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与生养地的感情，于我而言，经历了一个复杂难辨的过程。从20岁的决然出走，30岁的无可安放，到40岁的回望流连，50岁的凝视与发现，其间变化皆因割舍不断的情缘。面对故乡，我时常面临种种认知的困难，有时又被一种负气的情绪打断，担心自己的讲述会冒犯什么人。起初，我以为这30年不断变化的心境缘于渐长的年岁，源自一个人涉世经历的积累，即所谓的成熟。后来细加思忖，才确认那最深处的因由——是自己对这片土地的忧思与期冀。是的，从离开它的第一天，我就在心底不停地问：它可以变得更好吗？谁可以使它变得更好？

塔里木河畔风光。焦银辉摄（人民图片）

我出生的农场位于塔里木盆地东北角，人口最多时达7000余人，在经过半个世纪的建设发展后，于新世纪到来之际隐入历史。我对它的追忆再也不是自我的、碎片的、怀旧的、浮光掠影式的，除了它对我生命的造就，它本身的命运与拥有，它肌体上的时代印痕，它迎接、养育和送走的人们，它的梦境与忧伤……犹如一幅徐徐展开的画卷，在我眼前呈现。

我从未如此全情投入《阿娜河畔》的创作中。“阿娜河”是塔里木河的古称，“阿娜”在维吾尔语里是“母亲”的意思。我成长的农场有一条人工干渠，渠水引自塔里木河，为各个居民点、各处耕地、林场、畜牧点带去宝贵的饮用水。阿娜河是这片土地的母亲河，我的小说写的就是这条河养育的这群人，他们的悲欢与命运。

这次写作，我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如何书写这些故乡的建设者。既要书写，便需了解和理解。了解相对不那么劳神，各种文献资料摆在面前，时间、事件、人物、原因、结局……梳理齐备即能完成。困难的是如何抵达他们心灵和精神的世界。即便熟悉如身边亲人，人们也未敢断言自己能够看得整全，更何况一群志向与意志有异于普通人的边地拓荒者。其中，最令我生畏的人物形象是主人公明中启。他被理想主义光芒照耀，又必须朴素平常，必须有烟火气、有温度、有缺点、有欲望，他要低到尘埃里，又要作为金子发光。这似乎仍然不够，因为，如若没有对命运本身的思考与察觉，对他坚守与留守的描写，就还只停留在世俗层面，而未上升至生命本质。

创作中，我试着理解明中启内心的两难。首先是作为一名农场教育工作者的为难。明中启留在农场培养学生，但他不能再像父亲明双全那样理直气壮地劝导农场子弟“报效”农场，因为他明白，时代的变化已让当下的孩子有了更多选择。他要考虑孩子的个人发展，也要考虑家长望子成龙的期待，更要考虑让孩子们留下来的理由。“农场何以承载孩子们的未来？”在这道未解之题面前，明中启犹豫了，他明白，一个人要往何处去本是个人的选择，他是决然不应干预的。另一个是，作为一位试图窥破命运企图的独行者的为难。他留在农场是个人的选择，他对这片土地的情谊也独属于他个人，是他生命单方面的发力，好似他对楼文君的情感——一只射向茫茫沙海的箭矢，满弓射出，空空落下，最终回应他的，只是寂寥时空中的一缕风声。或许，从老师尤汪洋的莫名消失起，他便隐隐窥到所有人皆会隐入历史的终极命运，他的留下自有其不愿讲出的理由。他是真正懂得孤独的人，因为他并不需要他人的理解。可以说，写作《阿娜河畔》中的每一个人物，都经历过这样并不轻松的理解之旅。

其次的困难在于语言。我在变化，故乡在变化，这片决定了我从哪儿来的土地，始终在不动声色地更新我对她的情感与认知，而每一次更新又在更改着我的书写方式和语言表情。我先前的故乡书写，多取自我对故乡的记忆，从修辞、节奏到语调，叙述者有着更为主观、强烈的语言表达。到了《阿娜河畔》，“我对故乡的记忆”必须转变为“一群人和一片土地的关系”，基于书写对象的改换，小说需要在新的情感维度上，寻找新的叙事基调，展开新的认知和想象。因此，讲述故事的口吻和语调也随之改变。

遥远又寂寥的边疆屯垦史，一群被历史洪流裹挟的人们，用何种语调的讲述才能与他们的经历和命运匹配？寻找语言的过程，如同开启保险箱，耳戴听筒等候密码锁跳出那道清脆的咔嗒声。我需要相信自己，有找到它的耐心与敏感，不见得非要有多少次的推倒重来。我记得自己在等待，等待那句主导全书的话，终于在某一天的黄昏，从一段深沉清澈的大提琴旋律中来到我的指端。必须降低音高，必须减缓节奏，必须是一种舒缓、朴素、深情的语调，才能与那个遥远又寂寥的时空相匹配，才能盛放那样一群坚韧又明净的人的经历与命运，才能让他们自带光亮的心灵支撑起自己的人生。

这一次，一种新的语言将我紧紧包裹在一个陌生新鲜的文学时空中。写作《阿娜河畔》过程中，我的身心完全融入其中，完全附和着它的节奏在说话、在感知、在哭、在笑、在思考，这是一种崭新的创作体验，因为我从未如此贴近过自己小说中的人物。等到小说完成，我又欣慰地发现，这种新的语言已经溢出文本来到我的生活中，已经不知不觉重塑了我与故乡、与他人、与世界的关系。

书写者在生长，故乡在生长，文学中的故乡也在生长。三重生长相互呈现，相互改动，相互充实。左右和增损彼此面貌的，始终是我与故乡的关系。正如文章开头提到的，我与故乡的情感，经历了一个复杂难辨的过程，即便今日写出这本《阿娜河畔》，我仍然觉得还有更多没有被写出的部分，还有更深邃精微的内容等待我去挖掘与呈现。或者说，我对这片土地的呈现，必须紧紧缚于我对她的“有情”之上，否则，她是不会向我展现她更广大的内在的。