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的一篇好文，今天也值得一读。这是因为：“精神的崇高或许是伟大的起点，灵魂的孤独却是伟大者的归宿。轰轰烈烈，灿烂辉煌，待尘埃落定之后，一切又复归于平庸。平庸注定了整个生命一种恒定的存在……”

批判的快感与尴尬

   ——池莉批判的批判

         ◎  红榜作家、评论家  黄 自 华

批判是批评家的“海洛因”，它的确能够让批评家产生一种发泄的快感。为了让这种快感能够持续推进，批评家反过来又必须不停顿的发动批判。批判的对象越是名家，快感就越强烈。快感越强烈，就越要寻找更多的名家，形成更加火爆的批判势态。因而不可避免的是，一些批评家在单纯追求批判快感体验的同时，却在有意或无意之间放弃了理性，远离了真诚，一步一步地滑向了浅薄与市侩，使文学批评远离了文学而成为社会学、伦理学批判。最后，当他们不得不面对满怀真情与期望的读者时，批评家才猛然感到了一种难以遮蔽的尴尬。

池莉不是“媚俗写手”

池莉的小说，肯定没有以往一些批评家吹捧的那么“经典”，那么优异。但是，也绝对不是时下某些人贬损的那么“媚俗”，那么拙劣。不过，无论是批评家的集体吹捧或者集体贬损，池莉都没有像余秋雨大师那样，时而趾高气扬，时而耍泼、寻讼。她只是倾听着，不争辩，不反诘，更不为毁誉所左右，依然写着她要写的作品。看来，池莉心态的平稳与成熟，至少是没有余秋雨大师那样的小家子气。

上世纪80年代，池莉经过痛苦的挣扎，侥幸逃离人生的困境，带着滴血的伤痕，拖着疲惫的脚步，从一个“码头文化”气息十分浓烈的中部城市，匆匆走向文坛。她劫后余生的第一篇中篇小说《烦恼的人生》，就直接将自己对人生、对世界的那种独特的宿命感悟；那种在强大而神秘的命运面前，无力、无助、无可奈何的生命体认，溶入了自己的文学作品。不知不觉地占据了所谓“新写实主义”的制高点，开始了她书写市民社会的漫长奔跑。

池莉的小说世界，不是一个虚拟的世界，而是那些艰辛地生活在大城市纵横交错、脏乱无序的街巷之间的市井小民，痛快淋漓、毫无遮蔽地表现自我、认识自我、张扬自我的“生活场”。池莉将自己的笔触伸向生活的现场，还原生活，书写现实生活中琐碎与卑微的世俗人生。一方面，她对生活在城市下层社会的市井百姓生命跋涉的艰辛，个体生命被岁月无情吞噬的痛楚与无奈，有着一种深切的了解和同情；另一方面，她又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以文学的残酷去无情拷问人类灵魂的丑恶，对市井生活现实中那种平庸、猥琐、丑陋的习性和人性中的龌龊与卑劣，进行了具有深刻哲理意义和强大的震撼力量的揭示与解剖。

池莉在小说中坚持的平民记事取向，实际上是一次“平民主义”的伟大胜利。作家以平视的姿态，拒绝煽情的虚构，她对转型社会期个体迷茫的真实记录，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真实的书写，是一个时代的标致。沉重的市民情结，深切的世俗关怀，亲和的民间立场，是池莉小说的人文精神能够勇敢突破政治中心意识形态话语框架，消解政治乌托邦文学大叙事文学构架，触及民生要义，直抵遮蔽下的晦暗，在人间悲情中发现美与善，真实展现下层市民的生态与心态的写作驱动力。由于池莉的小说远离了“东方诗意”的装潢，摈弃了“化蝶”的喜剧性终结，没有以一种人为的亮点，消解生命个体的深切痛苦，切除人与苦难的基本联系。因此，她的小说机智地躲避了善与恶，灵与肉泾渭分明的那种革命式的，人道主义的对立。在池莉的小说中，她从来不将主人公精神的困境推向极端，善与恶，美与丑总是同体共存，迷失的个体总是能够在困惑中寻找到自我解嘲的理由，从而在麻目的状态下获得心灵的自慰。

池莉的小说虽然远离意识形态，但并不颠覆传统。她的小说既没有重复那种宏大叙事的所谓现实主义的主流创作模式，也没有像那些具有疯狂颠覆欲望的先锋派作家一样，用自己的身体作为艺术展示的主体，对传统进行非理性的疏离与否定。池莉对小说的运筹和构思有她自己的路径，在意象的运用上，在对人物观察的深刻与透彻性方面，的确有独到之处。 

应该说，在当代中国文坛上，无论是思想的张力或者艺术的潜质方面，池莉都不是最优秀的。但她的却是一位对中国城市市民社会具有清醒认识和独到见解，在艺术上能够另辟溪径并有所创新，而且深受市民读者欢迎的作家。虽然现在的作家常常对市民欢迎一词十分忌讳，唯恐避之不及，好像琼瑶，金庸的小说，因为俗而受到普市民喜爱，一旦自己的作品受到民市欢迎，就会难脱“媚俗”之嫌。但我还是要说：池莉确实是一个深受民市欢迎的作家，她是一个书写世俗世界的能人，但绝对不是一个“媚俗”的写手。

“活着”不是春花秋月

一个亿万富翁走进豪华的五星级饭店，可以很浪漫，很优雅，很深刻。但是，一个普通的市井小民，面对眼前的金碧辉煌，肯定就显得很猥琐，很俗气，很浅薄。作家可以用知识份子精英的理想包装原本琐屑、平庸的市井生活，可以用理性筛选、提升市井生活的优雅，但那分明不是芸芸众生的本相。小人物的生活，的确世俗和琐碎，清高与神圣是他们无法攀登的精神彼岸。知识精英当然可以居高临下地对他们这种“好死不如赖活”的精神状态嗤之以鼻。但活着是硬道理，是普通市民每天必须面对的“实在”。 

在日复一日的平庸中，这些生活在下层社会的小市民，以城市人特有的小智慧，精明的计算着，辛苦的忙碌着，或者为了一点点小利益与人在街头叫骂、撕打着。他们想得最多的就是怎么让每一天能够活得有滋有味一点，至于活着的宏旨大意，他们几乎从来不去探究，也没有闲情逸致去问个究竟。事实上，在一个强大得可以吞噬一切的“秩序”中，大多数个体的人都无力与命运对抗，他们的命运就是每天生活在沉重，疲惫的柴米油盐、凡人琐事之中。除了对于自己身边的利害，不得不保持一种本能的敏感之外，对于什么高雅，什么情致，的确有着一种知识分子精英想象不到的麻木。他们的理想就是活着，活着的力量来自于忍受，忍受生活赋予他们的幸福与痛苦、沉重与无奈、平庸与卑微。对于自己生命的意义、价值，他们不可能有一种自觉、清醒的提升意识。他们不可能像那些天降大任于一身的士大夫知识精英们一样踌躇满志，一样伟大高尚。池莉的小说就是讲述这些普通市民怎么活着的故事。

卡夫卡以“人在世界的微不足道和卑微”的体验，昆德拉以“人在世界的存在窘境”来表达他们对人类生存状态的理解，池莉则以近乎于残酷的严峻，惟妙惟肖地将她所熟悉的市民社会，不加遮掩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将市井社会的一个“俗”写得真实、透彻。比起那些为了所谓“雅”而不愿正视现实，不惜用虚饰和所谓“理性”包装生活，制造出一个个乐陶陶的，类似“桃花源”式的梦幻世界的作家和作品来。池莉将极平淡、极平庸的原始生活碎片如实地剪裁到自己的艺术作品中，还原在读者的视野之下。虽然难免会受到一些自许清高的批评家的鄙薄，但是，读者欢迎，社会下层的“引车卖桨者流”们欢迎。

池莉认为生活本身就是一种俗物的认识，也并没有什么不对。就生命的终极价值而言，人生的悲剧意义是无法回避的。平庸与伟大，落泊与辉煌，精英与草民在历史的永恒中，都不过只是稍纵即逝的“闪现”。面对浩浩宇宙，茫茫长天，人显得渺小可怜，亿万富翁带不走金钱相互撞击的悦耳之声，英雄豪杰也不能永远占据昔日辉煌的巅峰。秋虫凄切的哀鸣，在中国的古诗中千年咏唱，岁月如流，人生如梦，什么才是生命固有的永恒与真实的认定呢？人生追逐的东西很多很多，金钱、权势、名誉、德行、智慧，但是在真正得到之后人们又感觉如何呢？其实，人仍然还是一个俗物。俗不可耐的基本需求和欲望，在君子和小人之间并没有什么差别。精神的崇高或许是伟大的起点，灵魂的孤独却是伟大者的归宿。轰轰烈烈，灿烂辉煌，待尘埃落定之后，一切又复归于平庸。平庸注定了整个生命一种恒定的存在，于是，人与世界仍然无法摆脱被“俗化”的命运。所以，就这一义意而言，写“俗”非但不是池莉的“媚俗”，而且正是池莉的深刻。

婚姻不是卿卿我我

池莉的小说中，大部分爱情婚姻的设计，都是小说人物生命秩序的合理存在。作家笔下的爱情婚姻也与小说主人公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以及个人的出身、职业、性格珠联璧合。池莉不写理想中的爱情婚姻，而是将真实的爱情婚姻“原汁原味”地复制到自己的小说中，致使小说中的爱情婚姻版本真实得黯淡无光，让人感到阴冷、残酷、慵困、疲惫。一点也不春花秋月，一点也不多愁善感，一点也不“酷”，一点也不诗化。既不像琼瑶小说中，不食人间烟火的缠绵悱恻，也没有“梁祝姻缘”那种凄美哀惋的诗意。但是，我们在现实中看到最多的，却正是池莉小说文本中所展示的这种平常人的“生产合作社式”爱情婚姻。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自愿或不自愿的组合在一起，时而吵吵闹闹，时而嘻嘻哈哈，共同进行物质的和后代的“生产”。这种爱情婚姻，没有情感幻象的鼓涌，没有精神光彩的烛照，明显带着一种被命运碾扎的痕迹，被生活物化的色彩；毫无遮掩的功利诉求，不加虚饰的生理欲望，编织成一个没有光泽，然而非常实用的婚姻实体。他们的爱情婚姻也如同他们的生活一样脆弱、一样危机四伏，但这样的爱情婚姻又的确是极其平凡的市井小民的最真实、最普遍的生活现实，是他们灵魂与精神的一种真实存在。当然，我们也可以将印家厚们的爱情婚姻按照某些批评家的高见，设计成另外一种精神高尚、谈吐优雅、举止端庄；堂前屋后相敬如宾、花前月下卿卿我我，能够激发读者美好向往和温馨感受的爱情婚姻模式。但是，对于那些终日忙碌在街市之上，为人生最简单的需求——柴米油盐而奔波的男男女女来说，如此令人陶醉的甜美与幸福，只不过是海市蜃楼般的幻景。

爱情婚姻与性的粘连，应该是极其自然的事。池莉小说中的性描写，远远不及贾平凹的放荡，不像王小波的粗犷，不如张抗抗的细腻。池莉写性事好像商家做广告一样，叫得响亮，而真正写起来，其实慎而又慎。实际上，池莉小说中的性描写没有一处是浅表的，挑逗性的，游离于情节之外的低俗煽情。不过，即使是这样，仍然使许多正派人的脆弱神经难以承受，从而一再引起误读。有人说露，有人说脏，也有人说煽情。但是，这种一方面谈性变色，另一方面又难以抑制的偷窥、刺探和病态的淫荡心理所特有的“伪道学”评判，只能是在一种伪善的畸形文化背景下才可能发生。事实的真相是，不是池莉小说中的性描写污秽了读者的耳目，而是有些人的萎琐人格遮蔽了自己的理性。我认为，池莉小说中的性事缺陷，根本不是性描写场面过多、过乱，而是她对性的描写，还缺乏一些优秀文学作品应该具备的那种原创性和独特性。

作家不是精神导师

中国的知识分子，不管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他们常常以圣人孔子为榜样，站在社会的高端，以精神导师自居，以士大夫阶层的怜悯，叹息天下芸芸众生的愚昧；念念不忘学着19世纪俄罗斯民粹派知识分子那种崇高的姿态，怀着开启、教化愚昧民众的救赎理念，去洗涤罪恶灵魂深处的污秽。在中国，我们的传统文化，千百年来也总是以士大夫知识分子对国家的神圣责任感，赋予文学艺术不堪承载的先进思想和道义责任，及文学艺术文本以外的崇高使命，为作家戴上一顶十分辉煌的“灵魂工程师”桂冠。因此，评判文学艺术作品的美学价值，界定文学艺术作品的深刻与浅薄，也常常以表达了什么思想，诗化了什么境界作为标尺。然而，非常不尽人意的是，尽管当代中国文坛泛滥着太多的用先锋话语包装，粉饰现实生活，打造现代英雄形象的所谓反腐小说、清官小说。而事实上，作家却并没有顺利完成“灵魂工程师”向读者传教布道、释疑解惑的神圣使命。作为小说家的池莉，她认为作家的美学理想无论多么高雅，都不可能，也不应该在自己的小说中，善意地不顾现实提升市民生活的精神层次。她更不愿意将小说作为一种说教的载体，编造一些生活中并不存在的诗意与浪漫，英雄主义与崇高形象，遮蔽现实的残酷，淡化个体体验的痛苦。她只是如实地向读者提供一种未加修饰的生活影像，真实地复原原本沉重的生活现场。在思想上不故作深刻，不追逐时尚，在艺术上不傍依传统，不趋附前卫。

二十多年以来，池莉一直坚守着市民小说的书写和市井风情的描述。然而，也正是因为她的大部分小说，广泛涉指了世俗社会中不太诗化的生活现场，不太圣洁的人物形象。一些批评家认为她的小说，精神境界过于“低俗、猥琐”，袒露了太多“灵魂深处的污秽”，“剥离了生活中的诗意色彩”，而被批评家钉在“媚俗”的耻辱柱上，当作亵渎“纯文化”的“媚俗作家”加以无情的集体讨伐。然而，这种“写市井小说就是市井作家”的判词，恐怕就是这些批评家自己也会觉得滑稽可笑。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写市井的作家其美学趣味就低级、庸俗的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上，除了《欧阳海之歌》、《红岩》、《红旗谱》之类的“红色经典”作家之外，就很难找到不低级、不庸俗的作家了。但是，即使是这些纯而又纯，自觉承担传导主流话语的“红色经典”作家，是否就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能够胜利完成无产阶级传教布道和灵魂拯救的神圣使命呢？我想，对于人类精神沉沦的挽救，一个社会责任心再强的“灵魂工程师”，恐怕也是难以胜任的。

批评家不是话语权贵

文学批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于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批评家有迥然不同的评价是完全正常的。虽然也有人十几年前曾经发表文章，以夸张的谀词称赞池莉的小说为“新写实主义的丰碑”。而现在却一反过去的吹捧姿态，加入到打“落水狗”的勇士行列，用最贬损的话语，数落池莉和池莉小说的庸俗与低劣。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这个多样化的世界，文学批评不再被某种强势话语独霸天下，文学作品不再由某一文坛霸主判定生死，不同的观点都能够畅所欲言，这的确是文学的幸运。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批评家在对中国当代新兴“小资情调”表现出特别偏爱的同时，却对生活在城市下层的市井小民突然滋生了一种格外厌恶的情绪。一些批评家常常以十分霸道的口吻，强求作家必须要将小市民写得像贵族一样优雅，像绅士一样大气。但事实上，这种极其苛刻的要求，不过只是一种椽木求鱼妄想，如同要求老舍笔下的娼妓与钱钟书《围城》中的女教授具有同等高贵的气质一样，不仅不可能，而且很荒谬。

当然，在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那些自诩清高的士大夫文人，对于被现代人称之为文学名著的经典小说，自诞生之日起，从来就没有真正承认过它们的存在价值。一些经典小说一直背着“俗”的恶名，只能躲藏在市井百姓破败的茅屋里，逃避我们这个民族知识精英的残酷追杀。《金瓶梅》的命运自不必说了，即使是《红楼梦》，不也几经禁闭和封杀，而只能长期传阅于市井吗？令人难以相信的是，在当代，也有一些极具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感的批评家，正在怀着“民族自恋”的激情，摆出话语权贵的架势，对“媚俗”的池莉，进行的“妖魔化”的集体运作，要将池莉和池莉的小说，“边缘”出纯文学的界碑之外。他们所使用的手段是叫骂，一个人的声音太小，就组织一批人集体叫骂，反正骂人是一种零风险的事业，被骂的作家不能自辩，其他的人又不愿沾上火星。于是，一些批评家在一夜之间便果然成了中国文坛的“话语权贵”。 

但是，这些“话语权贵”在叫骂声中打下来的“天下”，究竟能够维持多久呢？如果他们的“叫骂”不是为了建立文学艺术多元化的新秩序，仅仅只是为了重新圈划话语霸权的新格局。如果这些批评家不放弃批评快感的追逐，不放弃精英话语推销的使命，不放弃对作家和作品简单否定的低层次批判，那么这些“话语权贵”们企图扮演文化精英，并渴望受到人们喝彩的行动，在一个多元化的世界里，必将面临难以避免的破产困境。原因很简单，因为人们曾经当作图腾崇拜的“话语霸权”时代，早已成为不可重复的历史。

发表于2004第六期《小说评论》

（黄自华在五彩方杨的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