事，但这些东西，我心里头就认为是胡诌，不大相信。再大一些，也偶有人说起周易八卦之术，因缘祸福之说，只当是随口说来玩玩而已，从没有认真打量过。我的理论也简单，自思量历史上某些大人物，生前可能也红极顶天，但后半截则败落悲惨，你能算得出来？你算他好运呢还是测他厄运？这些强有力的自信，伴随着年岁渐增，慢慢发生了变化。后来自身的经历见闻，也深刻动摇了年少时那股子不信天、不信神、不信命的执念。现实生活中，我们也总是会遭际一些奇事，令我们以科学思维训练出来的大脑无法理解。这时候的科学之法，显然也无法触及那些神秘事物的内蕴与边界，这令人又困惑又惊异。
作者都遭际了什么奇事呢？第一件事，是他于1997年2月下旬，他作为随团记者跟随在陕的全国政协委员去北京参加全国两会，凑巧和陕西道教协会会长任法融坐一个软卧车厢，闲聊起了《道德经》，两人皆充满勃勃之致。旁坐者有人提议让任道长给他算一卦，意想不到的是，道长所测之准确（尤其是其中一件事在不久后得到精准验证）让他不可思议！他在《命数截着道儿》一文中坦陈：“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玄学。”第二件事，是他在2021年春夏踏进终南山，拜访一位隐士。他在《唐镇茶话：人·生活·艺术》中谈起了“一个隐士对生命的体验”，说道：“上周，我去终南山拜访了一位隐士。这是个自我修行的隐士，他做过生意，很早就赚了钱发了财，然后开始尝试各种生命体验。他的体验方式是，把自己的身体当作试验场，折腾了无数回，也死了好几回。他生吃蝎子、蜈蚣，把自己吃到濒死状态。他并不是有意为之，而是想，这个为什么就不能吃呢？随后自己就开始尝试。在山里走着走着，顺手就摘把漆树叶子塞进口中，中毒了，结果把自己弄个半死。最后他几乎把能吃不能吃的东西尝遍，他整个人的体质体能、生命系统似乎也都发生了变化。”
这两件不可思议之事，激发了作者对“科学之法也无法触及那些神秘事物的内蕴与边界”的浓烈兴趣，以至于对“宿命”等话题开始上心在意。在《宿命是生命的结构方式》中，他直白地写道：“宿命，是万象世界呈现于人的最神秘最不可解的密码，它的复杂与个我生命的超验性感知，你难以用‘迷信’二字一言以蔽之。特别有趣的是，人越到晚年，越能通过自己的生命体验，验证出那种你无法脱逃的宿命之感。艺术家大都早慧，不用到知天命之年就知了天命，不然，产生不出上品佳作来。我曾获得一句颇为自得的理论结语：一个小说家，若没有宿命之感，就无法结构自己的作品。”
作者讲述了他那句“颇为自得的理论结语”的产生因由。他说——
- “宿命”二字，第一次深深震惊于我并镌刻于大脑深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时，雨果小说改编的电影《巴黎圣母院》上映。电影开头，是一段画外音，以小说作者雨果的口吻说道：不知何年何日，巴黎圣母院的塔楼一处阴暗的拐角，刻一个拉丁字符：宿命。这个词引起雨果的深深的思索，他浮想联翩，最后于1831年2月创作出《巴黎圣母院》这部经典长篇。宿命之感，让雨果创造出弗罗洛神甫这个小说形象。神甫这个圣职所要求于他的，是弃绝欲望，而帮助信徒诵读《圣经》。但是他却在见到美丽的吉普赛姑娘艾丝美拉达时，燃烧起欲念，从而烧毁了自己也害了别人。他的宿命是什么呢？是他不该到圣母院做神甫还是不该见到如此美丽的艾丝美拉达？他的宿命，在雨果看来，是这两个对立的东西他同时遭遇，于是，悲剧发生了。
作者进一步发出感悟：“人若仔细打量自己的一生，会蓦然发觉，自己仿佛逃不出前定的宿命。这个宿命，就是你生下来，你的出身教养、个性气质、周遭境遇决定了你未来的走向，其中有着不得不如此的定数。”作者举出了两个著名人物的人生宿命。一个是唐代诗人李贺，一个是民国女作家张爱玲。
李贺那年21岁，去参加“应进士举”考试，结果被取消考试资格。原因是他的父亲名字叫李晋肃，晋和“进”谐音。唐代应试，极重家讳。既然父亲名中有晋，于是，李贺便不能考取进士了。这种打击实在是太大了，而且是宿命性的。你无法决定自己父亲的名字，但父亲的名字却可以决定你的命运。这种悬挂在头上的命运之剑，让李贺写出了一大堆惊艳凄冷、惊天地泣鬼神的佳作。所以，在他仅仅只有27岁的短暂生命里，留下了那么冷艳的令人凄楚感伤的诗篇，命运之神站在他的对立面成就了他。短命而天才的诗人，遭际真乃“黑云压城城欲催”，又若“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这些诗句不正是自我行状的写照？
作者如此解读张爱玲的宿命——她门第显赫，出身高贵，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名臣，祖母李菊耦是李鸿章的长女。就创作才华而论，上天是多么厚爱她，让她在20余岁就爆得大名。她雕刻世间的男女之爱，其笔力简直可以直呼为天人了。我非常叹服这个女人写起男人来，怎么会有这样犀利尖刻的洞察力？比如，她写《红玫瑰与白玫瑰》时，是1944年，仅仅24岁。小说里的男人佟振保，身边有两个女人，一个是“红玫瑰”王娇蕊，一个是“白玫瑰”孟烟鹂。她笔下佟振保打量女人的眼神，称女人斤两的算计，简直像刀子一般，直戳男人那隐秘的内心底里而不留情面。但是，正因为这样，正因为上天给了她这样一幅敏锐到不留情面的眼睛和洞察力，于是，才有她大半生的孤身枯寂。这样的洞察力，让人性小九九无法遁形。你说，这样的人，如何构成婚姻？如何能平凡淡泊地跟一个男人相处？她的命运就埋藏在她的那巨大耀眼的才华里，她的才华里就埋藏着她未来的宿命。她1995年中秋节在海外去世时，身边竟无一人，死后一周才被发现。她的一生，怎能不使人感喟无限？
在国人的认知中，对“性”问题的探讨是很谨慎的。虽然孟子曾有过“食色，性也（即喜爱美好的东西，是本性使然）”的表述，但仍有许多人谈性色变。然而作者在《欲望与想象——对库布里克《紧闭双眼》的解读》一文中，大胆解读“性幻想”一词，给了读者极大的惊诧。
《紧闭双眼》是美国导演库布里克的一部探讨婚姻性爱道德的影片。这部影片国内很少有人看到。使库布里克的敏锐深刻和卓越才华得到了充分展示。库布里克的作品涉及的题材非常广泛，有对死亡主题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叙述，有对社会道德的激烈批判和对扼杀人自由的深刻表达，特别是对当代人的精神困惑的敏感和细腻的体察反省，所做出的深刻阐述。在《紧闭双眼》中，库布里克揭示的当代人的迷惑是什么呢？在《惊诧与漠视》的作者看来，库布里克探讨的是两个问题：其一，性爱爆发的瞬间性以及性爱追求的永恒性（婚姻的持久与稳定）之间的冲突；其二，人的性幻想的问题。就是说，在两性关系的实践中，个我以自体的快乐冲动作为本源，成倍地扩展自己的性幻想、性实践的问题。作者对这部充满性幻想的影片展开了冷静地剖析他写道——
《紧闭双眼》中，比尔·哈福德踏进的那座奢靡而又神秘的豪宅，其中带有的神秘宗教气氛的性仪式、性派对，就是这种无穷扩展的景象。现实世界中，性困惑是人类所具有的根本性问题之一。人一方面在渴求着爱情的忠贞性、恒久性，但另一方面人类又极易受到诱惑越出规范，或者说在性问题上极易产生幻想、极富想象力。库布里克作为一个男性导演，当然无法超出男权视点。在他目光所及的世界中，我们看到了这种向往——虚幻而又真实。库布里克以影像表达出了在现实中难以企及的人内心的真实世界。实际上，他所触及的是，人的内心深处对于性的恣意敬纵的真实。
对于这部我们一般人难于涉猎的影片，也就无法同作者展开探讨。即使有的人看到了，也可能当成色情片，不多谈及。而本书的作者毫无忌讳地论说“性幻想”的话题，表现了一种勇敢和担当。在“命数”“命运预测”“宿命”“隐士”等伦理道德和文艺理论的沼泽地带，有的人选择绕开走，但总有人选择趟过沼泽，在险境中劈出一条通道。
倡导一种“慢节奏的、追求恬静的生活”，让生活多一点诗意和闲暇，让心灵多一份憩息和怡然之乐
在《惊诧与冷漠》一书的首篇，就是名为《闲暇与诗意化生活》的文章，犹如酷暑炎热中吹来的一缕清风，给我们的在焦躁竞争中现代生活降了降高温暑气。文章一开始，作者推出了关中方言里，对那些急急火火而将事做糟的人，有一句损人话：“急得死呀！”接着作者说出了一段很有哲理的话：“当你凝视这句损人话，会觉得其中潜藏着许多生命信息，它是道家的生活态度，让人从容安闲，慢慢消受安享生命时光。人一辈子，就这么七八十年，你急急火火干嘛呢？归路终是一条，急什么急？”
作者羡慕唐宋之人那种安享生命的怡然之乐，将日常性的日子，变为诗意化的审美。据说杜甫想从凤翔回鄜州看望家人，路途遥远，要向李嗣业将军借马一匹，于是打借条，借条是一首诗：“明公壮年值时危，经济实藉英雄姿……青袍朝士最困者，白头拾遗徒步归。人生交契无老少，论交何必先同调。妻子山中哭向天，须公枥上追风骠”。
他感叹杜甫在时间支配上的奢侈！既能表情达意，又合平仄韵律，那不是一时半会能搞定的。
他也感叹堪称艺术品鉴大师的唐明皇李隆基，懂音律、善歌舞，爱诗文。真正对艺术的品鉴和赏玩，需要闲暇，需要诗心，需要虚静。就是对生活本身，也须有细细的品味和感知。当时皇帝的日理万机，其忙碌程度不及当今政务要单一的多。诗云“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人闲”和“夜静”，是在一种优裕的消闲心态下，细细品咂山川鸟兽，从而才能感知万象之美的，于是才能有这样的诗美和佳句。唐人那种生活状态，今人难以想象。其生活的纯一性，实则延长了人的生命感知。时间的选择性记忆，留下来的也多是他们的身影。典雅而富于诗意的生活，成为农耕文明时代令人赞叹不已的吟唱。
作者提醒我们每个人：“时间，就在每个人手指间，不管你是在昏天黑地的匆忙中让它从指间溜走，还是在夕阳下对它静静凝视，你须明白，它真的是人世间最为顶级的奢侈品。”
是啊，前几年流行的一首歌唱道，“时间都去哪儿了”？商品大潮涌动的时代，不少人行色匆匆地奔前程，身背负着车贷房贷、子女教育的高昂费用等等高额支出，还要面对裁员和中年危机，岂一个“忙”字、“累”字了得？有的人为攀上事业之巅峰，呕心沥血，透支身体，空梦一场；有的人在官场纵横驰骋，到了成为贪官而身败名裂......但对于一些有理性的人群来说，他们后退一步，渐渐放慢了脚步，舍弃了一些欲望，买不起房子就租房住，当不了官就当布衣，挣不了大钱就安贫乐道，让生活多了一点诗意和闲暇，岂不是也不错？
一篇《人上人与人中人》，其中问题的探讨，看似平常，却也颠覆了国人的传统认知。文中讲述了这样一件事——
有一回同一位报社总编吃饭，席间有一位腼腆的美国小伙子。此时，这位美国小伙子正在热恋着报社的一位爱写诗的姑娘，后来这位美利坚小伙儿最终被我大中华姑娘征服，便带着中华文明的成果“双双把家还”了。这是后话。我说的是在席间吃饭时，这位总编问起美国小伙子的理想，这位小伙儿用他结结巴巴的汉语说：“找一份薪水高的工作，幸幸福福过日子。”总编听后大不以为然地说：“不，不，人要做大事，你为什么不能竞选美国总统呢？”但美国小伙儿坚持要过他的平民化的幸福生活，不给总编一点儿下台的面子和余地。而且还坚持说，自己这样没有什么不好呀！
作者就此事发出了自己的感知。他说，国人的文化基因里，彰显的是成就一番伟业，我们的文化精神里，充斥着虚幻的理想、成功者的法门宝典、奇异人生的雄才大略，一句话，非普通人的东西。教育里树立的楷模，都是让人树立宏伟远大目标，缺乏的是教人怎样设计自己切实的生活。不是当多大的官、挣多少钱，就是成为怎样一个名人，文化基因里传递塑造的榜样楷模，往往大而无当，凡人须得仰视，为什么不教给人最为本质的生活呢？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不教人怎样切实愉快地度其一生呢？在现阶段打造公民文化时，应赋予其新的内容。我们应该重建现代价值，建构公民完善的精神生活。若以此为标杆，我们会发现许多过去被我们遮蔽了的文化宝藏，也可发现在上述这位总编与美利坚小伙儿的冲突中，包蕴着意味深长的两种文化的冲突。
目前社会，物质条件改善了很多，可是精神疲惫是一种时代之累。争当“人上人”的信念让小孩子一出生就被寄予厚望，小学生的书包越来越沉，中年人难以喘息，老年人也难以颐养天年，能不能给“人下人”的理念一席之地，让普通人哪怕穷一点，也能有几分闲情？
由此再来分享作者在《无目的的阅读才是真正的阅读》一文中的感受，大家都会多一份头脑解压后的空灵。他在此文中说：“通过几十年的阅读体验，我感到，令我最愉快最幸福的阅读，是无目的的阅读。我觉得无目的阅读是真正的阅读，是享受性的阅读。沉入思考之中，享受阅读快感，与那些洞察万物的智者高人对话，是多么惬意的事情呵！有时书中所论，恰中下怀；有时著者所思，瞬间将你点亮；有时书中人物，让你掩卷情难已。独坐书房，内心溢满幸福，获得对世间万物的理解。这种满足，非锦衣美食可比。打开心智的阅读，不为什么目的，阅读本身就是目的。不要把阅读看得太功利，觉得读了一本书，一定要在书中寻找点对当下的自己有帮助的东西。若不这样，感觉就亏了。其实，阅读在很多时候，是一种天然的智性冲动，人将自己沉浸于阅读的愉悦中，思考天上地下的问题，也许这种思考无解，但我很享受这种过程。阅读没有目的，但最终却合乎人的智慧需要，合乎人的精神发展，是人的尊严的胜利。人的尊严使人不能对存于其中的天地万物无知无识无能，于是，阅读却是暗合了人统摄宇宙万物的天性，所以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现代阅读，许多人喜欢那些当下有用的书籍，比如，《遇见未知的自己》之类，这些提供心理困境的解答。这样的阅读，注重实用。阅读视野还是狭窄了一些。不是说不好，是说仅有这些远远不够，应该扩充你的知识边界，不要将自己囿于直接有用的阅读中。比如，这两年引起读书人关注的《人类简史》这本书，是以色列一个青年人尤瓦尔·赫拉利写的。读这样的书，没有任何实用价值，它绝不可能给你的生活提供某个现成的答案，但却对打开你的眼界视野，善莫大焉！”
诚然，不带功利性的阅读，犹如鸟儿在春日晴空下的自由翱翔，应当是一种心灵的憩息和怡然之乐。想想看，抛开手机里的嘻嘻哈哈、花里胡哨，静静地从书中抽象的字里行间憧憬着优美的山水、聆听着鸟语虫鸣，品尝着甘醇清澈的山泉，感受着哲人的智慧灵光，该是何等的舒展和惬意？
品读《惊诧与漠视》一书的上述感受，只是在流淌的高山泉水中掬起的一瓢。我粗浅的文字只算是引玉之砖。仵埂教授博览群书，知识储备丰富，行文中抽象概念和形象画面巧妙融合，让文章中的真知灼见如同星光耀眼夺目。当然，他的一些看法和观点，独树一帜，难免会有争议；他对一些敏感问题的探求，所持的意见并非为公认的结论，但是，这种探求本身，就是一种不凡精神的体现。难以被“漠视”，让人受“惊诧”，正是此书的亮点。
董惠安 2024.3.1
董惠安，男，汉族，祖籍辽宁海城，1955年1月出生于陕西宝鸡。1983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1997年加入陕西省作家协会。2000年以来在报刊发表大量针砭时弊之杂文，并公开发表历史政论专题片脚本《追寻盛唐雄风》、社会调查纪实《大创启示录——陕西大学生创业与就业的现实与思考》、长篇小说《神泉》《斜谷》、以陈忠实生平为题材的20集广播剧《呦呦鹿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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